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朋友： 

　　你怎么会想到我有办法替这个党内的青年同志[1]找到文字工作呢？要知道，除了迈斯纳（为了出版《资本论》），我已多年完全没有同任何一个德国的出版商发生联系，而同报纸和杂志就更没有联系了。我有什么办法呢？即使这个人会把德文倒过来译成法文或英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无法帮他找到工作。最好托托李卜克内西，他在编《新时代》，有许多关系。 

　　 在马克思家里我们还得搞到明年３月，因此不能特别急于离开那里和制定未来的计划。整理这些遗物，也要花费许多劳动。我感到惊奇的是，马克思甚至把１８４８年以前所写的几乎全部文稿、书信和手稿都保全了下来，这是写传记的绝好材料。传记我当然要写。除了其他一切，传记也是一部《新莱茵报》和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下莱茵地区运动的历史，是一部１８４９—１８５２年讨厌的伦敦流亡生活的历史和国际的历史。首先要出版《资本论》第二卷[2]，这不是一件小事。第二册的手稿有四稿或五稿，其中只有第一稿是写完了的，而后几稿都只是开了个头。这需要花费不少的劳动，因为象马克思这样的人，他的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但是，我喜欢这种劳动，因为我又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 

　　 最近我清理了１８４２—１８６２年的书信。过去的日子和我们的敌人给予我们的许多愉快的时刻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想起这些往日的经历，我常常笑得流下泪来。我们的幽默是我们的敌人永远不能夺走的。但是这中间有许多非常严肃的东西。 

　　 这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注意，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一个字也别透露到报刊上去。可以发表的东西，我有时登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伯恩施坦有很大改进，他努力学习，头脑机智，思想开朗，能经得起批评，摆脱了小资产阶级那套平庸的说教。我们的德国小伙子们，自从反社会党人法[3]使他们摆脱了“有教养的”先生以来，确实是好样的。１８７８年以前，这些先生企图用他们大学里那一套无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高高在上地教训工人；遗憾的是，很多“领袖”助长了这一点。现在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陈腐的东西，但是运动毕竟重新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轨道。我们的小伙子们所以出色，正是在于群众比几乎所有的领袖要强得多。现在，反社会党人法迫使群众靠自己的力量来活动，而领袖的影响则缩小到最低限度，——现在运动比任何时候都好。 

　　你的 老弗·恩格斯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83年5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6卷，27-28页，197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