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的文学研究界，今天比较以往，更加迫切地希望能与主流文学研究界，开展有效的交流和对话。

　　倒退30年，中国的文学学术领域没有太多来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声音。拿不出许多像样的成果，也就谈不上会有什么话语权。目今，局势颇有改观，对现有55个少数民族以及若干过往民族的口承文学、书面文学乃至于文艺理论，都有了令人鼓舞的发掘、整理、研究、出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长久以来“失语”的状态，已不复存在。

　　从前，少数民族和他们的代言人时常抱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只是“汉族文学史”的代称，周边兄弟民族的贡献被忽视了。现在，这样的呼声依然存在，甚至更为强烈。然而，客观情形又不尽相同。因各民族文学业绩已得到相当确凿的展现，民族文学界也硬气了不少。主流文学界再对这方收获一味无视，显得益发地没有道理。

　　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呼吁的被提出，与上述情况直接相关。

　　大家对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讨论和争鸣，见仁见智，取长补短，进行了一段时日，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反响。不过我们依旧感觉不足，要让这一科学史观及其思维方式真正“登堂入室”，为广大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普遍接受，成为他们自身基本功课的组成部分，恐怕还需要一个较长过程。

　　在继续认真切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价值、意义、理念、方法、内涵、外延等学理性质问题的同时，每位大致上服膺于这一理念的朋友，都该为推进这一史观的扎实普及想些办法，做些工作。

　　与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界积极沟通，无疑是这中间的关键一环。

　　中国文学研究界许多人只了解中原一端，既是古国传统造成，也是多年来教育体制不关注兄弟民族文化的路线使然。要让学界朋友们看到自己对中华文化文学多样性的知识积累及思维方法，尚存先天不足，并主动补充与提高，只有通过民族文学界与之进行深入、持久、良性的学术对话，只有通过彼此间的顺畅沟通，才能奏效。

　　我建议，在座各位都来积极营造有利于沟通的桥涵。

　　首先，我们应当利用各种机会，去介绍民族文学研究这些年来的成就，宣扬古往今来兄弟民族的文学业绩，倡导所有中国文学学术工作者都该把多民族的文学知识作为自身的必修课，呼吁大家都应具备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基本理念。我们身在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应当主动走出去，在各种全国性或者地方性的学术交流当中，发出我们的声音。话语权不能靠别人赏赐，也不能靠所谓的“争夺”，要在接近与亲近主流文学学术界的过程中春风化雨、和风细雨地打动人。我们民族文学研究的学人朋友也不要有心理障碍，我们从来就不是低人一等，今天就更不是这样。要理直气壮地谈自己的学术领域和此领域的学术思考。其实，主流文学研究界的许多学人只是对我们的领域闻知甚少而已，他们一旦发现自己的某项缺课，很多人都会虚怀若谷地愿意交流。

　　其次，我们还要学会将自己的学术与主流学术相互接轨。前次论坛上，徐新建教授曾戏言，人家已经建起高速了，我们还在乡野泥土路上跋涉，二者缺少接驳的出入口。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民族文学界既应当打掉妄自菲薄的心理，也该注意防止固步自封于一孔之见。不错，少数民族有着许多独特的审美诉求和价值尺度，但是，这些特色的东西并没有脱离人类总的精神追求，我们必须在人类文明的大视野下面，更具体地说，在中国这片文化土壤上，找到所研究对象的文化坐标，并阐释清楚此一坐标点在全局之中特殊的价值及风采。这里需要的是两项功夫，即在特有民族文化体系下对研究对象个性的精准把握，与穿越文化界域达到相互会通意义下的学理定位。找不到自己，肯定是不幸的;找不到与整个学术场域的沟通对话语言，同样是不幸的。要承认，就总体而言，少数民族文学学术界的理论功底和研究能力，还是远远弱于传统的中国文学学术界的，所需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很多。你只有站在和人家同样的学术高度上，才有对话的现实平台。

　　再其次，我以为，要想教主流文学研究界认识多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认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力戒只喊空话。换句话说，必须拿出我们的“干货”来。泛泛地去谈文化的多样性，去谈少数民族对中华文明有贡献，去谈国内大小民族文化及文学的交流从来都是互动的、是双方共赢的，还是缺少些说服力。应当鼓励我们民族文学研究界的学人，每人至少做成一两个难度较大的学术个案，展示出来，即便不能让主流研究界心悦诚服，至少也会有利于某些成见的冰释。

　　这里，或许我可以向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的一项研究。1980年，在全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一位理论权威在主题报告中，即兴说道：把老舍看作是一位少数民族作家是不对的，少数民族是不可能出现大作家的。这番话，实际上代表了那个时候知识界和社会上的普遍看法。1982年年初，身为民族院校行将走出校门的学生，笔者在国内首届老舍学术讨论会上，率先提出了老舍创作个性中间存在着满族素质的学术意见。尽管这一意见当时得到了相关专家的重视和作家遗属的首肯，多数的与会者却不免感到茫然，甚至于腹非或不快。从那时起，我启动了一项关于老舍与满族历史及精神文化相互关联的研究。断断续续做了二十几年。这些年里，笔者先后发表了《老舍评传》(1998年重庆出版社，199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老舍与满族文化》(2008年辽宁民族出版社)等著作以及一些相关文章。我主要是以“京师旗族的家庭出身对于老舍的人文模塑”、“20世纪满族社会变迁对老舍的民族心理的制约”、“满族伦理观念赋予老舍的精神烙印”、“老舍的京旗及北京情结”、“老舍赖以托足的满族文化艺术土壤”、“满人的语言天分与老舍的继承发扬”、“老舍文学艺术中的满族文化调式”、“老舍对满族及中华文化的忧思与自省”等等专题尽可能深入浅出的阐释，来切入老舍其人其文满族特质这一核心命题的。今天，倘若将老舍研究界专家学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知信度作为一面镜子，也许可以说，上述成果中的系列结论业已产生说服力，大致上接近了研究者的学术预期。过去说到满族，连学术界也以为，满族文化不过是初期的萨满教有些价值，入关后便在文化上毫无作为了。其实，那种以为满人入关后改操汉语，这个民族在文化上就一了百了了的看法，是片面的。该民族的特异处，恰恰是她即使被中原文化之“庞然大物”吞噬下去后，还在北京城这个传统汉文化的堡垒里翻云覆雨地做了些个大动作。纳兰性德、《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老舍，京腔京韵、京味儿文化艺术、国粹京戏，北京人的优雅、大气和幽默性情……都是满人被世间认定“汉化”后的佳作。以往人们习惯于用中原传统的眼睛看事情，与汉文化有所交流后的异质文化，也就常常要被轻易地忽略和遮蔽掉。樊骏先生曾就拙作《老舍评传》谈到：“由于历史的原因，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一直把中国文学等同于汉族(或汉语)文学，无视其中不同的民族文学成份，特别是完全忽略了那些在生活、文化上与汉族多有融合，又使用汉语写作的作家的特性。长期以来，老舍就是受到这般对待、被混同于汉族的一位作家。这样做，学术上不够科学，政治上也有害。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日趋活跃，这一情况有所改观，部分学者开始思考和探索各族民间文学和作家创作在中华民族文学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成就与贡献，以及由此形成的多样性丰富性。但对于如何认识界定作家作品的民族特性，理论上多有争议，分析也大多流于空泛，有关研究进展不大。这部《评传》不仅在老舍创作的个案研究中，以切实的成果超越了前人，而且对于如何认识把握文学创作的民族素质民族特征，在打开思路和方法论方面，也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因为我跟大家早已是朋友，大家会相信，我谈起这些绝非为了自诩。我想告诉朋友朋友们的只是，我们假如不是横下一条心，把冷板凳坐热，端出点儿货真价实的玩意儿，想让别人轻易接受你中华多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大道理，是不大容易的。我们面对的多民族文学，到处都是学术生长点，到处都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当然，也到处都是不会让你轻易成功的难点难题!我想，民族文学的研究者，本来就应当是较少功利热衷、较多文化责任的人。让我们力戒浮躁，戮力攻坚，再加上我们追求交流对话的一份真诚，一定会“感天动地”，教传统的中国学界贴近与认可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思考。

　　全球化的浪潮，地球村的建设，已经喝令人类撤销了诸多旧日的藩篱。而我们，时至今日，还要面对中国文学研究的“两分天下”和“划江而治”，实在不是“江”两岸学人们的光彩。让我们以崇高的民族文化使命感的名义，诉求于营建更多的桥梁与涵洞，打通此岸彼岸，连接为太行王屋等大山隔绝彼此相对陌生的学术畛域，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最终成为学界的本能信条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