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20世纪以来国际史诗研究主线为背景，勾勒中国史诗研究的晚近发展样貌，择要评骘若干学术专题上的突进和特色。在世纪之交前后的十几年中，中国史诗学术的范式转换大致完成——从偏重文学方法和聚焦文本解析，转向综合关注史诗生发语境、演述过程、流布规律、社会功能、接受情况等环节。今后，以更开阔的视野、更自信的姿态、更精审的工具、更多样的研究路径从事史诗研究的学者，将有能力高举中国史诗学术的旗帜，在国际学界发出更大的中国声音。将中国史诗研究放在世界史诗研究的全局中，能看清其学术渊源、脉络及发展方向。

　　关键词：史诗学术；口头传统；诗学

　　国际史诗学术在 20 世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问题意识到理论方法论，颇多革故鼎新，另辟蹊径的努力。总体而言，中国史诗的转向发生得迟缓一点，要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出现，但启动后整体发展较快。在匡正以往 “重单一史诗、轻整体关照”“重文字文本，轻活态传承” 的研究偏向方面，着力尤多。

　　一、国际史诗研究图景概说

　　纵观史诗研究的国际图景，流脉歧杂，学统各异。不过，影响广泛、轨辙完整的，还主要是西方的史诗学统。东方的印度等国度，对 “大诗”（即史诗）多有理论总结，但影响相对有限。若振叶以寻根，观澜而溯源，则西方史诗学统大略而言，有古典学一波，以及后起的文化人类学一波。古典学这一波，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开端，窃以为到了查德威克夫妇的《文学的兴起》（The Growth of Literature）和鲍勒的《英雄诗歌》（Heroic Poetry）这里，算是走到了峰顶。古典学一直是拉着语文学的手走来的。考订作者，解析诗句，总结修辞、技巧和结构等，都能得心应手，成果也堪称汗牛充栋。西方史诗研究的全球视野，也是到 18 和 19 世纪才基本成型。总体而言，随着欧洲文艺复兴催发的西方人文学术的勃兴，对以荷马史诗为范例的西方史诗传统的研究就大行其道。《贝奥武甫》《尼贝龙根之歌》《罗兰之歌》《熙德之歌》到伦洛特创编的《卡勒瓦拉》，让众多民族的古典文学，形成了以史诗为早期文学之核心和标志的现象。大略扫描这些研究成果，不难发现研究者大多具有文学学科背景，把这些最初有口头来源的韵体吟诵传统，与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但丁《神曲》和弥尔顿《失乐园》等文人创作一股脑当作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古典学的立场、语文学的方法、文学的旨趣，成为主流。

　　至于第二波，也就是文化人类学的一波，其实严格说来，是部分借鉴和吸收了文化人类学的某些理念和方法的文学研究，并不是文化人类学整体上取代了文学。以哈佛大学的古典学者米尔曼 · 帕里（Milman Parry,1902-1935）的宏文《口头诗歌生产之史诗技巧研究之一：荷马与荷马风格》为标志，口头程式理论的体系化建设初步完成。30 年后的 1960 年，曾是他的学生和助手的艾伯特 · 洛德（Albert Bates Lord,1912-1991）出版了《故事的歌手》，算是给口头程式理论的最终成型画上了大大的句号。当然，此后的几十年间，不断有来自全球各地各语言传统的学者，加入口头程式理论的阵营中，以各自的样例和学理性思考，不断丰富和发展了该理论。这是后话。

　　帕里和洛德 20 世纪 30 年代在巴尔干半岛所从事的通过田野调查推动以今证古的类比研究，对整个古典学领域而言，不啻晴空霹雳。语文学所擅长的文献考订，古典学所擅长的抉微索隐，与人类学的田野现场认证相结合，就生成了一套新的阐释体系。那些原本因年代久远信息匮乏而无从做出推断的事情，有了全新的理解框架和手段———例如一个特性修饰语（epithet）的大量运用，就能与诗歌 “口承性”（orality）的推断，建立至关重要的联系。此后，乘着史诗研究第二波浪潮席卷而来的吸纳了人类学理念和方法的史诗研究，在成果数量和影响力两个方面，都堪称史诗研究领域的突击部队，攻城略地，在众多专题和方向上卓有建树。不止如此，不仅在原本主要是古典学把持的史诗研究领域发动了革命，而且影响大大溢出自己的领地，影响了人文学术的诸多方向。例如关于伟大的荷马是口头诗人的论断，关于口头诗歌也是伟大诗歌的论断，引发了关于文学“口头性” 问题的追索，紧接着连带催生了关于人类 “书写性”（literacy）和“口承性” 两大信息技术的大论战。史称 “大分野”（“great divide”,1961-1962）的两大阵营激辩———一派背靠人类学和信息技术，着力论证口承性的重要性；一派背靠古典学中的保守派，强调书写技术对人类心智“跨越式发展” 意义重大。洛德《故事的歌手》可以看作是 “大分野” 论战的先导。关于 “口承性” 的讨论，随后发展出“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研究的一脉，逐渐走出史诗研究的囿限，开创了新的论域，进而在随后的几十年间，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史诗研究的格局。

　　俄苏的史诗研究传统，与西方的传统稍有不同。这里可以提及维谢洛夫斯基（Alexander Nikolayevich Veselovsky，1838-1906）的《历史诗学》（Istoricheskaia Poetika），日尔蒙斯基（Viktor Maksimovich Zhirmunsky,1891-1971）的突厥史诗研究，梅列金斯基（Eleazar Moiseevich Meletinskii,1918-2005）的《英雄史诗的起源》（Origins of Heroic Epic:Early forms and archaic monuments）和涅克留多夫的（S.Ju.Nekliudov）的《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Geroicheskii epos mongol'skikh narodov）。这些代表性著述里能多少看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历史观、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起源论，以及俄国形式主义的印痕。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成果在西方世界和在中国的影响比较有限。

　　西方史诗研究的第一波和第二波是有叠合和交错的。作为这种叠合的典型代表，我愿意举出 “伦敦史诗讲习班”（London Seminar on Epic）来。20 个世纪 60 年代是密集发生与史诗学术相关的重大事件的时代。“大分野” 论战的硝烟尚未消散，1963 年 10 月 29 日，在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Queen Marry College），在几位史诗研究巨匠们的倡议下，“伦敦史诗讲习班”开幕。该系列讲座一直进行到 1972 年方宣告落幕。这 9 年里一共举行了 31 场讲座，讨论的话题涉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古希腊、俄国（欧洲及亚洲部分）、西班牙、泰国、苏美尔、芬兰、古代法兰西、蒙古、东南欧、罗马尼亚、非洲斯瓦希里、古印度、日本、古代阿拉伯、中东、冰岛、乌干达等。这里既有基于古典学和文学学的研究展示，也有吸纳了人类学方法形成的论见，偏重关注史诗的田野研究、浸入式参与、演述形态过程、口承性特征等要素。讲习班创始人哈图（A.T.Hatoo）主编出版的两大卷《英雄诗歌与史诗诗歌传统》（Traditions of Heroic and Epic Poetry:Volume 1,2），就是这种此消彼长过程的一个生动缩影。

　　此后的国际史诗研究，获得很大发展。其标志就是，学术大家纷纷涌现，有影响的成果纷纷面世，一些理论和方法日趋成熟并影响到相邻学科。研究非洲口头文学的露丝 · 芬尼根（Ruth Finnegan），研究芬兰和印度史诗的劳里 · 航科（Lauri Honko），研究古希腊、古英语、巴尔干和口头传统的约翰 · 弗里（John Miles Foley），研究古希腊和印度的格雷戈里 · 纳吉（Gregory Nagy），研究古希腊史诗和比较诗学的理查德 · 马丁（Richard Martin）等，皆可称卓然大家，影响深远。

　　作为第二波的方向调整，我们看到关于口头史诗的研究，与关于整个人类口头传统的研究，在密切合作和分工中各自得到长足发展。约翰 · 弗里教授于 1986 年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创建 “口头传统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udies in Oral Tradition），创办了学术期刊《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作为该领域的旗舰刊物，《口头传统》接续了伦敦史诗讲习班促进史诗学转向的接力棒。弗里教授在其论著中，提出“表演场域”“传统指涉性” 等概念，构造出独具学术个性的口头诗学体系和口头诗歌文本的解析方法，这些成果的影响至今不衰。

　　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史诗传统的研究，都曾对国内的史诗研究产生过这样那样的影响，有些论见还长期成为国内史诗研究的概念工具和基本方法。这里只能做简要巡礼式胪列，多少呈现中国史诗学术生长的知识背景。研究《格萨尔》史诗且闻名遐迩的是法国人大卫 · 妮尔（Alexandra David-Neel,1868-1969）和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1911-1999）。石泰安的博士学位论文以《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为题出版，为他赢得很高的声望。蒙古史诗研究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学者海西希（Walther Heissig,1913-2005），他关于蒙古史诗 “母题链”（“motif-chain”）的总结，深刻影响了国内的蒙古史诗形式结构方面的研究。此前，还有芬兰语言学家兰司铁（Gustaf John Ramstedt,1873-1950）、比利时蒙古学家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1881-1971）、俄苏历史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Boris Ya.Vladimirtsov,1884-1931）、阿尔泰学家鲍培（Nicholas Poppe,1897-1991）、涅克留多夫等人的成果，都曾对国内的蒙古史诗研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柯尔克孜史诗《玛纳斯》的采录，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先是哈萨克裔俄罗斯军官及民族志学家乔坎 · 瓦利哈诺夫（Chokan Chingisovich Valikhanov,1835-1865）记录该史诗的一部分，紧接着是德裔俄国学者拉德洛夫（Vasily Vasilievich Radlov,1837-1918），在中亚多个地区搜集了大量民间口头叙事，包括《玛纳斯》史诗。随后的研究，以诺拉 · 查德威克和哈托的研究影响较大。卡尔 · 赖歇尔（Karl J.Reichl）的突厥史诗研究以系统性和全面性在国际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的同侪对他的著述，有翻译介绍，有吸纳借鉴。他晚近英译和德译的《玛纳斯》，得到学界赞誉。搜集和介绍中国南方史诗和其他长篇叙事诗歌研究方面，法国传教士保禄 · 维亚尔（邓明德，Paul Vial,1855-1917）和美国籍奥地利学者洛克（Joseph Charles Francis Rock,1884-1962）的多方面贡献是不能不提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