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集整理是民间文学最基础性的工作，没有对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也就谈不上民间文学的研究了。我国具有悠久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传统，从先秦时期的“采诗以观民风”到“五四”时期的歌谣搜集活动，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民间文学资料。尤其是上世纪 80 年代开展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取得了举世无双的辉煌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一大批热爱民间文学事业的搜集整理者。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才使得大量流传于口头的民间文学作品得以以书面文本的形式保存下来。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只见“果实”不见“果农”，把这批幕后英雄忽视了，这不能不说是学界的一大缺失。就参加“三套集成”工作的搜集整理者而言，有不少已经辞世，健在的大多已进入耄耋之年，所以对这批人的研究，已是刻不容缓的工作。这项研究工作，不仅具有抢救资料的价值，更具有学术史和学术研究的意义。

　　首先，搜集整理者长期生活、工作在基层，他们虽然大多没有受过民间文学的学术专业训练，但他们钟爱、痴迷民间文学事业，又非常熟悉当地的文化，熟悉当地的人脉，所以能够搜集到大量流传于当地的民间文学作品。尽管在“三套集成”搜集整理工作中，已整理成文字的有乡镇街道油印本、区县内部资料本和省市卷公开出版本，但由于各种原因(或是记录材料零散不成文，或是认为思想倾向有问题，或是认为记录内容不健康如色情等)，搜集整理者手中掌握的原始资料仍有大量未能公开发表。另外，在“三套集成”搜集时，已普遍使用录音设备，录制了大量磁带，保留了当时一批著名故事家、歌手的现场讲唱声菩，这些磁带绝大多数散落在搜集整理者手中，经过二十多年，有的已经消磁，还有大部分即将消磁。这两部分资料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都极为珍贵，是“不可复制”的。因为当年采录的故事家、歌手绝大部分都已去世，仍在世的也大多因年老体衰不能讲、不能唱了。因此，搜集、整理、出版搜集整理者手中的原始记录资料，将录音磁带数字化，不仅迫切而且意义重大。

　　其次，搜集整理者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搜集整理(中国传统称“采风”，学术界通行称“田野作业”)是一项实践性、技巧性很强的学问，恰当的方法至关重要。一些著名的搜集整理者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会有一些失败的教训。通过有意识的交流、访谈等形式记录下他们的经验教训，对于年轻的从业者来说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也可以丰富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知识宝库。尤其是那些在长期田野调查中来自故事家、歌手和他们自身的感悟，也许只是片言只语，但这或许就是提炼出中国话语、中国理论最核心的要素。

　　第三，通过对著名搜集整理者的研究，可以准确、客观、实事求是地评价“三套集成”作品的价值，更好地利用“三套集成”的成果，促进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外国学者对《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搜集整理的作品，往往有许多诟病，对这些作品的原真性、准确性、科学性一直存有非议。这其中固然有“政治偏见”的成分，但更多是因对当时搜集整理情形的不了解所造成的。因此，正本清源，还原当年搜集整理的真实情景，从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角度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而从当年亲身亲历的搜集整理者入手，无疑是最有效的途径，了解他们是如何搜集的，如何整理的，整理的原则是什么等等，通过这些真实而具体的“口述”资料，准确地了解当时搜集整理的真实状况，然后进行客观的分析，对不足之处勇敢承认，对成功之处充分肯定。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区分不同的情况，恰当、科学地运用“三套集成”的宝贵资源。同时通过对一些著名的搜集整理者的个案研究，可以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理论和方法。

　　近些年来，对民间故事家和歌手的研究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这是一种可喜现象。而对搜集整理者的研究几乎仍是空白，在此强烈呼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及各省市的民间文艺家协会、大学及科研机构的相关学者，应尽快投入对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者的研究工作，这也是一种抢救，抢救他们手中珍贵的资料，抢救他们搜集整理的宝贵经验，抢救他们对民间文学的实践感悟。当然，参与“三套集成”搜集整理的基层文化工作者数以万计，不可能全面展开，从实际情况看，每个区县往往也只有少数几位是最著名的，该区域的民间文学作品绝大多数是通过他们搜集整理的，因此可以把研究工作的重点放在他们身上。

　　作者简介

　　郑土有，男，1962年4月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县。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民俗学专业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民间文学、文艺民俗、信仰民俗及吴语地区民间文化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代表著作有《中国城隍信仰》、《吴语叙事山歌演唱传统研究》等。目前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上海市文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