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学是文化最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最形象地表现和反映一个民族的心路历程和社会生活。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肩负着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为各族人民提供丰富精神食粮的崇高使命，带着辉煌的成就进入了新时代。

　　从作家队伍来说，新中国成立以前，有作家文学的少数民族不到20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少数民族作家开始大量运用文学形式表达翻身解放的喜悦，反映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新生活。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不断涌现出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其代表有玛拉沁夫、李乔、陆地等。改革开放4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更是人才辈出、作家队伍空前壮大。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拥有了本民族的中国作协会员，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呈现出老中青共同发展的态势，很多少数民族还形成了本民族作家群。

　　从创作内容上看，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少数民族文学内容主要是歌颂新中国、描写各民族在翻身解放中的阶级斗争故事，同时，少数民族风情风俗描写也是这一阶段少数民族文学的突出特色。而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不再仅仅描写外在的风俗风情，而是深入到民族文化内核进行多维审视。玛拉沁夫的《活佛的故事》、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阿来的《尘埃落定》等作品，主题内容完成了从政治表达到文化挖掘的深化，使少数民族文学具有了独特品质，激发了新时期文学的灵性与活力。

　　在创作方法上，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少数民族文学主要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虽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也明显存在主题概念化、人物类型化、手法单一、情节雷同、美学底蕴不足等诸多缺陷。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开启了浪漫主义思潮，张承志的《黑骏马》、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等作品，表现出回归大自然和传统的浪漫主义倾向，以少数民族特有的浪漫主义特色占据了寻根文学的半壁江山。随着现代、后现代文学思潮的引进，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又相继出现了意识流、现代派、先锋派、新历史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女性主义等多样化的创作手法，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走向了多样化时期。

　　从成就地位上说，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较长一个时期里处于当代文学边缘地带。在国家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推动下，经过几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努力，少数民族文学的这种边缘地位，在进入新时期以后被逐渐突破，李准的《黄河东流去》、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阿来的《尘埃落定》相继获得茅盾文学奖，表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已经抵达中国当代文学前沿地位。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新时代少数民族作家要坚定不移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弘扬民族团结精神，深入开掘少数民族文化内涵，探索多元创作手法，努力创作出更加丰富的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原文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19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