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他和马克思一道建造起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为完成无产阶级的解放并最终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实现人类最崇高的共产主义目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他甘当“第二提琴手”为世人塑造起了一座精神的丰碑。恩格斯一生在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也为马克思从事理论研究提供了物质的和精神的支持，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作出了理论和编辑方面的贡献。特别是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恩格斯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者、捍卫者和发展者。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学术关系，书写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为世人称颂的篇章，恩格斯在批判错误思潮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为我们拨开种种迷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中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

　　“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是19世纪4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1842年产生，1848年匿迹。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有莫泽斯·赫斯、卡尔·格律恩、奥拖·吕宁、海尔曼·克利盖等。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目的在于美化小生产者的私有制，把宗法式的小土地私有制理想化，主张把无产者变为小生产者，认为只有在小私有制的条件下，人们才能有幸福生活；他们宣扬的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冒牌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宣扬和平改良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它的理论实质就在于，“把这些共产主义的体系、评论和论战性著作同现实运动割裂开来”，然后又任意地把它们和德国哲学联系起来，从现实的历史基础回到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恩格斯在批判中强调，共产主义是植根于现实的基础之上的，英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传入德国，必须要与德国的现实相结合。“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进一步说，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沉溺于思辨领域，以博爱的市侩的感伤主义的说教，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先验的模式，当作一种恢复人的自然本性、消除利己主义和竞争、实现了人类和谐的“爱”的社会，因而他们把本来必须由革命来解决的社会问题诉诸“爱”，并号召无产阶级“永远不要参加革命”，宣扬“革命是过了时的政治手段”。恩格斯在批判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决不是什么先验模式，它作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是无产阶级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现实运动。在这个现实运动过程中，“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讲到底，“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恩格斯在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斗争中对共产主义的宗旨作了如下三个方面的概括，即“（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宗旨的规定集中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观点。

　　在批判“讲坛社会主义”思潮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

　　经过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和斗争，曾经像瘟疫一样流行于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及其影响，在1848年革命风暴的冲击下最终得以彻底清除。随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在德国迅速传播，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19世纪70年代开始，为扼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开展，“讲坛社会主义”开始流行起来，施穆勒、阿道夫·瓦格纳、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阿基尔·洛里亚等一些代表人物，在大学讲坛上以社会主义为幌子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寻找能够消除社会主义和奴役工人的思想武器和统治手段。他们在理论上秉承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思想观点，反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攻击和中伤马克思及其理论和方法，在实践方面提出各项社会改良措施和计划，以适应资产阶级统治体制的需要，消解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逝世以后，洛贝尔图斯及其信徒诬陷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剽窃的。洛贝尔图斯强调，剩余价值从哪里来的问题最初是由他“更简单、更明了地”说明的。为此，恩格斯阅读了洛贝尔图斯及其信徒们的著作，于1884年7—8月间在写给考茨基的信中提到，洛贝尔图斯在剩余价值问题上，“抄袭了李嘉图的东西，根本未能在经济学上创立什么新东西；只有马克思才前进了一步，推翻了整个旧的经济学”。同年10月，恩格斯在为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1版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洛贝尔图斯这样做是肆意诽谤。这种诽谤只能解释为是这位无人赏识的才子的郁郁寡欢，以及他对普鲁士以外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文献和经济学文献的惊人的无知。”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时根本就没有读过洛贝尔图斯的《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一书。自称马克思的学生和崇拜者的意大利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洛里亚，在马克思刚一去世后就对马克思发难，指责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与劳动价值论存在矛盾。对此，恩格斯非常愤怒，明确指出：“这位伟大人物的去世使一些无耻之徒得到了一个替自己拼凑政治资本、著作资本甚至金钱的好机会。”以洛里亚为例，恩格斯对“讲坛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些堂堂的教授除非‘牺牲真理’就永远不能编造出自己的数不清的各种体系”。

　　在批判“青年派”机会主义思潮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19世纪90年代初，德国统治阶级开始采取“自由主义”政策，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手段发生了变化，剥削方式更加具有隐蔽性，无产阶级运动开始陷入空前的低潮；从另一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已经取得统治地位，加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许多大学生、青年文学家，以及其他没落的年轻资产者纷纷涌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并自称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毫无斗争经验，不熟悉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实际条件，鼓吹机械论、宿命论和自发论，因而一方面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刻板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把唯物史观当作标签、套语和现成的公式，认为任何历史问题只要贴上这个标签就能得到解决；另一方面把唯物史观庸俗化、简单化，否认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创立，用“经济唯物主义”“技术经济史观”等论点误解和歪曲唯物史观。以德国政论家和剧作家保尔·恩斯特为代表的“青年派”机会主义思潮开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兴起。这一思潮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竭力反对党内的渐进主义的政治策略，其影响很大。恩格斯批驳了恩斯特把杜林对马克思理论的歪曲与马克思的理论混为一谈，这恰好证明了“青年派”机会主义者根本不懂马克思的理论。恩格斯明确指出了“青年派”机会主义者教条式地对待唯物史观的危害。1890年8月，恩格斯在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对德国的许多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

　　恩格斯在批判错误思潮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交锋和斗争中发展并彰显其生命价值的，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阮益嫘/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