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一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推动更多优秀学术成果“走出去”，以提升中国思想、中国理论、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本报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刘玉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丁国旗，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党委副书记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院长张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党委副书记张志强五位学者，共同探讨“守正创新，让中华文化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两个结合”：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根本遵循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刘玉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等，都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这些重要元素不仅同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并且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精神品格和价值取向，彰显了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鲜明特色，为在更深层次上理解古代中国、认识现代中国、把握未来中国提供了精神标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过程中，如何做到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刘玉宏：传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传承的目标，传承与创新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体两面，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途径。

　　“两个结合”为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历史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新时代以来，文化传承和创新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深入挖掘“两个结合”蕴含的历史根基、文化血脉和时代意义，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阐发和弘扬，以服务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张伯江：任何优秀的文明，都是最好地体现了创新活力又最充分地体现了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是这样的文明形态。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崛起证明了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又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结合您的研究领域，谈谈新时代学者在文化传承和创新中的重要责任。

　　丁国旗：在文化传承和创新中，我们需要切实担负起责任。责任非常明确，就是：讲清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各自的内涵与意义，并讲清楚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实践中为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建设找出切实可行的路径与方法，使这三者能够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支柱和文化共识；寻找切实可行的路径和方式，更好地向外讲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

　　要做到以上几点，根本在于要切实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当然，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针对不同国家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是要不断推动文学艺术、非物质文化、民间文艺文化等领域的中外交流与合作，进而推进中外其他领域的互信与沟通。

 

　　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解决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如何理解“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

　　丁国旗：这一重要论述强调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全球化时代，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脱离其他民族而孤立生存，人类面临的各种灾难、疾病、恐怖事件以及生态问题等，都需要各国人民之间形成相互交流协商的关系。

　　世界各国人民在文学、艺术、哲学、学术研究等领域的交往与交流，并不会因各国不同的道路、制度选择而完全阻断。这既与全球化时代经济交往和交通便捷、交流手段丰富多样直接相关，也与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相互了解交往的现实需求直接相关，更与人们面对诸多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题密切相关，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也必须加快构建的重要现实基础。

　　文化交往给世界各国打开了一扇相互理解之窗、相互认知和熟悉之门。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认同程度，已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还不太平，尤其是当下局部争端频发，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各国之间更需要摒弃前嫌、搁置矛盾，以高度的政治智慧，通过民间和文化之间的交流往来推动各国相互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地熔铸古今、汇通中西，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

　　刘玉宏：开放包容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交织激荡的时代背景下，当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求同存异、开放包容。“两个结合”为我们指明了实现途径。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对中国文学学科而言，广大文学研究工作者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实现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形成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向内注重把系统化学理化的知识转化为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语言表达，活化研究成果，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学术象牙塔。向外大力提升国际学术对话能力，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以提升学术原创能力为依托，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积极开展与国际学术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清晰而响亮地发出中国声音。要充分发挥中国文学以艺通心、沟通世界的作用，成体系、成规模地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提高塑造国家形象、影响国际舆论、改变世界格局的文化能力。要不断加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推进理论创新，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丰富中国理论，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面貌、历史经验、文化形态、未来朝向，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学术支撑和智力支持，以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新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自成一格的中华文明。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如何保持文明的独特性，同时实现开放与包容？

　　程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一种已有数千年历史且以国家形态绵延至今，并一直对世界发生着重大影响的伟大文明，一定有适应于古今各个时代和现代世界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在以理论体系的形式传入中国之前，至少部分地或“经验性地”与中国文化共鸣，只有这样，它才能在中国文化中生根、发芽、壮大。同时，这种普遍性也意味着，中国文化在传入西方之前，已部分地或“经验性地”与“西方”文化共振。只有这种普遍性，才能改写流传至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历史写作传统。

　　自19世纪初的黑格尔开始，经历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文学浪漫主义运动的欧洲，似乎突然忘记了此前两个世纪在欧洲劲吹并给欧洲带来了一系列观念——诸如体现于科举取士制度的民主观念和体现于中国园艺自然观念的“中国风”，在世界历史写作中发明了所谓的西方“特殊性”或“独特性”，即认为“一切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都发生在西方”，因而所谓“世界史”只是“西方史”的别名，它按照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结构，以一组相互支撑的二元对立（西方/东方、文明/野蛮、中心/边缘、内圈/外圈、创新/模仿）来建构世界历史叙事，并通过这些历史话语的不断再生产，一点点地改变人们的世界历史—地理的认知模式，使其渐渐变成一种西方中心主义意识。正如美国学者J. M. 布劳特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中所揭示的，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历史—地理认知模式如今已变成一种甚至流行于非西方世界的强有力的信仰。即认为欧洲文明或者说“西方”一直拥有某种独特的历史优越性，某种种族的、文化的、环境的、心灵的或精神的独特性，它自古至今赋予人类的这一地区以某种超出其他任何地区的永恒的优越性……因而，世界有一个永恒的地理中心和一个永恒的地理边缘：一个内圈，一个外圈。内圈领导，外圈跟从；内圈创新，外圈模仿。

　　西方自我建构的独特性，在冷战时期又化身为一种普遍性，以便赋予东方以特殊性，尤其是语言文学学科，沿着西方与东方的地缘政治线，划分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学科分界线。例如，在美国比较文学家勒雷·韦勒克那里，比较文学或世界文学等同于西方文学，又被进一步等同于总体文学或普遍文学，被认为具有普遍意义，并因此具有被模仿的价值，适用于人文学科的普遍方法；东方文学则被排斥在比较文学之外，而从属于包括苏联学和中国学在内的以问题为中心的多学科诊断学——区域研究。

　　印度法律史学者阿卡什·拉索尔对自己从事的学科经常追问：“谁在规定这门学科的性质？谁在巡视它的边界？谁在规训它的门徒？”这是值得重视的学术追问。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创造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良好历史条件，使我们可以超越“西方之眼”及其建构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历史认知模式，以真正的普遍性眼光来认知全球历史演进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中，如何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生命体”“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等创新概念的科学内涵？

　　张志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的“文化生命体”概念，深刻反映了对文明的定义。它所定义的文明并不是指civilization，而是指“文明”这两个汉字。Civilization中的拉丁词根civitas，是公民权、公民身份的意思，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公民教养（civilitas）等一系列概念，civilization与公民含义的结合表达了一种自我特殊化的身份意识。根据冯时先生的研究，在甲骨文中，一个“人”面对“天”“地”展开自己的形态就是“文”，“文”其实是人内在具有的天地之德，“明”就是把它展现出来，像文章一样（关于“文明”和“文章”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很多具体的文献根据）。所以，“文明”就是把“人”身上所具有的天地之德开显出来的意思。天地之德通过人加以开显，意味着文明是天、地、人共同创造、共同生成的一个生命共同体。从这个角度讲，所有的文明都具有平等性，因为都是在天地的条件下，人参与天地、开显天地之德的历史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概念：“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三个概念从不同方面共同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的内在生命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修正对中华文明的复古主义态度，不断激活中华文明的生机活力，将中华文明充分地带入现代，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洋教条”“古教条”“马教条”的同时克服。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出一种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文明有机融合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共属一体、有机融合，凝聚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社会主义新文明，是与中华文明核心价值高度契合的社会主义新文明，也是中华文明自身创造出的现代文明，是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的现代化，是通过社会主义创造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

　　《中国社会科学报》：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这些创新概念的提出，为中华文明带来怎样的开阔视野？

　　张志强：“文化生命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要概念的提出，为古今中西文化之争提供了解决方案。

　　一方面，用文化生命体来定义文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观，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接续奋斗”的大历史观。根据这种历史观，历史是在完成不同阶段任务的前提下连续发展的，也在总结经验中不断奠定迈向未来的基础。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阶段之间，不能相互否定，不同历史阶段都统一在民族复兴的完整事业中，统一在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中。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华民族古老文明，都是中华文明这个文化生命体开显天地之德的不同历史进程的连续阶段而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连续生长，也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无论是古老文明还是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的“文明”价值观都一以贯之。因而，用文化生命体定义“文明”所确立的内在视野，解决了一个由资本主义扩张带来的现代化为古老文明设置的吊诡性处境：要么实现现代化而从文明传统中连根拔起，要么固守文明传统而被时代抛弃。文明传统成为现代化的对立物，现代化让人沦落为从文明土壤中拔根的孤绝个体。

　　另一方面，用文化生命体定义“文明”，意味着不同文明不过是不同的文化生命体，文明的差异只是文化生命体开显天地之德的不同方式而已。天、地、人构成的生命共同体，是任何文明成立的基本条件。因此，尽管文明是多样的、复数的，但作为文化生命体的文明可以在天地人共同体的意义上实现相互理解、交流互鉴。多样的文明之间可以在交流互鉴、相互理解中形成一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由全人类共享的文明。这种基于文化生命体的文明观，从根本上解决了“普世主义”的迷思。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的新使命。如何理解“新的文化使命”具有的时代内涵？

　　丁国旗：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五个方面对“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进行了学理性分析和系统性论述。理解“两个结合”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所包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基因，了解当下我国文艺工作面临的诸多挑战，为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逻辑支撑。

　　对于广大文艺工作者而言，如何将对“第二个结合”意义的理解和认识落实好，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贯彻好，最终要回到对文化文艺工作自身发展规律的认知和文化文艺的实践上来。新的文化使命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提高“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能力，把“出精品”作为文艺工作追求的根本目标和原则。紧跟时代变化、社会发展，以人民为文艺服务的主体和对象，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创作。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哪些重要举措？

　　刘玉宏：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后，按照院党组的工作部署，文学研究所党委及时制定贯彻落实方案，组织全所干部职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开展多样化学习累计14次。比如，组织全所干部职工赴中国国家版本馆考察参观，邀请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为全所同志讲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的情况。邀请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田嵩燕为全所同志作题为“深化‘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题教育专题党课。组织全所精锐科研力量研究撰写理论阐释文章，编辑出版《学思践悟：新时代文化使命与文学研究》论文集。选派科研人员参加撰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阐释工程重大科研项目成果《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报告》。

　　文学研究所党委联合中国国家版本馆、山西师范大学共同主办“文化传承发展中的网络文学与数智人文”学术论坛，委托《文学评论》编辑部主办“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委托《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文化传承发展”学术研讨会。为充分发挥文学所学术期刊宣传思想文化阵地作用，《文学评论》开设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专栏，《文学遗产》开辟了“文化传承发展的跨学科思考”“习近平文化思想阐释专栏”“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专栏，专栏刊发的多篇理论文章获《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由《文学遗产》编辑部组织编写的《文化传承发展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专题论文集在2024年5月出版。

　　张志强：一年来，哲学研究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完成了一系列重要工作。首先，在院党组指示下，哲学研究所组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室并给予重点支持。同时，筹建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基地，整合院内外力量，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重镇。其次，作为责任单位，哲学研究所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十几家研究单位协同攻关，集体完成了《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报告：走向全面繁荣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写作和统稿工作，受到院党组的好评。此外，承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专项之一“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哲学研究”课题，并组织课题组成员完成了专著《中华之道——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哲学阐释》，该书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丛书”；完成了院党组和上级部门交办的一系列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的任务。

　　丁国旗：民族文学研究所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理论任务和学术任务，所领导带头学习、带头研究、带头阐释。2023年6月6日上午，民族文学研究所党委召开主题教育推进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带领全所干部职工进一步学习了院党组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工作要求、6月3日院党组扩大会议提出的五点要求。还主办了“新的文化使命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术研讨会。除了参加本所相关活动外，我还参加了由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专家座谈会并作学术发言；撰写了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研究阐释文章；牵头并成功申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民族文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要促进中外文明交流对话，推动更多中国优秀成果、中国思想“走出去”。在实际工作中，您的团队如何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走出去”？

　　张伯江：我们要加大与世界各国的语言文化交流合作以及人文交流，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加强中西方比较研究，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一年以来，我们先后组织召开了语言学传承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简牍学与出土文献语言文字研究学术研讨会、辞书释义问题专题研讨会等，从不同侧面集中研讨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新时代语言研究提出的新课题、赋予的新使命。相继主办了多场国际学术研讨会，如“中文——拓展世界交流的语言”中澳双边学术研讨会，邀请中澳双方专家学者围绕“国家语言资源和国家语言能力”“全球语境和数字语境中的现代汉语”等议题进行交流研讨。语言研究所学者参加在上海举办的世界中国学大会，在“学术的演进：代际传承与范式转换下的中国学”分论坛上作主旨演讲。为推动中国学术成果“走出去”，深化中外学术交流和对话，语言研究所大力推进“语言学热点问题研究丛书”外译项目，努力让世界了解“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学者的智慧。

　　程巍：外国文学研究所坚持中文与外文并重的学术传统，一直致力于摆脱近代以来不断叠加在外国文学学科内部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历史—地理的认知模式”“英语中心主义的学科偏重”和“文本中心主义的内部研究方法”，在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进程的全球史视野下研究文学。

　　在全球史视野下，所谓世界史或全球史就不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不是被假想的中心向边缘、内圈向外圈、西方向东方单向流动的启蒙与被启蒙、创新与模仿的关系史，而是不断将所谓“异质文化”吸收为自身有机部分的全球互动史。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一些集体研究项目，诸如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外文学—文化关系史研究、梵文研究、古典学研究等，就体现了全球史追求。在内设机构方面，外国文学研究所将此前已单一语种化或国别化的一些研究室，改为多语种跨学科的区域文学研究室。例如，将英美文学研究室、俄罗斯文学研究室分别改为英语文学研究室、斯拉夫文学研究室，并增设了梵文与南亚文学研究室、古典学研究室。

　　我们始终牢记，中外文学的学科分野只不过出于研究领域的侧重，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分界线。源远流长的中外文学/文化交往史业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文学早已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正如世界文学早已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经由文明交流互鉴而获得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样深刻指明了学术创新发展的重要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