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多元并存的文学世界中，由于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本土的传播、兴起，还有中国女性整体的精神、社会地位提高，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承接民间话语的演绎，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平面走向立体，从区域走向全方位。女性写作主题也得到了内在转换：写作目标由恢弘走向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关注，寻求精神个性的发展。基于本民族的书写，兼容了多种审美文化精神的诉求，使得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呈现出了多种文学景观与存在优势，但民族叙事仍然是女作家的写作追求。这不仅在于传统的民间文学如史诗、传说等有着丰厚的底蕴，而且各民族亦有各自的民族历史、文化、思维方式、地域等特点。女作家们超越了自我心理束缚和男性话语引导的阶段，也挣脱了社会性话语和“民族寓言”的遮盖，开始有了女性个体与群体的经验。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女性写作从附着在主流意识话语到建构自己女性话语的过程中，与种族、民俗之间的文化范式，以及与男性中心文化之间存在着附合与紧张关系，导致女作家内心充满矛盾，因此有了自身的嬗变。女性作家们在性别与种族的胶合中，从女性特异的性别遭遇出发，连带起对现实世界洞察与历史世界的想象，从而将女性的性别体验转换为对种族生存经验的体认，开始了有关种族、信仰、男性、女性等现实、历史问题的探求，并将女性自我的体验转化为种族、群体的生存经验。这一方面体现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思维与生活习性等民族文化因素在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二是女性自身主观意识的强调。其主要特点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女作家成为民间话语的直接受用者，女性叙事开始了对历史、民间叙事的倾注与超越；在族别与性别双重边缘中对女性身份的模糊与寻找；展开了对男性话语与女权话语的挣脱。女作家更多地展现民族历史文化对女性生存的规定与制约，以及反映女性由女性无意识到女性意识的自觉的发展过程，是少数民族女作家对民族与女性经验的体认。如霍达（回族）的《穆斯林的葬礼》，赵玫（满族）的《我们家族的女人》等，庞天舒（满族）的《落日之战》等，梅卓（藏族）的《太阳部落》，白玉芳（满族）的《神妻》等。
      在众多的女作家中，1998年才开始创作的满族女作家白玉芳可谓异军突起，她以独特的个性彰显了自己的书写能力。《秋霄落雁女儿情》展示了历史场景中女性的理性与情感交错，有机结合了神话故事与女性情绪，而作家最终要完成的是对女性生命价值的追寻。为人称道的她的新作长篇小说《神妻》，更具特质。这是一个有关满族几个部落的争斗与女性的情爱故事，与其说是讲述了一个爱与恨的故事，还不如说是更加强调呈现女性自我成长的过程。作家在书写中，将女神的圣洁与人性、民族叙事与女性叙事的复杂妥善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有效的叙事探索，即作家能够讲述出久远满族族众的人心世界的秘密，并且可信。
     显然，作家的想象是在民族的现代与历史关联中完成的，并有机地吸纳了神话、神歌、神词、神舞等因素进行民族叙事，展示民族的深层内涵。更为精妙的是，作家显然更愿意通过几个女性故事的讲述获得自己完整的叙述，体现民族文化的精髓。
      尽管作家笔下的女性充满幽怨，但我们还是看见了光亮，那光亮照亮了我们对满族女性以及满族文化的看待。瑷珲女罕的女儿莺萝的悲情就在于她成就了权力与婚姻的交易，母亲芍丹与女儿不仅拥有同样的名字，还拥有同样宿命的凌辱、诅咒与情爱。遭受凌辱的母亲芍丹16年的咒语与女儿16个月的咒语，她们的反抗似乎只能停留在语言上。茑萝因为是东海窝集国的格格，王位的继承人，只能违心地嫁给了不爱的人，但她最终却以死做出了抗争。“一个女人，不能用女人的生命去等待心爱的男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曾经美丽的茑萝以终结生命完成了一个苍凉而优美的姿势。同样，女儿芍丹在火祭时的月光下轻柔歌唱：“我是善良和恶魔所孕，巴衣波罗/我是美丽和丑陋所生，巴衣波罗/我是神鹿和冰雪所养，巴衣波罗……我唤回兄弟姐妹的爱，巴衣波罗/我唤来穆昆的和睦，巴衣波罗。”在秋祭的野合之夜，她知道自己的使命。“纳汉泰，萨满是母鹰的灵魂所变，一生都要把爱献给她的族众。为了虎尔哈，为了尼玛察，为了安车骨，我不能做你的福晋。”秋祭光亮的那一刻，女萨满定格似的成为她心爱男人的心中的“神妻”。那一刻，芍丹内心的博大宽厚散发的光芒照耀大地，令天地感佩，也令人心灵震撼。
      从女神造人到女萨满飞越太阳取火，给人类带来热和光明，自己却葬身火海，成为第一个女萨满的故事写照。显然，作家要展示女性在民族延续中起到了鼎立的作用。女性形象历来被人们所关注与景仰，原因在于其生命所具有的原创力、母性力量。从受辱的女性到“神妻”的着力刻画，作家将神性与女性有机结合，让女性的情绪始终依托在神性的立场，而对女性神话故事的讲述是对现实女性命运的有机回应，这样整个小说贯注着丰沛的浪漫气质的诗性。
女人以生命与爱延续、传承了历史。女人成就了历史，历史也成就了女性。而作家显然以一系列女性形象的精心刻画来寻求与自己民族精神的贴近。作者在《后记》中说：“剥去尘封在萨满身上那层被人云亦云传言是迷信的外衣，让萨满文化里的神话、神歌、神词、神舞，为人们讲述那久远的人类起源，讲述人类社会从氏族到部落的历史，讲述人类黎明之光时期民族英雄的丰功伟绩！”白玉芳以一个中国满族女作家的激情寻找着与民族的贴近，她以自己的行为印证了这样的事实：女性因为行动才使生命更加精彩。
      相对于主流文学来说，民族文学处于边缘的地位，而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无疑处于更边缘的位置。虽然这种边缘的处境会对作品的传播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在某种意义上，处于双重边缘位置的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地处边缘，才没有背负传统这一沉重的包袱，而民族语言优势及女性思维优势会给创作带来更多的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