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时间之网是连续而没有缝隙的，处在时间之网上的传统与现代具有连续性。中华现代法治文明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第二个结合”以历史为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提供了基本遵循。“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历经数千年积淀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法治思想和深邃的政治智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中华现代法治文明的思想源泉和文化根脉。唯有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内涵，才能传承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进而建设好中华现代法治文明。

　　“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经久而不绝、历久而弥新，秘诀就在于其拥有普遍认同的强大的价值理念——“以人为本”。

　　在《尚书·五子之歌》中就有“以人为本”的训诫：“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后世儒家系统阐释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孔子从君与民的关系出发，指出“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荀子进一步阐释了国君与庶人的依存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更为本质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春秋战国时期，以君主集权而形成了中央集权国家，君主及其下属官吏具有法律体制上的权威。在秦王朝统一之后，法令繁苛，国家权威背离了人民的意志和利益，遂至秦二世而亡，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在检讨法家国家权威思想的过程中，汉初的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中拨乱反正，提出 “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以民为本”的价值理念重新获得了制度上的正统地位，为汉代奠定了长治久安的大一统格局。在兵戈纷扰的三国时期，“以民为本”的理念依然不可动摇。例如，吴国重臣陆凯曾惕厉国主，“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及至唐代，作为中华法系之楷模的《唐律疏议》，在其首篇《名例律》开明宗义，称“人为天地间之灵长”，“夫三才肇位，万象斯分。禀气含灵，人为称首”。唐代“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不限于刑法方面保障身体、生命和财产，而是对法令体系和法治诸环节的整体性统摄支配，全面贯彻了“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结构性保障，特别是基础性民生方面的保障，即约束国家权力，不扰民、不为不法侵害；保障家庭秩序和财产权，保障个人权益，实体保障与程序保障相结合。

　　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文明在理念上文脉相通，都是以人为目的，以制度保障人的权益，实现人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是现代法治环境建设的根本遵循，也体现了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有典有则的法令体系

　　从传世法律文献来看，中国自夏商周时期就已形成了依据法律汇编进行国家治理的传统。《尚书·五子之歌》中记述了大禹以来依典则治国的传统：“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夏商周三代的典则，还不能说是成文法典，但已是分门别类的国法汇编，具有成文化、体系化的特征。而《周礼》记述了“六官职掌六事的体系”（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既有当时官法共构的现实，也有作者“有典有则”的治理理想。《周礼》对后世影响极大，至盛唐编纂《唐六典》即依准《周礼》“六事”体例。明太祖朱元璋仿照《唐六典》编修《诸司职掌》，仍以六部为首。明弘治年间以《诸司执掌》《皇明祖训》《大明集礼》《孝慈录》《大明律》等典则和百司之籍册编成《大明会典》，汇编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各种典章制度，后经万历年间增修《大明会典》更为完备。

　　清代延续明会典的编纂传统又有所发展，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朝相继编修《大清会典》，采取“以官统事，以事隶官”的体例，以政府机构为纲，汇编政府各部门的执掌、政令、事例及职官、仪礼等制度。《大清会典》是清代治国的大经、常法，也是中国传统法律汇编的典范。一方面，该法是对国家权力的制度化限制，政府部门不可以任意增减，官吏员额不可以随意增减，职掌权力不可以恣意行使。另一方面，该法反映了国家法制的完备程度和文明程度，国家定罪量刑的《大清律例》（刑法典）条文数量仅占会典的十分之一左右，绝大多数的法律规范是关于职官、钱粮、礼仪、军事、营造等方面的制度。中国古代国家成文法典的编纂和法规大全的汇编，都服务于国家治理，法典的编纂和适用是法治的基本保障。

　　有典有则的法令体系兼具稳定性与灵活性，体现了中国传统法令体系的立法编纂成就和完备体系功能。挖掘阐释、传承发展传统的“有典有则”法令体系，有助于完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助于推动中华现代法治文明建设。

　　分统结合的法治机制

　　任何时代的法治都有成本，所行之法必有立改废释之讨论，执法之官吏、司法之法曹必有员额薪俸。国家多立一法律，必增一分执法、司法、守法之成本。但求长治久安，必然要讲求治理效率，降低治理成本。中国古代国家的治理经验是建立“分与统相结合的法治机制”：分是指政府与社会分层治理，政府部门分门别类治理；统是指不同层级的组织、不同职能的部门在机制上有效协同统一。

　　就分层治理而言，包括政府内部的职能分类、中央与地方的分层治理、政府与社会治理职能的区分。政府内部职能部门的区分以事务类别和专业化为基础。以清代为例，行政事务主要由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门负责，监察权由都察院统属，凡此全国共设十个主要职能部门，各部门分职任事、分别对上负责。中央和地方在上下统属的基础上职权有所区分，中央侧重于人事、监察、部分财政提取，给地方政府留有一定因地制宜的权力空间。政府与社会在法律统属关系的基础上有治理功能的区分，为了避免政府过于庞大、成本过于高昂，中国古代多采取精英化权威性政府的设计方案，政府部门高度整合、官吏员额严格限制，而国家将一部分职能授权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在调处纠纷、基层治理等方面具有一定权威。法治机制上的“分”是为了提高效率，集中政治法律资源处理重要事务；而“统”一方面是为了消除体系冲突，同样是为了提高整体治理效能，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通过权威维护体系运行，避免国家分裂和治理体系失效。

　　中国传统的“分统结合的法治机制”在治理成本控制和治理效能方面，对我国当下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传承兼容基础上的法治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体现在法治方面就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开展法律改革，自我革新是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律改革贯穿中国几千年的法律史进程中，也正是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改革创新，使得中华法治文明获得持久的生命力。中国古代的法律改革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总结历史经验，自我革新，在传承的基础上守正创新。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他们所推行的税制改革、军事制度改革、郡县制改革、创建中央集权体制等等，都是在点滴积累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总结、不断推进。像商鞅、韩非等改革者，他们在开创性改革的过程中，为了避免改革的阻力，仍有托古改制的历史依赖。另一类是学习固有传统之外的法律理论、法律制度、法治经验，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例如，古代中国对佛教的态度是接受和本土化，再将其中的理论、规范吸纳融合到我们的价值体系和法律体系之中。又如，近代自清末变法学习接受西方法律文化，知识搬运总量之大，法治传统转变之急剧，为数千年所未有。然而，凡不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未能有效内化为中国法治要素的制度和学说，也需再学习、再消化，取其精华。

　　从传统法治经验来看，法律改革是法治体系新陈代谢的一种常态，需要持之以恒，行之以渐。法律改革通常是为解决现实问题，往往也会产生新的问题，这要求改革者有极大的耐心和坚韧的定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