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界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研究可约略分为两类：一类立足于揭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沉积的诸多弊症，诸如理论话语滞后、疏离创作实际、缺乏主体性及公共意识等，在此前提下，从理论策略及操作方法上制定各式脱困新生的批评方略；另一类专注于某一族群（目前主要有蒙古族、维吾尔族）文学批评发展变化的追踪描述，努力为族群批评史梳理出一个从传统向现代的进化轨迹。

　　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论者大多谙熟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及其批评实践详情，同时具备透视现象的理论素养及学术视野，因而对批评弊象的指证，颇有振聋发聩的启蒙效果，所出具的救治性批评方案，也不乏启示性和建设性。但这些研究在总体取向所分享的“批判∕重建”思路，即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优或劣、正途及歧途、“不应如何”与“应当怎样”的辨析，难免有以今束古之嫌，易落入非此即彼、厚今薄古的独断论窠臼。这其中对批评史的“理想化预设”，或许会放松对批评史“何以如此”的发生学探查，也可能会妨碍对批评史的公允评价和丰富性的体察。

　　历史化考察“理论旅行”轨迹

　　如何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考察更加“历史化”？概念考掘显然是一个有效的思路和方法。通过考掘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若干核心概念，如“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地域性”、“现代性”、“审美”等，把它们还原到批评史聚讼论说的现场，查勘其繁复多变的意义图景及其寄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可以见微知著地管窥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史发生的合理性、话语的多元性及脉络的复杂性，超离既有考察看似清晰明快、实则删繁就简的“批判与重建”模式。

　　这些概念从西方语境进入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领域，是“欧风美雨”渗入“本土大地”的“理论旅行”过程，对其间“误读”现象的透视，将深刻认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如何借鉴及转化西方理论话语的轨迹。“误读”所包含的理论重构，哪怕是微末的努力，都是值得重视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理论创造，必须切实细致地予以呈现，不能像既往研究那样倾向于无视和一笔抹杀。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概念多与主流文学批评共享，在两个批评话语场域中，概念语义既相似又相异。相似性反映出各民族文学批评“多元一体”的状态；相异之处则可视为某种独特的理论重构，从中可以察见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主体性建构的过程。

　　同词多义、义随体变与历史语义学

　　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实际情形来看，同一批评概念在持续的理论活动和阐释实践中不断发生意义变动。概念的多义性在争论中有明显体现，而在不同时期的批评实践中，概念的所指亦千差万别。此外，概念往往适时应势衍生出各式变体，例如“民族性”曾有“民族形式”、“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审美意识”、“民族认同”等多种表述。概念与派生的变体之间，构成了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的“家族相似性”，即变体指向概念，又延伸了概念的意义链条。作为概念“根系”发达的表征，“同词多义”与“义随体变”都指示了概念的混杂性和生长性，反映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概念的生命历程和实践史。

　　借由概念来龙去脉与内涵流变的把握，可以揭示概念缘起和出场的历史语境、发展与变异的历史条件，以此对概念进行“历史语义学”研究。譬如，“地域性”化身为“地方特色”、“区域性”、“地理环境”、“边疆”、“西部”、“风景”、“地理空间”、“地方性知识”等术语的使用，标示着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历经多种范式转换，也反映出民族政策、政治观念、社会心理及文化思潮的不断迁流。通过抉发概念含义所折射的历史内容，可以抻展开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史的重重褶皱，体察其中的合理性及复杂性。

　　理论旅行、中转站与批评主体性辨踪

　　这些概念显然不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独家创制，多是来自西方。从西方话语场域挪用、移植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活动中，构成了一次独特的“理论旅行”过程。概念作为特定思想的沉淀物介入批评实践，其携带的理论能量，既可能使批评照亮文学未得昭显的意义世界，让它顺利进入可资理解和品赏的接受通道，也可能在命名诠释过程中，形成对鲜活文学现象的扭曲和掩藏。当“女性”、“人类学”、“生态”等各种术语与当代少数族群文学阐释发生关联时，既敞开了理解对象的方式，但也意味着某种画地为牢或削足适履，这其中所包含的批评活力及局限、借用西方理论的经验与教训，都是意味深长的。

　　许多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概念并非直接移自异域，而是从主流文学批评这一“中转站”输入(这种情形到新世纪以后随着批评者直接借用西方理论更为自觉才渐趋消隐)。在概念共享过程中，既有同义现象，又有歧义现象。作为前者的例证，1980年代关于张承志、蔡测海、孙健忠等创作的批评文本中的“文化”、“主体”、“历史”这些概念，可以明显看到同时期主流文学批评理论场域的“文化热”和“主体论”辐射的深刻痕迹。作为后者的典型例子，“民族性”在主流文学批评领域主要意味着文学的民族国家性质，而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实践中，则被更多地指认为文学的族群属性。以这些概念建立主流与少数民族文学两个批评场域的观测坐标，比较、辨析它们语义内涵的异同，可以看到两个批评场域的统一与对抗的辩证关系，更有意思的是，可以见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主体性忽明忽暗、时隐时现的兴灭沉浮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