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从1983年就已经开始写作，但红日还是个新作家，因为从1989年从政后，他的创作开始了断续的旅程，直到2003年才恢复。这个人生经历的背景对于理解他的作品很重要，那种常年在基层工作所获得的丰富经验，不是靠短暂的体验生活或者旅游采风所能够提供的，那是经年累月呼吸濡染在一种环境与氛围之中才可能具有的从表面到肌理的全面而整体的经验。这种十几年经年累月的机关生涯凝聚成他近年来的“文联三部曲”《报销》《报废》《报道》和讲述乡镇干部生存状态的《述职报告》。 

　　这些作品中具有纪实的自然主义色彩，即它们与生活齐平，文字精细入微地描摹了生活，并且见证了作家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消融。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宏大历史观念遁形之后，经验世界是如何形成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一位作家的表达，毫无审美距离的贴近性描摹，会给文本带来一种透明的表象，似乎文字的呈现直接成了生活的面貌本身。如果放眼更广阔的同类官场或者社会题材写作，我们会发现，红日并非独例，这无疑显示了当下文学写作具有共性的某种东西，事实上也就意味着某种特定的“时代精神”已经潜在地成为作家的写作无意识。那么，这种写作无意识究竟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动机造成了这样的状态，又是如何令写作的自我与现实中的自我没有差别，随时可以互换？ 

　　“市文联”是红日笔下的常见意象，它在现行的中国行政机构中属于处级单位，不过是庞大交错的权力网络的毛细血管，然而它也是内在于整个体制之中，所有权力机构相应涉及的人事、制度、盘根错节的情感往来也一应俱全。红日孜孜于对这些权力体系的细枝末节进行精细描摹，就像一个勤奋的人类学家介入到某个族群中对社会结构、关系、动态往来进行“深描”。需要注意的是，他的文本并没有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深度发掘或者揭示某种社会规律的企图，他只是在讲述一种细琐乃至边缘的“中国故事”，呈现“事实”，而不是“判断”。故事的形式和节奏决定了小说着眼于体察而不是评判，是一种呈现与告知的状态。叙事声音的这种方式导致了故事本身的平面化，曾经被现代主义注重的内面的深度个体也消失了，人物都是平面化的人物，不具备典型性。他这些小说的主人公几乎都可以视作同一个人，或者说他小说中的那些基层机关人物是个群像，而他意不在塑造某种性格，而是营造一种现实氛围和关系结构。 

　　“关系”是所有这些作品的真正主角，当人物遇到困恼与矛盾的时候，通过现行制度正面解决的途径几乎从来没有提及，人物的第一反应是利用各种人际关系去“曲线救国”。《报销》里H市的文联主席章富有因为屈指可数的办公经费与繁冗杂多的实际事务之间造成的金钱匮乏而狼狈不堪。这本来是集体的困境，却需要由作为领导的他个人来承担。他必须要在春节前把单位由于各种必要或无聊的活动与应酬所产生的费用报销掉，在这个过程中他想尽办法：找上级要钱，以摄影家协会主席的身份诱惑拉拢酒厂厂长赞助，甚至与酒店老板老婆上床企图让她说个好话宽限几天。小说的叙事动力是个大限将至的时间结构，这种好莱坞电影式的紧迫感一直伴随着读者的阅读始终，本来这是快感型的节奏，然而章富有如同一只陷入蛛网中的昆虫努力挣扎的徒劳无益却让人感到粘黏、焦躁、不清爽，当最后他的一切找钱报销的举措全告失败之后，忽然“机械降神”式的荣厅长拨来了三十万旧房维修经费解决了他所有的问题的时候，也并没有带来压抑许久之后按照常规应该如期而至的快感。 

　　快感的难以形成来自于个人所承受的不能承受之重：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纠缠在一起，就像泥巴与水混合成为难分难解的一滩浑水，暗示了正规制度出现的窳败与失效，人们不得不走向自求多福的境地。但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混融，呈现的确实集体意义上的公共性的消解。这种荒诞与矛盾的境遇的出现显示了当代生活的普遍面相。集体性的瓦解与个人主义的兴起是20世纪以来文学的核心命题之一，然而到了红日这里，经过了“短20世纪的终结”之后，那种雄心勃勃的个人主义式的英雄在新世纪已经退隐了——1980年代的高加林甚至在1990年代初期还可能在邱华栋笔下那些北京的外省青年身上寻到自己的影子，但如今个人奋斗在时势大于人的情境中显然已经只能是令人念想的理想主义。像章富有这样疲于奔命的失败个体成为普遍性的心理感受，屌丝的形象不仅映照在从农民工到底层公务员的脸上，更铭刻在他们的心里。 

　　在这种情况下，现实的繁琐如同弥漫的雾霾，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无边无涯，人物纠缠胶着在其中疲惫不堪，根本无暇顾及心灵。小人物被现世生活所累，根本无法拥有畅想的高蹈姿态，因而无法进行深刻的反思。这种人的境况的发生不能仅从个体身上找原因，而是一种特定时代社会结构性固化所形成的对于个体的压抑。个人在这种无能为力的处境中于是放弃了自己的主体性，叙事者红日的瑶族身份这种特殊性层面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他要处理的是带有普遍意义的话题。《述职报告》里水泥厂发生事故的时候，县委领导班子开会讨论谁该承担责任时，一个官员说：“我们现在要追究的责任人，必须是在我们的权限范围之内，至于政府班子成员的责任，应该由哪个同志来承担，那是市委决定的事项，轮不到我们来拍板，你们现在是以吃地沟油的心去操中南海的事，真是的！”[1]这种敷衍脱责的行为固然有着个人修养与职业道德滑坡的原因，更主要是它显示了一种习以为常的思维惯性。即每个人都是在所谓的“权限范围”之内思考问题，而命运则放手于更高一层的权力象征。当个人与他身处的社会环境彼此割裂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情形，即个体不会再认为自己与整个集体性的体系密切相关，自己的实践举措尽管风起青萍但依然是有意义的，可能会反作用于体系本身。到红日笔下的人物这里，这种对于自己行为有意义的自信焕然冰解，红日的写作正是投射了这种时代社会人的症候：他们都是过着一种意义消失的生活，并且对意义本身不再感兴趣，甚至可能早已遗忘。他们与他们的生活构成了一个意义消失的世界。 

　　意义消失的世界是个一个犬儒主义盛行的世界，用提摩太·贝维斯（T. Bewes）的话来说，就是“对政治现实（以‘宏大叙述’和‘整体意识形态’的形式）分崩离析状态的一种忧郁深广和顾影自怜的反应。”[2]这是一种后现代式的品格，不仅异化于社会而且异化于其主体性，精神上显示为一种将“应然存在的世界”调教为“实然存在的社会”的堕落。 

　　向实在屈服，超越于日常生活层面的意义的消失必然导致在文本上去深度化的出现，其结果是细节的枝繁叶茂，基层经验像漫漶的大水淹没了可能具有反思精神的个体。如前所述，基层经验体现出向人情与规则之间的一边倒现象。集体性制度的存在被搁置化，每一个在体制中活动的人物似乎都深谙制度之外的另一套游戏规则，并且游刃有余，丝毫没有犹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日的小说接续了自晚明以来世情小说的余脉，是“描摹世态，见其炎凉”[3]的世情书。作家并没有试图将主人公从烦冗庸俗中拯救出来的企图，因为他深谙在无边无际的权势之内自己的无能无力，写作在这个时候并不具有救赎的功能，而是身处庸常中的庸常行为之一种。它的神圣性荡然无存，倒是将“文学”回归为生活的一个平常组成部分。失去了精神的支撑，写作就像早点摊贩烙一个烧饼或者裁缝制作一件衣服，同样是个人的手艺，是世间生态的一部分。 

　　这里涉及到作家怎么面对时代真实的问题。红日采取的是平视主义，叙事者大多数时候与主人公“我”合而为一，这个叙事人是浸泡在一整套繁复错综的关系网络之中，其视角并没有超越于他所处的环境之上，而作者也并没有任何提升的欲望。这就使得叙事本身呈现出吊诡的层面，作者与叙事者同时身处现实之中，但是并没有跃出现实之外，他的叙事也没有对现实施加任何的介入举措。这是一种非介入的在场，显然不是具有批评意识的知识分子式精英叙事，而是一种抱有体贴与同情的大众声音。叙事者常常认同于主人公的视角，《报废》一开始就自嘲“我们单位”文联是个“前列腺部门”，用一分钱就像排一滴尿一样困难。但是就在这样的单位，新来的李主席因为羞于单位配车的低档次而积极投入到换车的行动之中。这个事情成为整个文联超越于其他一切工作的重心，为了筹集换车资金费尽心机办了一个刊物，并不是为了繁荣文艺事业，而只是为了拉得赞助。这一系列行动只是印证了曾经作为精英的文艺工作者在精神上的逐级降解，曾经在1980年代想象中高扬的人文精神荡然无存，这群人的精神空间退缩到小市民的虚荣之中，那辆“大众PASSAT领驭”就成为活生生的物质象征。这里透露出的是199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式观念的深入人心，金钱强势地抢占了文人象征资本的领地，在浪漫主义时代汲汲于精神的文人也必得要靠资本实物来给自己的自信加分。而整个社会关系变成了交换关系：为了解决配车超标问题的审定核准，“我们”四处找关系希望能影响一个恪守规章的女副科长。但“侦察的结果让我们大失所望，仿佛她已经对我们单位的不轨行为做了滴水泼不进的防范。她的丈夫除了喜欢与外籍游客对话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爱好，连外国文学都不阅读。她的女儿既不练美术书法剪纸，也不练声乐舞蹈钢琴，练的是乒乓球。他妈的！这不是跟我们对着干吗？”[4]这个荒谬的桥段带有一丝悲凉的味道：文联所能提供的交换资源实在太过稀薄，这被“我们”视为审批不能通过的原因。 

　　红日在波澜不惊的叙述中显示的这种变化，实际上是个惊心动魄的精神衰变。原本的人文知识分子蜕变成新时代的契诃夫笔下那种谨小慎微、胸无大志的小公务员，他们不再关心灵魂和其他高尚的事情，而把眼光放在肉身和符号消费带来的虚假快感。在经济之外，还有等级制度所造成的困境——本该报废的老车因为僵化的体制而无法退役，另一方面处级单位的级别也决定了用车的等级，李主席们的生存智慧、巧妙心机最终止步于此。最终因为一场事故终于让老车走上了报废的命运，却也让司机的双腿报废了，那辆新PASSAT终究也只能落入搁置的实际报废的命运。我们可以看到，“级别”作为固化了的体制铁门槛的威权。道德与虚伪的张力、精神的紧张与挣扎在文本中不再出现了，人物做任何违背规章制度的事情都有种心安理得和理所当然：伪君子都不再出现，真小人不觉得在伦理上有任何的欠缺和过错。也就是说，自我反思这一维度已经在人物的情感结构中消失了。那么，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消失的呢？描写官场的小说在1980年代还有着带着启蒙热情的主人公，然而从新世纪以来的王跃文《国画》、李佩甫《羊的门》以来，主体逐渐收缩为为了个人利益以高妙的生存智慧辗转腾挪的小人，曾经的集体利益被全然搁置。近期阎连科的《断裂志》更是以寓言式的写意勾勒了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复活。到红日这里，似乎走得更远，以至于回到了晚明晚清的社会小说、新闻小说一路。 

　　但红日又不是愤世嫉俗的，文学既然已经不再是救赎的途径，就像那些原本的手段成为目的。那么，它的意义就为了世道人心存留一份记忆。恩格斯评述巴尔扎克时所说：“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红日的见解隐而不显，却同样让读者“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5]H市文联的欠账发票可以一窥所谓“事业单位”的日常开支和活动一斑： 

　　一张威运大酒店会议餐饮费、住宿费以及公务接待费，计五万四千六百元；一张是“俞平夫打印店”打印、复印文件材料费，计八千九百元；一张是“努力推动文艺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横幅标语制作费，计五百元。四张欠账发票，总额为六万六千七百元。这六万六千七百元，实际上也是H市文联本年度的公务开支费用。……作为一个拥有十一名干部职工和十个下属协会的正处级单位，这六万六千七百元的公务开支，应该不算高的。而且这四项开支也是必须的，符合规定的和问心无愧的。一年一次的文联委员会议是必须召开的，这从中国文联章程到地方文联章程都是这样规定。还有上级文联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各兄弟县市文联前来交流，不可能躲着不见吧。至于搞板报比赛悬挂横幅标语，那是市里统一布置的活动，是政治任务。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你不搞也得搞。章富有无法在这四张发票上爽快地签上“同意报销”这四个字，肯定有他的原因。原因是目前H市文联的账面上只有四千三百元，多一两分肯定有，那是利息。而这四千三百元，一份也不能动了，要在“荒月”的时候才能动用。[6] 

　　这里罗列的不仅仅是日常支出的名目，还有文联这一文化事业单位的工作内容。我们赫然发现，在红日的笔下，文联作为文官体系的组成部分完全在体制内部运作，与体制外民众的生活几乎不发生关联，与更超越的精神生活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它像其成员一样，成了个意义消失的空心化存在。红日以一种去心理学的经验主义，呈现了亲身、现场、综合、不可还原的琐碎日常，却没有走上“日常生活审美化”，没有含义的输送，也没有激发意义生成的企图，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真实经验。 

　　这种真实经验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地方在于它只提供事实不提供价值与判断。就像他的小说中时不时蹦出来的短信与段子，并没有反讽的意味，红日的叙事全部是可靠叙述，诉说这种生存经验本身就是目的。他无意开拓人物内心层次的感性本质或者形而上学庇护下的理性本质。然而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人不可能停留在蝇营狗苟、勾心斗角的层面，他必然有着生机奔波之外的精神空间，这个精神空间也许不是那么超越，却是疲倦与无奈时最后的依靠。《述职报告》中，从乡镇书记岗位调整上来但还没有新的任命的“等代办”官员玖和平，像他的同侪一样精于官场上各种厚黑之学[7]，平息上访，代理政府办主任，处理水库移民，每每能在河边市的小小道场中合纵连横、黑白通吃。然而，他希求升官时回乡祭拜祖坟求得心理安慰；到母亲患癌症、无药可治的情况下，也只能找巫师道公进行“补粮”的民间传统救赎仪式。所谓“补粮”是一种桂西北盛行的风俗，认为老人一生中的粮食吃完了，生命走到了尽头，需要子女们从别人那里偷一点粮食给他补充，以延长寿命。另一位副县长姚德曙贪污受贿在接受调查前心神不定，也需要请道公来帮忙“过油锅”。究其原因，当然是由于早先公共信仰的消解，形成匮乏，而使得精神下行，从民间中寻求慰藉。更主要的是，作者有种平视者的悲悯——他所讲述的世情故事中，一系列主角都是普通人，而普通人就是普通人，绝对不会升华为某种道德或智识上的英雄，却有着最后的伦理底线：不害人，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情况下乐意帮助别人。 

　　如果说，高标准的道德是一种利他主义，低标准的往往是利己，那么这种普通道德则是一种时代的新道德，区别于利他的积极道德与自私的负面道德，姑且可以称之为机动的“中立道德”。中立道德可以用海桑的一首诗简单地说明：“你呀你别再关心灵魂了，那是神明的大事/你所能做的，是些小事情/诸如热爱时间，思念母亲/静悄悄地做人，像早晨一样清白”[8]。在意义消失的生活中，世界上存在的多是这种机动的中立道德，它会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适时变化，要在为自己谋求更好的生活，关注于个体自身的平常心态与生活。它固然是最低的标准，却暗示了一种在意义消失的生活中重建意义的可能，玖和平、姚德曙在绝望中返回民间的弥散性宗教，只是困兽犹斗式的本能。而到了近期的《报道》中，红日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意义：在建立集体性皈依中认识并重建生活。 

　　文联的记者“我”下乡到龙骨村扶贫，出山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个贫穷的山村。围绕着拆天桥与修路，产生了常见的官员颟顸推诿、迟滞不作为现象，“我”人微言轻，虽然比之前下来“扶贫”的两位只知道吃喝的同事更有迫切希望帮助村民的同情心，实际上与当地村民一样也有心无力。“人民群众是不会走弯路的，只有干部才走弯路”。[9]数次求助无果之后，村民在干部老跛的带领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冒着违法的危险之极制造炸药修路——制度的反人性再次被浓墨描写。作为制度衍生物的“干部”们在之前以修路需要“长期论证”为借口不作为，到村民建成了一部分路被“我”报道之后，又纷纷带着媒体来抢镜头。在这个小说中可以看到红日在思想上的发展，他加重了讽刺的笔调，却又带有主旋律色彩：之前画家导演下乡来空言许诺说要同构拍电影、画画、报道把公路引进来，但实际的情形倒过来了，村民自己把公路修成，从而引起别人的兴趣，把电影引进来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0]毛泽东在七十年前所说的话，似乎在这里得到了响亮的回声。红日让老跛及其代表的一群村民在无望的情况下自主行动，在行动中结成了新型的集体，通过集体的努力完成了效率底下的体制所不能完成的实践。这种主旋律式的书写不着痕迹的，既有入骨的批判，也有新价值的建立和颂扬，有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我”正是在下乡与先民共同生活中，才见证了这一共同体重塑的过程，而这种见证行为本身也是链接曾经被割裂了的公务员（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关系的隐喻。“我”不再是只关心自己切己利益的脱离群众的另一群体，而是在参与性活动中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这不禁让人回想到社会主义中国时期的一些文学实践，“在创造典型的同时，还原于全体的意志。这并非从一般的事物中找出个别的事物，而是让个别的事物原封不动地以其本来的面貌溶化在一般的规律性的事物之中。这样，个体与整体既不对立，也不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是以个体就是整体这一形式出现。采取的是先选出来，再使其还原的这样一种两重性的手法。而且在这中间，经历了生活的时间，也就是经历了斗争。因此，虽称之为还原，但并不是回到固定的出发点上，而是回到比原来的基点更高的新的起点上去。”[11]作为个体的“我”实际上与整体融合为了一体，个体与整体不再是对立或分裂的状态，而成为彼此互相支撑与显现的条件。 

　　红日的这种观念发展和对于集体性的再发现也许是无心插柳之举，却正显示了现实世界里，人们在无意义的生活中寻求重建生活意义的冲动。坚不可破的现实既无高潮又无起伏，在钝刀割肉式的逐渐败落，那种一盘散沙的土豆式民众在生活的教训中，逐渐凝聚起来自救，成为一个个集体性存在，通过自己的实践与历史对话，进而改变了历史本身。有意味的是作为见证人的作者“我”对于“报道”这种写作行为进行了反思，这个在困境中重新获得反思能力的书写者让写作自我与现实自我区别开来，从而让写作对现实有了反作用能力。现实不再是不假思索的信息——那些从各种媒体纷至沓来的“现实”其实只是化简乃至扭曲了现实的符号，现实成为一种需要主体参与的实践。这是一种新的起始，预示了各种可能性，也为红日的写作拓展了值得期待的品质。 

　　本文原载《南方文坛》2015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