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下星期我将把赫弗特尔的东西 更仔细地看一遍。如果那里有材料，我就订购。艾希霍夫的《斯拉夫人的语言文学史》（１８３９年巴黎版）是一本糟糕透顶的书。除了我不能评论的文法部分外（但是我注意到，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被说成是斯拉夫人，这难道不是胡扯吗？），其余多半是从沙法里克 那里剽窃来的。这个家伙还引用了原文和法译文的斯拉夫人的民族诗歌。我在其中也发现伊戈尔的远征 。这部史诗的要点是号召俄罗斯王公们在一大帮真正的蒙古军的进犯面前团结起来。诗中精彩的一段是：“瞧啊，哥特族美丽的少女在黑海岸边唱着自己的歌。” 可见，凯特人，或哥特人已经庆祝突厥族的波洛夫人战胜俄罗斯人了。全诗具有英雄主义和基督教的性质，虽然多神教的因素还表现得非常明显。可是，捷克人英雄诗集（德译本由汉卡和斯沃博达出版）里的捷克英雄史诗扎博伊（萨莫？）对待德意志人是完全论战性的，充满了狂热。看来是为反对一位曾被捷克人击败的德意志统帅达哥贝尔特写的。但是，这是号召象报复德意志人那样报复基督教；对于德意志人，其中以极其质朴的诗体斥责他们想要强迫威武的捷克人只能有一个妻子。我从民间诗（除了《阿德尔贝特的祈祷》（对圣母的）之外，波兰人根本没有民间诗）里还找到：

　　格策：《弗拉基米尔公爵和他的侍从》１８１９年版；《俄罗斯人民的歌声》１８２８年版。

　　卡佩尔（齐格弗里特）：《斯拉夫旋律》１８４４年莱比锡版。还有他的《塞尔维亚人的歌曲》１８５２年版（比雅科布写的 更完全）。最后，还有武克·斯蒂凡诺维奇：《塞尔维亚婚礼曲》。欧·韦泽利的德译本１８２６年佩斯版。

　　我所注意的和我下周还要为你翻阅的著作，除了西普廉和德普勒 的著作之外，有《１８５０年夏南方斯拉夫之行》共两卷１８５１年莱比锡版 （有英译本）。《论塞尔维亚公国》１８５１年维也纳版。《南匈牙利的塞尔维亚人的运动》１８５１年柏林版。《斯拉夫主义和假马扎尔主义。一切人之友，假马扎尔主义者之敌著》１８４２年莱比锡版。《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的抗议和控诉》１８４３年莱比锡版。

　　我不记得曼彻斯特是否有《新普鲁士报》。这报现在很有趣。如今普鲁士政府也象当年路易十八一样有了自己的“无双议院” ，但是，官僚政府对认真看待自己胜利的顽固的容克地主感到棘手。当讨论农村公社、乡村法院问题和地产关系问题——这些问题，正如老多里沙尔所说，“关系到面包问题”——的时候，普鲁士议院中的冲突越来越严重。也许你从中已经看到，普费尔伯爵要求让地主有痛打自己仆人的特权，并吹嘘他本人在这方面完成的丰功伟绩。于是，左派把１８４８年这位普费尔亲自签署的、完全以“疯狂年” 的精神草拟的１８４８年传单找了出来。事情发展到双方决斗的程度，今天《新普鲁士报》发表了一篇ｌｅａｄｅｒ，即社论，直截了当地说，在它的党内有“下流恶棍”，而自由党内则有非常“高尚的”人。社论宣扬“宽容”、“和解”，“原则斗争，但决非个人争吵”。社论说，左派应当想一想，“山岳派总是要吞掉吉伦特派的”。它应当注意到，不论将来“有没有和平，但是普鲁士正面临非常严重的内部或外部的纷争”，在这种情况下，“派系倾轧”无异于“自杀”。这不是好极了吗？要知道，普鲁士没有一个人为议会和它的分裂操心。这种对恐惧的自供尤其重要。利奥神父在国王面前作了关于闵采尔的演讲（一部分刊登在《新普鲁士报》上）。可以说，演讲是直接针对你在《新莱茵报评论》上发表的著作 的。他说，不应当再指责宗教改革是革命之母了。闵采尔是“幻想家”，他曾经说过：“我为信仰而理解”。而路德说：“我为理解而信仰”。《施本纳报》回答说，路德晚年已经懊悔在政治上所起的不体面的作用等等。你看，就连官方人士也有不满情绪了。

　　顺便谈谈宗教改革：奥地利到底从一开始就下工夫使斯拉夫人变成一种危险。在斯拉夫人当中，除了俄罗斯人之外，一切民族都同情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使圣经译成斯拉夫民族的各种方言。由于宗教改革，至少各民族有了觉醒，另一方面，同新教的德意志北方建立了紧密的联盟。如果奥地利不镇压这个运动，那末通过新教就会既奠定德意志精神优势的基础也建立抵御正教俄罗斯的屏障。奥地利把德意志人拖进了臭泥坑，并且在德意志也象在东方一样，替俄国作了事情。

　　不知你是否看到上星期五议会开会的消息。伊文思在会上指责帕麦斯顿说，三个半月前他就向帕麦斯顿提出关于卡尔斯局势的警告，但是帕麦斯顿装作不相信的样子；他还在会上讲述了潘缪尔给辛普森的急电，潘缪尔在急电中通知说：“您被任命为腊格伦的继承人”，并加上一句：“请照顾一下多布！”不幸的辛普森回电说：“请重复一下您的急电。”于是潘缪尔，这位“卡诺勋爵”——如伊文思所称的——更明确地说：“请照顾一下多比金！”这个人是他的一位亲戚。最后，汉密尔顿勋爵在这个会议上指责伊文思在因克尔芒会战 后建议腊格伦丢下大炮和战壕，用船将英军运走。前天可怜的伊文思表示“公开悔过”。从刚由东方回来的一个叫斯万的人写的著作 来看，在卡尔斯的背叛行为似乎是十分明显的。背叛行为不是最近，而是在以前为了造成有关形势干下的。

　　现在谈载勒尔的情况。大约三个星期以前，他乘南安普顿轮船去美洲，因为郡长已开始追缉他。他有一个坚定的想法——从哈里法克斯打电报给他从前投过稿的纽约《国家报》：“鼎鼎大名的《卡斯巴尔·豪泽尔》的作者塞巴斯提安·载勒尔平安抵达大西洋西岸。”这位大人物把他的《亚历山大二世》留在这里，——五十五页，大部分是从奥格斯堡《总汇报》摘下来的，——并且吩咐随后立即将抄本寄给他。要知道，它应当在大洋两岸同时出版。他如此热心搞这个无聊的东西，让他的妻子和姨子等人抄写，使她们都由于不幸的塞巴斯提安的“坚持不懈的”勤勉弄得傻头傻脑。与伦敦出版商交涉《亚历山大二世》一书的出版，是为了给他到伦敦的“业务旅行”刷上一层博学的色彩。他在伦敦天天详细调查虾和其他东西的质量，其中还有法国的“软煎蛋皮卷”。除了上述的《亚历山大》外，他还留下了另一桩臭事。你记得，李卜克内西曾给他开了一张期票，愚蠢地幻想载勒尔在期票贴现后会让给他几英镑。期票支付的期限到了，但是没有提出支付。载勒尔吹牛说，他已支付。其实他只是把它再贴现了。他离开后两天，李卜克内西接到一位律师从西蒂区的来信，要求他支付期票。皮佩尔（由于他的一双无神的眼睛而被载勒尔的戴绿眼镜的姨子看中了）到蔬菜商那里去了。全家都恐慌起来。塞巴斯提安倒是得到了支付期票的款子，但给吃光了。然而，爱情能战胜一切，他的妻子确信她只能指望唯一的一次爱情，也就是塞巴斯提安的爱情。因此她竭力打圆场。可是，蔬菜商脸色阴沉，一天天越来越睁大眼睛注视着亲爱的女婿的行动方式。事情还没有了结。同时每天都收到新的、似乎已经支付了的期票。

　　卡·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曼彻斯特，１８５６年３月５日于［伦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9卷，23-27页，197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