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和灵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意识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中华文化意识的重要载体与媒介。历届获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女作家作品，既具有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又呈现着中华文化相同的文化符号、共同的文化理念、共有的行为规范，展示了当代多民族文学中不同族群经验和多元文学传统所构成的气象万千的中华文化，为促进民族文化向心力的形成、建设共享现代文化、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意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由中华各民族共建共享的文化意识凝聚而成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载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内生动力。各民族文学与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大格局中形成互补互渗的内在机制。中华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文字、语言和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构成，其中的精华部分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属性、民族精神。中华各民族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独特的自然条件和文化氛围对文化所具有的民族属性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同时，各民族相互交流与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整体以及各民族一些共有的文化特征。多元一体是中华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尊重多元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建立起国家认同的文化纽带，促进中华各族儿女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从上古三代到 19 世纪的中国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20 世纪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转变时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既有变革性，又有承继性的。”文学是文化的重要构成和重要载体，灿烂多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各民族文学形成广阔的审美空间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内涵。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由中国作家协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主办，设奖的宗旨在于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获奖的作品基本上呈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整体样态。从1981年12月第一次颁奖至今，这一奖项的名称经历了三次变化：第一至第五届称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第六、第七届称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第八至第十一届称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在2004年中宣部“对中国作协《关于申报全国性文学评奖项目的报告》的批复”中，“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被定为国家级文学奖。历届的获奖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和翻译奖，其中翻译奖将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文学作品纳入评奖体系。1987年，在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评奖活动中，曾对人口在10万以下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设立过“特别奖”，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正式设立了“人口较少民族特别奖”。

　　根据笔者统计，从1981年第一届到2016年第十一届，“骏马奖”获奖作品总数呈递减趋势。但是，在整个获奖作品数量递减的情况下，女作家获奖的比例却有所增加（见表1）。从第一届到第十一届，获奖的女作家作品共有89篇。本文便以历届获奖的女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

　　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中华文化意识的载体与媒介，历届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女作家作品，展示了当代多民族文学中不同的族群经验和多元的文学传统所构成的气象万千的中华文化，增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多元文化元素，为促进民族文化向心力的形成、建设共享现代文化、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意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文化认同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认同的核心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包含对共同的历史记忆、精神文化和责任使命的体认。在《中华文化辞典》中，“文化认同”一词被解释为一种肯定的文化价值判断：“文化群体或文化成员承认群内新文化或群外异文化因素的价值效用符合传统文化价值标准的认可态度与方式。经过认同后的新文化或异文化因素将被接受、传播。”由此可见，“文化认同”包含群体文化认同和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两方面，“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共同的历史叙事、集体记忆和命运关联的历史命运共同体”。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本体，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最根本的基石。“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既包括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也包括对当代中国与时俱进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就文学的功能而言，通过作家的文学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自觉形成与发展得以被认知。同样，蕴含于民族文学中的文化认同也是中华文化最深层的文化基石。在历届“骏马奖”获奖女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同民族文化孕育和生产的民族女性文学，既具有着本民族文化传统、血缘特质，又与中华文化传统保持着内在的联系。

　　1981 年颁布的第一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打破了“文革”的沉寂，以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为主旨，极大地激发了少数民族作家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他们在作品中充分展现了时代所赋予的激情。在获奖的作品中，藏族女作家益希卓玛的短篇小说《美与丑》，满族女作家邵长青的短篇小说《八月》，壮族女作家李甜芬的短诗《写在弹坑上》，回族女作家马瑞芳的散文《煎饼花儿》等，满怀热情地描写社会主义新生活，饱含深情地抒发对新中国的无比热爱。民族文化认同融化在中华文化之中，中华文化体现为一种文化向心力，凝结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的追求和情感。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女作家肩负着深沉的使命感和强烈的责任感，她们的创作主旨集中而鲜明，正如玛拉沁夫所言：“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应当写以歌颂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作品。”由此可见，个人、民族、国家紧密相连，成为早期少数民族女性文学重要的叙事力量。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的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从尽情释放对祖国的挚爱，逐渐转向对本民族文化之根的追求和审视民族心理的历史变化，以及探寻优秀的文化传统和弘扬优秀的民族精神，这一变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审美内涵。满族女作家边玲玲的小说，有不少描写蒙古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丹顶鹤的故事》生动地描绘了蒙古族姑娘乌梅美轮美奂的“丰收舞”：“轻快的舞步，柔软的手臂，富有弹性的肩膀，含而不露的那么一种自美感。”在这里，文化认同既包含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又交融着其他民族的文化因素，在超越民族范围的审美中，体现了人类共同的审美元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在本质上也是文化的“寻根”。边玲玲流露在作品中的文化认同，渗透在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之中，既拓展了文化寻根的内涵，同时也是中华多民族包容开放的深情呈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力量。当代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从未间断过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能量和道德能量，这是少数民族女作家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具体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少数民族女作家是本民族文化传统和中华文化的体现者和传承者，她们通过创作促进民族文化向心力的形成和中华文化认同的实现。回族女作家霍达用创作持续对人生和民族展开思考，表现出对民族文化精神的理性追求。她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描述了“玉器梁”三代人的命运变迁，以及在巨大的灾难中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她在作品中对回族历史和文化的追寻，对民族精神中尚义轻利和坚韧进取等美好品质的颂扬，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关怀、仁义品格、和谐精神、包容气度等精神品质的敬重，是对本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认同。“若从中华民族文化史的角度来讲，回族既凭借着操汉语且‘大分散’的先天优势，始终置身于各民族文化之林，沉浮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以开放、主动的姿态汲取着除伊斯兰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的滋养。同时又因‘小聚居’而执着、持久地葆有伊斯兰文化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她的《补天裂》着重刻画中华民族面对灾难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主人公易君恕的一腔爱国热血尤其令人荡气回肠。在作者的心目中，易君恕就是爱国英雄人物的化身。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灾难面前自强不息的努力奋斗，铸就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力。民族自信力是中华民族前进的动力，是民族之魂；团结、自强是引领中华多元文化发展的重要精神纽带。

　　中华民族精神在民族文化中涵养而成，是中华文化认同的守护神。霍达等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家族小说，在不同层面上反映了儒家文化的孝悌、仁义、忠恕等伦理价值对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结构系统，儒家、道家、佛家文化是其重要的子系统。“虽然儒、佛、道文化对各民族文化都有或深或浅的影响，但它毕竟是汉族的主流文化；而很多少数民族于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生存与发展中也建立了各自特色的文化系统，它们应是中国传统文化总系统不可或缺的子系统，亦是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颇为重要的维度。这不仅因为少数民族文化参与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建设，即使儒、佛、道文化也渗入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因素，而少数民族文化也汲取不少儒、佛、道文化的成分”。

　　中华传统文化在兼容并蓄中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儒家文化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可以说儒家文化的伦理价值“在某些方面主动地塑造了中国文化的认同”，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产生过巨大作用，是中华各民族共享的文化资源。在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中，对于中华文化传统的认同潜移默化地隐含于文本的日常生活中，是一种生活形态。深受儒家文化和京剧艺术影响的满族作家叶广芩，她创作的《本是同根生》《梦也何曾到谢桥》《瘦尽灯花又一宵》等一篇篇古韵文化色彩浓郁的小说，在持续对国民劣根性的注视和反思中，在对清高脱俗、刚正不阿的人格精神的发掘中，传递着对民族、社会和人类命运的思考。由此，中华文化的认同蕴含在人物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表达方式中。叶广芩坚持不懈地通过小说这样的叙事性文体，在人物的命运中展示民族性，在对汉文化资源的汲取和延伸中诠释民族精神。她的散文集《没有日记的罗敷河》同样在对中华文化认同中彰显本民族文化底蕴，挖掘本民族文化的人情美、人性美，以及以一种批评的精神检讨传统文化，流淌着浓郁的中国式文人气息，凸显出浓郁的民族性质感。

　　少数民族女作家通过深入历史与文化深处的探寻，用文学创作参与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生成，她们的作品既保留着精神上的独特性、差异性，又在汇通文化中国的完整版图中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使差异与汇通构成文化认同的表征。藏族女作家央珍的《无性别的神》被誉为“一部西藏的《红楼梦》”。作品以央吉卓玛的人生命运为主线，展现了20世纪20至50年代西藏嘎厦政府、贵族家庭以及寺院的历史，反映了西藏在革命历史话语中所经历的时代巨变。其间贯穿着作者对藏族文化的自省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民族记忆与时代整体性的历史氛围与之形成的内在呼应，在对社会历史的解读中，联系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与变化，构成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与艺术独特性。藏族女作家梅卓是一位具有明显的中国古典文化气息的作家，她的长篇小说《太阳部落》以独特的时间经验和空间经验书写藏族苦难历史，探寻人生命运，思考民族前途，展示藏族古老传统与民族心理，历史感与人生感悲欣交织。小说通过对民族传统美德的歌颂和对野蛮落后积习的鞭挞，阐明“人性的力量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和行为，甚至影响一个部落、一个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的”。这一思考与20世纪中国文学“改造国民灵魂”的基本主题在精神层面融汇贯通，体现出本民族人文精神的精髓与现代意识的思想在作者的创作中水乳交融。

　　文化是由无数个体的形象汇聚成一个群体的意识。在霍达、叶广芩、央珍、梅卓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民族忧患意识、民族精神与国家意识，是中华民族在反对外来侵略的生死存亡斗争中，各族同胞患难与共、团结御辱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正是因为这一凝聚力历经不同历史阶段而不断强化，从而促使中华民族团结的纽带更加牢固。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认同，展示出当代少数民族女作家独有的历史文化感与温润的情怀，以及渴望通过文学创作实现中华文化价值的提升：“以笔为灯，辉映出少数民族文学的真正意义——向善、向爱、向民族大义。”这份由中华儿女在一个世纪以来共同命运关注凝聚而成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文化本质特征的确认和文化归属，同样承担着塑造中华文化认同的潜在功能。

　　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化，如天人合一、人本主义等人文文化理念，为多民族文化共存提供了精神空间和文化空间。在当代少数民族女作家的诗歌中，古典文化和文学传统以不同的面貌延续，中华传统文化在文学的渲染中积淀出深厚的思想内涵和丰富色彩。水族女作家石尚竹的短诗《竹叶声声》饱含深情歌唱沐浴在民族政策光辉下，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的水乡。诗人用清新的笔调描绘了竹叶、溪水、晨露、芦笙调，意境优美。甜蜜生活与泥土清香相融合的气息令人向往，人与自然和谐的诗画景致让人陶醉；蒙古族女作家萨仁图亚的诗集《当暮色渐蓝》宁静、平和、安详，在浓郁的古典文化蕴涵中拓展开诗的语言空间与语意空间；彝族女作家禄琴的诗集《面向阳光》意境淡雅优美，感情真挚自然，承续了日常经验与审美经验相对统一的古典文化传统，以鲜活的生活气息构建诗歌的立体审美效应，等等。在她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抒情写意的精神风骨，化为或浓或淡的艺术汁液。一条绵长的传统文化基因的线索，隐藏在诗意表述的观察视角中和叙述的语言方式中。这份对于传统文化自然深远的呼应，凸显出作者内在经验和文化认同的水乳交融。

　　除了价值规范认同、宗教信仰认同、风俗习惯认同之外，文化认同还包括语言文字认同、艺术认同等。中华多民族文化之间的互补特征和多重的文化审美因素对于作家形成宽阔的审美视野、开创多样的审美空间有着积极的作用。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汉语写作，以汉字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和表达特征传递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形成中华文化内蕴的文化多元的对话。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汉语写作是在语言文字认同的基础上对中华文化内涵的认同。

　　文化认同通过对文化的认可而产生归属感。“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中华传统文化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气质。当代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不断地在文化认同中提升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二 、文化传承与现代的平衡

　　中华文化是开放的动态体系，其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在时间上承继，在空间上传播的过程，在历史和地域的传承中形成了多元文化交融的中华多民族文化。当代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通过对共同历史记忆的书写、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走进现代，通过对现代化建设的参与和共享，自觉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站在新的文化视野上，在新旧文化冲突中探索人的本性，在本民族古老习俗的真善美中，多重角度地思考人类精神价值，在现代境遇中思索如何保存本民族文化的特性和面向未来的发展，以及如何更好地与其他文化展开对话与交流等，体现出自由、开阔的文化创新空间。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现代文明与古老传统不可避免地在民族地区所形成的强烈碰撞，她们以不同方式书写传统文化在嬗变过程中的疼痛和重构民族文化精神的思考。第二届获奖的白族女作家景宜的中篇小说《谁有美丽的红指甲》在传统与现实的冲突中，展示了当代白族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精神世界；与景宜同一年获奖的佤族女作家董秀英的短篇小说《最后的微笑》，以现代的视角彰显佤族的传统文化精神。她们的创作为当代文学和文化增添了多向度的审美元素。董秀英的小说集《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以作者的祖母、母亲和自己为原型，真实地反映了佤族三代女性从愚昧、苦难走向文明的命运，从中概括了佤族的历史变迁，敏锐地触及民族传统文化的积弊，显露出女性历史意识与社会意识的逐渐觉醒。

　　“与80年代女作家较多关注社会层面问题不同，90年代的一部分女性创作的确更注重个人生活和个人体验，生命意识较强；但如果对‘女性写作’的理解不是过于狭隘的话就可以看到，这并不意味着她们从社会生活中逃遁……女性写作并没有统一的模式，也不限于描写女性自身，它是千姿百态的飞翔”。同样，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写作在继往开来的文学发展中充满着多层面探索的活力与生机，在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中凸显差异，书写个性。她们关注传统文化变迁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彰显独特的审美价值，展示出一个丰富的精神群体的追求。叶梅是一位具有内在精神思想脉络的土家族女作家，她有着多元的文化背景和开阔的创作视野：“我个人的成长与三峡文化的滋养分不开。三峡文化包括与问天、问地、与神灵对话的巫文化、外来文化、移民文化即汉文化的融入。”不同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在她的作品中有精彩的描述，形成了她对生活的独特感知和在创作中诗性的、富于创造力的表现。她的小说集《五月飞蛾》用一系列充满了鄂西韵味的故事，彰显了土家文化的独特性、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态度。叶梅以一种历史性的眼光通过对土家人在时代变迁中生活境遇的观照，和对走进新时代新生活的人物命运的描写，思考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历史意识与当代关怀的交织形成了作品丰厚的社会感和时代感。达斡尔族女作家萨娜的小说集《你脸上有把刀》是反思现代化的代表之作。作为族群文化的守望者，作品记录了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摆脱贫穷之后，面对民族文化传统流失所产生的刻骨铭心的伤痛经验。她深刻地认识到东北地区萨满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萨满文化对东北作家作品独特文化内涵与艺术魅力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一思考在她的小说《有关萨满的传说与纪实》中延续，从现实关怀指向终极关怀。达斡尔族女作家孟晖的长篇小说《盂兰变》既有传统文化的自觉映射，也体现出有意识地渗入现代理念，构成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体察，“淡化了对历史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从琐碎的日常生活提炼出哲性的思考，在日常叙事中蕴藏着传统文化的元素：儒家的伦理道德、佛家的超脱禅意、道家的玄虚神鬼。小说在想象、阐释、再创造中丰富和传承传统，古老的思索成为传统文化精神的脉传，努力寻求历史真实与历史感性、理性的统一”。

　　在传统文化走向现代文化不可阻挡的进程中，更为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女作家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再发现传统的价值，文化传承和历史书写在与现代平衡中追求新的突破。朝鲜族女作家金仁顺的长篇小说《春香》的突破带有多元性和放射性。小说在融会传统与现代的语境中，塑造了兼具传统温婉与现代独立的朝鲜女性。作者采用现代方式写历史小说，传统和现代的女性气质在作品中得到完美体现。作为70后的女作家，金仁顺的小说在现实中寻找古典情怀，叙事善于从传统文化立场出发，通过创作蕴含时代内涵的作品，以笔下的人物传承中华文化的气韵情趣，提供具体的生活场景和精神风貌。淡化历史的真实性，更为关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意义，这是金仁顺追求的审美趣味和文化精神，展示出作者擅于把握文学与历史建构关系的能力，体现出相当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传承创新的自觉。

　　“文化总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中发展前行的。传统文化是在不断创造中形成的，又是在不断创造中被突破和创新而走向现代的”，当传统进入现代，民族文学必然面向更为复杂的时代内涵。面对传统文化的日渐衰微，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对抗、城市与乡村发展的不平衡？鄂温克族女作家杜梅的短篇小说《木垛上的童话》在关于村庄故事的讲述中，关注那些曾经以打猎为荣誉和生存之本的村庄人，以及他们在没有猎场的村庄无以维持生计的生活状况，从而思考在现代文明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德昂族的第一个女诗人艾傈木诺，她的诗集《以我命名》通过个人的成长经历展开对现代性的思考，在现代文明浸染下成长的女孩，因为“不会跳阿爸爱跳的锅庄/不会像阿妈在黑布衣裳上/描红绣朵”，而流露出深切的困惑与伤感；仡佬族女作家肖勤的中短篇小说《丹砂》用独具特色的故事情节描写了丹砂在仡佬族人心目中的重要意义，丹砂是仡佬族独有的文化符号，作者在时代的边缘探索仡佬族根脉延续的文化内核，探索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传承；仡佬族的另一位女作家王华的长篇小说《雪豆》在描述落后乡村的苦难中，重点关注的是现代文明极具破坏性的一面，从而引发对现代文明的思考；达斡尔族女作家苏莉的散文集《旧屋》在充满矛盾的现代文明进程中感慨人与人之间纯真关系的流失，为现代人追寻永远的心灵家园。

　　面对文化内部存在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当代少数民族女作家通过创作，对民族文化进行再认识、再创造，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中寻求传承的平衡，带来多元文化的思考。她们以文学的形式积极探索文化调整阶段中多民族文化的和谐相处，寻求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这一探索不自觉地内化为一种精神动力，表现出主体自信与文化创新精神及其对本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的保存、维护和创新意识。

　　文化与人们特定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面对文化传承与现代发展，当代作家在复兴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要与时俱进地创造凸显本民族特性，具有全人类“共性”的新文化。“真正文化自觉的人，他的精神状态应当是‘古今同在’的；并且由古今同在的程度，来决定他的精神的深度和广度。所以复兴中国文化，在精神上，必然是复古的，同时必然是开新的；复古与开新，从精神上说乃是同时存在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是少数民族女作家创作的精神资源与历史依傍，她们在创作中重塑民族文化、修复民族精神，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以笔铭记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种子。传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传承的提升，优秀的作家是文化传承创新的主要载体。在新的文化理念的熏陶下，当代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以文学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意识开启了崭新的话语空间，充分体现了在历史和现实、传统和现代、民族和人类之间积极探索的文化姿态，通过对民族文化形而上的精神追问，对美好生活和理想境界的探寻，用优秀的作品参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三、女性视角与文化立场

　　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从社会意识形态向审美意识形态转变过程中，女作家以独特的叙事方式表达了女性的立场。她们关注时代变迁中女性的命运和女性个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境遇体验，以及女性在文化发展中的身份与位置。

　　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最初表现在描写少数民族女性成长历程的小说中。佤族女作家董秀英的小说《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以自传性的叙述方式，描写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愚昧对女性的压制，表达了追求自由的强烈诉求。小说从女性解放的视角展示了祖母、母亲两代佤族女性漫长的苦难史和宿命般的命运，重压在老一辈女性身上的不仅仅有沉重的体力劳动，还有陈旧落后的观念束缚和更多无可奈何地忍辱负重。社会的解放使年轻一代的佤族姑娘妮拉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成为了部落里第一个进城读书的女性。知识的获得给予了妮拉打开新生活大门的力量，乐观坚强的妮拉成为转型期佤族女性形象的代表。在现代女性人物画廊中，接受新知识的女性是最早觉醒的。而对于妮拉的觉醒，作者更多的是从社会层面进行关注，女性的解放与展现时代风貌相结合，这也是民族国家认同感的一种表现。

　　在白族古老的民俗中，如果是火把节没染红手指的女人，将被视为不贞洁。景宜《谁有美丽的红指甲》中的渔家姑娘白姐，是当地最美的姑娘，也是火把节上从不染红指甲的与众不同的女人。她受新思潮的影响，对自由、理想的爱情充满了渴望。但是在当时的双月岛，落后的道德观念依旧根深蒂固。当新时期女性意识的苏醒遭遇传统婚恋观，面对严酷的现实，反叛的白姐无可奈何地经历了爱情幻灭的痛苦。她勇敢的抗争却因为阿黑的妥协而告终，最后白姐选择以“离开”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屈服。她嫁到藏人居住的梅里雪山, 去重建自己的生活。与董秀英笔下的女性形象相比，景宜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更为复杂，她的笔触更多地深入女性的内心深处，探索作为女性的生命本体的情感起伏，在白姐的身上注入了景宜作为女性的个人体悟。白姐对爱情的坦荡率真的追求，是对羁束女性向往美好自由情感的旧观念的挑战。作者在对时代、社会文化、白族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深刻反思中，更多地表达了女性对自由人格的渴望，触及对女性生命本体的探索。从这一变化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女作家从对社会层面的关注，转到注重女性经验的内在化，增强了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而为了摆脱旧道德的束缚，女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不约而同地选择以“出走”的方式走向新的生活，这一选择呈现出与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相似性体验。

　　女性的变迁反映着历史的变迁，从女性的生命体验揭示潜藏于历史深层的脉动，少数民族女作家的笔触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传统的陈规陋习，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中反思女性的解放历程。达斡尔族女作家阿凤的短篇小说《咳，女人》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作品塑造了一位渴望实现自我价值的达斡尔族女性——“妻子”。在她的身上难能可贵地具有现代女性大胆追求自信自立的特质，展示出达斡尔族女性在自我解放的道路上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阿凤通过对达斡尔族女性生存命运与灵魂的持续关注，用创作开启了女性自审的思想空间。

　　亲上加亲”是彝族传统婚姻的陋习，带给女性最大的不幸是不自由的婚姻。彝族女作家阿蕾的小说集《嫂子》用彝文写就。小说中的嫂子是一位勤劳朴实、俊俏智慧的彝家妇女。在男尊女卑的彝族传统中，嫂子和沙玛拉惹的“婚外情”遭遇到了残酷的逼迫，无处藏身，最后不得不选择以古老的殉情方式，作为爱情自由的悲剧归宿。这种带有浓郁悲剧色彩的选择，是对彝族传统包办婚姻和彝族女性不公平地位的勇敢挑战。作者对嫂子不幸的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于彝族女性现实的生存处境和未来发展进行了思考。阿蕾对于彝族女性命运的思考，展示出来的不仅是具体的精神上的痛苦，也是一种抽象的、文化意义上的象征式思想困惑。

　　在情爱纠葛中书写女性，通过女性特有的生存体验考察社会时代的变迁，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小说既承接了“五四”个性解放的主题，也体现出20世纪80年代文化启蒙对她们的影响。叶梅的《五月飞蛾》展示了一个女人与一个时代的关系。走进新时代的二妹，踏出了一条从认识城市、认识自我到寻找自我价值的意义的足迹。二妹在寻求现代生活方式中所经历的种种感伤，是走出民族地区的乡村迈向远方都市的女性命运的普遍写照，是白姐、妻子、嫂子在时代发展过程中的延续性展示。二妹的身上体现出了作为女性的主体意识的增强，对爱情主动把握能力的增强，同时在对身边其他人的帮助中展示出女性在寻求自强自立道路上所达到的新高度。

　　更为年青一代的壮族女作家陶丽群、彝族女作家鲁娟、回族女作家马金莲，她们在新的历史维度中思考女性的命运，思考传统女性角色的分化和女性新文化角色的形成，为女性身份意义进行重新定位，在女性意识上具有多重内蕴。“女性以及土地”是壮族女作家陶丽群持续深入的创作主题。她的中短篇小说《母亲的岛》描写了一位“出走”的母亲形象。一向恭顺的母亲在五十知天命的时候，本该享受天伦之乐，却意外地独自离家出走了，为的是要冲破“母亲天生就是为丈夫和孩子而存在”的母性神话和角色束缚。长久以来，作者看到的母亲是孤独的、沉默的、落寞的，走出家庭的母亲通过种菜养鸭子走进了社会，获得了自强自立。母亲用出走的方式反抗传统观念赋予女性无谓的自我牺牲精神，寻找生命个体的价值。在她的身上呈现了当代壮族女性朴实坚韧、勇敢独立的生命张力。

　　回族女作家马金莲的小说《长河》以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为线索连接起了四个女性有关于死亡的故事：“秋”是年青夫妻的死亡，“春”是幼时伙伴的死亡，“夏”是瘫痪在床的母亲的死亡，“冬”是村中长者的死亡。小说以朴实的文风、平静的笔调叙述着对于死亡的理解，传递着女性在历经风霜中日积月累的生命体验和韧性。“我们来到世上，最后不管以何种方式离开世界，其意义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死亡。村庄里的人，以一种宁静大美的心态迎送着死亡。死亡是洁净的，崇高的”。作者从女性的立场直视对死亡，从发现女性心灵秘密的同时，感悟人类的生命体验，在文化层面深度思考死亡的终极意义，流露出一份坦然的面对和绵延不绝的精神气韵，这是来自于女性特有的生命感悟。

　　80 后的彝族女作家鲁娟的诗歌集《好时光》，流淌着丰盈的彝族文化和大凉山美丽的自然风光：高高的山岗、蜜一样的母语，云朵倒映大地、草原上的绵羊和野花，如诗如画的彝族风光和充满阳光的女性生命和谐美好。“好时光”在女诗人多维度、多层面的穿透方式中，以女性独特的个体经验为基础而延伸，表征着现代社会女性身份的变化，重新阐释了当代彝族女性的历史地位，展示出当代女性生命气象的千姿百态。

　　中华多民族文化通过当代少数民族女作家笔下一个个丰富的女性生命而洋溢。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对本民族女性命运的思考，与当代中华民族所有女性命运的历史相融合，显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富于张力的女性话语和多元的审美特征。当代少数民族女作家在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中，自觉从时代发展的角度观照女性，在个体经验的基础上传达人类共同的普遍经验，体现出一种多维度、多层次的女性文化立场。蕴含在女性文化立场中的体悟与追求内化到文学中，成为当代文学与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发展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四、结语

　　当代少数民族女作家对文学精神价值的追求，体现为对本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习俗的热爱，对中华文化普世意义价值观的认同，对女性命运的终极关怀。文化认同既是一种存在，又在变化中、连续中显现差异，在差异中体现持续的存在。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中华各民族的认同感和中华一统的观念在各族人民心中是根深蒂固的。体现在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中的文化认同：一方面通过民间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故事中吸收本民族文化的营养；另一方面通过汉语写作建立自己的文学世界，自认而然地沿袭并发展悠久深沉的汉文化传统。与此同时，在对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持续构建中生成新的文化活力，具有多元的相互性、传承性、创新性和时代性。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费孝通先生不断提及“文化自觉”的理念，多元文化共存是各个文化样态得以确立的前提。中华文化多元共生的文化样态，是各民族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和强烈归属。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在国家共同体的构建中，通过对中华多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精神文化和共同的责任使命的书写，既体现出文学与文化的自觉，又在积极传承中华多民族文化精髓和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新民族文化，强化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凝聚力。中华传统文化在文学的传承与创新中生生不息，带来多民族共同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在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人类意识的思考中凝练出的团结和归属意识，为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注释：

　　1.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七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页。

　　2.《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条例》（2012年2月28日修订）

　　3.冯天瑜主编：《中华文化辞典》，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4.王文杰：《文化走出去》，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页。

　　5.朱碧波：《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维建构》，《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26页。

　　6.徐德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光明日报》2017年4月10日。

　　7.益希卓玛（藏族）：《美与丑》，《人民文学》1980年第6期，获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8.邵长青（满族）：《八月》，获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获奖后选登于《民族文学》1982年第3期。

　　9.李甜芬（壮族）：《写在弹坑上》，《解放军文艺》1979年9月号，获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10.马瑞芳（回族）：《煎饼花儿》，《散文》1980年10月号，获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11.转引自托娅、彩娜：《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

　　12.边玲玲（满族）：《丹顶鹤的故事》，《民族文学》1984年第1期，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13.边玲玲（满族）：《丹顶鹤的故事》，《民族文学》1984年第1期，第9页。

　　14.霍达（回族）：《穆斯林的葬礼》，《十月·长篇小说》1987年第16期，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15.马丽蓉：《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16.霍达（回族）：《补天裂》，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17.朱德发：《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沉思》，李钧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名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18.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83页。

　　19.叶广芩（满族）：《没有日记的罗敷河》，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20.央珍（藏族）：《无性别的神》，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21.梅卓（藏族）：《太阳部落》，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22.吴重阳：《中国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页。

　　23.肖勤：《沿着民族的、泥土的脉理写作》，《人民日报》2010年1月28日。

　　24.石尚竹（水族）：《竹叶声声》，《山花》1984年第6期，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25.萨仁图亚（蒙古族）：《当暮色渐蓝》，长春：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26.禄琴（彝族）：《面向阳光》，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27.《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习近平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重要讲话专家系列谈十三》

　　28.景宜（白族）：《谁有美丽的红指甲》，《民族文学》1983年第10期，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29.董秀英（佤族）：《最后的微笑》，《青春》1983年第11期，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30.董秀英（佤族）：《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31.乔以钢：《中国女性与文学——乔以钢自选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页。

　　32.叶梅（土家族）：《我的文学创作与三峡文化》，湖北省图书馆编：《名家讲坛3》，武汉：武汉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

　　32.叶梅（土家族）：《五月飞蛾》，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获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33.萨娜（蒙古族）：《你脸上有把刀》，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获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34.孟晖（达斡尔族）：《盂兰变》，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35.黄晓娟：《用美构筑传统文化的圣殿——论孟晖的〈盂兰变〉》，《南方文坛》2017年第1期，第151页。

　　36.金仁顺（朝鲜族）：《春香》，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9年版，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37.邹广文：《当代文化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⑥ 杜梅（鄂温克族）：《木垛上的童话》，《民族文学》1986年第9期，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38.艾傈木诺（德昂族）：《以我命名》，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39.艾傈木诺（德昂族）：《以我命名》，第3页。

　　40.肖勤（仡佬族）：《丹砂》，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41.王华（仡佬族）：《雪豆》，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版，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作者简介：黄晓娟，文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研究。

　　原文载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