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于1958年正式提出，纳入研究视野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少数民族文学的真正兴起不是上世纪的50、60、70年代，到80年代以后各少数民族作家群体才得以相继形成，而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则是从80年代中期后到90年代以来，才逐渐走向繁荣。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女性整体的社会精神地位提高，其生存状态与内在逻辑发生了改变，少数民族女作家开始了自我的书写。她们大多数以汉语书写，有的则持母语写作，叙事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取材于个人经验的叙事转变为基于对民族、文化、历史、现实等的叙事，叙事内涵也由自身而及同类，立足个体生命，着眼于人类群体共同的精神处境，体现了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多元民族文化的审美追求。
     中国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在小说方面取得比较大的成就，集中展现了民族历史文化对女性生存的规定与制约，以及反映女性由女性无意识到女性意识的自觉的发展过程，是少数民族女作家对民族与女性经验的体认。
     满族女作家在历史与现代的场景中凸现女性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如赵玫、叶广芩、庞天舒、白玉芳、钟晶晶等。赵玫《世纪末的情人》《我们家族的女人们》等小说，在民族历史的追溯中呈现女性的生活状态；叶广芩习惯于以家族的叙事来勾勒、折射出满族文化的在历史风云变幻中的传承、断裂和嬗变，如《全家福》等；庞天舒的《落日之战》对在历史碎片中女性身份存在进行思索；白玉芳的《神妻》寻找女性母性与民族性的精神同一性是作家最终的诉求。
     藏族女作家习惯把女性命运反思与民族文化的反思联系在一起，如唯色、桑丹、白玛娜珍、梅卓、央珍、阿卓等。白玛娜珍《复活的度母》《拉萨红尘》反映了藏族女性在穿越历史长河中的种种悲欢离合；央珍的《无性别的神》通过主人公央吉卓玛三部曲生活的描述，凸现女性的悲惨命运；梅卓的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着力于对藏族女性生存的历史、现实的反思。
     维吾尔族女作家哈里黛·依斯拉尔、海里帕·穆汗麦德、阿依鲜木·艾合买提、地里达尔、地里拜尔·克尤木等，以女性的自觉看待女性的身份意识与性别意识。哈丽黛·依斯拉伊勒的小说《小湖》《沙漠的梦》等描写了维吾尔族妇女的生活与、情感和复杂的精神状态，标志着维吾尔小说已经走向多元化；海里帕·穆汗麦德的《这不是为了爱情》则体现了自觉的女性意识；热孜莞古丽·玉苏甫的《红遍乡村》（维吾尔文）客观看待了现代化下的民族精神。
     回族女作家霍达、白山、于秀兰、马瑞芳等，习惯于在现实中反思历史、在现实中思索现实的女性社会问题。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就是一个有关女性信仰与宗族的叙事，具有历史意识与哲学意识；陈玉霞的《爱之彷徨》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白山的小说《一夜无话》是一个自传性的小说，是其自身生活与心态的真实写照；于秀兰的《也有沉沦的时候》真实地展示了社会心理、文化情态与市场经济下女性的困惑与选择；马瑞芳她的小说《蓝眼睛黑眼睛》《天眼》刻画了众多女性形象，反映了时代女性的困惑与坚守。
     蒙古族女作家“文革”时期寥寥无几，仅有娜仁、哈森格日乐等，上世纪之交，涌现出众多女作家，有色仁、阿尔毕吉呼、阿拉坦高娃、齐·敖特根其木格、韩静慧等，她们以女性的敏感来状写人生世态。如阿拉坦高娃的小说《纯净的太阳》，色仁的《夜梅》，阿尔毕吉呼的《云层里的太阳》，齐·敖特根其木格的《巍巍罕山》《阿尔查河畔》，韩静慧的《富家女孩》等，都以一种率性对女性的生存现实做了理性解析。
     朝鲜族女作家李惠善、金仁顺、李英淑等，真实地再现了朝鲜族女性的现实生活。李惠善的长篇小说《红蝴蝶》反映当代朝鲜族妇女的生活，深刻地刻画了人物的心理变化和心路历程；金仁顺《绿茶》讲述的是亲情与爱情的凄美故事；李英淑的《一个漂泊女人的情结》对女性命运发出了慨叹。
     彝族的女性写作也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进步的过程。出现了李纳、吉慧明、阿蕾、黄玲、冯良、禄琴、李云华、李梦等女作家。作为彝族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女作家李纳的写作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她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女作家，40年代发表有《煤》《出路》等，新中国成立后有《明净的水》《李纳小说选》，还有长篇小说《刺绣者的花》等。她的小说展示的是纯朴善良的女性与对母族文化的热爱；阿蕾的《嫂子》《根与花》着力于对彝族女性的生存和命运的展示。
     此外，如哈萨克族的哈依霞·塔巴热克的《魂在人间》、《魂在草原》《魂在大地》揭示生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哈萨克民族的情感与历史运命；哈尼族的黄雁的《樱花泉》指正男性的力量扼杀了女性的生存；拉祜族的杨金焕的小说《狗闹花》揭露了一个被迫自尽的女性娜莫在意识深处，默认父系文化传统赋予自己的服从、贞洁、做传宗接代的工具的角色；纳西族的和晓梅的《深深古井巷》与《水之城》写出了女性生存的尴尬与无奈；佤族的董秀英在《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塑造佤族女青年的形象妮拉与祖母、母亲两代女人命运的对比，真实而生动地表现了阿佤人从旧社会向新时代的转变；达斡尔族的萨娜的《感情理想主义者》《额尔古纳河的夏季》等，描写了女性在各种观念相互冲突的社会中受到的影响以及女性对自我的实现的艰难。
     中国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散文方面也取得了应有的成就，以自己独有的文学想象对女性生存的现实与历史做了思索。满族的赵玫以《门口的鲜花》《一本打开的书》书写了自己地生命、爱情、精神等的种种感叹与思索；回族的马瑞芳的散文集《野狐禅》《假如我很有钱》以及《学海见闻录》集等，富于理性化、学术化的思考，诙谐幽默的情致，是在历史与现实中的思索与感叹；回族的梁琴习惯于从女性的生存际遇着手，对社会历史进程中生命状态、现实进行透析，如《跎跎》《掐花》等；满族的叶广芩的散文集《景福阁的月》《没有日记的罗敷河》中，具有自传性色彩，体验深透，寓意深广；白族景宜的写作不局限于本民族，她的报告文学《东方大峡谷》《金色喜马拉雅》与《节日与生存》，体现了汉、藏、纳西、独龙族等民族文化的融合、交流与协作；鄂伦春的空特乐的散文集《鄂伦春风情》充满着对生命和文化原型的歌颂。此外，还有蒙古族席慕容散文集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大雁之歌》等，卓娅的《卓娅随笔》《父亲的肩膀》《另一个天堂》等散文集，萨仁图娅的报告文学《尹湛纳希》、散文集《保鲜心情》，乌仁高娃的《天痕》（蒙古文）散文集，朝鲜族李善姬的《母爱》（朝鲜文），达斡尔族的孟晖随笔集有《维纳斯的明镜》等，诠释了她们对女性自我的生存状态的描绘以及对民族文化的热爱。
     诸多的少数民族女性诗人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寻求对民族文化的体认与自身的身份认同问题。蒙古族女席慕容的《时间草原》《画诗》《大雁之歌》等，萨仁图娅的《当暮色渐蓝》《寻梦者》，水族石尚竹的《卯节》《我的竹叶儿》与《水家山妹子》，是女性在近于原生态的生活场景中的展示；藏族的梅卓《梅卓散文诗选》描绘出了藏族人文与生态的景象，如《心怀西藏：香巴拉》《青海隆宝滩：鹤之故乡》等；唯色的《西藏在上》，纳西族的蔡晓岭《歌手》有着女性生存和繁衍的情感心性与美好愿望。满族娜夜的情诗《猛然感悟》，撒拉族的寒栗的《寻找柏拉图》等，也都表明女性诗人们在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开始了现代性女性诉求的拓展。
     可以说，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作家在民族叙事与女性叙事之间，寻找自我阐述的可能性，以激越的姿态回应了民族文化的脉动，并凸现了女性自我的身份意识与民族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