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陈岗龙先生文学研究以蒙古文学为中心，涉及古代、现当代、民间等各个时期及领域的文学。他从比较视野出发，把蒙古族文学与藏族文学、满族文学、汉族文学或者印度文学、蒙古文学、俄罗斯文学等国别文学进行比较。陈岗龙是比较文学理论的自觉践行者，在影响研究中积极倡导跨语言研究方法，在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中灵活运用主题学研究方法，他还注重跨学科研究方法。陈岗龙走到了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沿，综观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我们还缺少理论自觉，学界还有否定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的声音。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领域的学者要有比较文学的理论自觉，像陈岗龙这样以理论自觉完成扎实的学术成果，共同努力建构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理论。

　　关键词：比较文学; 蒙古文学; 少数民族文学;

　　陈岗龙先生文学研究以蒙古族文学为中心，涉及古代、现当代、民间等各个时期及领域的文学。他从比较视野出发，把蒙古族文学与藏族文学、满族文学、汉族文学以及印度文学、蒙古文学、俄罗斯文学进行比较。因此，在我们探讨陈岗龙著作的时候，不得不回到比较文学的发展脉络上。

　　法国学者打开了比较文学的面纱。阿贝尔·维尔曼（1790—1870）把比较文学看成一种比较的方法论。梵·第根（1871—1948）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两国民族文学的渊源与影响，他说：“我们知道那种‘比较’是在于把那些从各种不同而且往往距离很远的集体中取出来的事实凑在一起，从而提出一些一般的法则来。”[1]影响研究着眼于“事实”联系，这成为比较文学重要的方向，也奠定了法国影响学派的理论基石。此后的卡雷（1887—1958）和基亚（1921—）也都围绕“事实”联系展开讨论，但是遭到美国学者的批判，认为这样使比较文学成为研究文学的“外贸”。一直到今天，这种批判声音也没有结束，由批判法国中心主义，扩展为批判狭隘的民族主义。美国学者韦勒克（1903—1995）和雷马克（1916—）更加强调对于没有事实关联的不同文学的平行研究，主张比较文学研究“文学性”“整一性”，进行美学评判。不过，平行研究的极端则是比较没有边界，这成为学界批判的问题。雷马克还将平行研究扩展为跨学科研究，将比较文学由文学内部延伸到文学外部。不过，又陷入了“无边的比较文学”中。[2]

　　比较文学自产生之初就处于危机状态。至今，学界依然围绕“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来讨论其中的合法性。因此，当我们探究陈岗龙著作以及蒙古比较文学的时候，依旧不能绕开这些话题。

　　一

　　陈岗龙是比较文学理论的自觉践行者。他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中，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一）在影响研究中积极倡导跨语言研究方法

　　陈岗龙运用跨语言研究方法探究了《红楼梦》《三国演义》《葵花记》在蒙古文学中的传播情况。在他的跨语言研究成果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研究，他的《论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的翻译底本问题》堪为典范。对于《红楼梦》研究，他鲜明地提出跨语言研究方法，并且充满学术自信地指出：“只有《新译红楼梦》和《红楼梦》原著诸版本之间的文字层面上的跨语言的比较和考证才能彻底解决哈斯宝所依据的翻译底本问题。”[3]

　　他坚守实证研究，指出：“对哈斯宝翻译《红楼梦》和批评研究《红楼梦》，我们必须根据《新译红楼梦》的文本做出实证研究来达到科学的结论，这比‘哈斯宝曾经全译《红楼梦》，这是事实’等主观推测更有学术意义。”[4]他运用跨语言考证方法解决了哈斯宝翻译完成《新译红楼梦》的时间问题。他通过《新译红楼梦》与《红楼梦》诸版本之间逐字逐句的文字比较，认为哈斯宝翻译的底本是程甲本翻刻本东观阁本、藤花榭本和本衙藏版本，而不是王希廉评本，这个结论对确定哈斯宝何时翻译完成《新译红楼梦》的时间问题具有关键的参考价值。确定哈斯宝翻译完成时间的意义在于，能够看到《红楼梦》在蒙古民族中被创造性接受的时间节点，看到蒙汉文化交融的关键点。在陈岗龙跨语言研究实践中，他还对人物形象、情节变化等进行了研究，在《〈葵花记〉蒙古文译本〈娜仁格日勒的故事〉研究》[5]当中，通过跨语言比较故事情节，得出《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就是《葵花记》的蒙古译本的结论。陈岗龙的学术实践告诉我们，跨语言研究是一种扎实有效的方法。

　　（二）在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中灵活运用主题学研究方法

　　陈岗龙在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中灵活运用主题学研究方法，他把这种研究方法主要运用到蒙藏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当中。他运用主题学中的故事类型进行研究，并且有着鲜明的理论自觉。他在《流传于蒙古族的目连救母故事》中指出：“笔者撰写这篇论文的目的在于：让目连戏研究者了解，注意和重视蒙古族和藏族中流传的各种形态的目连救母故事及其同类型故事，拓宽我国目连研究的范围；同时也将蒙藏文学交流的研究中已具规模的目连救母类型故事的研究与目连戏研究接轨，开拓出更广阔的目连救母故事研究领域。”[6]

　　他运用主题学中情节母题进行研究。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中记载的“西藏神话”《蛮三旺》，被学者们认为是藏地流传的关羽传说。陈岗龙对《蛮三旺》的叙事结构、情节母题和《格萨尔》史诗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蛮三旺》不是关公的传说而是格萨尔降魔救妻的史诗故事的结论。他说：“《蛮三旺》传说中的情节母题不是别的，而正是包括藏族《格萨尔》史诗和蒙古族史诗在内的‘英雄降魔救妻’史诗类型的情节母题。”[7]陈岗龙还运用母题研究方法，探讨了印度《僵尸鬼故事》与中国蒙古、藏、满、朝鲜以及日本《尸语故事》的关系，认为《尸语故事》在东亚的分布范围大致等同于佛教文化圈。[8]

　　（三）注重跨学科研究方法

　　《论印度〈鹦鹉的故事〉在中国各民族中的传播》[9]就是一篇跨学科研究的代表性论文。陈岗龙考察印度《鹦鹉的故事》在中国汉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中的传播情况，结论是不同的三条传播路径：一是通过佛经翻译把古代印度梵语故事集《鹦鹉故事七十则》中的一些故事译成汉文；二是通过佛教传播和佛经翻译传播到藏族、蒙古族当中，其中蒙古族接受《鹦鹉的故事》还经过了藏族的过滤；三是通过波斯语的《鹦鹉的传奇》传播至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当中，并且在翻译和传播途中受伊斯兰教思想影响而发生变化。《鹦鹉的故事》属于一个故事类型，但在中国各民族中的传播却有不同路径。这些不同的路径依赖于不同的文化通道，佛教、伊斯兰教以及波斯文化产生了重要作用。为解决这个问题，他跨学科进入宗教学领域。

　　他在研究《乌古斯汗传》与蒙古族感光受孕神话时指出：“我们分析这些神话文本，一定要把它们放在记录者的历史和宗教语境中，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过去研究《乌古斯汗传》神话、《蒙古秘史》神话，都把神话文本从整体著作中抽取出来进行比较和分析，很少关注神话内容的史诗或者历史著作的具体语境，特别是宗教思想背景。他的这种重视语境、重视宗教思想的研究方法，得出了一种新认识：“我们比较蒙古文史书、伊斯兰教史书和回鹘文史诗《乌古斯汗传》中的相同神话，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不管是萨满教的史诗的说法，还是伊斯兰教史学家的记载，或是蒙古人自己的记录包括后来藏传佛教思想影响的记录，阿阑豁阿感光受孕神话一直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不变项。”“《乌古斯汗传》的腾格里信仰是蒙古—突厥民族萨满教信仰的最集中的反映，在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和佛教化的蒙古人中，这种腾格里信仰也经过了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宗教过滤。”[10]

　　（四）其他研究方法

　　陈岗龙注重把书面文献与口传文献结合起来研究。他在研究《尸语故事》时指出：“我们对《尸语故事》和日本民间故事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应该注意把日本古代文献的记载和日本各地流传的民间故事的现代形态结合起来做时间和空间的全面的探讨。”[8]他的书面文献与口传文献相结合的自觉运用，体现在他的绝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当中。陈岗龙注重版本考订，在《蒙古文绘图本〈目连救母经〉与汉文〈佛说目连救母经〉比较研究》中，列举了目连救母故事29种版本，对这些版本不仅仅是介绍，而是进行了比较研究。

　　陈岗龙还注重辨析学界观点，比如在《论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的翻译底本问题》中，仔细辨析了巴·格日勒图、亦邻真、阿尔丁夫、扎拉嘎的观点。肯定前人取得的成绩，列出存疑之处，并站在时代面前，提出所要解决的问题。“今天，几乎所有国内外收藏的《红楼梦》版本被发现且多数重要版本影印出版，版本比较的条件已经是今非昔比。笔者认为，通过认真的版本比较，彻底解决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翻译底本的时代已经来临。”[3]这种辨析不同于一般的学术综述，而是对前人学术成果的全面吸收与深入思考。

　　二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陈岗龙有一种比较文学的理论自觉，并形成了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特色。可以说，陈岗龙走到了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沿。

　　综观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我们还缺少理论自觉。20世纪8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兴起了比较研究方法。继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之后，1993年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会（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分会）。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成为一个学术生长点1，运用影响研究方法，探究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重要的方向，但是探究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事实”关系，不从跨语言角度深入其中，总会有隔靴搔痒之感。遗憾之处是，汉语和民族语功底都比较好的学者数量有限，这方面的论文数量不是很多。出现这种情况，固然与我们学科发展基础薄弱有关，但也与学界对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不同声音有关。因为有不同声音，我们徘徊左右，也就缺少了理论自觉。学界否定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2:

　　一是借批判法国中心主义来否定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法国比较文学学派影响研究方法被指摘为研究文学的“外贸”，批判其法国中心主义。有学者借用比较文学的世界眼光反对民族文学，用歌德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世界文学”反对民族文学，批评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容易引发狭隘的民族情绪。主张超越国别界限、民族界限和文化界限，变革狭隘的民族意识、地方情结、民族情感。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来看，那么陈岗龙的一部分学术研究则陷入了蒙古族文学中心主义之中。如果这样去看待问题，那么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就不复存在了。事实上，不去深入研究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也很难看清中国文学的全貌。我们可以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但不能否定这种研究方法。

　　二是以不是“跨国研究”来否定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认为研究国内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属于中国文学研究范畴，而研究中国某一民族的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则属于比较文学。按照这种观点，陈岗龙的蒙古、藏、满文学与汉文学关系研究则不属于比较文学了。我认为，我们不能束缚自己的手脚，要寻求理论的突破。固守“跨国研究”学科意识的学者，忘记了学科目标。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中国跨境民族的文学与外国文学紧密相连。探索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无论是探索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还是探索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都属于探索世界文学面貌的一部分。认为只有跨国文学研究才能进入世界文学，这种观念过于狭隘了。

　　三是以不是“跨文化”来否定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当下，人们越来越主张文化多元化。比如鄂温克族，由于其生产生活方式不同，分为驯鹿、游牧、农耕三个区域，这三个区域的鄂温克族文化明显不同。如果人为地把这三种文化传统变为一种文化传统，那么无疑是有悖于生产生活实际的，除非让他们走向共同的生产生活，不然这个目的是达不到的。他们虽然处在不同的文化类型当中，但并没有彼此割裂和排斥，反而能够认同共同的族群，认同共同的国家。可以说，“多元一体”中的“多元”不仅存在于不同民族之中，也存在于一个民族之内。以不是“跨文化”来否定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本身就是在否定中国文化多样性的事实存在。应该说，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学科还处于发展阶段，对其提出商榷或批评意见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否定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学科，则是不符合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道路。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领域的学者而言，也要有比较文学的理论自觉，要像陈岗龙那样以理论自觉完成扎实的学术成果，共同努力建构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理论。

　　三

　　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是一个有前景的学科方向。这个领域的研究方法不是封闭的，是有侧重的。影响研究是重要的方法，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也是重要的研究方法。陈岗龙的跨国文学关系研究，基本是对有关联的文学进行研究，这不同于没有事实关联的平行研究。他的这种研究路径，并不是以某一民族文学为中心，而是努力探索跨国文学关系的事实。这种研究所得，无论是对所涉及到某一民族的文学，还是对中国文学、外国文学，都是一种再认识。这其实符合美国学派提出的“整一性”原则。不过，对于赞同欧洲中心论的学者来说，也许会认为围绕印度民间故事传播进行研究无法抵达“世界性”的话题。我们没有看到陈岗龙赞同借用学说创始人本费所说的“印度的小说和故事情节传播全世界”的言论。今日一元发生学理论似乎已经没有多大市场。我们不必争执“一元论”，还是踏踏实实研究事实关联来回答文学上的关系。

　　对于有事实关联的影响研究或者没有事实关联的平行研究来说，都是需要我们重视的文学研究方法。比较而言，我们还是着重探索有事实关联的文学，且不论民间文学的发生，也不论今日世界文学日益紧密的面貌，单说中国文学，我们还缺少对其更为全面的认识。无论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要彻底地摆脱某一中心，是不可能的。我们要的是中心，而不是中心主义。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古今众多民族，文学遗产何其丰富，陈岗龙等学者的研究说明，不去探索中国各民族文学联系的实质情况，则不能清晰地认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不能清晰认识中国文学内部的面貌。

　　陈岗龙的文学研究路径给我们的启示是，文学研究不能作茧自缚。我们的研究目标是探索文学关系，凡是有益于这个目标的方法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是一种学科，具有学科意识和运用不同方法解决问题并不矛盾。不能用哪一种学派的观点来否定哪一种研究路径，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无论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还是跨学科研究，这些只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参照而不是坐标。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从来没有分离过。无论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基于人类发展的走向、自然环境的彼此相关、经济全球化等共同因素提出来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世界文学”的观念距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越来越需要比较文学。比较文学这个学科，在中国有着光明的前景，或许可以这样表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将会让比较文学理论与方法更加丰满。可以说，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需要建构理论体系3，面对这样的前景，陈岗龙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学科意义愈加凸显出来。

　　作者简介： 吴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本文原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注释和参考文献请参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