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文章合为时而著”，哲学社会科学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历史学更应传承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如何呈现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目标引领中华文明史研究，是新时代历史学的中心任务。

　　“文明”一词，源出于《易》《尚书》等经典，其语义虽随语境变化而有不同，但普遍被视为人类的进步状态，与“野蛮”“蒙昧”相区别。文明既包括物质上的进步，也包括文化上的成就。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的总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史研究，要系统讲述在中华大地上人与自然相生相伴及其适应和改变自然的历程，深入思考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展现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中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与社会进步，确立中华文明在全球文明史上的地位与贡献。

　　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些都需要考古工作来建构、参考、印证、丰富和完善。文明起源不仅仅是考古学实践问题，更是理论阐释和理论创新问题。文明的标志到底是什么？长期以来，人们将文字、铜器、城市、礼仪祭祀中心等作为文明的标志或要素来讨论文明起源。但是，文明起源的多样性表明，这一“清单”难以适用所有的文明。是用单一文明要素还是用多种文明要素来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入文明，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需要考虑不同类型文明所呈现的物化形式是有差别的。因此，加强文明标准的理论思考，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基本重建了我国上古史体系，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并提出了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初见成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强调，“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为此，考古学需要增强问题意识，选择重大问题，进一步实证这一中国方案，加强对包括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西辽河流域等不同地域在内的早期文明演进路径的探索，加强文明标准的理论思考，祛除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偏见。

　　学理化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是对中华文明特性最精练的科学概括，也是中华文化的自信源泉，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考古学和历史学要结合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持之以恒地对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作考古学和历史学阐释，不断筑牢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论证基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入思考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背后的原因与背景，提供合理解释。学理化的阐释可以分层次进行，既可以是系统的、通贯的理论阐释，也可以是基础性史料收集工作，还可以结合不同时代的历史事实就其中一个突出特性进行充分论证。如何从汉代郡国并行到单一的郡县制看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如何从宋辽金各民族政权的并列看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如何从明清两代之间制度与文化的延续看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类似的分解式论证将不断夯实论证的基础，其整合也将会是更高程度的整合，将不断推进和深化我们对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理解。

　　以文明互鉴贯穿中华文明史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因此，要把中华文明史看作人类文明进程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世界文明史的一部分，承认文明的多样性，提倡比较研究与交流互鉴。平等地看待人类文明，合理吸收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成果，是中华文明史研究面对世界文明史应有的态度。世界史研究、区域国别研究，也都为中华文明史研究提供重要参照，进而彰显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真正意义上理解何以“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更有力地破解文明冲突论，反对文明优越论、尊卑论，提倡文明和谐。

　　创新中华文明史书写模式

　　文明史存在两种较为成熟的写作模式。一种是艺术史的写作模式，即重视对考古和艺术珍品的介绍，通过一条贯穿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线索，使民众对形形色色的艺术与文化遗珍获得充分而正确的认识。在这种模式下，文明史既是通史，更是艺术史，或者是以通史为背景的艺术史。一种是更为宏观的文明史，通常其叙述包含了环境、民族、制度、语言文字、宗教、法律、哲学等各个方面，一般以某种历史观念为主线展开。无论哪一种模式，总体性是文明史写作最重视的，核心在于要将文明的碎屑融入整体叙事。中华文明史研究应当超越传统史学，着力探讨环境的作用以及人类对环境的适应与改变，探讨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演变，尤其是要进一步从思想层面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把握，“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中华文明史不是各种专史的综合，也不是通史与专史的融合，而是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坚持从经济基础出发，聚焦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为此，需要研究者具备整体史的视野，拥有驾驭不同领域、不同时代知识的能力；推动多学科融合，创造出包纳农业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在内的并充分反映中华文明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华文明史叙事模式。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更不是株守过往，而是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服务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大局的中华文明史研究，要总结中国制度文化中积极的、创新的要素，挖掘中国思想文化中正面的、现代性的元素，呈现历史上灿烂的文化瑰宝，致力于增强历史自觉和坚定文化自信，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思想资源与文化动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