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呼唤真诚、善意、锐利的批评

　　本报《新批评》征求意见座谈会在京举行

　　7月2日，《文学报·新批评》征求意见座谈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本报社长、主编陈歆耕表示，这个座谈会既希望专家学者对《新批评》专刊提出批评和建议，同时也希望大家借此机会讨论当下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与会学者围绕在当下的文学环境中，什么才是建设性的批评，怎样才能确立批评良好的品格和形象，如何才能营造一个良好、健康有序的批评生态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梁鸿鹰：文学批评要有问题意识

　　这些年来，大众对文学批评有不少意见，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现在的批评大多只说好话，敢于指名道姓、针对具体作品的批评十分稀少。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报》率先推出《新批评》专刊，确实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值得肯定。

　　首先，文学批评一定要有问题意识。批评不是搅浑水，不能左右逢源，不能没有价值判断。评论者要敢于撇开人情等各种因素，说出自己的观点。第二，批评还要有建设性建议，让文学发展得更好、更繁荣。第三，文学批评还要有自觉的语言和文风意识。现在，评论者将写评论看做是任务，写作时很少考虑读者的接受，在文风上没有追求。他们要么把文学批评写成学报文章，要么写得跟《人民日报》的通讯或者社论一样。读者自然无法对这种文章产生兴趣。这也是文学批评容易受到诟病的原因之一。批评除了要有学理，还必须有文学的感染力，能够说到读者和作者的心坎上。

　　作为一个评论家，我藏有一点私心。我们国家是一种乡土化、人情化的社会。当下评论本身在社会中的位置定位、评论发出来的声音、受到的关注度并不是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读了作品，又愿意冒着被别人排斥的风险，说自己的见解，这对每个评论家来说都是个考验。

　　雷达：批判性与建设性应并举

　　我首先非常肯定《文学报》在改进文学批评方面迈出了切实的一步。《新批评》和“老”批评、常规批评有什么区别?我认为，《新批评》的文章，应该是非常尖锐，有说服力，同时又有比较强的文学性和学理性，对写作者的胆识、学识方面的严密性、敏感程度和创新性都有所要求。

　　《新批评》中几篇很犀利的文章不错，是对历史和人物的评论。但现在有个问题：往往争论者们下了很大工夫，争论得很激烈，但由于旁观者对作品没有太多研究和关心，关心者的圈子就比较小。这与文学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位置是有关系的。在这个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文学的位置确实有限。它已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引起全社会反响。这种状况下，我很赞赏《文学报》的这种努力。它所做的推进，促使我们每一个从事批评的人都去反思自己。

　　中国是个巨大的人情社会，怎么掌握批评的“度”，批评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问题。

　　但是，如果文学批评把一切都说得十分透彻、尖锐，也会有问题。在对具体作家的创作进行评价时，评论家肯定的成分会多一点。但如果把作家放入文学史的范畴，这个评价就会不一样，文学史需要另一种更加严格的评价眼光。但是，当评论家面对一个作家，特别是一个年轻作者时，还是会更肯定作家的追求。不能把每一个作家都放到显微镜下进行严格批评。批判性对于文学批评而言十分重要，建设性也应该与之并举。

　　《新批评》和其他批评又是什么关系?新批评“新”在哪里，特点是什么，这也需要总结。新批评与老批评，不是比勇气、比胆量，或者比大胆，两者都要有比较好的学理。今后，《新批评》的路子可以走得再广一点，寻找新的目标，新的话题，话题要广泛。

　　何向阳：文学批评还应强调公正性、学理性和独立性

　　《文学报》能拿出8个版面来做《新批评》很不容易。过去我们强调作家在核心文化建设价值中起到的作用，其实批评家在这当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我们在真与伪、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当中进行论辩、进行分析，这就是批评家的职责。批评家必须在价值观中做出自己的界定、选择和判断。从这一点来说，批评家承担的责任一点也不比社会学家承担的责任小。《新批评》正是在承担这样一个职责，在分辨真假、是非、善恶、美丑中，回答这个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点非常值得倡导。

　　《新批评》倡导一种真诚的、善意的、锐利的文学批评，这个定位也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还应该再加上三个“性”，即公正性、学理性和独立性，因为它们是文学批评的支撑。批评家在态度的真诚，出发点的善意和文风的锐利之外，还应该有这三个“性”。批评家以爱惜的态度对作家作品进行论辩、分析，有善意的出发点的同时，也十分需要公正。批评家和作家有藕断丝连的关系，面对作家作品时，还应该有独立性。此外，学理性也是批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是批评安身立命的一个根本。

　　批评和创作是鸟之双翼，缺一不可的。有了评论强有力的支撑，整个文学才能飞得更高，走得更稳当。《文学报》此次做了一个开拓性的创举。

　　肖鹰：没有独立，就没有批评

　　在《新批评》尚未出刊之时，我参加过一次小范围的交流。当时，我就对创办《新批评》专刊表示非常赞赏。为什么?我的理解是，《新批评》的“新”，在于它重新确定了批评的立场。为什么要重新确定批评的立场?改革开放30年以来，市场越来越需要批评。这种需要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带来批评的兴盛，一方面又对批评的独立性提出挑战。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批评就是要独立，没有独立，就没有批评。批评要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首先要明确一个独立的立场。

　　2005年时，我在《文艺研究》上谈到一个观点，认为现在的批评存在“小圈子化”倾向。在一个完全的人情社会里，我们有很多想说透的话不敢说透，不好意思说透，或者不愿意说透。但是，当我们缺少真正严厉的批评时，赞扬和肯定也会变得似是而非，变得非常可疑，变得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所以，批评肯定是双翼的，批评的另一个价值是要赞扬，要肯定，这是批评应有之义。但是批评还要有一个意义，它应该是挑剔的，责难的，否定的。

　　最近，艺术家范曾起诉另一个人对他作了“才能平平”的批评，法院居然接受了这桩起诉，正式立案并作出判决。这是一个个案，但是从这个个案中，批评家可以看到，社会留给批评的自由度、独立性，留给评论家敢于说真话、敢于严厉批评、敢于直言不讳的空间，实际上已越来越小。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栏目不能包打天下，但它应该有这样一种勇气，把自己的观点、立场鲜明化。《新批评》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办出有一定的影响力、号召力，为中国当代批评空间提供一个新的亮点。它必须坚持批评的尖锐性。当然，尖锐不等于意气用事，尖锐更不等于空口说话，它必须有理有据。它应该针对个人展开批评，真正的批评应该是具体否定、抽象肯定。《新批评》一定要坚持“靶标精准”的办刊定位。

　　李炳银：独立须站在真正的文学原则和美学基点上

　　我以为，光强调独立性还不够。还要看这个独立的依附何在，独立必须站在真正的文学原则和美学基点上才有价值。

　　批评要有主体性。评论家要承认或者服从真正的文学原则，批评的主体性才能建立起来。批评要有文学的理念、观念，如此，批评的主体性和文学性才能结合。

　　再者，批评必须有自己的主见，不能随波逐流。不是所有的文学现象都值得批评，也不是所有作家都经得起批评。如果批评总是关注一些没有价值的事物和现象，那批评本身就会失去价值。所以，批评的主体性必须和文学的原则、美学的观点结合起来，主体性的建立才有价值。

　　再一个，评论家要敢于批评。这些年，批评家没有美学标准，没有文学原则，出现一个新事物就简单认可。这样的批评缺失标准，缺失原则，缺失了对文学根本原则的坚持，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比如，现在流行以年代来划分作家，“80后”，“90后”，我觉得这种分法很庸俗。文学的核心始终是一致的，我们应该拿这最核心的东西来要求所有作家。以简单的代际来作为划分文学的标准，只能说明当下批评语言的贫乏，说明我们批评家分析能力、总结能力的苍白。

　　批评不是简单的解释。但现在的批评就是简单解释。作家写出一部作品，评论家就负责解释，在没有意味中挖掘意味，没有特点中找出特点。

　　批评需注意三个层面。第一，批评家首先要有批评的能力。这能力不是由官衔、职务决定，而是建立在知识的积累之上。但现在很多批评家都不具备批评的能力。第二，批评要有态度，要与人为善。不能再提倡过去那种完全挑剔、完全批判，把作家当敌人看待的态度。批评的与人为善，是要为了文学、为了作家去批评。第三，批评的程度。只有简单否定不行，还需提供建设性的否定。

　　何建明：批评家与作家的交流非常重要

　　《文学报》办《新批评》非常好。我觉得这样的批评一定要有。《文学报》这种对文学负责的态度，哪怕是有一点点进步，我们都要充分肯定。

　　这段时间内，我经常参加一些作品讨论会，有几个感觉。

　　第一，每次参加会议，我都感觉批评家的准备不太充分。准备不足的原因有多方面，研讨会太多，使得批评家很难有足够时间去阅读文本。第二，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交流不够。评论家对作品提出批评、表扬，或者其他方面的意见，大多停留在简单的文本交流上，使人感觉没有批评到点子上。第三，批评已形成一种“小圈子”，评论家基本上异口同声，不同评论家的水平、能力、口气、观点、立场都差不多。第四，相互批评也非常重要。但现在批评者与批评者之间的对话不太多。第五，批评家的水准和能力有待提高。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无法对自己的作品作出足够准确的判断，但一些评论家在批评我的作品时，同样没有到位。

　　批评家与作家相互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今天，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为了文学共同的目标，应该坦诚地接受包括赞扬和批评在内的所有评价。

　　邵燕君：须重新调整并建立独立的批评体系

　　我开始在《文学报》做批评时，带着一批学生。我跟他们说，你们要学会怎么去“做”批评。因为批评比表扬要难得多。

　　这些年来，文学批评中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批评不再是真正的批评，它已成为一种资格。我们可能需要成为著名的学者、专家、批评家后，才拥有某种资格。然后，我们用这个资格去参加各种研讨会，肯定各种作品。刚才有评论家谈到，我们容易抽象否定，微观肯定。为什么?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透支或者个人利用了一整套的文学评价体系，将之作为某种人情私下送给了某个个人。这种批评对整个文学生态产生了致命的破坏。长此以往，批评的意义和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何在?　　有两位作家对待批评的态度曾刺激到我。一位作家在访谈里说，他遇到的最大困惑是，无论他写什么，批评家都会说好。这相当于说评论家没有尊严。另一位作家则说，作家对自己作品的好或不好，心中自有一个判断。如果他写了一个他觉得不怎么好的作品，而评论家却一味表扬他，他心里便会看不起评论家。这些话，对评论家都是鞭策。

　　我们必须重新调整并建立一个独立的批评体系。大家都说，现在的批评处在一个人情社会中，这一点我也有所体会。但如果我们的批评还想存在，评论者还想保有尊严，我们就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批评体系。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伦理体系。一个评论者，他去评论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花那么长的时间写一篇长文章来谈论问题，已经表示出他对作家的看重。不应该有这样一个潜在的伦理体系：作家请评论者来开研讨会，评论者就一定要说好。唯有如此，评论者才有安身立命之本，批评才是一个有尊严、可以持续发展的工作。在我们的批评生态中，如果永远只是有身份、有资格的人在说好话，那新生力量的培养就很难进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报》的《新批评》专刊出现得非常及时。它试图重新调整并建立起一个好的批评生态，同时去培养一些文学批评的后备军，使批评这样一个职业、行当能够延续下去。

　　黄桂元：当前文学最需要既性情又学理的直言精神

　　当前文学界最需要什么?我觉得是既性情又学理的直言精神。坚持这种精神前提是，要有面对平庸、伪劣作品说“不”的勇气。

　　中国是个人情大国。我们在这个人情大国里待久了，不知不觉地，就从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块，变成了圆润的鹅卵石，觉得当一个滴水不漏、八面玲珑的批评家最稳妥、最吃香。当这种状况变成普遍现象，评论家就会成为一种符号。作家出版作品后拉评论家捧场，他们喜欢听评论家们说赞美的话，但同时更在乎有哪些重要的“符号”参与了研讨会。如此这般，真性情的批评就变得越来越稀有。

　　在另一个层面上，我们也不能对批评家过于求全责备。有一个词语，深刻的片面，很值得玩味。深刻的片面强于肤浅的全面，真理往往就存在于深刻片面的左右碰撞之中。所以，对深刻的片面一定要爱护和提倡。所以，要求批评家不犯错误，实际上是对于真性情批评的一种扼杀。《六说批评》一书中提到，“文学批评的争吵是生命健康的标志，一旦停止了争吵，整个文学共和国就要面临灭顶之灾”。太平歌词如果太多，文学发展的前景就值得怀疑了。

　　再次表示对《文学报·新批评》专刊的敬意。《文学自由谈》一直在追求一种锐气，因此走得比较艰难。《新批评》后者居上，开了一个窗口，激活了作家本位和文学现场。在目前的中国，这种做法是逆势而进，但我愿将之比喻为对中国文坛的一种“拯救”，必将被以后的文学史所记载。

　　胡平：批评和创作的相互误导

　　当代的文学创作中，艺术观、创作观非常混乱，很少有人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文学报·新批评》刊登的文章，让人耳目一新。

　　我觉得，当下的批评对创作存在一定误导。我们肯定了一部又一部作品，却没有充分指出这些作品的问题。而作者沿着自己的路不断往前走，继续创作。这并非个别情况。相对的，创作对批评也有误导。比如作家弄个玄虚，评论家看不明白作者的用意，心虚了，觉得这个我不懂，就只能连声说好，最后创作就把批评误导了。时下的文学作品，思想性不断削弱，犬儒主义泛滥。读者看不到震撼人心的作品，是创作的问题还是批评的问题?作家们没有提供可供评论的作品。但这一状况又与批评有关，批评总是在表扬作家，作家就不会改变，沿着老路子走下去。

　　现在，各处都提倡大作品、大作家，但什么是大作家?我认为，大作家首先要有能震撼人心的作品。但现在看的文学作品，很多能打动人心，却很少能震撼人心。这里有一个批评标准的问题。批评标准应该由批评家来树立，但现在的批评家还不够自信，不够独立，不够成型。

　　现在的评论家也不屑于光说好话了。但评论家在研讨会上指出的缺点，一反映到报道上就会全部消失。或者，作者在开研讨会时能接受各方的批评，但一旦这个批评见诸报端，他就无法接受。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批评一旦落实到文字，就相当严重。批评需要有一种自由宽松的环境，不能存在有的人可以批评，有的人不可以批评，有的现象可以批评，有的现象不可以批评，有的文化界可以批评，有的文化界不可以批评此类状况。

　　李建军：批评家要有耻感

　　老实说，我觉得当下几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别人总是以我为例，说我比较能说真话，但我所说的真话其实非常有限。判断一部作品的好坏并不复杂，只需有一定经验的积累和一个比较的视野。但现在有的学者和批评家，没有最起码的事实感，随意云山雾罩地扯，再烂的作品都敢往天上吹，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明明是一部糟糕透顶的小说，却要说它是“高峰”，是“先锋”;明明是一个不够成熟的作家，却偏要说他“被低估了”，却偏要将他往“大师”的神龛里推。这种缺乏事实感的批评，实在太不成样子了。

　　现在，你读许多关于著名作家的评论文章，很少听到质疑的声音，多是没有节制的赞美。其实像贾平凹和莫言这些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作家，我批判得比较多。为什么?因为他们身上凸显的问题最严重。他们的学养比较差，经验也比较贫乏，在文学观念和批判精神方面不如60后、70后，却把60后、70后作家遮蔽了。这种情形导致了整个时代文学趣味的败坏。真正的好作品不为人知，不入流的作品却屡屡获奖，上排行榜，上销售总榜，胡吹乱捧的批评文章连篇累牍。难以卒读的《秦腔》受到了包括获奖在内的种种鼓励，这使得作者的胆子更大，写得更粗枝大叶，然后才有了同样难读和糟糕的《古炉》。它完全不顾及普通读者的感受，没有基本的结构，没有基本的典型概括，没有用心的推敲和打磨，然而，这却毫不影响出版社和市场的炒作。这就带来了文学意义上的巨大腐败。它败坏的是文学生态和我们的文化环境。

　　在一个正常的文化环境中，没有谁可以获得批评的豁免权。然而，中国的情况不是如此。一些人的老虎尾巴就是摸不得，你一旦批评他，无论你说得是否有道理，自有人要怀疑你的动机。尽管批评家说真话，要付出代价，要承受伤害，但我觉得，评论者应该有职业精神和责任伦理，要有最起码的耻感，一味恭维和说好话，也许可以得益一时，却也可能背上千古骂名。

　　贺绍俊：文学批评应以公心和大道支撑

　　今天的文学生态确实存在问题。特别是在文学批评中，真正尖锐、犀利的批评很难出现，否定性批评的声音太弱。《新批评》立足于这一点是正确的。但它不能仅仅满足于发出一些否定性的批评，而应该把自己的最终目标设定为改变现今不太良好的文学生态，创造一个自由、平等、阳光，可以进行思想交流和学术争鸣的批评环境。

　　我所理解的批评，应该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具体到文学层面，它就是我们认识文学的一种方式。批评的角度肯定是多重的，有否定性批评，也有肯定性批评;有建设性的批评，有破坏性的批评，破坏之中包含建设，建设之中也包含着破坏。

　　所以，要达到最终目标，我们就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批评立场。而批评的立场在于它要“出于公心”。当我想到批评立场时，同时想到孙中山先生特别推崇的四个字，“天下为公”。“天下为公”出自《礼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孔子的政治理想，我愿把这四个字挪用到文学批评中来。文学批评也应该有“大道”，这个“大道”就决定了我们是不是“出以公心”。“大道”是什么?按照我的理解，它应该是文学精神的最高境界。很多批评写得不好，其实就是因为它缺乏一个这样的公心和大道作为支撑。

　　这是我们办《新批评》的理想。在这个理想的支撑之下，我们再思考《新批评》的具体操作。我们要致力于去实现长期的理想，而非短期的效应。而这一长期理想，就是建立一个可进行真正思想交流、学术争鸣的批评环境。《新批评》应该要有长远的目标，每一次策划都应该既大胆又慎重。

　　很多人说，批评的问题在于评论者没有说出真话，但我不完全认同这一观点。否定性意见不一定就是真话，肯定性意见也不见得就不是真话。问题的关键在于评论者是否出以公心在言说。也有一些不是出以公心的批评，作了否定性的批评，也有可能是对一个好的文学作品产生伤害。

　　彭程：希望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

　　我向《文学报》创立《新批评》专刊表示祝贺。一方面我感觉到很受鼓舞，这个专刊引领了批评走向正确的道路;但是也有一种顾虑，这种顾虑背后连接着一种愚昧的情绪，对其他报社来讲多大程度上具有可复制性?

　　发刊词上谈到了三点追求：真诚、善意、锐利，把这作为办刊的一个标准，我也很赞成。我觉得从前几期所呈现的面貌来看，离这个目标是比较接近的，每篇文章的出发点都是善意的，没有人身攻击，体现了独立思考的意识，确实是针对作品本身而发言的，好就说好，坏就说坏。

　　办这个专刊表达出一种值得称许的勇气，表明了责任心、使命意识和勇于担当的姿态，也体现了一种正气，面对问题直言不讳的这样一种正气、胆气。开头不容易，今后创办过程中可能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希望《文学报》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面对阻挠、面对困难能够坚持下去，开创出很好的局面。如果所有的报刊都这样做，形成一种合力，假以时日，文学的好的风气就会越来越强大，当前的这种不正常的文学批评生态就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和匡正，这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以发言先后为序，参加座谈会的评论家还有吴义勤、施战军、李鑫、王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