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历史虚无主义颠倒中国近代革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践踏中国人民对革命历史人物的思想感情，扰乱中国人民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正常认知，其实质是诱导中国发生颜色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针对这一错误思潮，本文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历史的飞跃，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的必然，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清醒地认识党和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每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对我国社会发展道路所作选择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谬论对新中国红色基因的淡化和消解。

　　关 键 词：新中国/红色基因/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错误思潮，是披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上的欲拒还迎的温情面纱，其实质是诱导中国发生颜色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初期，它主要表现为以总结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为借口而将其“晚年”的跨度无限延展，否定毛泽东作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辉煌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指导地位，进而否定毛泽东领导的全部革命和建设历史。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主要表现为以反思历史的名义“重新评价”历史，否定世界近代以来一切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革命行动，这其中当然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实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变革的社会主义革命。近年来，在上述错误观点及其变种尚未得到彻底肃清的同时，一股新的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打着“历史解密”的幌子，明目张胆地质疑、矮化、诋毁革命领袖和革命英雄，同情、美化、抬高历史上早有定论的反动人物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跃然出现在人们的生活里。如此肆无忌惮地颠倒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践踏中国人民对革命历史人物的思想感情，扰乱中国人民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正确认知，都是对新中国红色基因的销蚀和瓦解，这与当年苏联解体前“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①的情况十分相似。

　　对此，习近平在同出席2019年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谈话时深情而坚定地讲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啊!上海石库门、南湖红船，诞生了中国共产党，14年抗战、历史性决战，才有了新中国。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②这里所说的“红色”无疑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赢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胜利，是新中国最亮丽的底色。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面对东西方两种文明剧烈碰撞以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力量正面交锋的严峻形势，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关于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③的重要指示，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巨浪中保持自身思想上的独立性和实践中的主体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对新中国红色基因的消解，“保证革命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红色江山代代相传”④。这就要求我们清醒地认识党和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每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对我国社会发展道路所作选择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从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诚如习近平所言：“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经历了多少坎坷，创造了多少奇迹，要让后代牢记，我们要不忘初心，永远不可迷失了方向和道路。”⑤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历史的飞跃

　　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说成是“历史的悲剧”的观点源自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但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苏东发生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以来，在新中国自己的土地上泛起否定新中国历史的思潮，却不得不说是“历史的悲剧”。持这种观点的人闭口不谈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怎样符合我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不朽功勋，相反认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内的近代以来一切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波澜壮阔的革命行动构成了百年来的“疯狂与幼稚”，由此提出“告别革命”的口号。这歪曲了历史发展逻辑和真实轨迹。在“告别革命”论者看来，新民主主义革命压倒了五四以来的思想启蒙，因而阻断了近代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对此，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对于长时期受到封建主义腐朽思想束缚和毒害的中国人民来说，只有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可以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而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在俄国取得历史性成就，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时代主流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革命道理不能对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作出丝毫贡献?

　　列宁曾经说过：“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因为当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急剧转变时，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在人民中间什么阶级抱有什么目的，他们拥有多大的力量，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⑥显然，在真正的革命者眼中，革命与启蒙并不是截然不相干的两件事。就我国而言，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始终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潮中，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的洗礼，逐渐冲破了陈旧落后观念的束缚，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中国人民失去的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加诸的各种锁链，而获得的却是翻身做主人后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个人尊严，这些正是“告别革命”论者永远不可能从别处寻到的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条件。恩格斯曾经讲道：“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⑦不得不说，那种认为革命将因为“告别”而不曾发生或者不再发生的观点未免过于幼稚，至少距离严肃的历史科学研究相去甚远；而那种认为“告别”最少可以使某种具体形式的革命永远消失的观点，其见识其实与那种死守着某种具体形式的革命的教条主义者的水平别无二致。

　　至于这些“告别革命”论者所“畅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的“黄金时代”，究竟是怎样一番光景呢?自1927年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以来，外国在华资本输出的规模明显增长：1931年外国控制下的机械采煤量占到全国机械采煤总量的69.1％，生铁产量占到全国生铁生产总量的97.2％，纱厂的纱锭数占全国纱厂纱锭总数的43.5％，布厂的布机数占全国布厂布机总数的51.4％；1930年航行于中国境内的外国船舶吨位数占到中外船舶吨位总数的82.8％，1931年由外国直接控制和经营的铁路里程数占到全国铁路总里程数的84.3％。⑧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经济的渗透和控制程度。在对帝国主义国家献媚讨好的同时，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利用手中的反动政权，通过贪污、勒索、投机倒把、发行公债和提高税率等手段，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把国家财产变成由他们任意支配的私产，官僚资本主义急剧膨胀。抗战胜利后，官僚资产阶级掌握的四行二局全面接收敌伪资产，其中仅在京沪地区就接收中央储备银行黄金约50万两，白银约763万两，银圆约37万枚，接收中央银行上海支店黄金约8万两，白银约31万两，银圆约24万枚。⑨对于这一时期官僚资本主义的疯狂，毛泽东讲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10)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黄金时代”的反人民的本质。

　　南京国民政府作为一个根本上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权，不可能推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从而引导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基本事实。在万马齐喑的旧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为中华民族开辟光明的前途，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出黑暗的深渊。当历史和人民真的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新中国的时候，一个全新的中国岿然不动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一个站立起来的中国，彻底结束了近代100多年以来饱受外国列强欺侮的屈辱历史。这是一个人民民主的中国：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被打倒在地，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第一次翻身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全体社会成员在政治参与、经济收入分配和人的尊严等方面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平等。这是一个经济得以恢复并且迅速迎来大规模建设高潮的中国，仅仅3年就取得了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大超过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的伟大成绩，又过了仅仅5年就初步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坚实基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立了新的起点。总之，这是一个在涤荡一切旧社会污泥浊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充满新气象的光明的中国，是真正的“换了人间”。新中国的建立绝不是“历史的悲剧”，而是“历史的飞跃”。

　　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历史的必然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以来，总有一些人抱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心态，否定新中国在人民民主政权日益巩固和社会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他们受主观唯心主义思维方法的支配，认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个别人仅凭主观愿望而做出的改变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轨迹的行为，它“一时的胜利”也不过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部分人对我国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心存怀疑，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那个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不是按照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那个社会主义。实际上，这种“社会主义早产论”早在100多年前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家攻击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就出现了，现在不过是在旧调重弹而已。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定的生产关系需要建立在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之上，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此，我们从不怀疑。而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的“社会主义早产论”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这种“决定”作用和“相适应”条件的理解都同机械唯物论者一般无二。恩格斯曾经讲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因为“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11)这正符合马克思提出的灵活性和历史主动性对于革命至关重要的思想。(12)但是“社会主义早产论”者对此毫不理会，反而一再强调新中国巩固新民主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要性，认为在不具备必要的社会物质条件的情况下，仅仅依靠精神意志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力量“搞穷过渡”的做法，是非理性的表现。

　　列宁有一段著名的话道破了这一论调的实质：“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他们是些怯懦的改良主义者，唯恐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同时又用满不在乎的空谈和大话来掩饰自己的怯懦。”(13)事实的确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本来就有着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根本不同的性质，那就是它必将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旧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新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或者说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向往的英美式的资本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追求的科学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中间，从来没有所谓的第三条道路。(14)那些宣扬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人近乎固执地反对过早过渡到社会主义，却从不反对过渡到资本主义，因为他们实际上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在一些人那里是再明确不过的了：问题不在于什么时候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在于要不要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逻辑本就不符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终极目标，新民主主义的口号并不能满足“社会主义早产论”者的政治诉求，至于他们大多数时候还不得不借用它，那只是为了避免造成太大的刺激。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是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虽然不能径直达到社会主义的成熟完善以至最终胜利，但是如果能够经过一段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互相补充的过渡阶段，是可以跨越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而建成社会主义的。(15)也就是说，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大厦虽不能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却可以在首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充分借鉴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手段和经过批判对社会主义有益的文化成果，从而为本国建成社会主义作充分的准备。(16)对于这一点，我们坚信不疑。诚如列宁所言：“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称，‘因而’就不应该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所谓的‘套中人’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忘记了，‘相称’是永远不会有的，在自然界的发展中，也和在社会的发展中一样，这样的相称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种不相称的毛病——才能从一切国家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胜利的社会主义。”(17)对此，毛泽东也认为：“讲发展大工业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说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8)这表明，列宁和毛泽东都是把建成社会主义视为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而社会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可以成为这一历史过程的起点和前提。

　　对于上述科学论断，那些执着于“社会主义早产论”的人们只能表现得像围在咸鱼和热粥旁边绕来绕去而裹足不前的猫儿一样，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可以成为勇敢的探索者和成功的实干家。事实上，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久，毛泽东已经创造性地提出，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阶段，也可以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19)；并且强调指出，不论在哪一个阶段，我们都要将学习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一切长处作为不可移易的方针，而批判和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切腐朽的东西并不能成为在实际工作中“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的理由。(20)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综合考察我国实际情况，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作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不发达的阶段”的科学判断。(21)他指出，在这一阶段，我们必须老实承认并认真学习“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22)。今天，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坚定的战略定力，敬告人们：“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23)，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24)。显然，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来社会所处历史方位和发展方略有着明晰的认识，既有意识地纠正超越自身发展阶段的急于求成的错误想法和政策，又坚决反对偏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改旗易帜的错误倾向和主张，早已摆脱了是否要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无谓论争，而真正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重大发展。

　　作者简介：方闻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