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通过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部分所提出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等“5个问题”的细致分析、深入解读，探讨了“引言”所提出的“5个问题”作为文艺工作“元问题”的理论价值和意义，指出了“引言”和“结论”构成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双文本”结构的客观事实，论证了“引言”与“结论”在地位和价值上同等重要的事实依据，为重新认识、科学评价“讲话”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引言；5个问题；结论；双文本

　　明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就要迎来第80个年头，80年不是一个小数字，但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对大多数人来讲仍然历历在目，犹在昨日。《讲话》所提出的一些文艺原则、文艺观点在今天仍然适用，所批判的一些糊涂观点和错误思潮在当下依然存在。这一现象一方面说明文艺文化领域里的一些问题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文艺领域里的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既具有强烈的时代针对性，同时又具有长远的历史前瞻性，所提到的问题都是文艺界需要长期面对和需要长期去解决的问题。虽然在《讲话》中针对一些问题，他也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但这些问题存在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文艺的认识和需要还会发生变化，各种糊涂的文艺观念和错误的文艺思潮还会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重新出现，这是由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文就将通过对毛泽东《讲话》中“引言”部分所提出的“5个问题”的解读与思考，以审视这些问题对于今天我国文艺发展的借鉴意义和醒示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所以召开，总体来说是为了“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具体来说则是为了解决毛泽东所说的在当时形势下“文化战线”（“文化的军队”）和“军事战线”（“拿枪的军队”）存在着的两个尚未“结合”的问题。其一是：“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①]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国内的政治格局所造成的客观上的隔断。其二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②]这主要是由于一些人到延安时间不长加之个人思想意识本身存在问题所造成的主观上的隔断。

　　无论是十年内战时期实际工作上的“没有互相结合”，还是根据地时期具体表现出的没有“完全结合”，这两个因素无疑构成了毛泽东召开文艺座谈会最初的或者说是最基本的动因。也就是说，延安文艺座谈会所要解决的就是要在“革命工作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文化战线不能置身事外，必须与军事战线“完全结合”，发挥文艺应有的使命作用的问题。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③]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文艺界的这一使命任务，同时还提出了要实现这一使命任务“应该解决”的5个具体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④]这5个问题的提出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结果，也是其对于当时民族抗战形势认真研判的结果，这5个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对于推进全民族抗战并走向最终胜利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意义。

　　《讲话》有两部分构成，即“引言”和“结论”。其中“引言”是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到会讲的，主要是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问题与5个“应该解决”的问题，重点在于“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⑤]。“结论”是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到会讲的，是在“一个月时开了三次”会的前提下，在大家追求真理，热烈争论，“有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⑥]之后，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即“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⑦]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结论”部分是《讲话》的核心所在，从某种程度上说，对“结论”的理解和认识就是对《讲话》的理解和认识。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会更加重视“结论”而把“引言”仅仅作为引言来看，“结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加之“引言”部分提出的5个问题，“结论”部分毛泽东并不是一一对应地进行了回答，客观上造成了“引言”和“结论”虽有关联但又似乎是各自独立的两个文本，由此也造成了在现有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研究成果中，大家主要都在关注“结论”中毛泽东做出的结论，而对“引言”中毛泽东所提出的“引子”（主要是提出的5个问题）却关注极少，甚至不予关注。对于理论研究而言，这种现象实属正常，但对一个像“讲话”这样具有极高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的文本而言，这显然又是一个不小的缺憾。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引言”和“结论”都应该是一体的，它们具有必然的逻辑关联，没有“引言”对于相关问题的提出及之后广大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问题的充分争论与讨论，“结论”的产生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如果我们认真地研读“引言”和“结论”就会发现，“引言”中提出的5个问题在“结论”中毛泽东其实都有论述或有所涉及，只是这5个问题在“结论”中是在一种新的叙述结构和话语逻辑体系中得以体现的。其不同之处就在于5个问题在“引言”中是有顺序、有逻辑性地提出，它是毛泽东希望解决或重点思考的几个问题。而到了“结论”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经历了大约三周时间的讨论之后，毛泽东有了新的话语方式和叙述逻辑，而这种方式和逻辑是更系统、更清晰的理论阐释，是更直接面对现实情况而提出的更为具体的解决问题的体系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综合文艺创作实践、各方面不同意见和自己思考和研究诸要素之后形成的。可以说，“引言”部分旨在提出要解决的有一定逻辑关联的5个具体问题，这5个问题有些是已经有了答案只是人们的认识可能还含混不清，有些则是在讨论中需要进一步明确或需要重新给出答案的。而“结论”提出的诸多原则和值得辨别的问题，则重在寻求问题和现象背后那些必然要遵循、更为共性或普遍的理论层面的认知，是在寻求现实所存在问题得以彻底解决的救治良方，是从哲学的高度对那些需要辨析或辨别的问题必然做出的明确的结论和行动的指南。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引言”和“结论”虽然在结构和问题探讨上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但二者在实际内容方面却仍然是一致的。“引言”重在提出问题，要的是对相关问题的有逻辑的罗列和说明；“结论”则在于总结出解决问题的出路，要的是更加成熟的理论武装和更为基本的原则遵循。二者之间虽然表面上存在着“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没有一一对应的问题，但那只有直观视觉形式上抵牾，并没有实质上的不同。实际上这种现象本身，或者说这种“抵牾”本身，反而使“引言”和“结论”拥有了一种互补互证的关系，使“引言”的独立价值和“结论”的独立价值都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尤其是对于“引言”而言，似乎这是更有意义的事情。也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对于“引言”中所提出的5个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有了更为充足的理由和条件。

　　二、对“5个问题”的理解和探讨

　　《讲话》在“引言”中重点提出了5个问题并进行了具体论述，以下本文将围绕这5个具体问题谈谈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一）关于立场问题

　　从篇幅上看，毛泽东对立场问题并没有多谈，只用了百余字。从内容上看，则主要谈了这样几层意思。首先明确提出了“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进而递进式地提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这是从“共产党员”这一具体对象而对立场做出的进一步的具体解释。在阐明了立场是什么之后，他又进一步以反问的口气提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⑧]反问句不需要回答，但对于座谈会现场的人而言却是意味深长，实际上是给了大家一个自我检视对照的机会，尤其是对于在场的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而言，这显然是一个重要而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然而或许就在大家还在思考来不及得出答案的时候，毛泽东就给出了答案：“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⑨]这个回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情况存在的不争事实，“许多同志”一词的使用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存在这一现象的严重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立场问题，毛泽东虽然谈的不多，然而态度明确，虽只有百余字，却说清了关于态度的所有问题。同时，将立场问题作为第一个问题来讲，更显示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所在。而如此重要的问题，却用笔不多，在笔者看来则主要基于这样几个原因。一是，任何工作都首先要有立场，没有立场就很难再谈别的东西，对于文艺工作而言尤其这样。二是，对于“革命的文艺运动”和“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而言，“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则必须“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这是必须有的立场。没有这一立场，或者说对于这一立场还不坚定甚至摇摆不定，那就是不应该的了。然而事实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情况存在，毛泽东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将这一问题着重地提出来，就可以更好地引起与会者的注意和重视。三是，立场问题既是一个原则问题更是一个情感问题，理论上讲得明白，说得清楚，并不意味着行动上一定跟得上。因此，这里毛泽东没有长篇大论讲大道理，而是态度明确地提出问题，由广大文艺工作者自己去思考、去认识、去判断，最终达到自己去接受，从效果上看，这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高超的语言表达和讲道理的能力。另外，本部分篇幅不长的原因还在于，“引言”部分实际就是引出问题，本身并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与分析，立场问题的最终解决也不能孤立去看，而是需要其他问题的解决才能真正解决的。或者说只要其他问题得到了解决，那么这一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或者自然而然地得以解决，或者至少说解决起来不会有那么困难了。

　　（二）关于态度问题

　　关于态度问题，毛泽东指出：“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然后，他以举例子的方式提出了什么是态度的问题，“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那么，“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毛泽东仍然是自己给出了答案：“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从而引出了他关于“三种人”的完整解释以及对这三种人所应持有的态度。显然毛泽东这里所列举出的“歌颂”或“暴露”的态度，并不是他随意之“举”的态度，而是他所要谈到的“态度问题”本身。态度有了，最终还要落实到“对什么人”上来，因此，毛泽东紧接着说：“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⑩]很明显，这“三种人”中对前两种人的区分应该是比较容易的，关于“自己人”则相对不那么清晰，因此为了避免大家对“自己人”做出过于生活化的理解，毛泽东才专门对“自己人”做出了清晰界定。“三种人”清楚了，接下来就是对于他们的态度问题了，对此毛泽东提出了“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的看法，并联系和结合“歌颂”与“暴露”这两种态度做出了科学的判断和详细的论证。

　　毛泽东指出：“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11]在这“三种人”中，对于敌人和同盟者的态度，毛泽东的态度是格外清晰和明确的，简单地说就是，对于敌人只有暴露，对于同盟者则要视情况而定，或“赞成”或“批评”或“坚决反对”，关键是要看“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的具体身份以及他们的具体表现。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篇曾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2]1939年，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提到过：“凡事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事敌人拥挤的，我们就要反对。”[13]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待“三种人”的态度，显然也可以用这些原则来判定。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本身就是一种立场，一种态度，或者说正是有了这种立场，就必然拥有这一态度。对于敌人，当然只能是暴露；对于情况较为复杂的同盟者，则需要根据复杂的情况来决定我们要选择的态度，这里体现出毛泽东同志在立场和态度上一贯坚持的事实求是的精神和原则。

　　当然，对于“自己人”，毛泽东的态度同样是明确而清晰的。他说：“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14]关于这一点他也做出了更为具体客观的分析。他认为，“人民也有缺点”，“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但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要认识到“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即只要不是不可救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要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15]由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自己人”的态度是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之上，并在充满着阶级感情和给予了“自己人”充分的理解和认同的前提下而提出了对于他们的应有态度，也提出了处理他们当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具体办法和方法。以上对“自己人”的论述之具体与细致，所体现出的深沉的关爱与情怀，堪为毛泽东对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之感情的经典论述与表现。

　　总之，由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可知，态度问题主要就是歌颂或者暴露的问题，具体则表现为对待“三种人”的不同态度，对此他因“人”而异地做出了阶级的和辩证的分析。也就是说，在态度上，我们既不能直接而简单地说是歌颂好还是暴露好，也不能直接而简单地说是歌颂和暴露或者主要是歌颂还是暴露好，判断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看所面对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中的“哪种人”。对于敌人当然只能是“暴露”，对自己人当然只能是“歌颂”，而对于处于敌人和自己人中间的同盟者，则要视情况而定，或“歌颂”或“暴露”，或“赞扬”或“批评”，如此等等。毛泽东的态度是有着鲜明的立场的态度，这种态度因立场而更加鲜明，因立场而更加丰富。这是有“倾向性”的态度，这种“倾向性”的态度对于延安时期的文艺工作是极其宝贵而重要的，对于今天的文艺工作而言，这种态度也仍然没有过时并且依然有效。

　　（三）关于工作对象问题

　　毛泽东说：“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16]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要考虑文学接受者的问题。毛泽东如此早地就关注到了文学接受[17]的问题，与前文已经谈到的他对于文艺创作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作用的高度重视是分不开的，与当时抗战时期文艺作为“文化的军队”的构成力量必将起到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给谁看”或者说写给谁的问题，因而也就自然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具体分析了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给谁看”即接受者的情况与“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的不同之处。他指出：“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18]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还专门就学生作为根据地的文艺接受者做了特别说明。他说，“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19]显然学生在这里是被毛泽东归入干部之列的。至此，他明确提出了根据地文艺作品接受的人员构成情况，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20]这只是从文艺工作对象的一般意见上来谈的，他还以在延安的干部为例进一步强调了他们作为文艺工作对象的特殊意义。

　　毛泽东认为，根据地的干部不仅人数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21]显而易见，毛泽东对工作对象，即作品接受者的重视，实际上是基于他对文艺的教育宣传功能的充分认知和重视而提出来的，尤其是对于干部而言，他们不仅自己得到了教育，还可以进一步到各地去教育别人，可见教育对于干部而言的意义所在，这也是毛泽东专门讨论工作对象的用意所在。实际上，毛泽东在“结论”中之所以重点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即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22]，与他对于文艺在抗战时期所必然起到的教育宣传作用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可以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本身就是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正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23]这里“为群众”的问题实际也就是“给谁看”的问题，这是《讲话》重点要解决的两个中心问题之一，由此可见明确工作对象的重要意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毛泽东所处的时代，“给谁看”有其特定的时代依据，“通过文艺做工作”在当时是极其紧迫而又十分具体的，同时这又是易于被忽视的工作。今天人们往往同样易于忽略这一点，对于一些创作者而言，写作都是自己的事，“给谁看”“为谁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写”，将创作完全视为个人的工作，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毛泽东所谈的文艺的“工作对象问题”，就是要从作品的接受者出发，结合作品的阅读效果来评判，作品的好坏虽然与创作者的创作直接相关，但这只是从创作视角而言，作品完成以后，还要从作品的实际效果来看，效果不好，同样不能证明作品就是好的。毛泽东在“结论”中提出的“动机与效果的统一”[24]的原则，就是针对这一问题而提出来的。总之，作家心中一定要有读者，并且这个读者是有确定对象的，是可以科学归纳出来的，毛泽东对于“工作对象”的阐释始终围绕着这一点，他对于工作对象的讨论，与前文所提到的“歌颂”或“暴露”的态度问题有着直接的关联。

　　（四）关于工作问题

　　在讨论工作对象问题时，毛泽东提出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那么紧接于此“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工作问题”。也就是说，在毛泽东这里，工作问题其实就是了解对象和熟悉对象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熟悉“工农兵及其干部”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25]前面已经谈了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但在谈论这些问题时，毛泽东从未用过“第一位”这一限定性词语，而偏偏在这里用了，可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这一问题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重要性所在。当然，这并不是说“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没有“工作问题”重要，而是在强调对于“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而言，了解和熟悉写作对象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对于文艺创作而言，如果我们把“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看成是创作之前的思想上准备，那么“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则是对艺术创作本身的准备，是进入艺术创作过程后要做的首要的事情，这也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的真实意义，因为了解和熟悉写作对象是文艺工作者“自己的文艺工作”，是文艺工作者的分内之事。

　　那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在了解和熟悉写作对象这一方面，具体又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毛泽东以“不熟”“不懂”与“英雄无用武之地”给予了概括。“不熟”“不懂”的意思，即“人不熟”“语言不懂”，具体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26]毛泽东还通过对文艺工作者比较熟悉的“大众化”这一词语的解释以呈现“不熟”“不懂”的个中意味，认为“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27]文艺工作者不能去写自己不熟悉的东西，也写不了自己不熟悉的东西，这是文艺创作的基本常识。如果非要在“不熟”“不懂”的情况下进行创作，则这必然陷入毛泽东所说的“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地步，“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28]因此，为了避免这些问题，毛泽东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29]他还以“自己感情变化的经历”为例来证明这一点。作为学生身份，他曾“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后来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多了，彼此逐渐熟悉了，“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毛泽东由此认为，“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30]这就是说，要熟悉对象，就要做到“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和“改造”，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交朋友，成兄弟，像熟悉自己一样熟悉他们，这样才能写出真情实感，写出好的作品来。

　　显然，熟悉对象，熟悉工农兵和干部，就是要打破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之间的情感壁垒，要明白工农兵和干部也会有缺点，甚至会有种种落后的东西，但我们对于他们只能是耐心地帮助教育，要写他们的“改造过程”，要写他们团结奋斗的东西，不能“错误地讥笑他们”“敌视他们”。总之，要从正面去写他们，去认识他们，这就是立场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的这一工作问题，对于今天的文艺工作而言，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文艺工作远离生活，远离现实还比较严重，“不熟”“不懂”普遍存在，文艺创作不愿意熟悉创作对象仍然突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仍然流于口头或形式。要塑造出“熟悉的陌生人”，首先要“熟悉”这些“陌生人”，这就是毛泽东要谈的“工作问题”的真正含义，也是给予当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启示所在。

　　（五）关于学习问题

　　学习问题是毛泽东在“引言”中所谈5个问题中的最后一个，主要谈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方面，他认为，“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然而，当时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以“存在决定意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为例来说明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观点而言，有些同志却“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在阶级社会里“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而全然不明白“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这一基本观点。在毛泽东看来，这一现象“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31]这里毛泽东对于文艺工作者缺少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危害以举例子的方式进行了较了详细地论述，对于文艺工作者不能例外都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发出了号召。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就不可能坚定，“歌颂”和“暴露”的态度就不可能明晰，文艺作品“给谁看”的对象问题就必然模糊，了解对象、熟悉对象的工作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文艺工作也必然是做不好的。毛泽东之所以在最后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文艺工作者尤其是对于党员作家而言，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或缺的理论支柱和精神食粮。

　　关于学习社会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就是“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32]与前文所谈的文艺工作者熟悉工农兵和干部不同，这里重点讲的是“研究社会”的问题。熟悉工农兵和干部是情感问题，而研究社会则是理论问题，是指创作者思想理论素养的提高和创作理论上的准备。言由心生，“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33]，努力学习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社会的阶级关系，思考人物的心理和行为，这是革命文艺的基本原则，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诗内功夫。显然，这里的“学习社会”是要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这也就是毛泽东将二者放在一起来谈的原因所在。学习社会的问题，实际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观察社会、分析社会从而认识社会的问题。

　　学习之所以需要，涉及创作者提高自身思想水平、创作本领的问题。毛泽东之所以重点谈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这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对于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而言，这是安身立命之本，是延安文艺不同与其他文艺尤其是资产阶级文艺的重要不同和区别之处。二是因为当时在根据地的文艺队伍中，很多人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仍然是模糊的，甚至抱有持抵触情绪。毛泽东在“结论”中所说的：“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34]他以延安为例所列举出来的8种糊涂观念[35]以及对此所做出的分析论述，给“学习问题”做出了很好很充实的注解。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不重视学习问题，必将在艺术创作道路上走向歧路，陷入迷途。

　　三、“引言”的历史价值与理论意义

　　首先，从5个问题本身来看。“引言”部分主要提出并论述的5个问题自成体系，富有逻辑，从面使“引言”文本具有了自身的独立性。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等5个问题中，前三个问题是谈论思想准备的问题，第4个问题是谈论艺术创作自身的问题，第5个问题可以看成是实现的方法和途径，是方法论的问题。也就是说，前4个问题提出了思想观点，最后一个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相辅相成，环环相扣，逻辑进阶清晰，形成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从思想认识、艺术准备到具体方法的逻辑结构。“引言”的这种闭环结构，一方面为“结论”系统性地解决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同时也使“引言”作为一种独立文本而存在成为可能，从而使“5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有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是毛泽东对这5个问题的阐述本身，显示出极强的理论性和针对性，在思想认识方面已经初步解决了许多文艺界的模糊认识和错误看法。可以说“引言”如同“结论”一样，本身即是一个自恰的理论文本，它与“结论”一起使整个《讲话》形成为一种“双文本结构”，其理论价值与“结论”的理论价值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但从现有研究状况来看，对“引言”的研究我们大体上是忽视的，对《讲话》的“双文本”结构的研究也是欠缺的，无疑这是一种遗憾。提出问题有时比解决问题更难，因而也就更有价值和意义。毛泽东在“引言”中系统性地提出这5个问题并给予具体论述，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成功召开的关键所在，也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思想内容至今仍葆有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其次，从5个问题对于“二结合”的意义来看。“引言”中提出两条战线要“完全结合”的观点是伟大的创见，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境界，也为由此带来的文艺工作必须面临要处理的5个问题的提出拉开了序幕。没有这种结合，文艺永远都会是独行侠，永远都可能只是孤军奋战，丧失了同时代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迷失了自身发展的方向，文艺的价值和作用或许永远都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施展，而仅仅成为人们饭余茶后的一种消遣，甚至成为有闲阶级抒发个人情调的小把戏，文艺队伍也可能永远都难以真正地团结在一起，更妄谈为国家和民族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我们将“两个战线”的“完全结合”问题看成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所以召开的现实条件与原因，那么毛泽东在讲话“引言”中所提出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则最终为二者的“完全结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方案和原则，做出了理论上的准备。

　　再次，从“引言”和“结论”的比较来看。如果对“引言”和“结论”总体上做一比较就可以发现，“引言”提出的问题和“结论”回答的问题虽然大体上有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并不能掩盖其实际内容存在一定的差别与不同。我们知道，在“引言”问题提出和“结论”发表之间有21天时间，这21天既有广大文艺家们对于所提出问题进行的各种讨论和交锋，也有毛泽东等同志对于相关讨论的进一步思考和判断。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结论”并没有完全按照“引言”所提问题而采用一一回答的模式，而是在话语体系上有新的构架，这与文艺座谈会组织形式本身是相符合的。“引言”重在问题的提出和阐释，“结论”重在问题的解决和回答，它们承担的任务是不同的，它们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这一现象的存在，使“结论”也使“引言”都分别获得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又次，本文对“引言”本身独立价值与意义的判断，主要基于以上这些方面，这样的理解，可以使我们从“引言”与“结论”的多层关系中获得更多的启示。一方面通过对“引言”和“结论”的分开阅读，可以更好地探讨“引言”和“结论”在《讲话》中所担负的不同任务、不同使命、不同作用，突显“引言”和“结论”在《讲话》中不同的价值与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对“引言”和“结论”的整体性阅读，则可以更好地探寻二者之间更为丰富的学术关系与理论联系，更好地感受《讲话》的时代气息和理论贡献，以唯物史观的态度理解整个《讲话》的历史价值与理论意义。同时，本文还认为，“引言”和“结论”作为“双文本”结构的客观事实，给后来人们对于“引言”所提出的5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或者重新回答的可能。可以说，正是《讲话》所形成的这一开放的“双文本”结构特征，使《讲话》一直被反复研究，获得持久生命力的原因所在，从而也为不同历史阶段我们以5个问题为基本遵循，有针对性地制定或确定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文艺方针政策、文艺工作重点和任务等提供了学理基础和参照。比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5个问题”[36]所展开的相关论述，就可以看成是对于《讲话》“引言”所提出的“5个问题”在新时代语境中所做出的一次久远的回应。这里不再赘述

　　由以上论述可知，《讲话》“引言”所提出的“5个问题”，是文艺工作中应该注意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基础性问题，解决的是作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明白的我是谁、为了谁、去写谁、怎样写、如何写等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文艺工作必须面对的“元问题”，需要一代代的文艺工作者结合各自时代的文艺实践给出各自满意的答案。历史将会不断证明，“引言”与“结论”的地位和价值同等重要，“引言”所提出的“5个问题”和“结论”提出的诸多观点观念一样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正如毛泽东在《讲话》的最后所说的那样：“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37]在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对此同样充满信心、充满期待。

　　作者简介：丁国旗，男，河南荥阳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为所个人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40年文学理论学术史研究与文献整理”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9ZDA262。

本文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文中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请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