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在新时代被摆在了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上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党的十八大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为建成文化强国制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党的二十大强调“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综上可见，建设文化强国是党带领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要完成的重要历史任务。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殷墟时首次提出要“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文化强国建设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之间的辩证发展关系：前者为用，属于衔接“两个一百年”的具体阶段性任务，只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层面持续推动文化强国建设，才能实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目标；后者为体，属于立足新的一百年提出的本体性理论和实践命题，它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精准的历史坐标，决定了其根本目的与价值归宿，旨在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从根本上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造新的历史，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两者道器不离、辩证发展，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征。

　　文化强国建设的协同推进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建设文化强国正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而提出的重要举措，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部署了文化强国建设三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就要求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从总体上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汇聚民力”，不断提高国民综合素质，同时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繁荣文化事业，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促进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发展文化产业，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可将三个方面的重要任务归结为“素质提高”“社会教育”与“市场教育”三项根本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是统贯文化强国建设全局和始终的活的灵魂。培育这一主体性不仅回答了我们要建设怎样的文化强国的问题，而且回答了怎样建设文化强国的问题。由此，文化强国建设三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形成为围绕文化主体性展开的“三位一体”辩证协同推进关系。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是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的显性表征及其认同过程，繁荣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则体现为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表征与认同的内隐塑造机制。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主要通过增强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素质繁荣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既为其健康发展提供充分的思想道德保证，又为其培育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人才队伍。而“社会教育”与“市场教育”则可以重构和提升国民综合素质，强化内隐于物（如文化事业供给的公共品或文化产业生产的商品）之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正是它组织着我们日常生活显现形式的生产与再生产，促进人民群众在“日用而不知”的生活过程中逐渐实现精神转化，从而达到对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的自信自强。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辩证展开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为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宏阔深远的历时性纵深。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则在文化作为相对于自然而言的人的活动这一基本定义上极大地扩展了文化强国建设的外延，形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立体全面的共时性结构。

　　在历时性维度，中华五千年文明，赋予了我们中国特色。中华文明永远传承着古老的精神传统，《尚书》开篇就说“曰若稽古”，但它同时又永远年轻，此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华文明古老但不复古保守，它作为文化生命体，在每个时代都会焕发出新的形态和生命活力。这种“生生”的自我革新，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不辍的生命基因和发展力量，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和运行无穷的动力机制。但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遭受劫难、文明蒙尘，产生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古今中西之争”。在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中，文化复古主义者主张用传统对抗“现代化”，捍卫旧秩序，而事实上中国又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这种错位致使复古主义者试图借助旧文化的名字和衣服，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而全盘西化论者却以追赶者的姿态要求中国建立在西方国家已弊端丛生的西式经济和政治制度。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则超越性地站在资本现代性批判的立场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在百余年文化建设实践中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化转型，并取得了巨大的现实成就。

　　在共时性维度，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辩证展开不是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结果，而是社会主体的现实运动。如果说绝对精神的目的论预设了主体运动的同一性终点，那么马克思则将其扬弃为一定生产方式下社会主体历史性的矛盾运动，从而把辩证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的事实，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在改变世界的物质实践中实现社会主体运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所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精神的自我同一，而是社会主体基于客观条件的现实运动。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停留在抽象概念同一性范围之内时，它表现为试图超越自身的自在存在。站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基于现实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并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超越资本逻辑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社会的经济形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自身展现为解释和改变世界的真理力量，从而自觉而能动地把握其所处的全部社会现实和整体历史命运，造就出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而当它进一步通过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五大文明整体推进、协调发展、全面提升，从而积极实现自身的对象性时，就跃迁到自在自为的水平，亦即在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建设更高水平的物质文明；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建设更高水平的政治文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更高水平的精神文明；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共同富裕，构建更为和谐有序的社会，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文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全面建设美丽中国，建设更高水平的生态文明。超越自然同一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自在，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其自为，实现知行合一是其自在自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共时性具体实践中历史地实现自身，由此作为完整的、现实的文化主体，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也必将创造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着中华文化主体性、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历史图式和理论结构。在历史维度，它重新通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并在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融锻中获取再度青春化的强大生命力，从而充分彰显文化强国建设所秉持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在现实维度，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它超越资本逻辑限定的现代世界既定秩序及其造成的文明隔阂乃至文明冲突，终结其所虚妄宣称的历史终结，科学地揭示了人类新文明类型之可能性的文明逻辑；在价值承诺维度，其旨归在于共产主义的人类解放，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最终发展方向，引领世界历史朝着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前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到二〇三五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逻辑与战略路径研究”（21ZDA07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