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9—1999年，我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呈现出先由政治批判向学术探索回归，再由学术探索向学术创新发展的时代特征。在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政治历史背景下，民间文学理论界出现批判“四人帮”对民间文学摧残的高潮，体现出“学术话语”为“政治话语”服务的特征。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民间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念逐步被清除，学术研究回归民间文学研究本体，其热点开始转向民间文学的特征论、价值论、关系论和体裁论，这是民间文学研究由外部进入到本体的视域转换。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其理念创新、内容创新、方法创新等不断显现，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达到了现代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史上的黄金时期。

　　关键词：民间文学；理论研究；政治批判；学术创新；学术史

 

　　1979—1999年间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是在两个重要时代背景下展开的：一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现代化作为社会发展整体目标可以期待的承诺，再度点燃民众心头的希望之火；二是知识精英启蒙话语的再度确立，整体性的文化信念为知识精英带来了空前的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他们又重新找到了献身方式和使命感。如果说整体性的目标设定来自权力话语对未来的方位标示的话，那么，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参与则表达出精英群体对这目标的自觉追随。1980年8月，年近八旬的钟敬文在他《民间文艺谈薮》一书“自序”中满怀激情地写道：

　　林彪、“四人帮”肃杀的、漆黑的文化统治被推翻了。我国广大人民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迅速回复了青春。过去被扼杀了的我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工作，象春天的花木一样欣欣向荣。它给我们预示了一个无限光辉的前景。

　　新形势是鼓舞人的。它不但给予了我愉快的心情，也给予了我以比较顺利的工作机会。我现在将近八旬了，但在精神上时常涌现出一种“余霞尚满天”的感觉。

　　此刻钟敬文的心情体现了久经压抑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粉碎“四人帮”后要以学术的方式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贡献的豪情。改革开放初期20年，我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呈现出先由政治批判向学术探索回归，再由学术探索向学术创新发展的时代特征。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其理念创新、内容创新、方法创新等不断显现，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达到了现代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史上的黄金时期。

 

　　1976年1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提出要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全国迅速形成群众性的批判高潮。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在当时，批判式的政治话语充满整个学术界，民间文学理论界也不例外。

　　（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批判“四人帮”对民间文学的摧残

　　1978年5月，钟敬文在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上发表了《用百倍的成绩回击“四人帮”对民间文学的野蛮破坏》的讲话，他指出：“过去10年间，在被‘四人帮’凶暴地摧残了的文化、学术园地里，民间文学方面无疑是一个重灾区！”民间文学领域对“四人帮”的批判最早是从批判江青攻击民歌开始的。1977年3月，朱伯石在《文史哲》第2期发表了《江青攻击民歌的险恶用心》一文，文中通过论述古今中外的民歌对社会发挥积极作用的大量历史事例，指出“民歌是劳动人民进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它直接从人民的生活中产生，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情绪、思想、愿望和意志”。文章批判了江青的“民歌下流论”。其后不久，1978年初，贾芝发表了《扼杀民间文学是“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的一场疯狂表演——兼驳“文艺黑线专政”论》，全面清算“四人帮”对民间文学破坏行为，文章指出：“民间文学工作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停顿了整整十年。而这十年，对发掘各民族民间文学说来，却是关键性的十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社会变化很快，语言、风习各方面都在变化。而且，60年代能够从老年人、从有的地区或民族搜集到的东西，70年代就不易搜集到，甚至根本没有了。‘四人帮’使我们失去了时间，也就是失去了各族人民的一些珍贵作品和有关的历史资料。不仅如此，而且，在‘四人帮’的淫威下，刊物被取消了；民间文学工作机构从中央到各地几乎全部撤销了；民间文学工作者以至爱好者在‘黑线’帽子下惨遭迫害，被迫改行，队伍打散了；各地 (特别是包括进行了大量调查、搜集工作的民族地区) 民间文学工作部门和个人搜集的大量民间文学资料，大部分失散了，有的一火了之，化为灰烬，有的被抄家丧失了，有的被送进造纸厂化为纸浆了。”文章最后说：“我呼吁大家重视各民族民间文学。我们一定要彻底粉碎‘四人帮’加给我们身上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精神枷锁，迅速恢复和重建民间文学工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 !”这篇文章以大量的事实批判了“四人帮”“文艺黑线专政”对民间文学事业的破坏，既是一篇声讨檄文，更是一篇动员令，政治话语意味和作用非常浓烈。

　　1979年初，钟隆的《文艺作品要以情动人——兼评“四人帮”对民族民间文学的污蔑》一文，从民间文学所表达人类生离死别、喜怒哀乐情感角度，对“四人帮”打着批判“人性论”的幌子扼杀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罪行进行了批判：“在这场历史上空前的浩劫之中，云南的民族民间文学当然也未能幸免，民族民间文学中凡是描写了爱情、生离死别、战争凶残、以及反映人民和平愿望的地方，差不多都戴上了‘人性论’的帽子。这顶帽子不仅使一大批民族民间文学作品沦为‘毒草’，而且至今还使一些同志望而生畏，心有余悸，严重障碍了民族民间文学的挖掘、整理以及评论工作。因此，进一步批判林彪、‘四人帮’打着批判‘人性论’的幌子扼杀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罪行，彻底砸烂他们设置的‘人性论’的桎梏，实在是一项刻不容缓的战斗任务。”文章最后的结论是：“生离死别、喜怒哀乐是人类共有的东西，不同的阶级都有自己的生死观，也有自己的悲与喜。文艺作品就是要充分抒发这种真实的情感，大胆描写健康的爱情和革命者在斗争中的生离死别的心情。”钟敬文在1979年7月号《民间文学》上发表了《为孟姜女冤案平反——批驳“四人帮”追随者的谬论》一文，文章也批判了“四人帮”对民间文艺的严重摧残。文中指出：“在‘四人帮’及其党徒、追随者们横冲直撞的文化园地里，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所传播和所珍爱的文学、艺术，同样逃不掉他们兽蹄的践踏。他们悍然说：‘越剧、广东戏无可救药，靡靡之音；民歌是下流的，不能表现现代生活。’又胡说：‘民歌不是个事，净是情郎、妹子，不就是后花园赠金。’……够了！这就是那些黑帮大头目对人民创作、人民文化的评价和判决词！跟这同时，他们对那些和人民文艺有关的人（民歌作者、故事讲述者等）和物（民间文学、艺术的记录稿和书刊）的任意糟蹋、摧残，就更不在话下了。”接着写到一些与“四人帮”联系在一起的“论客们”认为，杞梁妻拒郊吊的故事转变为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是反进步的孔孟之徒攻击秦始皇的捏造。钟敬文论证，孟姜女故事的这种转变虽然不是历史上发生的，但是具有历史的真实性。他说，“民间传说所取材的历史人物，不一定需要符合他的传记事实，因为它着重的往往是对于社会事象的真实（内在意义的真实）”。这两篇文章都结合民间文学具体表现主题和题材内容实际，批判了“四人帮”反人性的文艺思想和对民间文艺横加干涉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与贾芝的文章相比，尽管政治激情相一致，但多了许多学术话语的力量。钟敬文曾谈到此时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特点时指出：“我们民间文学工作，理论方面 (包括评论、辩论) 向来是比较薄弱的。但是，本年里，它也有相当的成就。首先，许多同志仍然继续从理论上批驳林彪、‘四人帮’对民间文学的诬蔑、曲解的谬见，进一步肃清遗毒。”

　　除了给“孟姜女冤案”平反外，1978年11月13日，中共青海省委文件“青发[1978]300号批转省委宣传部《关于为藏族民间诗史〈格萨尔〉平反的请示报告》。该报告指出“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把〈格萨尔〉打成毒草，进行了公开批判。……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为〈格萨尔〉一书公开平反。”

　　拨乱反正之时，民间文学理论界进一步解放被束缚的思想，对大跃进时期的民歌提出了新的看法。《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发表了新民和耘青的《一九五八年民歌创作中的反现实主义倾向》，文中认为“一九五八年的民歌创作运动是自上而下地号召、组织，甚至是在强制下人为地发动起来的。它不是人民群众的自由创作，而是一次违反文艺创作规律的运动，是经济工作中浮夸风的反映”。1981年《民间文学》为促进学术争鸣，还开辟了专栏，前后共发表了几篇不同意见的文章。如陈光瓒的《如何正确对待大跃进的新民歌》、青野的《关于大跃进民歌运动的回顾》、彭放的《大跃进民歌的再评价》，以及李景江的《要全面评价新民歌》等，有持肯定态度的，也有持否定态度的，还有主张“一分为二”或区分前后期的。从内容上看，双方争论之点颇多，涉及指导思想、创作倾向以及创作方法等。这种争论，各方都摆出了自己的观点，并提出了各自的材料，有的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但也存在深入考察不够、材料片面、情感化的问题。

　　（二）坚持“双百”方针，回归学术本位，探讨民间文学基本理论

　　在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学术话语”为“政治话语”服务是不可避免的，在某种意义上（从拨乱反正角度）来说也是有必要的，然而如果长期忽略学术话语在学术中的主体性地位而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1978年12月18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思想解放的政治路线，彻底否定“文革”，否定阶级斗争路线，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上。这次会议，标志着党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四次文代会”）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更明确提出 :“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根本指针。新的“二为”方向实际上也是整个文化建设的指针，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共中央在文化建设与发展指导思想上的重要调整。这一阶段的思想解放、文艺政策的调整，直接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后民间文学理论研究观念的转变和重点的转向。

　　进入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念逐步被清除，阶级斗争的话语基本上被学界抛弃，学术研究逐步回归民间文学本身，其热点开始转向民间文学的本体特征，这是民间文学研究由外部进入内部的视域转换。因此，1979年后，民间文学研究在对“四人帮”进行批判，为政治服务的同时，有些学者也开始回归民间文学研究的本体地位，自觉地加强对民间文学自身理论的研究，为发展民间文学事业服务。

　　1979年5月，天鹰（姜彬）在《思想战线》上发表了《关于民间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他指出：“鉴于林彪、‘四人帮’毁灭民族文化，破坏民间文学搜集工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当前要大力抢救民间文学。必须看到，各族民间传统文学有失传的危险。有很多传统的文学样式，能唱的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年人，青年人一般都不会唱。有很多老年人、老歌手已死亡，如傣族老歌手康朗英、波玉温，纳西族老歌手和顺莲等，这就造成了一些传统文学面临失传的境地。正如非洲一个作家讲的 :‘死亡了一个老人等于消灭了一座博物馆。’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他认为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对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来说，还是很不相称的。目前，我们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数还少，还缺少各方面研究的专家，如关于某一个民族民间文学的专家，叙事长诗或某一叙事长诗的专家。研究也还不够深入，不够系统，还没有建立我们自己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我们应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努力，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不仅认识到民间文学研究和建立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性，而且身体力行地开展深入研究。1981年，他的《中国民间故事初探》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系统研究民间故事的专著，为我国民间故事理论体系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后，民间文学研究的主体意识最强，对建立民间文艺学思考最早、最深的是钟敬文。1979年11月，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钟敬文作了《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的发言，阐述了建立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主张。他指出：“在民间文学的整理、研究工作中，怎样正确对待马列主义，是这门科学上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它是半点不应含糊的。而就我们现在在这个方面的实际情况看是，似乎并没有怎样过关。我们必须趁当前学术界强调实事求是的大好时机，认真检查过去的学风，经过辨明是非，从而端正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我想，我们是一定会建立起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学来的。”1980年7月5日，钟敬文在《思想战线》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的讲话，反思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受“四人帮”严重影响，提出要“建立具有我国特点和较高科学意义的民间文艺学”，“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他指出：“第一，要建立这种新的民间文艺学，首先，在理论上，就要有所突破。……一切的理论都是一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不例外，过去我们那种不认真研究，只习惯于引用和套公式的态度是不好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它的科学价值，也不可不知道它在地面上的一定界限。……弄清这些的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的研究，一般民间文学的各种理论都是很必要的。”“第二，建立科学的民间文艺学，要重视民间文学本身的性质、特点。……我们要建立真正的民间文艺学，就必须针对民间文学的特点，它本身独具的性质去进行探索，找出规律。在科学的民间文学的建立上，这是很重要的问题。”“第三，要扩大研究领域。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工作本来就比较薄弱，经过十年大破坏之后，更需要恢复、扩大和加强。……要扩大研究领域，就必须打破禁区。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对民间文艺学遗产禁区的打开。”“只有遵循这种正确的轨道，我们才可能名实相符地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学。”1981年5月17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一届学术年会上，他又作了《关于民间文艺学的科学体系及研究方法》的演讲，论证了民间文艺学的科学体系所包括的一般理论、民间文艺史、民间文艺学科学史、民间文艺学方法论、民间文艺学资料学，以及民间文艺某些方面的系统的专门研究如神话、童话等等重要组成部分。1983年4月11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二次学术会议上，他再次作了《建立新的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系统地论述了关于建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从实际出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民间文艺学”的全面构想和应作的努力。1999年出版的钟敬文的《中国民间文学讲演集》收录的绝大多数是钟敬文1978—1997年期间关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重要讲话，从中可以看出钟敬文是在不断反思中强化学术和学科发展，并将民间文学发展上升到学术本体高度认识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社会阶层与利益的多元化以及人们价值追求与审美偏好的多样化，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文化建设与发展问题上提出了不搞“无谓的争论”“不搞大批判”“正面引导为主”“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以立为本”以及“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等基本方针。这既继承了“双百”方针，又体现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主旨和方向，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与时俱进精神的体现，对于面向时代，面向现代化，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与繁荣之路具有积极意义。进入20世纪90年代，“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不再成为民间文艺界关注的主题，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基本上摆脱了在强烈意识形态影响下形成的虚热态势，变得更加学理化，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向纵深稳步拓进，一些创新性和超越性成果标志着民间文学研究在一个时代达到的新高度。

　　改革开放后，民间文艺学开启恢复旅程，首先是围绕着民间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探讨，主要聚焦于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价值和分类等方面。

　　1. 民间文学特征：提出“四大特性”，探讨综合性和立体性特征

　　具有‘文学的’和‘非文学的’双重组合性质”这一特征，是能把科学性、立体性、综合性以及传承性、直接人民性、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等诸特征串在一起，构成民间文学特征的内外（即过去所谓的“内部特征”与“外部特征”）结合，纵横交错的网格系统。

　　这些认识打破了过去“四大特性”的框框，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也有实际意义，对加强搜集整理的科学性、保存民间文学的本来面貌有现实意义。

　　2. 民间文学价值：突破“三大价值”，扩大到多种价值的再认识

　　这一时期，关于民间文学具有实用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如段宝林在《中国民间文学概要》中指出：“民间文学同作家文学不同之处，除表现在创作和流传方式、艺术形式、体裁和风格等方面之外，还表现在社会作用方面。从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对比上看，民间文学有三大价值。即实用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不少学者还从不同角度论述民间文学的价值，有从民族民间文学角度的，如秦家华的《试论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历史价值》和《论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文化史价值》、王松的《论民族民间文学的科学价值》等；有从类型来看民歌价值的，如黄勇刹的《论民歌的语言特色》、乔建中的《应当强调〈中国民歌集成〉的文献价值》等。这些研究将民间文学的价值从实用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三大价值”，进一步扩大到审美价值、历史价值、教育价值、娱乐价值，以及产业价值等方面。

　　3. 民间文学分类：从“三大部类”到民间文学体裁的体系分类

　　这一时期，随着民间文学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国家开启对民间文学全面搜集工作后，民间文学的分类问题得到学界的重视。当时在民间文学分类方面讨论最多的是民歌分类，因为民歌分类不仅仅涉及到文学中的分类问题，而且涉及到在音乐中的分类，由于属于文学和音乐的交叉，因此，情况比较复杂。其次是民间故事的分类，它涉及到广义的故事（所有民间散体叙事）和狭义的故事（神话、传说和故事严格划分），涉及到广义神话与狭义神话，传说的故事化与故事的传说化，机智人物故事与生活故事和笑话之间的关系等等。叶春生在《简明民间文艺学教程》中分析了当时民间文学分类的情况：

　　过去，我们在分类理论和研究方面都比较薄弱。近年来随着民间文艺学体系的逐步建立，才引起人们的重视。……从国内近几年出版的几本民间文学概念专著看，……有的侧重思想内容，有的侧重体裁形式，有的侧重表现方法，有的侧重创作和传播对象。现综合各家所长，又照顾到传统的习惯，参照作家文学小说、诗歌、戏剧的分法，首先把民间文学作品划分为三大部类，即散文作品、韵文作品和民间戏曲。散文作品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包括生活故事、民间童话、动物故事、笑话、寓言、新故事等）；韵文作品有民间歌谣（包括仪式歌、劳动歌、政治歌、生活歌、情歌、儿歌，理论歌和长篇故事歌）、民间谜语、谚语、歇后语等；民间戏曲包括民间小戏和民间曲艺（说唱）。

　　1987 年，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办公室制定了《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资料全国统一分类编码管理试行方案》，其中《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分类编码总表》对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和民间谚语作了较为详尽的分类，是这一时期民间文学分类研究成果的权威文本。

　　民间文学分类的讨论不仅推动了民间文学分类学以及民间文学基本理论的发展，而且对民间文学搜集资料的归档检索具有重要意义。

　　（二）民间文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新认识

　　这一时期，民间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成为研究的重点，对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关系、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以及民间故事与新故事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进而形成许多新观点和共识。

　　1. 从学科整体性认识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关系

　　1979年，钟敬文在北京师范大学暑期民间文学讲习班上发表了《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讲话，全面阐述了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他认为“民间文学作品及民间文学理论，是民俗志和民俗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前者（民间文学作品等）是后者（民俗志）这个学术‘国家’里的一部分‘公民’，在这学术‘国家’里占据着一定的疆土。”许钰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一文中也强调：民间文学作为民间文艺学的对象，它同时又是民俗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就是说，当我们把民间文学当作一种文学来看时，首先要看到与一般书面文学不同的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即它经常是作为人民大众民俗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现的。其次，各类民间文学作品的内容往往直接反映、描述其他民俗活动或民俗意识，具有民俗志的功能。其三，由于民间文学常常反映其他民俗活动，民间文艺学在探讨民间文学某些内容时，也就不能不吸收和借鉴民俗学有关的研究成果。这些论述都是从学科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的高度来认识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并给出了相应定位的。

　　2. 从学科交叉角度提出建构文艺民俗学新学科

　　1985年，陈勤建在《文艺学与民俗学的联姻——文艺民俗学》一文中提出建立“文艺民俗学”学科，1991年陈勤建的《文艺民俗学导论》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91 年宋德胤的《文艺民俗学》由北方出版社出版，1993年秦耕的《文艺民俗学》由安徽出版社出版，这些研究奠定了文艺民俗学发展的理论基础。文艺民俗学是在民俗学和文艺学的结合点上，共同建构的新视角、新方法、新理论和新学科，其研究路径主要有：运用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对文学文本的生成、风格进行解读，民俗作为文艺批评与文艺审美的一个维度，基于“文艺人学观”，论述文艺与民俗的内在建构。在认可民俗与文学，特别是与民间文学之间特殊关系的前提下，其立足于文学的研究本位，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文艺民俗学思想独树一帜，并从侧翼积极推动民间文艺学的本体研究。

　　3. 从文学发展史认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关系

　　如何认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是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中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理论界围绕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段宝林《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论述两者之间的关系，基本结论是：“民间文学是文学的始祖，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是古今中外文学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珍宝，有的甚至是高不可及的典范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在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劳动人民有无限的创造力，文学史上所有重要的文学体裁和形式几乎都首先在民间文学中创造出来。民间文学是历代优秀作家的导师和奶娘，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多方面的良好影响。文学史上的创作高潮往往和民间文学关系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结论体现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

　　4. 用艺术社会学阐释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关系

　　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兴起的通俗文学热潮与严肃文学形成并峙局面, 改变了多年来我国文坛以严肃文学独领风骚的格局。但此时不少人混淆了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把通俗文学当作民间文学的一种，为此，1991年，笔者发表了《论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分野》一文，用艺术社会学方法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不同：一是生产者不同。民间文学的生产者是以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为主体，是集体创作，而通俗文学的生产者主是那些中下层知识分子，是个体创作；二是消费者不同。按传统观念看，民间文学属于文盲半文盲文化层次，以农民阶层为主体；通俗文学属于中下层知识分子阶层，以市民阶层为主体。三是传播媒介不同。民间文学主要是以口头语言作为传播媒介，而通俗文学是以书面文学作为传播媒介。四是主要功能不同。民间文学是“生产者的艺术”具有极强的实用价值，通俗文学是一种以娱乐为特征的文学，具有很强的商品价值。五是发展历史不同。民间文学伴随着人类的语言和原始思维而产生，而通俗文学只有在社会发展到商品经济出现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此外，拙作《论郑振铎俗文学的理论特征与实践倾向》《郑振铎与民间文艺》比较全面论述了民间文学与俗文学的关系，从理论上基本厘清了民间文学和俗文学的联系与区别。

　　5. 从具体作品中理解民间文学与新故事创作关系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以上海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故事会》为代表的新故事活动形成热潮，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文化界的好评。新故事现象成为民间文艺界研究的对象，这一时期出版研究新故事的主要著作有：刘守华的《略谈故事创作》、蒋成瑀的《故事创作漫谈》《新故事理论概要》、王国全的《新故事创作技法谈》等。关于新故事的性质学术界一直有争论。有人认为“新故事应该是新时代的民间故事”，如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告说：“在民间口头文学方面，新故事已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学的形式之一，也产生了一些好作品。”而有人认为“新故事是小说的一种”，如上海《采风报》刘翼达在《论新故事的属性及其他》一文中认为：“新故事是小说的一种……它是‘故事小说’（或曰情节小说）”。有人认为要结合具体作品判断，刘守华在《故事学纲要》一书中认为：“如果这些作品表达了群众的意愿，具有民间口头文学特征，并已进入口头流传过程，即使它最先是以书面形式发表的个人署名之作，也可以作为新民间故事看待。”由于新故事的构成及其内容形式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能否算作新民间故事，应该主要以作品本身是否具有民间口头文学特征，以及是否在群众中广泛流传为标准，即是否具有口头性与流传性特征。

　　（三）民间文学体裁研究新突破

　　1．神话研究：建构具有中国本土意义的神话学

　　这一时期，中国神话研究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出现了“神话研究热”的局面。一大批神话学者努力探索，逐渐摆脱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旧有格局，基本确立了中国神话研究的本土问题意识和理论方法，使中国神话学成为人文科学领域内一枝独秀的现代学科。如袁珂的“广义神话论”拓展了神话的外延，袁珂、潜明兹的神话谱系的建构和“神话发展序列模式”研究，初步构建了基于文献典籍的中国古代神话系统，张振犁的中原“活态神话”研究以及农学冠、过竹、王松、赵橹、李子贤等对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从田野调查入手，研究活态神话，提出“活形态神话”理论；叶舒宪、萧兵等“新文化学派”的神话研究，提出“四重证据法”，都具有中国本土原创意义。袁珂的《中国神话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和《中国神话传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叶舒宪的《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萧兵的《楚辞与神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潜明兹的《中国神话学 (初版)》(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张振犁的《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过竹的《苗族神话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和谢选骏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等等，是这一时期神话研究的重要成果，这些研究大大拓展了神话研究的内容，创新了研究方法和范式，丰富了研究的理论，推进了中国神话学日臻成熟。

　　这一时期，中国民间传说被大量发掘整理出来，其作品出版更是呈几何级数增长。日本柳田国男的《传说论》在中国译介出版后，对中国传说的理论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主要进展有：首先，传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民间文学体裁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对其本体特征展开研究；其次，受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影响，历史演进法为基础的“历史系统”和“地理系统”相结合的“主题流变研究法”，成为我国传说研究的经典范式；其三，中国四大民间传说等经典受到研究者重视、从社会文化、地域文化、审美价值，以及传播源流展开研究；其四，民间传说研究内容得到进一步拓展。这些对民间传说研究崛起和传说学创建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顾颉刚、钟敬文等编的《孟姜女故事论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论研究部编的《中国民间传说论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罗永麟的《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贺学君的《中国四大传说》（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程蔷的《中国民间传说》（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等是这一时期的民间传说研究代表性著作。

　　3．民间故事研究：研究领域拓展和新方法运用

　　这一时期，民间故事研究在丰厚古代文献和现代鲜活资料的基础上，受中外民间文艺学彼此交流的启示，和过去相比，不论在研究的广度、深度或运用方法上都有可喜的进步。在研究的内容方面，既有关于故事群（村）、故事传承人，乃至整个中国民间故事的宏观研究，如关于民间故事家、故事村的研究等，也有关于某些故事体裁、若干故事类型的微观考察，如机智人物故事、新故事的研究。在研究理论上，由对故事文本的内容和形式的表层分析，迈进到解析故事母题、追索故事生活史及其深层文化意蕴；突破书面写定的文本的局限，进而揭示由故事讲述人和听众的双向交流所构成的故事传承过程的奥秘。在研究方法上，借鉴国外研究方法，如引进国外神话学派、流传学派、历史地理学派、心理分析、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故事形态学等理论与方法，在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类型研究和结构形态研究方面取得新突破。这一时期代表性著作有：天鹰 (姜彬) 的《中国民间故事初探》（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季羡林的《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刘守华的《故事学纲要》《比较故事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和《中国民故事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李扬的《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许钰的《口承故事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民间故事学研究的理论成就不仅有力地肯定了中国各族人民群众在口头文学领域显露出的丰富艺术智慧，也促使中国民间文艺学走向成熟。

　　4．史诗研究：基于田野的口头诗学新开拓

　　这一时期，国外的口头诗学、民族志诗学等理论陆续被引入国内，中国的一批史诗研究者，基于田野调查资料，对中国史诗的总体面貌、艺术性、思想性、形成与发展规律以及结构母题等展开了探讨，开启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史诗研究探索之路，形成了一批资料梳理全面、论述有一定深度的论文、研究报告和著述。仁钦道尔吉的《〈江格尔〉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和《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降边嘉措的《〈格萨尔〉初探》（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和《〈格萨尔〉与藏族文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郎樱的《〈玛纳斯〉论析》（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和《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刘亚虎的《南方史诗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潜明兹的《史诗探幽》（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和《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杨恩洪的《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等，成为这一时段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标志性成果，将我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朝戈金总结这一时期史诗研究的特点为：以口头诗学为理论支撑，以具体史诗演唱传统的个案研究为技术路线，立足本民族史诗传统的研究理路逐步在中国学界确立，研究的价值取向、方法技术和问题意识发生了改变，研究格局呈现新变化，即逐步从文本走向田野、从传统走向传承、从集体性走向个人才艺、从传承人走向受众，从他观走向自观，从目治之学走向耳治之学。

　　5．歌谣研究：研究范围新拓展、研究方法新变化

　　改革开放后，在民间歌谣方面，重塑民间歌谣健康、生动的民间性特征，恢复其在社会文化架构中自然的生存状态，从而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文化功能，成为新时期歌谣发展的当务之急。这一时期《中国歌谣集成》的编纂出版，对歌谣研究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为研究工作准备了极其丰富的资料，而且为开展研究培养了一批人才。这一时期歌谣史和歌谣学的基本理论研究进一步加强，如关于1958年“新民歌运动”的反思和民歌分类的争论，使民歌的性质和特征等得到更深入的探讨；各种专题研究，如古代歌谣研究、红色歌谣研究、区域民歌研究、花儿研究、客家民歌研究、楚民歌研究等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此外，对歌谣的社会文化和语境研究也深化了歌谣的研究。这一时期歌谣研究的主要著作有：张紫晨的《歌谣小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江明惇的《汉族民歌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黄勇刹的《壮族歌谣概论》（广西民族出版社，1983年）、天鹰（姜彬）《论吴歌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王克文《陕北民歌艺术新探》（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段宝林和过伟编《民间诗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年）、吴超《中国民歌》（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苗晶和乔建中的《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杨民康的《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

　　6．谚语研究：从关注文本到研究视角的多元化

　　这一时期，随着学术界思想解放和学术的发展，学者不再把谚语视为单纯的、孤立的研究对象，而是与文化密切相关的、整体文化中的一个部分，研究呈现出视角多元和范式转化的特点：谚语搜集的意识逐渐增强，从书本古籍考证向田野调查转变，谚语搜集的主体逐渐从个体上升到集体，谚语搜集的范围从地方扩展到全国；谚语作品的整理和出版，从古谚至今谚的集锦，从地方作品集到全国作品集，从谚语选编到谚语词典，日益丰富；谚语研究，从平面到立体，从静态到动态，从文本到语境，视角日益走向多元化。主要谚语研究著作有：武占坤与马国凡的《谚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王陶宇编著的《谚语哲理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 )、刘桐孙的《学点谚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武占坤的《中华谚谣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王勤的《谚语歇后语概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李孟北的《谚语、歇后语浅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王仿的《中国民间谜语、谚语、歇后语》（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等，这些研究使人们对谚语具有的丰富内涵，多方面价值、功能和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7．民间小戏研究：从文学艺术研究向文化语境研究转变

　　这一时期，民间小戏研究呈现出以下基本特点：首先是研究者摆脱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话语的影响，回归对民间小戏文学和艺术本体的研究，特别是少数民族民间戏曲研究受到重视，对民间小戏的概念范围、文本特征、剧种的起源发展、音乐唱腔、表演形态、传承发展展开全面研究；其次是受到当时学术界文化研究热的影响，研究的重点从文学艺术本体转向文化语境，文学、美学、戏剧学、音乐学、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的学者对民间小戏展开了多视角、多种方法、多侧面、多层次的研究，揭示了民间小戏包涵的民众精神、族群认同等深层文化意蕴。其三是在研究方法上，从单一学科研究进入跨学科研究，多学科交叉和多理论视角，使研究由平面走向立体；从普泛式、全景式的综合性研究走向个案研究，使小戏研究理论与实际联系更加紧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更强；从一般文学理论和戏剧理论的概论性研究走向人本关注和美学特征研究，进一步拓展了研究领域，深化了研究深度，揭示了民间小戏本体构成中最核心的要素和本质特征。主要民间小戏研究著作有：谭达先的《中国民间戏剧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1年）、张紫晨《中国民间小戏》（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施德玉《中国地方小戏之研究》（学海出版社，1999年）、曲六乙《傩戏、少数民族戏剧及其它》（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康保成《傩戏艺术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毛鹰的《布依戏史话》（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方鹤春编《中国少数民族戏剧研究论文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等。

 

　　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理论研究队伍人才辈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改为民间文艺家协会）仅有全国会员二百二十余人，到1984年全国会员就增加到1400人，加上各地分会会员，总数已超过八千多人。老一辈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马学良、贾芝、毛星、袁珂、常惠、容肇祖、杨成志、姜彬等仍活跃在理论战线，一批中青年民间文学理论家也成长起来，如张紫晨、乌丙安、刘魁立、段宝林、许钰、刘守华、陶立璠、张振犁、黄勇刹、蓝鸿恩、王松、朱宜初、杨知勇、潜明兹等，他们在民间文学基础理论或专题研究方面，发表和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成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理论研究成果可谓丰富多彩、硕果累累。据刘锡诚统计，仅1983—1989年间出版的民间文学理论著作（包括论集）达169种，还发表了大量民间文学研究论文。据贺学君在《一九八一年民间文学研究概述》中统计，仅1981年“全国主要报刊发表各类文章五百六十余篇”。漆凌云在《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论（1949—2018）》一书中对1978—1999年民间故事研究论文进行了统计，其中博士论文4篇，硕士论文27篇，论文895篇，年均发表论文40.7篇。根据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所作的《民间文学论文、作品、新书目录索引》，1981—1987年期间，全国报刊公开发表传说研究类文章六千七百余篇，故事研究类文章一万多篇。大体上说来，每年有一千五百篇和一千篇故事和传说研究文章发表。由此推算，这一时期有关民间文学研究的论文总数大概在一万五千篇左右。

　　今天，当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富裕、社会安定和谐、各项事业欣欣向荣，人们享受着改革开放“红利”的时候，无不想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抉择，感恩于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这一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巨大的勇气与魄力，断然终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社会的历史惯性，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之路，启航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的文化建设和发展来说，改革开放，从使文化为政治服务，沦为政治的附庸，转向为人民服务的文化。这一文化转折本需要经历几代人痛苦的反思和创新才能完成，然而，我们仅仅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就顺利完成，实现了由国家政治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由进行阶级斗争向实现现代化、由政治文化到民众文化的转型。人们经历了从思想到观念、从观念到行为的巨大转折，这一转折的核心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什么，社会前进的动力是什么，历史发展的创造者是谁，现实社会发展依靠谁，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本位的回归，确立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享有者的认识。人民作用的重新认识、人民地位的重新确立，使社会主义的中国找到了一条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人民地位的确立，使作为人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民间文学价值得到重新认识，民间文学的地位得到充分肯定，保护、传承、创新、发展民间文学也成为这一时期辉煌成就中闪耀的亮点。民间文学的发展只是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历史中的一朵浪花，然而从这朵浪花中，我们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转折的轨辙、听到历史转型中勇往直前的涛声，当我们回眸民间文学改革开放初期发展变化的历史，描写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恢宏气度，镌刻时代群英谱的时候，我们不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高歌。

 

作者简介：黄永林，湖北仙桃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新兴交叉学科学术带头人及博士点负责人，从事文化产业、民间文学、民俗文化、网络文化以及教育财会管理与政策研究。

 

[原文责任编辑：毛巧晖]

 

原文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