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世界中上演的一幕幕活剧，总是一再提醒我们丛林法则的冰冷逻辑在我们这个如今已经高度发达的文明时代，依然在发挥着它不依不饶的效力。当然，在赤裸的血与火退居幕后之际，我们听到的更多是跨国资本猥琐的笑声回荡在市场与银行的储存柜之间。

　　最近在国际上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法国佳士德公司将拍卖中国流失海外多年的圆明园文物当中的鼠首和兔首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由数十名中国民间人士自发组织的“追索圆明园流失文物律师团”的上诉，和无数国内外媒体、网友的议论纷纷。中国官方发言人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参与拍卖活动，因为那无异于变相承认了这些文物国外归属权的合法性。但是，问题却并没有一个各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

　　这两件文物的现在持有人皮埃尔·贝尔热甚至以一种无赖的口吻声称，150年前从中国掠夺的物品如今已经天然具有了合法的拥有权，并且以中国的西藏人权问题作要挟。这样荒谬的言词自然不值一驳，然而实际上他的言行现存的法理却无法制裁。这不由让人思考关涉这个事件的文物、拍卖者、起诉者多方的角色和意义。

　　文物作为一个民族文化产物，凝聚着特定时代、群体、社会的文化结晶。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原本它只有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而没有现实价值，现在既然拍卖者声称要以上亿元的价格进行交易，那说明它在流通领域中已经蜕变成为一个商品。作为文物，对于中国及其民众而言是无价的；作为商品，极端一点说，除了对于试图囤积居奇的投机商人而言则一文不值。流失的文物于是从两个方面成为遗产：作为中国的遗产，它是一个阶段中华民族文化的产物；作为帝国主义的遗产，它是资本积累和掠夺史耻辱的见证。对于在近现代以来，因为种种原因流失于海外的无数文物而言，都可作如是观。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逐步增强，民间的财力日见增长，应对全球化的民族主义意识也逐渐加强，开始出现民间通过合法渠道（如拍卖会等）以回购的方式使流失的文物回归。固然，民间人士的爱国之举提高了国家在国民心中自主自强的形象，增强了国民的民族意识及凝聚力，但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纵容了他人的二次掠夺。

　　那么，文物回归是否应该是国家行为呢？这方面倒是有个趣闻。2002年6月10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问题首脑会议上，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突然在发言中转换话题，当着各国首脑的面，猛烈抨击意大利政府，要求其归还1937年被墨索里尼掠走的国宝阿克苏姆方尖碑。梅莱斯的突然发飙使得意大利政府异常尴尬，会议结束后不久，就决定归还方尖碑。2004年11月，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政府签署了归还协议。2005年4月，方尖碑终于回到它的祖国。然而，这只是一个特例，中国流失的文物数量巨大，分布地区太多，许多文物被博物馆、私人乃至拍卖商收藏，经过数次辗转流离之后，所在国政府已经很难独自决定其所有权。这提醒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当下世界格局的变迁。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生产和交换的主要因素，诸如金钱、技术、人力、商品已经很轻易地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民族国家的传统边界被跨国资本穿透，越来越少有某种单一力量能够制约这种流动性。按照一些学者的描述(比如Michael Hardt和Antonio Negri），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开始出现，它由一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合，这就是新的“帝国”（Empire）。新的“帝国”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封闭的、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帝国主义，它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它通过智慧的调节网络管理着混合的身份、富有弹性的等级制和多元的交流。

　　在新的“帝国”的金字塔机构中，跨国财团是以多层次网络的形式来控制全球市场的中间层。前面所说的法国佳士德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个分子，它的超国家性质使得国家对其只能通过磋商的途径，而无法直接动用公权力，这也使得中国的律师诉讼团面临重重困境。不过作为非政府的民间组织，律师团恰恰体现了中国民众大规模的不满。“民众”（Multitude）与“帝国”相对应，被认为是反抗新型霸权的出路，因为它们也在日益密切的实践中参与到创新、差异、生活方式的生产，从而构成了对抗的力量。民众这种无中心的多样性的存在，有可能揭示出新的救赎之途——它们在国家、政府鞭长莫及的地方勃勃跃动，显示出一种无名而生机盎然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