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世界文学  整体观语境   现实主义  民族文化  

　　“世界文学”是一个充满宏大气势和无限想象力的近代审美文化理念。自从歌德依据赫尔德尔的文化理论在世界文化史上明确提出“世界文学”这个著名理念后，它就先在欧洲，而后在世界的文化界广为传播，受到文学创作界和学界广泛与高度的重视，两百多年来各国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它，解读多样，林林总总，而唯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科学地阐释了“世界文学”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揭示了它产生的经济基础和发展趋势，“世界文学”这个著名理念才获得了真正坚实的科学基础和充沛的生命力。

　　一 、“世界文学”理念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站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回溯世界文学理念的产生和演化过程，我们不能不由衷地钦佩，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早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历史高度深刻地洞察了世界文学发展进程的必然趋势。一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及“世界文学”，当然是有充分根据的。不过，也应该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共产党宣言》系统阐明“世界文学”之前，他们在《费尔巴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章里就已经涉及到这个未来的与世界精神文化现象相关的重要问题了，他们在这一章节中详细探讨了世界市场逐渐形成后“意识的生产”的特点和经济成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单独的个人随着他们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愈来愈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宇宙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①]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了“世界市场”的基础决定作用。过去单独个人的精神文化活动、单个的意识生产由于世界市场的出现也相应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民族局限和地域的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创造的一切）”[②]。这里值得我们当代学者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是最早从经济全球化的视野和语境来论述世界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充分展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天才的历史预见性和高瞻远瞩的洞察力。世界市场不仅导致全球化的物质生产，而且必然导致了全球化的世界精神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从这里自然而然地推导出了相应的即将产生的“世界文学”，并为这一文学理念注入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新内涵。

　　  当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理念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更加明确、更加完整和更加系统的阐释：“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世界文学”必然形成的经济基础，是经过对大量现实经济活动和当代文化考察所得出的科学的论断。例如，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不仅在历史学、经济学和新闻报刊上了解到世界生产的发展态势，也从狄更斯、乔治 ·桑、巴尔扎克、欧仁·苏、雨果、普希金、车尔尼雪夫斯基、易卜生和哈根纳斯等欧洲大作家的作品中了解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性扩张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从而把握了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学思潮，如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形成。恰如恩格斯自己所说的那样，“正像《总汇报》这个德国人的《泰晤士报》……所说的，德国人开始发现，近十年来，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当主人公的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最后，他们发现，作家当中的这个新流派——乔治 · 桑、欧仁·苏和查·狄更斯就属于这个流派——无疑是时代的旗帜”[④]。马恩所考察的现实主义文学在欧洲不同的国度先后兴起，并具有为世界市场所规约的相同的时代特征，资本主义的压迫导致无产阶级的贫困，有良知的作家开始关注与描绘他们的生活和命运。批判现实主义流派在当时欧洲的兴起正是一种具有世界文学语境的新型文学。 

　　 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柏拉威尔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学阅读和文学考察，在其著名的《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理念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他对出现在《共产党宣言》不同版本里的核心关键词“literature”（Literatur,  literarisch）的意涵做了非常细致的解读，他认为，虽然这些词汇在《共产党宣言》里有不同用法[⑤]，但总体还是认同这些意义相近的词汇与“文学”相关。“‘在这里Literatur’一词指的是‘论述某一学科的一批专门的书籍和小册子等等和写作这些作品的作家’”（柏《马》：187）。柏拉威尔如此理解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是相一致的，正如德国大诗人梅林在《马克思传》中描述的那样，马克思“绝不是那种常常和政治上的漠不关心或甚至奴颜婢膝相联的‘纯美学’的信徒”[⑥]，所以，柏拉威尔写道：“在马克思看来，文学不是一个单独的，闭关自守的部门。诗歌（像海涅的诗歌和西里西亚织工之歌）、小说（像古斯塔夫·波蒙、埃蒂耶纳·卡贝和乔治·桑的作品）、剧本（像古斯塔夫·弗莱塔格的《新闻记者》，马克思很久之后才看到这个剧本），显然是和另一些更具有浓厚功利色彩的体裁的作品有关，并且可以有益地同这些作品联系起来加以讨论。”[⑦]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理解的“世界文学”既是具体流派意义上的文学范畴（如批判现实主义），也是超越“纯文学”意义上的广义的文学范畴（文化文本）。它超越所谓“纯文学的”狭隘理解，是对在世界市场时代中审美文化文本的广义指称。柏拉威尔的这些解读，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的深刻意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诚然，在重温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理念的时候，需要我们正确理解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释和预言的“世界文学”的形成并不是说，将来世界各国作家都会用统一的“世界语”去写作一种缺失民族文化特色的超民族特点的文学文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在未来的“世界文学”整体语境中，各民族文学中的“片面性”和地方的“局限性”会被逐渐形成的世界性的生产态势所化解，这些“片面性”和“局限性”被逐渐克服，换言之，在未来的“世界文学”中所克服的、会消失的只是民族文学的“片面性”和地方的“局限性”，而各民族文化传承久远的传统精华和优秀特征仍然会被保留，并在“世界文学”新形态的整体语境中更加便利地呈现出来，而且必定会借助“世界文学”的广阔平台大放异彩。因此，我们应该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指的是依然保留各民族文化精华的跨民族、跨文化、跨地域和跨语言的具有整体观的一种文学语境和文学形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关注世界文学的发展问题，同时也高度关注在世界资本市场形成以后的各个民族文学的成就与特点。对19世纪最有前途的两大民族文学——俄罗斯文学和挪威文学——尤其关注。这种对欧洲发展中民族文学的特别关注恰恰证明，马克思恩格斯虽然预言“世界文学”的未来形成，但他们从来没有忽视世界各个民族文学的自身发展。今天，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全世界的推广应用，使得“世界文学”的理念已经被广泛接受，同时，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也依然被世界更多和更广泛地了解与熟悉。所以，在“世界文学”和民族文学的相互关系上，不能机械地理解别林斯基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理念，而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的科学理念来看待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辩证关系，那就是，克服了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文学越是世界的，也可以说越是民族优秀的，才越是世界的。文艺复兴以降的世界文学发展史已经证明了这个规律。发端于西欧的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思潮，被以普希金和易卜生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界和挪威文学界接受以后，这些主流的艺术方法结合着俄罗斯民族文化和挪威民族文化的特色而呈现出新的面貌。它们既保留了西欧进步文艺的共性，又彰显出俄罗斯民族和挪威民族的文化个性，从而赢得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内的欧洲文化界的高度赞扬，被认为是19世纪欧洲最有发展前途的发展中的民族文学。

　　二、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论与世界文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文论（其核心概念是艺术真实观和艺术典型观）也是在世界文学的整体语境中被阐释的。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特别是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其文艺思想阐发的重要文献依据。正是在对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乔治·桑、狄更斯、欧仁·苏、普希金、巴尔扎克、敏·考茨基、哈根纳斯等现实主义经典的系统评论中，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论思想体系得以形成。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其理论的前瞻性。在对同时代文学的研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个别作品的评价上，而总是在分析作家作品的优缺点和总结文学规律的同时，提出了未来理想文学的创作远景。而这种规律的总结和远景的预见没有局限在单个民族的评价和分析的局部范围，而总是放眼世界文学的长远语境。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价友人拉萨尔的剧作时就引入莎士比亚现实主义戏剧观念作为参照，同时也没有忘记德国席勒所代表的德国“观念戏剧”的评价标准。正如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评家弗连德里杰尔所指出的那样：恩格斯“在谈到未来的戏剧时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戏剧的任务是，把‘思想深度’、‘意识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有机结合在一起，把‘现实主义的’和‘理想的’因素结合起来”[⑧]。马克思主义的未来文学理念，正是融合各个民族和地方文学优点的世界文学整体语境的崭新的文学观念。

　　同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和典型性的时候，也是从多民族文学的比较视野，亦即从“世界文学”语境来看待这些文艺创作的重要问题的。他们在阅读各国文学名著的过程中，特别注意那些经典大师描写的细节方面，同时认为细节真实只是塑造经典人物的必要前提。恩格斯在致英国作家哈根纳斯的著名文艺通信中提出了他对现实主义文艺典型的精辟理解，即“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熟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学者都充分注意到，法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特别是其19世纪文学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观念建构的主要文学资源。在19世纪有两种主要的文学潮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法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在这两种文学思潮中都有杰出的文学家和经典作品涌现。它们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察法国社会现状和俄罗斯社会发展的重要窗口以及建构文学理论的审美文献资源。

　　马克思在《资本论》这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中，也把巴尔扎克的文本看作是值得信赖的资料：“例如巴尔扎克曾对各色各样的贪婪做了透彻的研究。那个开始用积累商品的办法来贮藏货币的老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在他笔下已经是一个老糊涂虫了。”[⑨]可见马克思对巴尔扎克小说细节关注之细微。令马克思和恩格斯记忆深刻的不仅有巴尔扎克笔下那些比社会学家和统计学家还要精确的细节，同时也还有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那些细节描绘。普希金的《叶甫盖尼 · 奥涅金》中的老农奴主，那个垂死的伯父的愚昧无知和惊人的懒惰，都是通过细节真实的描写来表现的。弗里德连杰尔特别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赞赏《叶甫盖尼 ·奥涅金》的第一章第七节诗[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还专门提到：“在普希金的长诗中，主人公的父亲简直不懂得商品就是货币。然而货币就是商品，这俄罗斯人人早就懂得了。”[11]像巴尔扎克一样，普希金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同样高度重视并充分展示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细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此看重俄罗斯文学大家的经典名著，不仅是关注俄罗斯社会的经济生活，而且也是把普希金当作懂得细节真实重要性的同时代的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一样看待，认定他是同时代当之无愧的具有世界文学意义的大作家，也是俄罗斯社会与时代的“书记员”。普希金以毫无保留的批判激情与犀利笔触再现了俄罗斯19世纪典型环境，同时塑造出来具有世界文学意义的典型人物。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之艺术真实观和典型观，正是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经马克思细读巴尔扎克和普希金等现实主义大师的文本并总结概括其创作特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三、列宁的社会主义文艺观与世界文学 

　　列宁的文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列宁所处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实践和开辟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他和布尔什维克党所面临的文化语境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不同，他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的理念。列宁在《共青团的任务》一文中指出了包括文艺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的全人类性质：“即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不再是19世纪一位天才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成了全世界千百万无产者的学说。”[12]列宁虽然没有直接阐释马克思的“世界文学” 的理念，但是他在关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的论述中实际上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原则，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阐释方法论。列宁特别看重马克思对全人类过去一切思想文化成果的辩证唯物论的取舍态度。“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都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所束缚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列》：105-106）列宁在这里虽然是在批判世界文化接受中右倾观点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但他同时也是针对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初期所表现出来的“左倾”幼稚病的。他尖锐地指出：“例如，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就必须注意到这一点。应当明确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的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的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途径，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通向无产阶级的文化，正如马克思改造过的政治经济学向我们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必然归宿。”（《列》：106）苏维埃俄国建国初期，俄国的庸俗文艺学一度影响了文艺创作界和理论界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接受，一些无知或患有左倾幼稚病的教条主义者，也违背文化发展规律来奢谈苏联新文化的构建，企图否定以前时代的文化遗产，列宁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观，包括他对世界文学理念的接受，纠正了这些错误的文艺思潮。所以列宁强调，？“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的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条件的观点，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典范、传统和成果”（《列》：121）。列宁要求苏俄文学家和批评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原则，继承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学。

　　列宁本人就十分注重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来分析、研究和评价俄国的文学泰斗。例如他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著名评述中多次使用“世界文学”的概念。他指出：“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的第一流的作品。”（《列》：202）列宁进一步注意到托尔斯泰“天才描述”的世界文学意义：“由于托尔斯泰的天才描述，一个被农奴主压迫的国家的准备时期，竟成为全人类艺术向前跨进的一步了。”（《列》：210）显然，列宁在评价自己民族的文豪时注意到文学大家作品价值的双重品质，作品的民族性和作品的“世界文学”语境，尽管列宁没有对“世界文学”的内涵展开阐释，但是他十分清楚托尔斯泰作品的文化构成不仅仅是单一的俄罗斯一个民族的。把托尔斯泰作品的“俄国生活图画”与“世界文学”评价标高两相对照与紧密联系，列宁的文学评论视野和方法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理念在俄罗斯文学评介中的有力再现。因为列宁洞察到列夫·托尔斯泰作品揭露的不仅是俄国农奴制社会的本质，也是世界资本对近代俄国宗法社会侵蚀的本质，托翁的作品是在世界市场语境下写成的，当然也就是“世界文学”语境下的天才成果，从而体现了作为世界文学大师托尔斯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列》：215）。列宁蕴含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理念的社会主义文艺建设构想的思想对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创立与繁荣具有深远的影响，由于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正确的文艺方针的指引与政策保障，苏联文学没有游离于世界文学的发展进程，并且还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了一个“新史诗”的文学繁荣期，有的文学史家甚至把这个时期誉为俄罗斯文学的“文艺复兴”。享誉世界的苏联文学大师如肖洛霍夫正是在这个时期崛起，而20年代苏俄社会主义文学的许多经典，不仅注重吸取世界文学的精华，而且更具有面向世界的宏大气度与豪气。1918年，刚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苏俄国家立刻创办了“世界文学出版社”，苏联科学院后来也创办了“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下出版俄罗斯和外国优秀的古典作品，广泛深入研究世界文学语境下的各国文学，这些与世界文学理念相关的重大文化举措无疑是在列宁文艺思想指导下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尤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文学”理念的积极响应。

　　一百六十余年来，包括“世界文学”理念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对世界社会主义文学和各民族的进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是马克思恩格斯留给世界文艺理论的宝贵精神遗产，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各民族文学创作观念相互影响、互文互通、日益融合的当代文化现状，业已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科学预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精辟概括世界文学发展规律的真知灼见，透视世界市场在文化建构中复杂作用的洞察力，尤其是深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和辩证思维，对于正处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下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依然具有高屋建瓴的方法论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