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传播、交往、接受、融合之中，这些由少数民族所带来的视角转换，激活了一度沉寂的文学遗产，敞亮了被遮蔽的文学地理，让“世界”的图景更加完整，也成为建构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一种有效途径。“世界文学”的新视野，对于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理解亚非拉的文学渊源，重建亚洲与欧美文学的结构性关系，进而构造一个超越性的文学理想，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文学未来生态，都有着莫大的启示意义。

　　单面的“世界文学”

　　谈到“世界文学”，人们的印象往往来自于歌德与马克思的论说，在他们的认知中，随着工商业和交通科技的发展，“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文学的空间扩展，从而达到一种超越了地域、族群和语言的普遍性交往。

　　但这种理想愿景深受现实生产力水平、生活方式、地缘政治与文化差异性的制约，很难一蹴而就。至少就中国而言，现代以来所形成的关于“世界文学”的观念与实践基本上是以西欧、美日文学为主要内容和标准，其他地区的文学即便没有被完全忽视，至少在文化权重之中也不占重要地位，这显然受制于一系列由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所构成的全球文化等级制——强势文化带来了强势的文学，其中尤以欧洲的现代性先发国家为主，它们通过在经济、军事、政治、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将自己的地方特殊性书写成了一种全球普遍性，从而形成了文学评判的标准，进而辐射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可以说，现代中国文学无论从技巧到美学、从文体到思想都接受了欧洲现代文学观念，源远流长的本土古代文学遗产也在此种观念中被重新整饬、梳理与重塑。

　　这种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文学观念，戏仿一下埃里克·沃尔夫的说法就是“欧洲与没有文学的人民”——欧洲之外存在的纷繁芜杂的文学现象与人物在这种观念里是“存在的缺席”。按照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说法，此种文学是由老年、白种（盎格鲁-萨克逊）、男人的作品所形成的经典化序列所构成的秩序，塑造出一条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再到西方现代以来的文学正典脉络，并且以其强有力的传播与接受效果深刻地左右着全球的文学格局。中国近现代历史自19世纪中叶以来受挫于西方启蒙现代性的扩张，为了在万国竞争的世界体系中谋求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因而改弦更张，从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中断裂出来而追求国富民强，进而不断从“西方”寻找学习与模仿的对象。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以俄为师”，再到以现代化为目标的“走向世界”，并且学习的对象日益集中到西欧与北美。于是，“世界文学”在这种视野中被窄化了，并且构成了文化传播的单向道，其后果是一方面东南亚、中亚、西亚、非洲等地方的文学被有意无意地弱化了，另一方面则是本土文学传统的失落，文学的评判依附于西来的尺度。

　　但是欧洲中心的文学等级制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冲击：一是欧美文化内部力量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话语的自我反思，或者说审美现代性对于启蒙现代性的叛逆；另一则是伴随着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而兴起的第三世界文学崛起的抵抗与竞争。尽管因循已久的文化势利观念依然在现实的文学场域中发挥着巨大的惯性，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布克文学奖、普利策奖等仍然会被视为有着世界性影响力的评判标准，但无疑文学的多元主义势头已经难以遏止，它已经并将持续发挥效力，扭转并且重绘着“世界文学”的图景。

　　少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历程

　　少数民族文学无疑是中国文学中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从逻辑上来说，族群、地域、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情感心理、集体记忆等方面的差异性并非决定论式的存在，它们未必会带来文学书写的先天差异性；但事实上文学作为语言、情感、思想与美学技巧的综合艺术，属于观念与精神层面，沉淀在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的深处，并不像文化的器物或制度层面那样容易改变，用人类学的术语而言，它是一种“边界流动，核心稳定”的存在，所以无论从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书写，还是母语书写而言，多样性和差异性都是客观的存在。

　　在社会主义中国建设早期“少数民族文学”被命名之时，整体性的中国文学处于政治一体化的话语之中，因为内在于集体性的书写语法内，所遵从的是由苏联而来并经过中国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和革命叙事，所以少数民族文学同主流文学在话语层面具有同一性，其差异性更多体现在风土人情上面。玛拉沁夫（蒙古族）、祖农·哈迪尔（维吾尔族）、李乔（彝族）、陆地（壮族）这些作家的作品，内在的精神品质、思想追求乃至现实主义的风格与笔法都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令人很容易想起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普希金、屠格涅夫或者苏联时期的高尔基、奥斯托洛夫斯基、肖洛霍夫，所不同的是外部的地理环境、民俗风情和颇具特色的语言。

　　到了20世纪8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新时期”，兔起鹘落的文学思潮与流派中少数民族文学也被激活，并在“文化热”与“寻根文学”的理路中获得了合法性的生机。尤其是1985年之后，“现代派”成为重要的文学现象，此际的少数民族文学以携带着多样性文化因子作为优势，并很容易在较少受到文化“大传统”影响的非理性、元逻辑和诗性思维的各种“小传统”中与世界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接洽。最为典型的莫过于西藏“新小说”尤其是色波、扎西达娃等人与彼时风靡世界的魔幻现实主义之间的相似性，而边疆、边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存在也成为被新诗潮和先锋小说所汲取和开发的思想和精神资源。

　　此际开始流行一句被视作不证自明的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并且这句话被安插在鲁迅的头上。事实上，鲁迅只是在一封谈木刻的信中引申到文学上时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这个有意味的曲解，显示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进入世界的焦虑与渴望：此处的“民族”指代的是“中国”，而“中国”在彼时的“世界”观念中显然属于“地方”，这种说法是在一种民族主义的自我期许中树立本土的自信。而这句话很快就被少数民族文学话语所挪用，并将“民族”窄化为“少数民族”，从而在强调少数民族的特殊性中树立自我的文化认同。无论如何，在这种认知框架中，“中国”也好，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也好，都是外在于“世界”的特殊性存在，它如果要进入普遍性话语，靠的恰是差异性存在——“与世界接轨”是目标，“世界”于是成为普遍性的标准，而这个“世界”显然在人们心目中不会是乌干达、尼日利亚或者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而是巴黎、纽约、伦敦、斯德哥尔摩所象征的文学等级制的上端，前者有没有文学都不重要，也不会被在意。

　　这样的“世界文学”认识其实是欠缺的，其后果是不自觉地会导致价值他附。即我们的作家遗忘了“世界文学”观念中的全球等级性，而在写作中为了向“世界”靠拢，会有意地按照想象中的世界文学标准看齐，甚至为了便于译介传播，在手法、技巧和语言上寻求“可译性”。不惟汉族作家如是，甚至有少数民族作家激进地喊出“宁可欧化，不要汉化”的口号——这无疑是本土主体性的丧失。

　　视角转换与世界的再发现

　　本土传统与世界性的纠结背后有一系列权力的起承转合。我们都知道《世界文学》这个以译介国外其他民族国家文学的杂志，它的前身是1953年创刊的《译文》，1959年改成现在这个名字。改名之前不久的1958年，中国、苏联、印度、阿联、加纳等30多个国家的180多位作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首都塔什干举行了亚非作家会议，亚非作家会议的背景是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和此后第三世界国家所倡导的“南南合作”。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文学》最初那几年翻译了很多亚洲、非洲的作家作品，丰富了现代以来对于世界文学的认知。事实上，早在1909年鲁迅和周作人翻译《域外小说集》的时候就有弱小民族联合起来的意识——在他们的心中，“世界文学”的样子显然不仅仅只是限于西欧和北美。但是这幅“世界文学”图景因为峻急的现实语境而没有铺展开来，后来如果不能说被中国作家遗忘了，至少在80年代之后被他们忽视了，在鲁迅那里开阔的“世界文学”于是被缩小了。这种情形对于当代汉语写作而言可能并非幸事。如果真的要有大国文化的风范，眼光可能再调转一下，看看被我们忽略的世界文学角落，也许会有更丰富多彩的风景。

　　随着新世纪全球化语境中文化多样性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之后，重新发现“世界文学”的多样谱系已经成为重建文化主体性的必然要求。少数民族文学基于其内部的多样性，反而可以联结起更为宽阔的世界文学地理。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是重绘了文学地图，为边疆及跨境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版图中所起到的作用提供了开阔的契机，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世界文学”。因为地理和文化的接近性，边疆少数民族往往有地缘优势，。波斯文学、阿拉伯文学是沿着丝绸之路的商道进入中原的历史由来已久，在广阔的新疆多族群中影响深远，维吾尔族的文学经典《福乐智慧》和《突厥语大词典》便是儒道文化为中心的主流文化之外的产物。时至今日，土耳其文学的维吾尔文翻译也并不比汉文翻译少。

　　另外，中国还有大量的跨境民族，众人熟知的蒙古族、朝鲜族、俄罗斯族自不必言。壮族与越南的岱依族和侬族，傣族与缅甸的掸族、老挝的主体民族佬族以及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都与中国的少数民族有亲缘关系，布依族、侗族、仡佬族、彝族、哈尼族、苗族在越南、老挝都有分布……跨境民族文学更多体现出文学作为人类共有财产的共享性质。哈萨克族的大诗人哈拜和唐加勒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哈萨克斯坦都是受人尊敬的文化名人，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更是与中国柯尔克孜族同根同源，今日依然是中国克孜勒苏的柯族人最为熟知的他国作家。

　　在文化传播、交往、接受、融合之中，这些由少数民族所带来的视角转换，激活了一度沉寂的文学遗产，敞亮了被遮蔽的文学地理，让“世界”的图景更加完整，也成为建构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一种有效途径。“世界文学”的新视野，对于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理解亚非拉的文学渊源，重建亚洲与欧美文学的结构性关系，进而构造一个超越性的文学理想，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文学未来生态，都有着莫大的启示意义。

　　原文载于：《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