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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中]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本土化、经验中国与实践效应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9-06-03  作者:李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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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当前,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推动其现代转型与多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构的同时,在批评实践效应方面尚有深化之处。近年来,本土化问题因与民族身份、中国方案、中国经验等问题相关而渐成颇为活跃的价值论概念,并成为中国故事讲述能力与中国价值再诠释的隐喻,西方话语焦虑又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本土化问题探讨的情绪化倾向,导致对西方话语的批判成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最为显豁的叙事症候。如何构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中国经验,需要对西方话语的理性审视,更需要在民族文学创作基础上展开对本土批评实践的客观辨析。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批评 本土化 中国经验 实践效应

 

  近年来,本土化问题一再成为文学批评场域内的关键性语码,一方面,批评对西方话语的“路径依赖”导致“去本土化”问题日趋严重。尽管张江的“强制阐释论”引发了学界对西方话语与其生产的谱系性反思,在批评实践中以西方/本土间知识等级差异秩序获取文化资本,强行肢解本土问题以刻意迎合西方话语言说逻辑,理不清自己问题的症候与其生发源流,摆不正自己在本土/他者间的关系位置,以西方化消解本土文学批评的民族传统与美学遗产,在批评的价值命题、逻辑规约、知识谱系等方面日趋与他者趋同等现象仍尾大不掉,“批评危机”、“表述危机”或“话语危机”问题凸显。在学术资源流动性加剧的全球性知识景观面前,这种表述焦虑形塑着本土化问题的合法性出场。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的相对稳定,建构与之相匹配且能够与世界对话的话语体系或表述范式等成为学界的集体性诉求,“本土形态”、“中国经验”、“中国方案”等潜隐着强烈叙事冲动的话语表述得以在本土场域内播撒,本土化问题渐趋被赋予为化解西方焦虑、彰显民族情怀、表述国家认同的隐喻。由此,适时返回本土话语现场并探究本土问题言说的经验与其范式,审视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何种程度上介入了本土问题言说以及言说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经验生产提供某些方法论的突围与其相对有效的路线图,并以其自身的主体性生产参与全球话语规则制定。

  一

  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构造产物却成为独立学科建制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自新时期伊始便真实感受到西方话语“影响的焦虑”,一系列在本土批评实践中通用的概念、术语、命题与言说范式等都离不开“西方话语”或者是在他者启示下的言说,难以充分确切地阐释本土少数民族文学叙事经验,难以深入开掘其美学遗产的历史脉络与生产现场,难以对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未来走向及建构策略做出成合乎话语生成规律的谋划与预测,在批评对象的选择与言说能力,批评话语资源的鉴别与阐释能力,抑或本土批评的理论创新与建构能力层面等,自然遭遇极大的信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对“西方化”的反思随着经济层面上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的相对巩固、文化层面上保守主义思潮复兴、社会层面上民族主义思潮崛起等多重问题叠加而成为本土学界的集体性诉求,“西方话语”甚至作为与本土话语的对立性叙述范式成为某些批评者对“西方话语”的基本认识论。在诸多学者看来,西方话语泛滥导致本土批评失去对本土问题的发现及创造本土话语体系的契机,有学者甚至认为,没有“西方话语”这一强大他者在场,以“感悟性”、“体验性”或“性灵式”为根基的民族理论形态就不会在当代中国“中断”,就不会导致目前的“失语症”;……由此以来,诸多批评多在未及对自我问题审视情况下便以一种提纯或过滤方式将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所有弊端皆看作是“西方化”惹的祸,批判/解构“西方话语”成为一种先验性的“政治正确”,一种肆意夸大“西方化”风险并竭力予以抵制/质疑的批评倾向渐成批评主潮,对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本土化”与其生成的本土经验等却缺乏足够的尊重/敬意,其批评实绩一再被看作“一团糟”、“一抹黑”或“一无是处”等;“文学批评尚且存疑,何来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臆造的概念”、“批评是一种公共性话语,无民族之分”等质疑声不断。就上述意义而言,我们更应该审视的问题是,西方话语在本土化过程中存在的病象或局限,究竟是西方话语自身的问题,抑或是我们自身在使用西方话语时出现了问题?明乎此,才能避免对西方话语要么无限赋魅要么完全拒斥的二元论批评范式。笔者的困惑是:长期以来,我们在检讨西方话语问题时总是将批判矛头投向西方话语诸如诘屈聱牙啦、理论晦涩啦、脱离语境啦、以偏概全啦;或者科学主义啦、非理性主义啦等,却少反思西方话语作用于本土时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例如,我们是在什么语境下使用了西方话语、对西方话语是否了然于胸、清楚明白、深得其精髓?还是一知半解、囫囵吞枣、按葫芦画瓢?抑或出于携他者自重以标示自己“勇立潮头”?若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却硬要将之归因于西方话语,不仅无助于对他者认知,亦无助于本土病象的清理或本土话语生产。詹姆逊曾针对学界一再对他提出的“第三世界文学是民族寓言”观点表示质疑时回答说:我不负责将该概念真理化或普世化,我只是论述我的观点而已,若是我书中的论述足够支撑起我的观点,就已经足够了。他的意思是:任何理论都不能囊括所有现象,它只能阐释它需要面对的现象。或许,恰是因为缺乏对理论有限性问题的理性审视而最终陷入对他者话语的集体性狂热状态,大量的话语泡沫或理论过剩导致我们在短时间内因吞咽各种流行话语而产生腹胀效应,跌入詹姆逊所谓“赢者终输”吊诡。以当前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实践中较为活跃的“文化多元论”为例,“文化多元论”的本意是促进人们从边缘群体的维度去评估及思考文化多样性/差异性问题,彰显平权意识。但该概念一旦作用于本土却发生了价值论偏移,即批评者往往据此在批评实践中变异为对少数民族文学亚文化价值的再赋魅,强调少数民族文学只能写天然、纯粹、绝对的民族文化身份,只能写原生态的民族文化,批评的公共性就在这种偏执中隐匿了。再如,尽管中国多民族始终如“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中国多民族文化/文学长期频繁地交往交流交汇形塑了其无论以何形式、用何语言、选何题材、取何文体都与主流文化/文学一道参与着“中国故事”讲述和“中国形象”塑造。然而,由于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性身份在主流话语表述中长期未能得以充分展开,二者间所潜隐着权力或等级秩序问题很容易与后殖民批评话语中的“他者”、“压制”、“对抗”、“内部殖民”等问题相媾和。由此以来,原本以解构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权力话语关系为价值取向的后殖民批评话语却以一种颇具合法性身份的理论话语进入本土批评实践,并在随后的批评实践中日益异化为边缘中心化与族群差异本质化的价值论表述,主体民族/少数民族间的“内部殖民”成为后殖民批评话语在本土场域在兹念兹的问题;在批评方法论层面,以类似于“殖民话语”的本质主义方式在主体民族文化/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化/文学间标示出“我”与“他”的对立性叙事范式,以主体民族文化/文学的评价系统和价值论体系遮蔽少数民族文化/文学自我叙述的权力,在边缘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汉族文学与民族文学、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间采取“区分/排斥”机制,以将主体民族文学与作为“他者”的少数民族文学重新纳入知识权力等级的差序结构,重新跌入“主流文学—先进/民族文学—落后”的权力话语的想象性建构格局,作为地方性知识生产的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复杂性特征在被误读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中逃匿了;……如此以来,本土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因大量“借贷”于他者而难以被他者纳入自身的话语生产谱系,也因对他者话语的非语境化操演而存在不接地或不及物现象终沦为对象缺席的言说,成为批评苍白无力的写照。

  “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是“少数民族”的文学批评,“少数民族”这一前缀已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设置了相对稳定的话语边界与阐释框架,在叙事话语规定性层面标示着与主流文学批评的“区隔”,这种“区隔”潜在规约着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要以其相对独特而独立的言说范式、话语系统、价值取向及批评伦理等表征出“少数民族性”。由此而论,作为他者的西方话语很显然在本土批评实践存在着“水土不服”问题,主流话语同样也是作为他者而难以畅通无阻地进入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展演。例如,作为新时期重大理论突破,甚至被认为是“文艺学第一原理”的“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观念,时至今日,仍被认为是文学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或其他意识形态表述方式的本质论特征,“文学的对象和内容必须具有审美价值,或是在描写之后具有审美价值”等被认为,“不仅是新时期文艺理论对于文艺极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反拨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肇始于20世纪初我国现代文艺理论意识形态论和审美论两脉的扬弃与重建,代表了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成果。”受“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等理论话语影响,学界总是力图从少数民族文学的语言、文体、结构、叙事等层面探索其审美价值或艺术价值,或者将文学性的有无作为评价其价值的基本尺度。但是,由于少数民族文学与民间口头文学,与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与身份重构等问题存在的源流关系而呈现出典型的体裁混杂化、语言民间化、结构故事化、叙事模式化等“前现代”现象,很显然与现代性意义上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存在着本体论层面的差异,由此以来,少数民族文学便以所谓的“文学性差”,“审美价值欠缺”,“跌入民间文学窠臼”等而被学界予以标签化评价。对于如何阐释或论证少数民族文学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混杂,民族意识与公民意识彼此交织,族群认同与多元化认同相互缠绕,族群边界与他者空间共时流动等情况下的叙事症候,以什么方法论或话语范式去阐释,阐释的价值论目标与伦理原则是什么,如何判断其阐释有效性,以何判断等问题,都潜在诉说着普适性批评话语在本体批评场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如刘俐俐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