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然教授，是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一位资深研究专家，他的诸多学术成就早已为界内熟知。此次他又倾20年心血精力，在云南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下，出版了这部煌煌巨著《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殊为不易。在该书的“后记”中，鸿然教授说：“这次独立撰写逾百万字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从1996年8月开始写作，2002年6月才完成初稿，后来又不断补充修改，时至今日，已足足八年。这八年，我没有双休日和年节，也没有所谓‘黄金周’。现在，我算进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了吧？然而我仍然没有变为‘权威’的感觉。自己的感觉是：少数民族文学如同大海，无比深厚与广阔，即使穷毕生精力研究，所知也是有限的。不论是谁，面对大海，应当摒弃轻薄，心存敬畏。”当读到作者在这里所倾诉的自己面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而持有的“敬畏”之感，的确叫我浮想良多，深为感动。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堪称我国民族文学学术工作的一项重大实绩。仅从其超常超大型的著作规模来看，就让人们不能不为这般艰辛卓绝的个体劳动终于修成正果而肃然起敬。这部著作，分为“通论”与“作家作品”探讨两大部分，既系统阐释了与当代民族文学发展密切关联的各种理论课题，全面爬梳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民族文学演变的既有轨迹，更对各个兄弟民族中间最具代表性的二百多位老、中、青年作家及其作品，做出了中肯公允的价值判断。整部著作载史载论，史论相谐，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体现出著作人深邃的思考与超拔的功力；这部著作，不仅对共和国创建以来民族文学现时发展研究有其集大成的价值，同时，在诸如应当怎样认识民族文学与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关系，怎样发掘民族文学的写作资源和体会民族作家的创作心态，怎样看待民族文学双语创作势头，怎样解析民族文学创作中的宗教信仰描写等等方面，也都提供了不少为前人所未言的颇具科学意义的真知灼见。

正如人们所注意到的，在我们祖国的历史文化记录上面，各民族文学的来路境程是多有不同的。具有悠久历史与广博传统的汉民族文学，不仅始终位居这片版图上文学发展的核心位置，往往享有得天独厚长足飙进的多种社会条件，而且对于各个边缘民族的文学来说，从来就构成一种强势话语的威权，构成有意无意的轻视与遮蔽。久而久之，便教我们许多生活在中原文化土壤上的人们，十分便易地忽略了中华民族在文学发展过程中从来存在着几十个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客观事实。在谈及中华民族文学历史的各种著述以及各类场合上，以偏概全、在“中国文学史”大题目下面以汉族文学“单出头”来替代中华各个兄弟民族文学纷繁成就的偏颇，也就成了我们时常会不期而遇的一种文化“顽疾”。

当然，当我们今天再次提到这一点的时候，问题的严重程度已经较之20年前有所缓和。国家法律的实施以及相关民族政策的推广普及，兼有国内各个民族之间彼此多年来友爱相处的现实，都叫我们的文化界、学术界，以及广大国民们的民族互认互重意识开始萌生；在我国的民族学界，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框架，得到了初步的确立与阐述，直接影响到各个人文学术范畴；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领域，一批标志着学界对民族文学全新体认程度的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以至于整部中华文学通史的阐发，也已脱颖而出。可以说，这一切都是令人鼓舞的。

然而，若从我国多民族的文学成就都该获得充分尊重与科学评价，都该在祖国的文学史册上得到合情合理的表述与展示的要求来放眼，我个人以为，事情的推进还远未臻善。迄今为止，世间所能读到的有关中国文学史的教科书和研究类著述，能够对我国民族文学多元并存予以正视和关切的，依然只是凤毛麟角而已；在一些即便是提及民族作家作品的史论当中，也常常只是将这些作家作品单单当作为中原文坛镶嵌花边的附丽物，盲目地以为“不过尔尔”；甚至于对待古往今来的某些少数民族文学名家，也每每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对作家的民族出身一笔带过之后，对他们在民族文学本体意义上的独特提供，则视而不见，三缄其口……至于将中国文学总体进程中不同民族的历史功绩融会贯通地加以思索并从中寻绎出一些内在规律的学术成果，就更是极难得见。

对于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少数民族文学缺乏起码的了解和探究，不能不说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中国文学学术大环境中的一项显见缺憾。试想，我们身边文学研究与教学的绝大多数从业者，他们出身于汉族，就读于以汉族文化为基本信息场域的院校，在构筑个人知识结构的求学之路上几乎不曾接触过有关民族学的理论与民族文化学的基本常识，投身业务工作之际所阅读的文学研究资料，又都是言不及多民族文化之“义”的内容……所以，你一定要他在学术或者教学中反映出对我国多民族文学的体认与领会，也就实在是勉为其难。

不过，难，并不是我们拒绝改变现状的理由。因为，一切忽略了中国各个兄弟民族文化和文学贡献的所谓学术话语，都是违背科学违背历史的，对我国多民族大家庭成员和谐相处以及政治局面的长治久安来说，也是有所不利的。所以，或早或晚，这个问题都应当认真解决才好。

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由国家有关部门牵头，通过落实一系列文化教育措施（例如在非少数民族地区的大中小学教育中间，同样开设关于民族学与民族政策的课程，开设关于中华各民族文化与文学常识的课程，并持之以恒地向广大国民宣传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是各个兄弟民族共同缔造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等等），从而为举国民众都能具备起码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民族观打下基础。而对于我们的学术界，要求则应当更进一步，有必要提请所有的学界同仁们，注意不断强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观的认知程度。至于具体到我们的文学研究界内，我个人以为，则十分有必要呼吁大家，尽快普遍建立起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学史观。

鸿然教授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对于我们倡导学界同仁们努力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学史观，无疑地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我想，所有对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学史观抱有诚意和热情的学界友人，都会通过对此书的阅读而“开卷有益”。

也许鸿然教授百多万字的这部大书所能够给予人们的启示，还远不仅是他所书写的那些研究内容及其结论，在我看来，著作者20年来面对民族文学研究事业所持有的始终如一的“敬畏”之感，则是更其需要我们悉心地加以品味、领会和效法的。鸿然教授出身于少数民族，早年曾就读于民族院校，几十年来又从未离开过民族文化研究领域，他正是从自己越来越深入扎实的研究实践中间，随时随刻地增强着对于民族文学研究这一神圣事业的“敬畏”之心。我国各民族的文学，说到底，无不属于本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系统，这就提示我们的学术研究，在需要认识每一个以往所不熟知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真面目的时候，都须力戒懈怠与臆想，力戒从某些既有的经验图式出发轻下断言、妄加结语，而只能是经常告诫自己，时时怀有探索和接受未知事物的全付心理准备，岌岌然如履薄冰地去谨慎为之。也正是来自于这样的工作体验，我们每一位从事民族文学研究的学人，才能够实实在在地认识到，那种把民族文学研究当成是“小儿科”的说词，不但是荒谬的，而且是可笑的。我们知道，只有像鸿然教授那样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一以贯之地充满“敬畏”精神的学术工作者，才有可能最后攀登成功的巅峰。

让我们都来学习和借鉴鸿然教授对待民族文学学术的这种“敬畏”态度吧，因为那是一种严谨治学的老实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