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发展作为党的重要任务，确立为党的民族工作政策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丰硕成果。为了更好地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从本期起，理论周刊将刊登“民族团结进步理论与实践研究”系列文章，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民族团结、民族发展、民族进步等话题进行探讨。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高度重视各民族无产阶级之间、各民族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团结联合的途径方式的研究，指明了团结联合、共同斗争的方向和道路，深刻揭示了民族形成、发展、消亡的客观规律。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团结联合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特点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考量民族关系事项时，必须将其置于社会总问题中来考察，要服从和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基于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团结联合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和国际（族际）主义内涵。从阶级斗争的视角认识民族团结联合，必然本质地含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和特定的阶级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日趋发展成熟，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也开始充分暴露，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即压迫、剥削的资产阶级和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各国资产阶级立场是一致的，是相互抱团声援的，总能联合起来结成“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因而需要“没有民族偏见”的无产者的广泛的团结和联合，并且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以，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民族团结联合，首先是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之间的联合，这是民族团结联合的核心；其次是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联合，这是民族团结联合的基础。这种民族团结联合，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是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团结联合，以及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联合，而不是没有阶级界线的团结联合，更不是资产阶级所说的各民族的“兄弟有爱”关系。

　　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联合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国际（族际）主义的特点。马克思主义是主张国际（族际）主义的，因而与民族主义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针对西方各国当时存在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想，一方面积极向西方各国人民和无产阶级进行国际（族际）主义教育，并同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进行了无情的和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要求无产阶级把民族的任务和国际（族际）的任务结合起来，坚决反对把无产阶级的国际（族际）任务和民族任务对立起来的宗派主义错误倾向。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机器大生产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社会化大生产代替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资产阶级代替了封建领主阶级，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代替了封建主义的剥削方式。资本家是资本的化身，由于资本的贪婪性和扩张性，开辟新的原材料场地和新的世界市场已势在必然，以15世纪新航线的开辟为开端，资产阶级开始了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掠夺和扩张。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性的交往格局的建立，使得各民族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交流增多。

　　生产力发展跨越国家和民族的边界，必然产生跨越国家和民族边界的共同利益。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面临的敌人都是相同的，所以，无产阶级作为各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加强国际（族际）团结联合，不仅是一种道德原则，而且是一种政治义务。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形式来说，首先是一国（一族）范围内反对本国和本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时也是打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斗争，也是在间接履行国际（族际）义务。其次，“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性的事业”。团结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工人没有祖国”，一方面是在强调工人还未掌握国家机器，还未成为“祖国”的主人，还处在一无所有、受资本家残酷剥削的状态；另一方面是在要求工人阶级超越国籍（族籍）认同，站在共同的阶级利益上，组成跨民族跨国界的劳动阵营，形成广泛的团结联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完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族际）主义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各种不符合国际（族际）主义的错误思想，还同各种不符合国际（族际）主义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斗争，批判了德意志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庸俗的民族自信心。此外，马克思严厉谴责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放弃国际（族际）主义原则、回避国际职责的做法，恩格斯批评了过度突出法国工人运动的意义的做法。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团结联合的影响因素

　　马克思主义在强调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全人类的解放，需要加强各民族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团结联合的同时，也分析了当时影响民族团结联合的诸多因素。

　　首先，民族不平等、不团结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和民族压迫剥削制度。不铲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就不可能实现民族之间的平等和团结。打破现存的压迫剥削制度，就是实现民族平等团结联合的必然选择。

　　其次，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也是阻碍民族团结联合的重要因素。恩格斯曾指出，泛斯拉夫主义是一种不顾各族人民的历史状况和社会发展阶段而硬要把他们联合起来的一种欺骗性的理论，这种民族主义，“不是纯粹的幻想，就是俄国的鞭子”，实际上是沙俄的侵略工具。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泛斯拉夫主义是一种人为制造出来的产物，广大的农村对它毫无所知，在人民群众中没有威信和影响力，它“只不过是‘有教养的阶层’、城市和大学、军队和官吏的人为的产物”，充分揭示了泛民族主义所内涵的阶级本质，揭露了泛民族主义的虚伪性、欺骗性和危害性。泛民族主义这种虚假的“民族团结联合”不仅不能长久，反而由于它的欺骗性，会对真正的民族团结联合产生极大的危害。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泛斯拉夫主义、泛日耳曼主义视为反动的民族运动予以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把本阶级的利益“普遍化”为全民族的利益，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真正的民族利益，以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自居，罩上民族的外衣。这种沙文主义，只不过是挑拨离间，防止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手段而已，实际上是一种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是一种极其有害的东西，它会产生民族偏见，制造民族隔阂，妨碍民族团结。

　　再次，民族内部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程度，是影响民族团结联合的又一因素。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分工和交换的出现，为了分工和交换的需要，各民族之间必然产生频繁的交往和联系，生产力所及之处，就是各民族交往联系所发之域，也是民族团结联合所及之处。民族的交往联系状态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和交换发展的程度；民族团结联合的状态，不能够超越民族之间的交往发展程度。也就是说，民族内部的生产力水平越高，分工越发达，民族与民族之间团结联合的可能性就越大；民族内部的生产力水平越低，分工越落后，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联合程度就越低。

　　最后，民族差别也是影响民族团结联合的又一原因。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强调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另一方面又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国际联合的角度出发，认为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民族特征、民族差别和民族感情，如果不去克服民族差别，不从共同利益出发，甚至像德国的所谓的“真正社会主义”那样，妄自尊大、充满偏见，那这样的“民族差别严重地妨碍团结”。因此，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文章中，鼓励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消除在头脑中幻想的民族特点，摆脱根深蒂固的民族偏见、极端有害的大规模的利己主义，克服自身的局限性、狭隘性，为共同的利益进行各民族的团结联合。

　　三、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团结联合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主义民族的团结联合，是指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为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和睦相处、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友好合作、共同进步。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团结联合，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

　　如上文所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团结联合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和特定的阶级内容。马克思主义认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联合，首先是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团结联合，这是民族团结联合的主体和核心。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成为各民族团结联合的核心和领导力量。无产者的共同利益一方面是由于机器大生产导致的“生活水平的均衡”，地位的低下和处境的悲惨；另一方面是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共同使命，具有长远的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敌人，就是剥削、压迫各族人民的统治阶级。面临共同的斗争，就是都肩负着打破旧世界、建立没有压迫剥削的新世界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团结联合，还包括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团结联合。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思想，尤其是在关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和欧洲19世纪中叶民族运动的相关理论中，已经得到了阐明，并阐发了西方的殖民政策及其后果，而且提出了东方的革命必然推动西方革命的思想，指出亚洲革命对欧洲反动势力的力量的牵制和军事力量的削弱，以及导致的商品出口的停滞、原材料供应的影响等，无疑将引发欧洲的经济危机，并导致政治革命的爆发。所以，亚洲革命自然就成为了欧洲革命的同盟军。正如马克思所说：“印度使英国不断消耗人力和财力，现在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军。”

　　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是国际性的解放全人类的事业。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必须实行不分民族、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团结联合，实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的团结联合。只有进行广泛的团结联合，才能最终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实行不分民族和国家的团结联合的思想，是无产阶级处理国际间民族问题的基本准则，是无产阶级的国际（族际）主义原则。

　　四、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马克思主义认为，原生形态民族的形成，是原始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一般说来，民族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氏族部落瓦解的过程中出现的。从部落发展成民族，是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

　　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先后出现了两次社会大分工，分工又进一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同时带来了社会交往程度的提高和交往范围的扩大，乃至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尤其是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开始出现了产品交换。原始人为了交换的需要，开始走出氏族、部落这一血缘共同体，进入到其他氏族、部落中去。从此，不同氏族部落的人们之间开始流动开来，不同氏族、不同部落成员间的相互杂居现象“一代比一代厉害了”。在一些物产丰富、交通便利，便于交换的地方，人员开始逐渐集中起来，在这个过程中，部落内部的血缘纽带逐渐松弛和削弱，而地缘纽带在逐渐加强，为部落发展成民族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另一方面，生产力发展、分工交换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氏族部落内部阶级的分化和私有制的产生，私有制一产生便对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制度造成巨大冲击。随着社会分裂为对抗的阶级，这种制度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私有制的出现导致了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内部矛盾的激化，使得氏族部落组织的解体进一步加速，为部落发展成民族和国家创造了条件。

　　在原始社会内部面临解体和崩溃的同时，由于不同部落之间为了掠夺财富而频繁地发生战争，战争逐渐发展成一种“经常性的职业”。为了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保卫本氏族和本部落，也为了聚集足够强大的力量去掠夺其他部落的财富，部落和部落之间开始结成部落联盟。起初往往是一些亲属部落间的联盟因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危机消除，联盟也随之解体。但是到后来，由于频繁的战争，一些部落为了共同的利益团结成为永久性的联盟，部落联盟可以说就是民族的雏形了。

　　在部落发展成为永久性的联盟的过程中，原来分属于各个部落的活动区域，随着生产、交换的发展以及频繁对外作战的需要，开始逐渐连成一片，从而为民族的共同地域奠定基础，同时导致地缘关系日趋紧密，血缘关系逐渐松弛。由于生产、交换和战争的需要，部落联盟中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或者人口比较多的部落的语言，在沟通融汇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为整个部落联盟共同使用的语言，为民族共同语言的形成创造了条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产品交换范围的不断扩大，增强了部落联盟内部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性，共同的生产方式也逐渐形成。在共同地域的日趋稳定、人员的流动杂居、血缘的混合交融、共同语言的形成、经济联系的加强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共同的风俗习惯、文化等要素和特征，并且在对外交流和战争的过程，形成了对内认同和对外分界的心理，共同的心理认同也初见端倪。内外条件所引起的这些变化，为从部落发展成民族开辟了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提出了现代民族之一的资本主义民族形成的理论。现代资本主义民族的形成，一般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从民族内部发展起来的，主要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然完成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西欧的大部分资本主义民族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正是因为统一市场的聚合作用和统一国家的形塑作用下，“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另一种途径是先经外来因素对原有制度的强力瓦解，继而自身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随着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新航线的开辟、世界市场的形成，欧洲列强将亚非拉各族人民强行纳入了由它们所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不能不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经济发生资本主义性质的改变，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到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阶段，民族也将通过融合而走向消亡。民族消亡，是民族共同体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历史过程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事业，这个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所以，必须以同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分工的高度发达相联系的世界交往格局的形成为前提，这也是各民族走向融合消亡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但是，这一过程还需要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下才能进一步实现，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

　　关于民族的消亡，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回答共产主义社会民族还会不会继续存在的问题时，明确指出：“按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个民族的民族特点，由于这种结合而必然融合在一起，从而也就自行消失。”恩格斯的论述，一是指出了民族消亡的时间，即共产主义阶段；二是指出了民族消亡的前提，即废除了民族压迫剥削制度，建立了公有制；三是民族消亡的途径，即民族通过融合而消亡。由此可见，民族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为融合是一种世界范围的现象，而不是局部的现象。只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公有制，实现了民族平等以后，通过世界性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才能实现。民族融合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通过自愿、主动地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吸收而“异源同流”的过程，是一种自然适应、自然选择的过程，而不是通过人为的强制的手段去消除民族特点、取消民族差别来实现。

　　共产主义将消灭旧的分工造成的限制，使每个人的才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到那时，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在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中真正获得解放。人的自由全面解放之时，也就是人类摆脱了民族偏见、克服了民族狭隘性之时，同时也是各民族走向融合、民族消亡之日。

　　五、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发展进步的基本规律和动因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是有规律的，而且是分阶段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其标志就是不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从低级的社会形态向高级的社会形态过渡，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民族的社会属性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

　　民族是一种社会现象，民族的发展进步受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民族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所以，具体的民族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形态之中，并依次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过渡或飞跃，这种发展模式是民族的常态发展模式。

　　原始社会后期是民族孕育和开始形成的阶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分工交换的出现、私有制的产生、部落联盟的形成等诸多内外条件发生的巨变，在原始社会最基本的人类共同体——氏族部落制度及其血缘纽带崩溃、断裂、瓦解的基础上形成了原生形态的民族，但由于该形态的民族还处在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是正在形成中的民族，所以还没有完全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还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的遗迹。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民族的发展阶段。虽然整个民族日益分裂为两大对抗的阶级，但是到了奴隶社会，由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城市和乡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促进了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在共同语言基础上产生了文字，出现了更加统一的民族文化、艺术和意识形态。到欧洲的中世纪时代，民族进一步混合定型，如恩格斯所说：“从中世纪早期的各族人民混合中，逐渐发展起新的民族。”民族共同体的构成要素和特征更趋于稳定。

　　资本主义时期是民族的成熟阶段。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民族，由于打破了封建专制和封建割据状态，建立了统一的政府、法律、关税和统一的全国市场，出现了人口、经济、政治的集中，民族的构成要素在市场经济的聚合作用和国家的形塑作用下，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认同等特征和要素更加趋于稳定成熟，已经比较明显地显现出来。

　　社会主义时期是民族的繁荣时期。由于废除了民族压迫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各民族成为国家的主人，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各民族的共同因素不断增多，各民族逐步走向共同繁荣发展。

　　除了上述常态发展道路以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探讨了落后民族超常态发展、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条件和可能性。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设想的是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的落后民族无法直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俄国等国家的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后，对上述观点进行了修正。

　　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五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提出，俄国农村公社制度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条件。马克思提出，俄国公社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社会主义。恩格斯也明确指出：“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当然，其前提是西方做出榜样和支持。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落后民族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和理论，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以前的一切民族和国家，具有普遍性意义。这一理论为落后民族的跨越发展，为亚非拉国家和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还揭示了民族从低级的社会形态向高级的社会形态过渡、不断得到发展进步的基本动因。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要生存，就必须首先解决吃饭的问题，所以要从事生产劳动，在从事生产劳动的过程中结成了人类最基本的关系，就是生产关系；人类是一种社会动物，众多的人生活在一起，必然会产生管理和统治活动，为了管理“众人之事”而形成的关系就是政治关系；人类是一种高等动物，除了过社会生活、从事物质生产以外，还要从事文化和精神产品的生产，从而产生思想文化关系。马克思主义把这三种关系归结为两类：生产关系的总和叫经济基础，后两种关系的总和叫上层建筑。由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的社会形态过渡，也推动着民族实现纵向的质的演进。

　　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促进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生产力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能力，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既是民族发展水平和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一个民族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推动落后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使之不断与新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新的制度的产生，实现了民族纵向的质的演进。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阶级社会里，总是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新兴的、不断上升的、革命的阶级往往代表着一个民族内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阶级斗争和冲突必然爆发，不断上升的阶级的胜利，标志着一个民族的发展、变革和新生，直至他们退变为保守落后的阶级，再次被新的阶级所替代，如此循环往复，民族实现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

　　六、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发展进步的基本内容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民族发展进步的过程是和民族摆脱一切形式的奴役状态相联系的，民族解放的过程就是民族发展进步的过程，所以民族解放是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推翻民族压迫剥削制度，实现民族平等，是民族发展进步的政治社会内容。只有排除民族压迫，受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才能共同获得解放，因此，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恩格斯指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只要俄国士兵还侵占着波兰，俄国人民就不能获得政治解放，也不能获得社会解放。但是在俄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下，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一旦俄国失去波兰，俄国国内的运动就会壮大到足以推翻现存秩序的地步。”只要俄国还侵占着波兰，俄国的压迫剥削阶级可以从波兰获得源源不断的利益供给，以壮大自身力量，这就增加了俄国工人推翻资产阶级的难度；同时，俄国对波兰的侵占，客观上也会增加波兰人民对俄国人民的敌视，不利于各民族无产阶级之间的联合团结。这样，就同时阻碍了俄国和波兰的发展进步。反过来，“只有在波兰重新争得了自己的独立以后，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才会重新开始，才能够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促进欧洲的改造”。这说明民族独立是民族发展进步的根本目的和保障，失去了民族的独立，民族的发展进步就成了无源之水。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能够代表“民族”的，不是资产阶级，不是地主阶级，也不是小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民族利益的代表，是真正的民族发展进步的领导力量，农民是民族发展进步的主力军。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发展进步有其特定的阶级内容：一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发展进步；二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发展进步。民族的发展进步首先体现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发育程度、成熟程度，它的数量、规模，它的组织化程度，它的先进性，它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和影响力等。它既是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又是领导和推动民族发展进步的核心力量。在实践中，“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直接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前途和未来。民族的发展进步还直接体现在占民族人口多数的人民群众的发展进步上，他们是革命的主力军，是民族发展进步的主体。但是，只有自觉接受本民族无产阶级的领导，成为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和发展进步才能得到根本保障。当然，这也有赖于各国的无产阶级的发展进步程度，有赖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群众中的动员能力和水平。

　　【本文系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2017年项目《民族团结进步理论渊源和中国特色研究》（项目编号：2017-GME-025）、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深化云南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研究》（项目编号：ZDZB201606）、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团结进步理论与实践协同创新中心项目（项目编号：16YMDXT018、16YMDXT01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