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思想方法是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世界观）与方法路径（方法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最为重要的经典理论成果，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最具指导性和纲领性的经典文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阐发的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长期以来，学者们多侧重于从文艺理论层面探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价值与历史意义，而较少从“哲学方法论”或“思想方法论”的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方法与路径。本文以“延安整风运动”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运动”为历史语境，以毛泽东主持编辑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经典理论文本，从“哲学理论”与“文艺理论”、“思想方法”与“创作方法”的双重视域出发，梳理阐释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构之间的历史逻辑与内在关联。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之际，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与路径，对于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延安文艺座谈会；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思想性与艺术性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或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史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最为重要的经典理论成果。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文艺座谈会讲话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历经八十年的春秋代序、岁月沧桑、时代巨变，《讲话》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最具指导性和纲领性的经典文献，贯通、接续历史、现在与未来，始终内蕴着强大的理论生命力量，彰显着巨大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今天，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站在新时代、新征程、新起点上，认真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讲话》发表80周年，以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与路径，对于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一、方法优先与反对教条：经典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最为重要的经典理论成果，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最具指导性和纲领性的经典文献，《讲话》所阐发的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因此，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基本原则，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学习领会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实质、理论旨趣与思想方法，以更加全面系统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发展历程。然而，应该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学者们多侧重于从文艺理论层面探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价值与历史意义，而较少从“哲学方法论”或“思想方法论”的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方法与路径，致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具体实际相结合”成为一个无需具体深入分析的“自明性”命题，甚至成为一个缺少具体理论内涵的“空洞的能指”，以致造成恩格斯曾经批评过的现象：“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1]因此，有必要强调的是，我们固然要学习领会毛泽东《讲话》的具体理论观点，但更需要深入学习领会其“哲学方法论”或“思想方法论”的原则与路径。在此，我们将这种注重从“哲学方法论”或“思想方法论”视域出发，来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张，称之为“方法论优先”的原则。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在探讨“何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时，提出了的“方法论优先”原则。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的开篇，卢卡奇就提出了“何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后人留下这些问题的现成答案，因而，要想回答和解决“何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难题，不能简单地靠“回到马克思”来完成，更不能只靠在经典论著中“寻章摘句”或“论点摘编”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说，仅仅了解和熟悉马克思恩格斯论著中的一些个别观点和结论，并不足以找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内涵。因此，在卢卡奇看来，只有真正掌握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才有可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卢卡奇指出：“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需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2]我们把卢卡奇的探索称之为“方法论优先”的原则。这种原则主张：是马克思的方法而非马克思的观点，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值得提及的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1967年新版序言中，卢卡奇虽然用很大的篇幅反思了他早期著作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但依然强调他所做的最为正确的事情就是以“辩证总体观”这一方法论原则解答了何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卢卡奇这样回顾说：“毫无疑义，《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在于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Totali?t）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我为正统马克思主义下了一个定义，现在我认为，这个定义不仅在客观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处于马克思主义复兴前夜的今天能够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3]在我们看来，卢卡奇看待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优先”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看待和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与发展史上，并不是卢卡奇而是恩格斯最早提出“方法论优先”的阐释原则。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此后，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也都特别强调“方法”而不是“教义”，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普列汉诺夫在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方面的最伟大的功绩之一，就是他们制定了正确的方法。”[5]列宁更是多次引用并重申了恩格斯的观点，成为最积极有力的“方法论优先”倡导者。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想我们应当首先和特别注意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不是我们死背硬记的教条。……我以前说过，现在还要再三地说，这个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6]我们看到，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与传播之初，经典理论家们就十分强调“方法论优先”的原则。他们一致认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方法而不是教义、是指南而不是教条。

　　在此，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都特别强调“方法”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其关键就在于，防止把马克思主义教义化、教条化，而所谓的教义化和教条化就是指：企望从马克思一些“个别的观点”中寻找现成的答案，以图“一劳永逸”地解决矛盾复杂的社会历史和革命实践问题，由此而形成的一种教条主义倾向。这就提醒我们注意，强调“方法”之重要，并不应仅仅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注重“方法”，更不是为了“方法”而“方法”，而是为了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义化、教条化；而反对教义化、教条化，从哲学上说也就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化。如此说来，“方法”之强调，尤其是“哲学方法论”或“思想方法论”之强调，涉及到“立场”与“观点”，亦即“世界观”与“方法论”之统一性问题。

　　众所周知，毛泽东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卢卡奇的“方法论优先”原则一致，毛泽东同样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义化、教条化。毛泽东始终强调“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主张“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 [7]，以利于“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8]。1930年，毛泽东撰文《调查工作》（后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9]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因此，“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10]毛泽东从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反对片面静止孤立的形而上学出发，提出了类似于卢卡奇提出的“方法论优先”原则：不是马克思的教义、“先哲”或“个别词句”，而是方法，才是我们接续承继马克思主义的真髓之所在，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发展的关键之所在。

　　二、经典导引与方法路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哲学方法

　　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曾经探讨过真理与方法的统一性问题。马克思指出：“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真理探讨本身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11]如前所述，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卢卡奇到毛泽东，在如何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都特别强调“方法论优先”原则——强调“方法”而不是“教义”，强调“指南”而不是“教条”。这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直接关涉到如何“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12]，直接关涉到如何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和方法路径的问题。

　　1941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启动了延安整风学习运动，成立了中央学习组及“高级学习组”。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中制定了学习与研究的方针计划：“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为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13]该《决定》明确地将“思想方法论”作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内容。随后，中央学习组高效展开工作，毛泽东亲自组织《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的编辑工作。1941年9月29日，毛泽东以组长身份写信《致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亲自制定了研究方针、具体工作计划，细致到开列出主要参考书目，可见其高度重视的程度。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位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一）《左派幼稚病》（用1939年解放社版）；（二）艾译《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三）李译《辩证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四）河上肇《经济学大纲》的‘序说’（已油印发出）。”[14]据张仲实回忆：“延安整风期间，1942年的一天，在毛泽东办公室参加了他召集的 《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编辑会议，到会者有艾思奇、吴亮平、柯柏年等。会议决定：大家分头找材料，由一个人整理编辑，最后送毛泽东审阅。后来毛泽东看了这份整理的初稿，认为不适用。他自己重新编辑最后成书。这就是后来流行的 《思想方法论》。” [15]据温济泽回忆：“1942年 2 月上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主持召开了一个小会，到会者约 20 人。中央研究院思想文化研究室主任艾思奇、副主任陈伯达，以及张仲实、柯柏年、李又常、曾彦修等 10 人都参加了。毛泽东说 ：召开这个会是为了编一本书，把马恩列斯著作中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摘录出来，系统地编成一本《思想方法论》。编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帮助同志们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作为武器，来整顿我们的学风、党风和文风。……毛泽东对书稿看得很仔细。有些摘录，他又作了核对和增删。对编排的次序，有的又做了调整。有些标题，是他修改和加上的。毛泽东对全书的分类和章节的标题改动不少，可惜这部书的原稿没有保留下来，毛泽东改了哪些，哪些是毛泽东加上去的，已无从查考。但是可以肯定，这些章节标题都是经过毛泽东审定或修改的。可以说，这些题目，就是当时毛泽东要我们学习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要点。”[16]后来，这部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被列入“干部必读”的重要书目，从1942年一直刊印到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多个版本，其影响甚为广大而深远。由上可见，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作用和重大意义，都是无法估量的。

　　从历史时间节点上看，《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的编辑工作大致上完成于1942年4月22日，十天之后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由此可见，《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与《讲话》之间的内在紧密关联。值得注意的是，从《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的编辑到文艺座谈会的召开，都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参加。如果说前者侧重于思想理论上的“整顿学风”，那么后者则侧重于文学艺术上的“整顿文风”；而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无疑具有内在的紧密关联。因此，需要我们把思想理论上的“整顿学风”与文学艺术上的“整顿文风”视为一个内在有机关联的整体；需要我们在延安整风运动的整体历史语境中把握和理解《讲话》的思想语境与精神实质。

　　《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所坚持的总体方法论原则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理论与实际联系”；所坚持的理论创新宗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在《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例言》中这样写道：“本书是在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号召之下编纂起来的，目的是要帮助同志们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来整顿我党的学风、党风和文风，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战斗。”此书还特别将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作为序言，以表明其宗旨：“为要说明本书编纂的动机及其精神，我们把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作为代序。”[17]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概括总结了三条必须改造的严重问题，即“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三条问题亦可归结为“理论与实践相分离”，正如毛泽东批评指出的那样：“我们学的是马、恩、列、斯，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恩、列、斯的方法则是直接违反马、恩、列、斯的。这就是说，违背了马、恩、列、斯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与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马、恩、列、斯的这条原则，于是他们自己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与实际分离。”[18]显而易见，对于中国革命来说，解决了“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问题，才可能真正解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在此，我们还应注意到的是，与1942年毛泽东主持编辑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同题，1936年艾思奇出版了一本《思想方法论》。显然，两部书之间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因为艾思奇就是《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1942）的主要编辑成员。所不同的是，《思想方法论》（1936）是由艾思奇独立创作的一部哲学方法论著作，而《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1942）是由毛泽东主持编辑、多位党的理论工作者参加（艾思奇为重要成员之一）的一部经典论述汇编。这里，我们仅通过这两本书的目录比较一下两者之间的主要联系与重要区别。艾思奇《思想方法论》由六章构成：第一章：方法论与思想方法论；第二章：本体论与思想方法论；第三章：认识论与思想方法论；第四章：形而上学的方法和辩证法；第五章：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第六章：唯物辩证法的应用上的要点。《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由四章和附录构成：第一章：绪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特点；第二章：理论与实际；第三章：历史科学的创造；第四章：国际经验、民族特点、革命传统；附录[19]。相较而言，艾思奇所著《思想方法论》是一本比较系统化、学术化、理论化的哲学著作；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是一部经典化的理论精粹汇编，更加注重经典理论与经验实践的有机联系。并且，在强调马恩列斯经典性的前提下，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形而上学，凸显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实践性、辩证性、灵活性、经验性、实用性等方法论特征，因而成为我党学习探索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典导引。

　　从哲学方法论层面上看，要真正把握和领会“方法论优先”的原则，要真正把握和领会马克思主义是“方法指南”而不是“教义教条”，需要在理论上辨识“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不能以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方式将“世界观”与“方法论”割裂开来，而应将两者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一点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的重要标志之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关涉到本体论与方法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实践论与方法论、辩证法与方法论等哲学方法论问题，尽管问题比较复杂，但简要地说，就是突破并且超越“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的二元对立，改变过于“工具化”“形式化”“抽象化”“公式化”的“方法论”理解。关于这一点，艾思奇在1936年所著的《思想方法论》后记中总结道：“在新哲学里，不论是本体论也好，认识论也好，辩证法的许多法则也好，都同时兼有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两重意义。辩证法不单只是方法论，同时也是世界观。本体论、认识论也不单只是世界观，同时也是方法论。”[20]这就是说，只有突破并超越了“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的对立分离状态，才有可能掌握和理解“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具体实际”“具体经验”的结合。在艾思奇看来，不存在“真理性”的某种方法或某种法则，这是因为，离开了具体的经验、具体的形势，任何正确的方法或法则都有可能变成空洞的无聊的公式。方法一旦孤立，就会丧失掉“真理性”。“如果不了解这一点，那么，即使熟读唯物辩证法，把辩证法的公式记得烂熟，仍只能得到一点空洞的东西，仍然把握不到正确的思想方法。”[21]

　　“美学观念上的不同，只是整个思想方法的哲学基础不同底结果。”[22]文学艺术战线上的问题势必也是思想理论战线上的问题，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不仅是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方法与行动指南，同样也是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方法与行动指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建构的创新性探索，《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是整顿学风（思想整风）的重要文献汇编和理论指南，同时，它也是整顿文风（文艺整风）的重要文献汇编和理论指南。正如《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总体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而《讲话》则可以说是在《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创新性探索。

　　三、思想方法与创作方法：世界观、人生观、文艺观与方法论的统一

　　毛泽东《讲话》无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的经典文献，但是我们不能将其仅仅作为“文艺理论”的经典来看待和解读，或者说，不应该仅限于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理解《讲话》的精神和思想，而应将其作为整个毛泽东理论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来加以理解和阐释，进而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发展的历史语境中来加以理解和阐释。1943年10月22日，也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讲话一年多后，《解放日报》发表《中央总学委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通知写道：“《解放日报》十月十九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23]在此，需要我们仔细阅读体会的是，中央总学委强调：毛泽东《讲话》“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同时《通知》还特别指出，必须要把《讲话》“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24]，也就是说，必须要把“文艺整风”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把两者脱离开来，不应将《讲话》仅仅理解为一个单纯的“文艺整风”议题。紧接着，1943年11月7日，中央宣传部又发布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这一《决定》的开篇写道：“十月十九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25] 值得注意的是，在《决定》最后结束部分中央宣传部再一次明确强调，不应将学习《讲话》仅仅局限于文学艺术领域：“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全精神，同样适用于一切文化部门，也同样适用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全党应该认识这个文件不但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问题的教育材料，并且也是一般的解决人生观与方法论问题的教育材料，中央总学委对此已有明确指示。”[26]这一段文件表述非常明确地指出，要学习领会毛泽东《讲话》的“全精神”，这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文艺观”和“文化观”的问题，更是为了解决“人生观”和“方法论”的问题。显而易见，这种学习《讲话》“全精神”的号召，无疑将《讲话》精神从较为单纯的文化艺术层面提升到了从“人生观（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上来认识和践行。

　　通过中央宣传部、中央总学委发布的关于学习《讲话》的指示精神，我们看到，中央明确地强调学习《讲话》，“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并进一步要求，把“文艺观”“文化观”“人生观”“世界观”与“方法论”有机地统一起来[27]。这是因为，“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作家要把握今天急剧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无疑地将是更加困难的；而自觉地掌握先进的世界观，就将大大地帮助作家正确地认识和反映现实”[28]。这对于文艺理论工作者来说，就提出了如何处理“世界观”“美学观”“艺术观”与“创作方法”之间关系等诸多问题。而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战线工作来说，这些问题最后被归结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文学艺术创作方法的有机统一问题。

　　毛泽东同志一贯主张并号召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读，读了还要理解它，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理论和实践结合了，理论就会是行动的指南。”[29]当然，这一要求同样也适用于党领导下的广大文艺工作者。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30]然而，文学艺术界应如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文学艺术创作是否会产生积极有效的影响？马列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否可以成为指导文艺创作的精神指南？这些成为摆在党的文艺工作者面前，同时也是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文学艺术界就已经围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文艺创作方法问题展开了争论，其中还涉及到苏联“拉普派”所提出的“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等相关问题。1937年，由东京质文社推出的“文艺理论丛书”中就译介了罗森达尔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一书，作者写道：“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相互关系的问题，那非常之重要的地方，就是因为这问题接触着艺术创作的最尖锐的诸问题的缘故。世界观所给予现实的描写方法的影响如何？艺术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是同一的吗？能够认为创作方法要绝对的被左右于世界观，艺术底形象要绝对的依存于思想吗？凡这些，从表面上看去仿佛是抽象的，但在实际上，都有着直接的实践底意义。”[31]罗森达尔在书中不仅批评了“拉普派”的错误观点，还分析了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之间的矛盾复杂关系。可见，在苏联文艺论争的影响下，该问题也势必成为中国左翼文艺理论家们所关注和论争的热点议题。大致上说，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文学艺术创作方法的关系上，主要有两种错误的认识，一种是“左”倾的教条主义；一种是右倾的技术主义。“左”倾教条主义貌似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真理与方法，他们认为，只要找到几条现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公理，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左”倾主义观点。右倾技术主义强调艺术创作是一种独特的技艺，推崇“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自律性原则，标举感性体验和灵感直觉，注重形式和风格创造，明确反对艺术表达思想和介入政治，忽视世界观对于艺术家创作的思想理论指导作用。当时，就有一些作家艺术家抱怨说：“学习马列主义以后，为什么反倒写不出文艺作品？”“最近整个脑子都装满了革命理论，一首短诗也写不出来了”[32]。为回应此类观点，1941年，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的欧阳山在《解放日报》发表《马列主义和文艺创作——文艺思想性和形象性漫谈之一》一文，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文学艺术创作方法的相关问题。欧阳山明确批评了延安文艺界流行的一些错误观点，尤其是一些作家艺术家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不正确态度。“不懂马列主义的作家对现实的认识往往受着‘直觉’的愚弄和限制，不能从最根底的地方去了解人物和生活。不是作家的马列主义者也不必练习那特殊的创作技术。可是一个马列主义的文艺创作者必须像普通的马列主义者一样精通马列主义，深入地了解现实，此外他还得具备创造形象的艺术手腕，越纯熟越好。”[33]由此可见，如何对待马列主义世界观与文艺创作之间的关系是当时延安文艺工作者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据史料记载，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同志曾多次与欧阳山、草明夫妇面谈交流，调研文艺界情况，对欧阳山《马列主义和文艺创作——文艺思想性和形象性漫谈之一》一文的观点应十分了解。因此，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明确地回答和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文学艺术创作方法之间关系问题，他强调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34]并在此基础上申明了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文艺政策和思想，全面辩证地回答了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对“左”倾的教条主义和右倾的技术主义两种错误倾向都提出了批评：“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35]正是针对当时所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批驳了“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36]的错误观点，回答并解决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文艺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辨析，认为所谓理论学习“妨害创作情绪”，一般会有两种情况出现：一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破坏了作家的创作情绪，“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37]。而另一种情况则是，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破坏”了“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此，毛泽东同志非常严厉地指出：“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38]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广大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指导创作，不仅成为党对文学艺术家的要求，同时也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自觉要求。

　　1942年9月9日，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与自我批评》的总结报告。今天，我们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再一次重读八十年前的这份总结报告，不仅有助于还原延安整风运动的思想理论现场，更有助于回顾总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思想、方法和路径，进而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的百年发展历程。

　　在此，我们以周扬当年总结报告的结尾部分，作为本文的结语，以示特别的纪念：“最后一个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是马列主义的学习问题。反对教条主义地学习马列主义，不但不是反对学习马列主义，而正是为了更好地，正确地学习它，这是大家都知道，不用多说了。我们艺术工作者也不应该是为了学习马列主义而学习马列主义；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为了学习如何研究实际，即如何认识与反映生活的方法，这对于革命的创作家是不可少的。一是为了建立马列主义的艺术科学：包括艺术政策、艺术理论、艺术史三者，建立这种艺术科学的目的也正是为了解决当前艺术运动的实际问题，以及历史问题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我们还刚刚开始。只有克服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以研究客观实际为出发点，这个工作才能有收获的希望。”[39]

　　作者简介：宋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教授，东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汉阳：东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史料整理与研究（1921—1949）”（21＆ZD255）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原载《艺术评论》2022年第6期，文中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请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