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在研究托尔斯泰的时候将作家、思想家粗略分为两类。一类人凡事归系于某个单一的中心识见、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条理明备的体系，而本此识见或体系，行其理解、思考、感觉；他们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普遍、具有统摄组织作用的原则，他们的人、他们的言论，必惟本此原则，才有意义。另一种人追逐许多目的，而诸目的往往互无关连，甚至经常自相矛盾，纵使有所联系，亦属于由某心理或生理原因而做的“事实”层面的联系，非关道德或美学原则；他们的生活、行动与观念是离心而不是向心式的；他们的思想或零散或漫射，在许多层次上运动，捕取百种千般经验与对象的实相与本质，而未有意或无意把这些实相与本质融入或排斥于某个始终不变、无所不包，有时自相矛盾又不完全、有时则狂热的一元内在识见。前一种思想人格与艺术人格属于刺猬，后一种属于狐狸。[1]他认为但丁、柏拉图、黑格尔、陀斯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就属于刺猬，而莎士比亚、亚里士多德、歌德、巴尔扎克等就属于狐狸型人格。

借用这种说法，我可以说，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学者关纪新，属于刺猬型。所谓刺猬型的学者，就是指他有着一以贯之的学术理念和美学追求，秉持着内心某种学术公心和学术偏爱，坚持不懈、始终不渝地在某一领域里纵横驰骋，即使在其他学科和边界地带发言也是为此一目的作准备、辅佐和铺垫。对于关纪新而言，这个一以贯之的学术领地就是满族文学研究，尤其是老舍研究。

大凡学人为某一学术目标孜孜矻矻、皓首穷经，乃至九死其犹未悔，外人看来无法理解，其内在实有某种强烈的爱憎情感、兴趣偏好在那里支撑，庶几可以称之为“学术情结”。构成这种情结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家学渊源、出身背景、成长期的接受影响、个性因素的左右、知识框架的侧重等等。关纪新的“学术情结”正在于满族文学之一脉，形成这种情结的原因在哪里呢？

关纪新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是在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则是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孟子有所谓“知人论世”之说，那么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个人。关纪新1949年年12月出生，原籍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他是满族人——这点很重要，他后来所走出的人生轨迹都与满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966年，“文革”初起，关纪新在北京五中初中毕业。两年后，赴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插队务农。1970年年底，到解放军第27军第80师服兵役，其间有4年多时间在师政治部做新闻报道工作，这无疑锻炼了他的文字能力。不过，多年以后当他回首这段岁月时，却少有“青春无悔”的激情，多是难以言表的百感交集。[2]风华正茂的十年就随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理想主义激情过去，蓦然回首却是自己这一代人的青春被无情的叛卖。经过如此的经历后，他对于民族国家的命运和文化的弊病、未来的发展有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和思考。

1978年，对于关纪新是个转折点，已经退伍并在国家测绘总局研究所工作了两年的他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读书。在这里，他遇到了对其日后影响颇大的张菊玲老师，并和张菊玲的丈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也是满族人的孙玉石先生，与孙、张伉俪结成了多年来亦师亦友的关系。张菊玲主攻明清小说史，犹注目于清代满族文学的学科建构和研讨。关纪新于此时开始了满族文学研究工作。本科期间就和张菊玲、李红雨共同爬梳剔抉、搜集整理，完成了辑注式专著《清代满族作家诗词选》，这在当时是首创。大学毕业前夕，去济南参加了全国第一届老舍学术研讨会，为他后来的老舍研究埋下了第一层伏笔。

1982年关纪新毕业留校，在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继续从事满族文学研究。两年后，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工作，除了做过短期科研管理工作外，长时间主持学术刊物《民族文学研究》的编辑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编审、《民族文学研究》常务副主编，兼任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央民族大学满学研究所副所长。业已发表学术研究成果逾１７０万字，代表性作品有《老舍评传》、《清代满族作家诗词选》（合著）、《中国满族》（大型学术图集）、《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理论著作，与朝戈金合著）、《塞风集》（文艺评论集）等，尚主编或参与主编有《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当代满族短篇小说选》、《满学朝鲜学论集》、《满族的历史与文化》、《老舍短篇小说集》、《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华史诗咏史诗本事》、《中国少数民族俗文学》、《1949－1999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理论评论卷）》、《当代满族作家论》等著作，曾获得过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民族图书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从关纪新治学的路途经历和专攻方向来看，大致包含了三个部分。最初，他是由满族古典文学的研究入手的，以与同人合作的《清代满族作家诗词选》和研究清代宗室诗人的论文为代表。前者钩沉索隐，披沙拣金，整理保存了几乎被湮没的珍贵文献资料；后者则补苴罅漏、弥补空白，为文学史的整体构建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

有清一代的文学在一般文学史的叙述上往往更多注目于小说，其诗词固然也有复兴，但显然不是主流文体。因为文学史也是一种现代性建构，如同戴燕、陈国球等人所论述的文学史背后隐藏着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3]，因而每个时代的文学史总有其偏颇和意识形态内核的无形的手的指导作用。满族作为一个被民主主义革命推翻的没落王朝的统治民族，在20世纪的处境是困窘而尴尬的（比如有影响深远的“排满”情绪），而满族文学更是处于学科的边缘，再进一步到满族宗室也就是所谓“统治阶层”的文学创作则更是被有意识地加以忽略或者遮蔽。而事实上，在清代满族作家诗人中尽管存在着大量的平庸之作，也不乏烨烨生辉的佳篇妙制，即使是那些平凡黯淡的创作从民族学和文化学的意义上来说也是很有价值得。关纪新此期的工作正是挖掘出了许多快要被历史风烟磨灭了的诗人作家，从而也对于现行文学史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挑战或者说刺激：激活了渐成模式的文学史叙事程式，填充进了满族文学这一新鲜维度。

他的本科学位论文是《“几回掩卷哭曹侯”——清代宗室诗人永忠和他凭吊曹雪芹的诗》，此文和《清代宗室诗掠影》等文章，是国内学界最早将清代宗室诗人作为独立的话题来讨论的论文。玄烨、高塞、岳端、博尔都、赛尔赫、文昭、恒仁、永■（请注意，此字须另外造字：上面是“奎”字，下面是“心”字）、奕绘、敦诚、敦敏因为其满洲贵族的身份，在之前的文学史中几乎默默无闻，或者仅仅作为研究《红楼梦》时的佐证，而关纪新超越了狭隘的阶级论和片面的文学史书写形式，从文学本身入手，将历史资料与文学文本相互引证，使这些久被尘封的文字重新显现出它们的美学意义和文化学、民族学、民俗学乃至社会学价值。

这其中，尤以1982年6月写成的《“几回掩卷哭曹侯”——清代宗室诗人永忠和他凭吊曹雪芹的诗》为代表，他采用的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将历史学、民族学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在后来的研究中这种研究方法一再显示出其适用性。作者认为“推进对永忠以及永■（此字须另外造字：上面是“奎”字，下面是“心”字）、书諴、敦诚、敦敏等宗室文人及其集团的探讨，理当作为“红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4]事实证明，后来的红学研究果然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研究者作为满族的一员，在回首民族的历史时包含了强烈的反思精神，从而使得一个研究文学的论文具有了史学和文化学的价值。比如，他论述道：“满人多才多艺。应该看到，这是在清代这个满洲人地位特别的历史时期开始形成的。悠久而浓烈的汉族古代文化习尚，濡染着满洲上层有闲子弟。……从清初，到永忠那个时代，满洲人大都是以昂扬进取的姿态介入社会生活的，其中得势者，注定要将其有为的一面，发挥在政治上；而许多失势者，不甘人下，也顽强地选择施展自我的方向。所以，永忠这些人在各门技艺上的成就，内里包孕着一派蓬勃生机。（至于清后期，越来越多的满洲旗人走上艺术之路，又有些别的原因。那是后话。）”[5]这里已经涉及到对于满族文化的反思和总结，当然只是初期不太清晰的形态，到了写作《老舍评传》时，这种思路逐渐清晰起来。

从古典文学的研究转入现当代满族文学的研究尤其是老舍研究，其实是关纪新学术路程的必然，早在1981年，他就写出了《当代满族文学的瑰丽珍宝——试探老舍〈正红旗下〉的创作》，1984年又有《老舍创作个性中的满族素质》一文面世，这是最早从此一角度进行老舍研究的论文，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多年以后，满族学者白长青还采用这一模式写出了《马加创作个性中的满族文化特质》[6]一文。北京大学孙玉石先生曾对笔者等人说过，他就是在关纪新的带动下才关注到满族文学这一独特的视角的。

第二部分，就是关纪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工作期间，因为视界的开阔、加之自身在个案研究中的积累，对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所做的思考，以《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与朝戈金合著）为代表作。

因为在《民族文学研究》杂志作编辑工作的关系，关纪新由古典文学转入了以满族为中心的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思考和研究。在主编《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1987年）、《当代满族短篇小说选》（1988年）之余，他接触了大量其他民族的文学创作和批评。观千剑而后识器，他逐渐对于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批评感到不满：话语系统陈旧、评判尺度僵化、批评方法错位、价值视角混乱等等，实在有必要对其做一番清理。1986年由他执笔的《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的几点理解》，提出了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构成民族文学三个基本支撑点的理论命题，具有深刻的学术内涵和很强的实践意义，可以说是《多重选择的世界》一书的先声，体现了关纪新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明晰的理性思辨。

《多重选择的世界》高屋建瓴、宏观系统地解决了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比如其历史定位，民族作家与民族文学的关系，少数民族作家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双语问题，民族文学的审美意识，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文化批判意识，各民族文学互动状态下的多元发展等等。时任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张炯在专家推荐意见中写道，该书“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在现代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和心理学的广泛学术视野的基础上，去思考有关的理论问题，提出自已的独到见解。综观全书，作者的见解对于深化文学的研究和推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刘魁立等学者也纷纷肯定这本书所具有的学术意义。[7]

关纪新在该书中重申了民族文学“三个基本支撑点”的主张，并且阐释了我国少数民族作家与本民族传统的关联呈现出的纷繁复杂的形态：“本源派生”、“借腹怀胎”、“游离本源”等代表性的形式。这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局面是民族融合的结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备相互渗透的复杂联系。从文学创作的现状出发，他以实例深入挖掘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历史批判意识，从而指出“民族作家、民族文学之于传统，并不是被动的；作家不仅能够成为民族文化的体现者，还能够成为民族文化的创造者；确立传统超越意识和文化超前意识的作家们，通过自己积极的文学活动，是可以去争取民族精神建设的主动权的”。[8]这是乐观的洞见，也是一种自勉吧？爱国主义主题、民族团结主题等也与时代精神密切关联，表明了我们时代的民族与国家的交互关联的形态。关纪新所提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互动状态下的多梯级分途发展的命题，其意义在于承认历史、尊重现状，面向未来。可以说，他虽然立足于文学及其理论的梳理和研究，却是着眼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更新、重构和复兴的。

鉴往而知今，通读关纪新的著作，我们会感到作者深沉的历史意识——作者始终是持有着冷静的历史理性来考察民族文学的事实和民族文化的嬗变。事实上，他屡次在不同场合都提到过一件逸事：他当初报考的是中央民族学院的历史系，却阴差阳错进了中文系——这种造化之功恰恰成就了一个对于民族文化有着深厚情感的学者能够在兼顾考察民族文化和历史时既饱蘸深情又保持了客观和冷静。就关纪新而言，其代表就是《老舍评传》。

《老舍评传》（1998年和1999年分别由重庆出版社和台湾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可以说是关纪新学术生涯“古典文学——文学理论——现代文学”三部曲的一个精彩的篇章。因为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他的北京本土文化色彩，老舍研究领域从来不缺乏或热闹或深刻的声音。关纪新此书却能独出机杼，自成一格，在老舍研究界引起极大的关注和反响。老舍研究界一向公认“最先提出满族气质的是关纪新。”[9]1984年的《老舍创作个性中的满族素质》一文认为老舍从题材、人物生活氛围到表现手法、艺术风格都带有满族的印记，虽然是从创作个性的角度论述满族气质，但实际上已经触及问题的本质。此后，才有宋永毅提出老舍自幼生活在“旗人文化社区”，满文化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积淀”对老舍的审美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赵园在“旗人现象”等题目中谈老舍与满族文化的关系；甘海岚专辟《满汉文化之间》探讨老舍与京城满文化的关系和性格中的满文化因素。

而《老舍评传》的意义却超越了老舍研究，关纪新有着清晰的理论立场，“今天，中国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文化上的大量交往，带来的是本民族文化程度不同的变异，其中一些民族的文化变异还相当严重，他们的作家回过头去用传统的手段写本民族封闭性的生活题材，已越发地不可能。这时，老舍的示范性经验就是重要的了：下力气去向民族文化的深层探取，以现代文明的目光辨别民族传统的成份，再把能够有益于时代的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充分张扬出来，便可以重获一派生机，进而发展、创新。”如同有论者所指出的，他“将文学与满学的研究视线交汇起来”，“事实上已将对老舍文学现象的思考，与对我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现时流变的思考结合起来”[10]，从而为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颇具操作性可资借鉴的成功个案。

事实上，关纪新对于“老舍与满族文化”有个宏观的课题规划。《老舍评传》只不过是阶段性成果之一，并且还是起于偶然的机会。作为“老舍与满族文化”课题的一个子课题，他曾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申报了题为“满族作家老舍创作论”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课题，并且正式获准立项。他在《老舍评传》初版后记中说：“我要通过这项研究，先全面梳理一遍老舍的创作，叫自己对作家艺术活动的认识系统化，再从更宏观更理性的基点上，去做‘老舍与满族文化’的研究。”在“满族作家老舍创作论”的研究工作经过相当努力即将完成之际，正好重庆出版社约他撰写《老舍评传》的文稿。他便将先期的研究成果融入到对于老舍文化背景、生平经历的叙述中，夹叙夹议，娓娓道来。

孙玉石先生在评价关纪新的《老舍评传》时抓住作者开宗明义时的话：“老舍是满族人，老舍是北京人，再加上下文将着重谈到的老舍出身于下层穷苦市民阶层，这三个基本属性，大约，就是营造起那后来看去极其辉煌的艺术殿堂的最初的社会人文支撑点。”[11]指出作者一方面由“历史—文化”的层面，正视和挖掘整个中华民族国民性的病态和孱弱，在形象的描绘中，开掘作品人物后面深藏的文化意蕴，对于病态的国民性进行愤激的解剖和痛苦的批判；另一方面，揭示作为一个满族作家的老舍，怎样怀着与生俱来的满族意识和无法排遣的满族情结，在不同的时代处境和生存气候之下，甚至在被压抑的情境下，回眸历史足迹，触笔人世沧桑，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发展命运的高度，执着地探索满族由盛到衰的历史根源，展示满族文化及性格的荣辱与悲哀，在眷恋、憎恨与同情的矛盾交织中，对于他生养于斯的民族自身的深层次性的悲剧，进行了最为痛苦的反思与追问。

跟一般传记不同的是，作者是将老舍放在整个满族文化的宏大背景坐标中，也正因为先期的资料搜集和理论准备充分，加之融入了作者深沉的民族感情，所以这本书“游刃有余地寻踪觅迹，条分缕析，在充分论证了老舍的满族意识的前提下，通过对于《小人物自传》、《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正红旗下》等作品的分析中，第一次如此系统而鲜明地揭示了老舍怎样描写了在长期的历史际遇下养成的满族生活‘情趣’，旗人怎样整年整月在将消遣变为‘生活艺术’中消磨时光，怎样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 ’和‘好面子’，论述了曹雪芹、文康、老舍代表的‘京旗文化’，乃是‘满族先民的固有文化和中原儒家文化的混成体’的最高成就，深刻反思了满族历史发展的悲剧性内涵，论述了如何看待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整个现代大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在“五四”以后出现的西方各民族的异质文化、大一统的中华文化、满族的京旗文化的交融中，为老舍的‘文化定位’作了可贵的理论探求。”[12]

1999年7月，中国老舍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和台湾历史文学学会联合举办了《老舍评传》学术座谈会，樊骏、杨义、孙玉石、舒乙、王富仁、包明德、吉狄马加、张菊玲、吴重阳、王行之、林佩芬、甘海岚、郎樱等专家学者对此书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孙玉石、张佳生、黄伟林、尹虎彬等还撰写了书评。[13]该书获得“全国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中的理论著作奖，乃是实至名归。

尹虎彬在《直挂云帆济沧海》一文中直称关纪新对于满民族的认同和满族文化的热爱为“认祖归宗”。[14]的确，高级干部家庭出身的关纪新本可以顺利走上仕途，或者像许多无法忍受孤独和冷清的同行一样走上经商之途，他完全有这样的能力和人际关系，却走上了这条无关功利的学术道路。这源于他的民族意识的复归。满族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历史上的命运之错综复杂、升沉荣辱实在是个说不尽的话题。本文不拟展开。但是毫无疑问，在辛亥革命以后的满族在蔓延全社会、延续数十年的排满情绪中遭受的悲惨命运和坚韧顽强的精神，肯定已经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

当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关纪新作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毛泽东召见的“红卫兵”一员时，这种集体无意识实际上处于蒙昧的状态。但是，随着文革的结束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加之80年代初期的文化勃兴，关纪新的意识由体制意识形态向社会文化和国家民族复归，这很像他在《老舍评传》中写到的青年老舍的“文化归位和社会归位”。以关纪新本人所受的教育来说，包括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汉族文化）、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和亲身体验到的满民族传统文化。他曾不无激情地这样写早年的老舍：“作为一位血气方刚的满族知识青年，越是在社会舆论对本民族不利的情况下，他就越是会产生某种内在的情感反拨。他已经把个人的情感、命运，与民族的情感、命运连在了一处。他多么希望，能够凭借自强自爱的精神，顽强不懈的努力，在业已挣脱八旗制度束缚的满族群体中，率先达到自立于社会的地位，给世人看一看；同时，他也绝不是个只会顾影自怜或者一味超然世外的人，他非常关注自己民族的群体命运，时时惦记着，愿为那些厄运缠身的父老乡亲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15]这时，关纪新的内心一定涌动着和评传传主老舍一样的感受；或者，我们毋宁可以说这就是关纪新本人的夫子自道。

 

有的学术研究者在某一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之后，往往车转身去，到其他领域抢占山头，而也有些人却矢志不渝、心无旁骛，专心于某一领域的深入开发，仿佛一个耐心的打井人，钻入到地壳的深处，务使埋藏在地底的新鲜甘泉汩汩而出，关纪新无疑是后一种。但是，这并不表明他治学眼光狭隘、方法单一。相反，了解的人都知道，他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多民族文学文化的繁荣，是怀着殷切的希望，并为之进行了一些切实而有效的工作的。他的著作取精用弘、视野宏通，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局限，上升到对于整个国家命运、民族文化的终极关怀。因为有着史学的自觉，他对于满族、满族文学及满族文化存亡绝续、兴衰成败的研究、思考和解读，就具有了对于整个20世纪中华民族命运的警示和启发作用。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学科是个起步晚起点低的边缘学科，五六十年代才由何其芳、毛星等人提上议事日程。关纪新这代人，还属于开荒辟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阶段。在繁忙的研究和编辑工作之余，关纪新主编了《中国少数民族俗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理论评论卷）》、《中华史诗咏史诗本事》，近年，身染痼疾的他又主持完成《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研究和撰著工作。2004年，由他和汤晓青等《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的同仁，联合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单位，发起了首届“多民族文学”论坛。在建构多民族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上，此举可谓补偏救弊，意义深远。另一方面，他还注意提携后进、奖掖后学，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招收研究生，在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四川大学、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等处授课或者开办讲座，尽自己的力量影响、培养、帮助年轻一代的学子。

通读关纪新的著作，我们似乎闻听到老舍的爱国主义情操和民族文化关怀的隔世回响，这大概也正是他20年倾心老舍研究的潜在因缘吧！满族文化之一线文脉，薪尽而火传，在他的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民族情结与国家关怀，在他的著作中有着完美的结合。关纪新的治学之路体现了一位少数民族学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回归，折射出边缘话语在日益开放的公共空间里的努力与崛起。

（作者简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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