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阐释了“两个结合”的理论内涵，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他基于百年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什么是“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正面经验”十分清楚，那就是“两个结合”，即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使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获得新的生命力。这些“正面经验”是通过对三种教条主义的批判而获得的：第一种是将马克思主义生搬硬套于中国实践的教条主义；第二种是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生命力，解构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的教条主义；第三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反思批判，复古守旧的教条主义。不破除这三种教条主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就无从谈起，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就无从谈起，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性建构就无从谈起。

　　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教条”是舶来语，英语写作dogma，系指来自某种神圣权威的、不可怀疑的教义、命令或规范。所谓“教条主义”则指盲从权威、唯上唯书、脱离实际、丧失思想主体性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百余年探索和百余年奋斗是从不成熟状态走向成熟状态的历史过程，而批判和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构成百余年历史中的一条鲜明线索。

　　1930年，毛泽东写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在30余年后为该文加注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文中毛泽东为教条主义画像说：“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此后，在《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文献中，毛泽东多次对不从中国革命具体情况出发，不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吞活剥、生搬硬套的多种教条主义现象进行辛辣嘲讽和批判，指出它是主观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正是对这种教条主义的批判形成和完善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在这些原则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战胜了一个个艰难险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在新时代形成了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实践。

　　破除对中华文明的两种教条主义理解是实现“第二个结合”的重要保障。

　　除了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本本主义”态度的教条主义，过去百余年中，围绕古老的中华文明能否在保持连续性和生命活力的同时实现现代化；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实现现代化等重大问题，还存在着另外两种教条主义：一种认为现代化与中华文明格格不入，中国现代化只能是对西方文明的移植和复制；另一种则认为要保持中华文明自身品格，必须实现全面复古。深入学习领会“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深刻内涵，对于认清这两种教条主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一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我们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我说过，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这段论述从文明发展演化高度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等重大议题，这是“第二个结合”重要论述最具生命活力的理论创新，构成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多次重要讲话一以贯之的主题。

　　文明议题的提出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百余年奋斗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这一飞跃表明，历时五千多年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完全可以通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旧邦新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从而为当代人类贡献一种“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的典范文明。而这样一种前无古人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也从根本上破除了以往围绕文明和现代化问题存在的两种教条主义迷思。针对那种认为中华文明与现代化格格不入，中国现代化只能是对西方文明的移植和复制的看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针对那种以复古主义形态存在的教条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对上述两种教条主义的回应与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初对“洋教条”和“老教条”的批判是一脉相承的。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精神的继承者。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描述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

　　以上三种教条主义虽内涵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如毛泽东所说，违背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造出了“理论与实际分离”的原则。而对每一种教条主义的破除，就是一次思想解放。如果说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是一次思想解放，那么破除西方化等于现代化和复古主义则是“第二个结合”带来的“又一次思想解放”。

　　有必要指出，“第二个结合”与“第一个结合”并不是两条并行但无关的原理。应该看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实际”就包含着“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的宏大主题。因此，“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

　　破除三种教条主义才能真正树立文化自信和确立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确立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根本遵循。前述三种教条主义都表现出人们在精神上的“懒惰和怯懦”，都意味着文化主体性、思想主体性意识的丧失。这里特别需要提到那种认为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教条主义理解。中华民族自19世纪起经历了漫长的被动卷入现代化的痛苦历程，许多仁人志士意识到我们只有“睁开眼睛看世界”“一切向外求取”，才能摆脱亡国灭种的危险。因此，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以西为师”渐成风气。这种开放意识的积极后果是将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变成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学习的民族”，但它也有消极后果，那就是将中华传统文明看作“旧东西”“死东西”，把中国的现代化看作西方现代化的“译本”。

　　确实，在很长时间内，我们似乎只愿意充当现代化过程的“译者”，没有勇气充当它的“作者”。在英语中，“author”（作者）与“authority”（权威性）同根——缺乏作者意识，没有勇气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就不能在当今世界获得思想和理论的权威性。同理，那种全盘复古、拒绝向外部世界学习的教条主义，则是将“权威性”等同于“作者性”，它从根本上说也是对当代文化自主性的否定。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时指出，我们“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同时也要“秉持开放包容”，“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正是基于这种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坚定的文化主体性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论断：“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总之，破除三种教条主义是实现“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树立文化自信和确立文化主体性的重要理论条件。唯有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才能期之必成。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