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滞胀危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项旨在重新恢复阶级权力的计划”，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以自由放任为核心，赋予市场以最高的地位，主张为一切经济领域松绑，实现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反对政府干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试图将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实践推广到全球，要求拆除一切阻碍资本自由运动的壁垒，开放国际商品和资本市场，使商品和资本在各个部门、地区和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如此一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及其在全球的扩张就使资本积累获得了增长空间。但是，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金融危机后疲软的世界经济，使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实践遭遇发展的界限，资本对价值实现的市场争夺愈加激烈，这构成了逆全球化思潮兴起的总体背景。

 

　　无止境的复合性增长与资本主义的积累极限。马克思曾提出“两个必然”的著名论断，其根据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机制存在着无可挽救的痼疾，即资本的增长遵循着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是一种“剩余价值至上”的逻辑，它把一切存在物都抽象为交换价值，剩余价值被看作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和社会经济权力的核心。在这一逻辑的驱动下，生产的目的并非为了生活的需求而是为了资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这就使资本主义生产具有盲目性、无计划性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度的积累必然导致生产过剩与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生产供给与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相脱节，这就是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根本原因。大卫·哈维也提出了相似看法，他认为资本的增长是一种无止境的复合增长，即一种“利滚利式”的指数增长模式。他指出，如果以普遍认可的最低增长率3%的复合增长率为基准，“眼下要维持令人满意的增长率，我们一年必须为额外的近2万亿美元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在1970年，额外‘仅有’60亿美元。到2030年，我们将必须替3万亿美元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此后的金额更是天文数字”。因此，资本的增长存在着极限，具有不可持续性。

　　逆全球化是资本空间修复的方案。无论是商品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都是资本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空间修复与发展方案。创造性破坏是资本转移危机的重要手段，“资本不仅涉及价值的生产与流通，还涉及资本的毁灭或贬值”。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目标是促使资本在国家之间流动以缓解资本积累的危机，但是，随着国际分工体系的深入发展，世界上多个富有活力的资本积累中心都处于过度积累的困境中，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为了促进资本的进一步扩张，资本必须破坏它之前创造出来的旧景观，使资本所在的土地释放出“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最终是通过40年代的“二战”走出危机。如今的逆全球化则是采取贸易战争、货币战争等经济战争的手段来抢夺价值实现的市场。把局部和地区的贬值与资本毁灭危机转移到边缘与半边缘国家，为新一轮的资本积累和扩张做好了准备。

 

 

　　劳资矛盾的恶化与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不平等的分配是资本运作的一个根本条件，新自由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通过创造失业来降低工资，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作为资本积累的途径。资本所关注的焦点只是如何在个体利益独立和形式平等的基础上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薪资与利润之间的分配，取决于劳动力稀缺程度和阶级斗争状态。“产业后备军”队伍的产生与扩大可以促进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因此，资本制造失业的愿望不亚于创造就业。一方面，“金融化”与“去工业化”为创造“产业后备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以金融产业、信息技术产业和商业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带来的产业升级淘汰了部分产业工人。与“金融化”相对应的发达国家内部的“去工业化”，使劳动力市场竞争扩张到全球范围，激烈的竞争扩大了劳动力后备军，使劳动力的价格进一步降低。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主张将政府干预降低到最小化的程度。随着这一原则逐渐扩展到福利、教育、医疗卫生甚至养老金领域，资本主义国家因此缩减了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供给与公共事业的支出，大大削弱了工会组织的力量，劳动力的价格不断降低。因此，新自由主义使社会财富在一小撮资产阶级精英手中集中，劳动力就业环境与社会保障环境的恶化使劳资矛盾进一步恶化，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每况愈下的劳动环境使政治精英上台前所有美好的民生承诺都沦为空头支票，民众对精英政治大为失望，开始质疑精英政治所弘扬的自由民主价值的现实可能性，这就引发了资产阶级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逆全球化是民粹主义政党转移政治危机的手段。对于合法性危机，发达国家政府更偏向于转移而非直面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民粹主义政治领袖通过挑拨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和转移社会矛盾。比如，典型的民粹主义领导人特朗普提出“将工作机会还给美国人”的口号，指责发展中国家、难民、移民等偷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发达国家政府将产业空心化、工人失业、不平等的增加等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将社会矛盾转化为民族与种族矛盾，成功挑动了发达工业国家中下层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从而抹杀了全球化为发达国家带来的巨额收益被少数垄断资本家精英阶层与跨国公司而非从事社会生产的广大人民群众占有的事实，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为金融寡头和大公司的特殊利益服务的事实。在民粹主义政党的引导下，相对于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批判不合理的收入格局，收入不理想的庞大群体更倾向于将失业的困境归咎于海外市场以及移民、难民。因此，逆全球化通过激化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之间的矛盾部分转移了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资产阶级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资本主义霸权危机与逆全球化思潮兴起的国际向度

 

　　东亚崛起与资本主义的霸权危机。新自由主义寻求商品、资本与金融在全球流通的自由化，为边缘与半边缘国家带来了发展机会，东亚地区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太平洋彼岸美国国内的产业迁移。选择将制造业转移到东亚而非其他区域，除了出于对更低经济成本的考虑，主要源于美国政府对掌控东亚的“信心”。相较于北约各成员国铁板一块的特点，东亚各国间原本处于普遍的敌视、互相排斥及不信任的关系之中。但是随着东亚崛起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动力来源，东亚各国开始寻求自立，摆脱美国的控制。无论是“重返亚太”“再平衡”，还是“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战略，都反映了美国对东亚崛起的忌惮。尤其是随着中国成为制造大国与贸易大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三大利用外资国和对外投资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感到威胁和不安，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沃勒斯坦曾在其世界体系理论中指出，霸权是一个周期性概念。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以来，国际政治主要经历了三个霸权周期，依次产生了三个霸权国家，分别是荷兰、英国和美国。也就是说，霸权并非是稳定和固定不变的状态，随着连续性的政治斗争，霸权会发生更迭，这使西方发达国家更为忌惮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的发展与崛起。

 

　　逆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国家维护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的途径。资本虽然内在地具有将全球连为一体的文明作用，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构筑的是不平等、不稳定、不均衡、非整体性的全球化结构。无论是“依附论”还是“世界体系论”，都指出了资本全球化在不断地生产出新的等级秩序，形成了中心与外围、统治与依附的国家关系机制。“资本积累”和“不等价交换”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运行的动力，体系中的核心区域凭借资金、技术、管理、军事、国际地位等客观优势，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海外殖民和军事掠夺，还是在长盛不衰的国际贸易中，都是通过压榨剥削、不平等交换和竞争优势来获得巨额利润。这种不平衡的发展结构，既是导致全球两极分化的原因，也是发达国家能够在国际上实现“创造性破坏”“剥夺性积累”“不平等交换”等目标的依靠力量。因此，当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发展影响到国际发展的格局时，美国等发达国家就感受到了威胁，它们试图通过逆全球化重构国际社会秩序，以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

 

　　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要想铲除价值生产与实现的危机，从根本上来说要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矛盾，“用暴力消灭资本——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但是，在资本主义总体框架下，当危机产生的时候，西方国家不会形成对资本主义系统性缺陷的自觉反思，不会触及全球化背后的“物质的生活关系”这一领域的矛盾。它们仍然坚持以少数人的利益而非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考量，凭借其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倚仗其经济、政治、军事权力胁迫他国开放大门，选择以邻为壑，通过牺牲其他国家、民族、种族的利益来转移矛盾，以使资本积累与资本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分析与批判：西方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意识形态理论”（20XHN08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