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6月6日《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的讲话》中说：“中华文明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的同胞无论生活在哪里，身上都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烙印，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希望大家继续弘扬中华文化，不仅自己要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而且要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理解，为实现中国梦营造良好环境。”强调中华文明5000年的渊源血脉，以此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视野开阔、胸怀古今的。

　　这就令人铭记，一个伟大的名字叫“中国”。什么是“中国”？从发生学来看，“中国”作为国家名字，起码经历了3000多年的苍茫岁月。公元前11世纪西周早期成王时代的青铜器《何尊铭文》就记载了周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东都成周（今洛阳）的历史事件：“隹（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兹乂民。”周武王战胜殷商后，就祭告上天，要在洛阳这块中心国土上建都，由此来治理和安定国民。“中国”指周人居住的关中、河洛地区的中原之地。上古文献《尚书·梓材》也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上天既然已经托付周朝来统治中国民众，能够远拓疆土，于是先王之道就能发扬光大。这是周公教导他的弟弟康叔如何治理殷商故地的训告之词，也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中国”的国族称号是3000年一贯的，这在人类生存发展史上是非常耀眼的一笔。到了秦汉之世，中国就形成了人类第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史记》使用“中国”一词112次，《汉书》使用“中国”一词156次，这就形成了坚实的民族共同体实体和广泛的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比起西方阐释资产阶级革命形成“想象的民族共同体”，要早上1000多年。再把中华民族文学、文化、文明共同体上下延展为一个完整的5000年不曾中断的生命过程，就可以从丰富的层面讲述一系列融合着中国文化精髓的故事，一系列蕴含着中国原创、中国智慧的故事，一系列引发国人无比自豪和文化自信的故事。这就是故事的中国，中国的故事，一个人类历史的伟大命题。

　　认同和尊重的中国，既包括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300万平方公里海疆的地理中国，14亿人口的民众中国，5000年文明的文化中国，也包括面向世界的人类中国，所有这些都是启动中国故事的智慧的开端。之后接着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故事能够进入国家记忆。国家记忆的丰厚，是一个国家不可磨灭的生命力。在千头万绪的国家记忆中，民族起源的问题，首先解决“我从何处来”；民族英雄的问题，接着解决“我何以长盛不衰”；科学技术的创造精神，进一步推动“我何以充满活力”；义战、慎战、善战的追求，代复一代地宣示“我能够愈战愈强”；民心向背，深刻地解决“我可以众志成城”；侠义气质，在民族前行中注入“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内涵；坚贞诚挚的爱情，在民族前行中注入“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的胸襟；史诗与奇异的想象，在民族前行中拓展了上天入地的精神空间；神鬼象征，在民族前行中生发了逍遥自由、无畏无惧的精神浓度；正视邪恶、抗拒邪恶，就能在历史曲折前行中把权力关进法制的笼子里，神气清爽地开拓绝处逢生的契机；异域视野，能够使我们以开放姿态自立世界民族之林，塑造堂堂正正的国家形象。有这11种维度装备民族的头脑，是中华民族5000年不断发展、海纳百川、从不中断的宝贵遗产。

　　有了丰富的文化精神遗产，讲起中国故事来，就能纵贯古今，底气丰厚，元气淋漓。元气和底气，是一个民族强大生命力的证明。博望侯张骞开拓丝绸之路，岭南圣母冼太夫人维护国家统一，开拓南中国海，南越王连通海上丝绸之路，定远侯班超收复西域50余国，天妃圣母妈祖保佑航海平安，成了海洋文化的渊源，郑和七下西洋，以国家的力量开拓人类航海史、中外贸易史的壮举……所有这一切，都提供丰沛的“一带一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精神资源。中华民族是多元共构的文化共同体，既要揭示汉族文化率先发展的吸引力、凝聚力，又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的“边缘活力”。多民族的交手、交往、交心、交融，是我们中国最为强劲、最为珍贵的内在活力。因而在民族起源上，展示汉族的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黄帝蚩尤涿鹿之战、大禹治水划分九州的同时，也要展示《蒙古秘史》的苍狼白鹿的祖源，阿史那氏与狼交合而生突厥诸部族（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祖源，以及猕猴与罗刹女繁衍500部族的藏族的祖源。从祖源神话到历史，唐太宗说：“自古帝王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视朕如父母。”大唐王朝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命运共同体，唐太宗凭借着世界一流的综合国力，实行了天可汗体制。根据《新旧唐书》及《唐会要》的记载，天可汗的权利有二：一为册立各国君长；二为征调各国军队作战。义务有三：一为仲裁各国纠纷；二为救恤各国灾难；三为保护弱小制裁侵略。同时应该看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少数民族贡献了别开生面的生命歌唱和文化艺术，比如藏族《格萨尔王传》、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玛纳斯》三大史诗及《苗族古歌》等史诗性质的歌诗。有了少数民族辉煌灿烂的史诗，我们可以说，在公元前那1000年人类最伟大的史诗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特赛》，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人类最伟大的史诗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而公元后第二个千年人类最伟大的史诗是包括《格（斯）萨尔》《江格尔》《玛纳斯》及《苗族古歌》在内的中国史诗。它们从根本上改写了世界史诗的版图。

　　讲好中国故事，要把握中国思想文化的荦荦大端，找准中国思想文化的要害和它的表现形式。中国文化富有以人为本的传统。儒家“仁者爱人”，主张把人当作人来对待，人就成了万物之灵。如《尚书·泰誓上》所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人以自己的灵性推进科学技术，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标志。中国人脚踏实地，聪明透顶，其科技发展一开始就以人为本，与人的生存发展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因此，从神农尝百草、神医华佗、药王孙思邈到李时珍《本草纲目》，都从科学层面关注着人的生存和健康。中国医学追求与自然和谐，支撑着人口繁茂。对中国和世界影响深远的“四大发明”，则在广泛的层面推动着历史车轮的前行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提升，显示了中国人在世界的能力与能量。神农尝百草，教人治病疗伤，播种五谷。中国工匠祖师鲁班，发明各种器械，提高人的生存能力。神医华佗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发明麻醉剂“麻沸散”，提高外科治疗的水平，创编了“五禽戏”，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禽的导引动作来健身。“药王”孙思邈撰成了医学著作《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强调医德，创建妇科、儿科，开拓医学21个领域，悬壶济世。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登载1892种药物，11096首方剂，集中国药物学之大成，成为造福生民的医中之圣。中国创造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及印刷术，统称为“四大发明”，推动人类进步，改变战争、航海和知识传播的形态，改善生活质量。

　　当然，在漫长的老中国，广大的劳苦大众还是生存于等级社会，存在着许多剥削压迫，正是出诸以人为本的思想，杜甫发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控诉。在战乱时代，更出现了许多率兽食人的惨象，如东汉末年王粲《七哀诗》其一所说：“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这种“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现象，是令人悲愤不已的。许多仁人志士把以人为本植入自己的神经，委身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追求，把民族国家的利益摆在首位，担当起天下百姓的前途、命运，以远大的政治抱负和伟大的胸襟胆魄面对时代风云变幻。文天祥因此在国家败亡、被俘拘押之际，依然高唱《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甚至在《坟·灯下漫笔》中发出了这样的呐喊：“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予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然而中国的脊梁是敢于承担的，岂止是“不安分”，而且是扎硬寨、打硬战，把以人为本的政治抱负，在苦水中泡三次，在烈火中烧五次，在铁砧上锻七次，终于在改天换地、改革开放中成为迎风飘扬的旗帜。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连通地气，改革开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国故事也唯有在连通地气、改革开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情境中，才能愈讲愈出彩。汉朝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逐渐交通了位处新疆的龟兹诸国和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诸国，初步了解到乌孙、安息（即波斯，今伊朗）、条支（又称大食，今伊拉克一带）、身毒（又名天竺，即印度）等国，促进了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西域的汗血马（天马）及龟兹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流入中国，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中国蚕丝和冶铁术也向西传播。唐朝在西域设立六都护府，佛教的雕塑、寺、塔建筑，西域之音乐、舞蹈及绘画，制糖法、葡萄酒制造法、种棉、纺织、玻璃制造法等技术，传入中国。中国的造纸术于唐玄宗时先传入大食，再辗转传入欧洲。中国之礼仪、习俗、建筑、美术流传于日本，7—8世纪，日本贵族在诗歌与文章里使用汉字，渐渐地用“万叶假名”来标注许多艰深的汉字，为日本现行文字之始。唐朝都城长安，吸引大量异域人士定居，“胡化”现象遍及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宗教、游乐等诸多方面。自东汉至唐的700年间，汉译佛典达1000部近5000卷，鸠摩罗什、玄奘先后辉映，输入的术语如真如、众生、因缘、果报、涅槃、般若等35000余个，拓展了成千上万的观念，佛教在想象方式和表达形式上深刻地影响了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磅礴发展的格局。这种开放局面，呈现了汉唐气象。但是到了16—17世纪的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向神宗皇帝进献自鸣钟、《坤舆万国全图》，却被皇帝当成玩意儿，只知享受文明而不知创造文明，从而错失了借助西学东渐之机，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潮流，最终铸成了中国自鸦片战争后的百年落后挨打的困境。直到后来经过革命的烈火，国家体制的重建和改革开放，中国人才讲出浩气长存的新故事。

　　认识和重造中国，多维度舒展国家记忆，开发多民族国家的内在潜力，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关键脉络，展开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视境和宏图，这就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比地还厚的中国情，比天还大的中国心。亲爱的朋友，你想讲好中国故事吗？那你就以这份心、这番情，充实自己，点燃自己，为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人心，练好内功吧。中国在期待着一部以故事的形式打开的民族发展历程、民族文化精神的教科书。

　　作者简介：杨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澳门大学讲座教授。

　　原文载于：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