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霍姆斯在给重刊的杰克·凯鲁亚克剧本《垮掉的一代》写的序中说：“许多人提出，凯鲁亚克使用‘垮掉的一代’这一术语，源于对战后海明威的‘迷惘的一代’的参考，但他的术语意义更加积极：垮掉的 一代是摆脱偏见束缚的‘极乐’之人——对凯鲁亚克来说，这是极为重要的佛教与天主教哲学的巧妙结合。”但是像柴春芽的《寂静玛尼歌》却充满了痛苦和寻觅，尽管他最终似乎在藏传佛教中找到了一丝精神的皈依，但是很大程度上，他所谓的“涅”只是个体无限丰富、镂金错彩的思想资源中的比较醒目的一脉，它们中还包含着现代主义小说、新浪潮电影、西北的民间智慧和现实的生存压力。所以，如果说《寂静玛尼歌》是一部向金斯堡或者凯鲁亚克致敬之作，那只不过是个引人注目的噱头。
　　　　当然，柴春芽本人可能并不认同这个说法，因为在这个七章的小说——如果仅仅从便利的角度，我们可以称之为“小说”——中，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征引那些1960年代风靡欧美的颓废作家们的句子。
　　　　这种用典或者说互文，某种意义上暴露了他的心虚，因为谁都知道1960年代不可复得。即使不算上橘越淮为枳的问题，时代和环境都已经不同了，在后极权主义的时代，不是人们不相信任何理想，不是信仰已经断绝，不是人心变得不可琢磨，而是某种根本性的断裂和转折使得曾经理解世界的方式已经不再使用。
　　　　是的，人人都有恐惧感，不安、焦虑、苦闷、无所适从。不过，极权的方式已经转变，如今是跨国资本的一统天下，这已经超越了1960年代政治反抗的想象力范围。这是一个新殖民的时代，让人人在金钱以及由金钱所编织的弥天大网中都无所遁形。这个时候，颓废变成了一种美德。柴春芽并不颓废，他想做的只是先行逃离，另辟蹊径。
　　　　所以他的“出城”、“行路”、“修行”、“启蒙”，看似是一种无因的叛逆，却暴露了我们时代深刻的黑暗。从都市出走的摄影师来到戈麦高地，教育牧童，修行自身，在高原稀薄而干净的空气中，发现了一种纯净之美。这种纯净折射了他遗弃的地方光鲜亮丽背后的一块块瘀瘢。
　　　　他说：“要做爱不要战争，要唱歌不要核武器，要野兽不要偷猎，要原野不要殖民，要自由不要奴役，要原生态不要全球化。”但是，这只是脆弱的呼喊。无权者的反抗又能怎么样？你总不能让一个作家在国际政治上纵横捭阖，去股票市场操盘或者坐在电脑前写程序。他唯一能做的是立足在自己精神的领地，努力把散落在四野的金屑收集起来，铸造出一枚璀璨的蔷薇。我在这里看到了柴春芽的努力，他有着在藏地支教、游走大西北的经历，他有能力凝聚起在路上集聚起来的力量，并让生命的燧石闪耀出火星。
　　　　高原、喇嘛、修行、藏民的习俗……柴春芽在写到这些人事物时，并没有加入到异域风情化的事业中去。长期以来，藏地在观光者的凝视中，成了一个可以操控的、刻板的、香格里拉般的印记，柴春芽显然没有这样做，没有将那些曾经和他过从甚密乃至耳鬓厮磨的朋友、亲人、伙伴变成旅游明信片上呆头呆脑的标签。事实上，尽管一路上充满了层出不穷、妙趣横生的故事，但是他从来都没有热情只写藏地、风景乃至人情、世道或者宗教，在所有这一切的目迷耳惑背后，他一直都在写自己的心。在写一个鲜活的、跃动的、一刻也不曾停止思考和追索的心。
　　　　他靠幻想生活。这岂非不得已而又必然的选择？
　　　　因此，这部书，就像终章的标题一样，是个“寓言书”。
　　　　柴春芽的北京回忆川西高地的生涯，书写西北黄土地上一粒麦子的诞生。那些切己的记忆和回想、忧伤的往事与带着疼痛的现实，一次一次砥磨着他的内心。他无计可施，只能游走在农事诗往古的曲调之中。这曲寂静的尼玛歌是后工业时代的前工业书写。
　　　　但是，逃离能不能带来复归？宗教能不能必然救赎？乡土是否可以当作永恒的家园？谁有特权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白鸽要飞过多少海，才能安然死在沙滩上；一个人要走过多远的路，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男人？
　　　　是的，我们在这本书中看到了孤独与混乱，看到了无力的抒情、无法隐遁和消匿的质疑。柴春芽的答案就在这中间闪烁不定——正是这种混乱凸显了一个持续生长的灵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确实是“在路上”，虽然这条路已经不是当初凯鲁亚克他们走过的那条路。这条路像寂静的玛尼歌一样，循环往复，永无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