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晚清童话作为启迪民智、铸造“新民”的文艺样式开始兴起。民国时期童话从理论到创作都得以迅速发展，众多知名作家与学人参与其中，周作人、赵景深、张梓生等从民俗学、人类学视域对其进行了理论阐释；叶圣陶、林兰等在创作领域进行了实践。1949——1966年，童话在内外因素的共构中实现了蜕变，在“民间”与“多民族”文学语境中，从教育价值与幻想层面进行了重构。20世纪50年代童话将新的社会主义伦理价值扩散到全国各地域、各民族，加速了社会主义“新儿童”的塑造；同时从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到童话的创作实践都渐趋形成了以“幻想”为核心话语的理论体系。1949-1966年童话的理论重构与文艺实践经验在中国文学史、民间故事学术史上都具有独特意义，其理论成就对当下“中国故事”的讲述具有一定的启迪，只是到目前为止对其反思尚不充分。

　　关键词：童话；“十七年”时期；教育价值；幻想；理论重构；社会主义“新儿童”

　　“童话”一词在中国古籍文献中较少出现，目前看到这一词在古籍出现就是元刻本《大元至元辨伪录》“童话有云：十七换头至是联美” ，此处童话意为“童谣”。“十七换头”根据元曲里联套时换用词牌数的说法，其附会全真教“十七个道士”改头换面，落发为僧的事件。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童话” 是外来词汇。

　　一

　　中文出版物上第一次使用“童话”一词，应是1908年孙毓修为商务印书馆编集的《童话》丛书，他在《东方杂志》刊发了《童话序》一文，认为：“儿童之爱听故事。自天性而然。诚知言哉。欧美人之研究此事者。知理想过高。卷帙过繁之说部书。不尽合儿童之程度也。……与欧美诸国之所流行者。成童话若干集。集分若干编。意欲假此以为群学之先导后生之良友不仅小道司观而已书中所述。以寓言述事科学三类颇多。” 他关注童话对于儿童的教育意义，他创办的《童话》杂志，并不区分神话、传说、故事等，即使科技故事，只要是讲给儿童的，他就将其纳入“童话”之列。《童话》杂志在20世纪10-20年代影响极大，从其所撰写的序言以及编撰思想可以看出：他将童话纳入当时欧美建构的世界知识秩序，与当时社会的“现代性”“民族性”诉求紧密相连。

　　20世纪20年代，随着对于现代启蒙以及人的个性之重视，学界也掀起了何为“童话”以及童话概念的讨论，主要参与的学者有周作人、赵景深、张梓生等。周作人在1922年与赵景深通信讨论童话时曾说：“童话这个名称，据我知道，是从日本来。中国唐朝的《诺皋记》里虽然记录着很好的童话，却没有什么特别的名称。十八世纪中日本小说家山东京传在《骨董集》里才用童话这两个字，曲亭马琴在《燕石杂志》及《玄同放言》中又发表许多童话的考证，于是这名词可说已完全确定了。” 后来周作人在《神话与传说》一文专门论及了童话的概念，他指出“童话（Maerchen=Fairy tale）的性质是文学的，与上边三种（笔者按，指神话、传说、故事）之别方面转入文学者不同，但这不过是它们原来性质上的区别，至于其中的成分别无什么大差，在我们现在拿来鉴赏，又原是一样的文艺作品，分不出轻重来了。”后来周作人亦对此进行了阐述，即他认为“天然童话亦称民族童话，其他则有人为童话，亦言艺术童话也。天然童话者，自然而成，具种人之特色，人为童话则由文人著作，具有个人之特色，适于年长之儿童，故各国多有之。”从周作人的论述，我们知道童话故事在我国古已有之，“在对中国近代的若干文献资料进行了涉猎与勘察之后，我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世界——晚晴时期的儿童文学如同繁星璀璨的夜空，呈现了一片绚烂多彩的景象”。可见从晚清童话故事已经开始兴盛，只是“童话”一词的出现在20世纪初。鲁迅“十来年前，叶绍均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 一语，很多学人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始于《稻草人》，这恰恰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即童话与儿童文学区隔与归属问题？抑或童话到底属于民间文学还是文人创作？童话与民间文学的其他文类相较而言，她的归属界限不明晰，恰好是“文人”与“民众”、“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共同拥有的文本。童话和儿童文学被新文化学人引入中国，其背后是西方知识体系以及现代儿童观的引入。即使在西方，童话的发展也与“儿童的发现” 息息相关。

　　从晚清到民国时期，除《一千零一夜》、《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以及日本相关童话文本的翻译引入外，林兰女士搜集整理的《民间童话集》则是民间童话编撰本土化的首次实践；叶圣陶、郑振铎、丰子恺等童话创作亦是纷纷兴起；从学理上周作人、赵景深等进行了概念阐释、内涵辨析等；此外孙毓修主办的《童话》、郑振铎创办的《儿童世界》等杂志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到新中国时期无论是民间童话，还是文人创作之童话都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影响，这是50年代童话“黄金时代”出现的必要条件。

　　20世纪30年代开始，文学领域掀起了有关“民族形式”的论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成为延安解放区文人阐释的核心，柯仲平、陈伯达分别从“民族”与“地方”进行了论述，他们在秉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萌芽状态文艺”的基础上，将“民族”与“地域”置于同一层面，将“文艺与阶级性”的问题转换为文学的“民族形式与地方形式”；而文学也成为 “民族认同和进行民族动员”的重要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理念成为新中国文学话语建构的依据。20世纪10年代民间文学开始兴起，她与民族复兴及现代性话语相伴相生，尤其从40年代解放区大规模搜集“萌芽状态的文艺”开始，她成为中国共产党文艺实践的重要场域。“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处于了新型意识形态的前列，其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少数民族文学也是现代中国转型之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为讨论“‘西方’、‘资料’、‘中国’、‘汉族’文类和形式提供了一种方法和维度。”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在新的社会主义文学体系中除了获得话语身份外，并进一步成为构成社会主义文学话语的重要部分。童话之跨越“民间”与“文人”两个领域的独特性，以及各民族兼有的共性，使得她在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文学话语的构建中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

　　简言之，童话既有鲜明的“民间性”，同时又兼容“文人创作”；新中国重视少数民族文学，致力于构建中华多民族文学话语，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口头文学又是其优秀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各民族童话更是丰富多彩。新中国初期（1949-1966）， 在“民间”与“多民族”文学话语的构建中，童话得以迅速发展，但是她的“重构”色彩亦很显著。

　　二

　　建国初期童话成为教育儿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和新“儿童”的重要方式。从其出现之时，童话对于儿童的教育意义就受到了关注。1898年梁启超翻译了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这一翻译体现了梁启超对“少年新国民”的期待，将其视为开发“智趣智识”之手段。 童话概念引进中国之处，就与“智识”“德性”的教育联系在一起。孙毓修创办的《童话》杂志到周作人、赵景深对于童话概念的阐释，都关注到了童话的教育功能。赵景深在《研究童话的途径》：“倘若我们留意数年来我国在书报上新发表的童话，便能看出他们各有各的特色，并且是各有各的述径，分析起来，约有三个方面，可以将它们定位三个名称：一、民间的童话，二、教育的童话；三、文学的童话。” 周作人和赵景深都特别强调“教育的童话”，但是此教育只是童话的一个范围，而且他们所指的更多是童话之“文学教育”意义，而不仅仅是道德教育。到了20世纪50年代，教育从童话的功能转化为其价值，即教育价值（亦称为“伦理价值”）。“价值”是“对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它代表着客体主体化过程的性质和程度。” 价值论关注的是“存在对于人意义如何？”这一转换从外在层面而言，主要是受到苏联童话与儿童文学思想的影响。“十月革命后诞生的苏联文学，在许多方面都较为独特的，……历来为人们普遍关注。”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童话以及儿童文学的影响主要来自欧美等西方世界，当然有一部分是间接由日语翻译而来。欧美的童话以及儿童文学，更多意义上将其视为人类童年时期的文学样式，后文会专门论述，在此不再赘言。但是苏联对于童话，正如别加克、格罗莫夫在《论童话片》中所言：

　　自古以来，童话样式就与儿童的兴趣发生联系。人们讲童话故事给孩子们听，孩子们热心地一次又一次地读着童话，人们关切地位孩子们写童话。这就使一些不求甚解的成年人对童话有了一种不正确的概念，认为童话是儿童专有的样式。但是，无论是阿范纳斯耶夫的著名的俄罗斯童话集，无论是古典《天方夜谭》这一鲜明多采的童话集，或者是许多其他具有世界意义的民间故事和童话集，都并没有考虑到儿童的感受力，没有考虑到儿童的智力上和道德上的需要以及儿童的教育者的任务。

　　而凯洛夫《关于苏维埃儿童文学问题——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提到：“儿童文学的任务正如同教育学的任务一样，就是给孩子以帮助。” 由此可知，教育成为童话（含儿童文学）的重要价值，既是国家塑造社会主义“新儿童”的重要方式，也是儿童伦理观形成的重要路径。“……最艰巨和最重大的，也许是我们那些为少年读者写作的人的工作。在我们的时代，这项工作的责任大大提高了，因为现代的少年读者将在共产主义的新社会里过他们成年人的生活。这种情况使现代少年儿童文学和存在于我们今天以前的那种少年儿童文学大为不同。……通过文学帮助青年一代理解我们所服务的雄伟事业，……使自己的心理、自己的伦理道德、自己的日常行动服从这项建设新社会的伟大事业。”苏联关注童话与儿童文学特殊的教育功能，极大影响了新中国初期各民族童话搜集与文人童话创作。1955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强调“优良的少年儿童读物是向少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1955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新华社讯《在北京的作家们积极为儿童创作》一文，“到二十一日为止，中国作家协会收到了沙汀、周立波、赵树理、张天翼……等四十七位作家创作儿童人性作品的计划。他们准备创作诗歌、小说、喜剧、童话、科学童话和幻想故事。……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完成了童话‘一只想飞的猫’和小说‘毛主席派来的人’的初稿”，管桦还根据维吾尔族故事撰写了《木什塔克山的传说》”等。20世纪30年代开始童话创作的陈伯吹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童话的教育价值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童话不归属于教育学，但是“它要担负起教育的任务，贯彻党所决定的、指示的教育方针，经常地密切配合国家教育机关和学校、家庭对这基础阶段的教育所提出来的要求——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这一时期文人创作的童话，根据苏联童话与儿童文学思想的指导，再加上文艺理论思潮的导引，文人在创作中突出了童话的教育价值。葛翠琳的《野葡萄》源自民间童话《白鹅女》，《野葡萄》文字优美，同时也在表述中突出了婶娘的狠毒与白鹅女对于孤寡老人及穷苦民众的牵挂，她放弃山神的邀请，执意回到家乡，帮助穷人治好眼睛。老舍儿童剧《宝船》和《青蛙骑手》则是根据汉藏民间故事创作，丰富了故事中的情感线索，沿袭民间故事惩恶扬善主题的同时，又将“皇帝”刻画为反面角色，献宝也变成了“宝物被骗”等。《神笔马良》借用了“得宝型”故事，但又突出了主人公马良的主动性，将“意外得宝”变为了“有准备的获得宝贝”。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十七年时期出现了童话的一个新题材，即普及科学知识的“科学童话”，如李伯钊打算创作“关于五年计划的小故事。科学家高士其也要在一年内写一本科学童话诗或科学故事。”

　　民间童话也与文人童话一样，在保持原有故事线索与情感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伦理观。刘肖芜搜集整理的维吾尔族童话《英雄艾里•库尔班》，突出了艾里•库尔班的聪明伶俐、勤劳勇敢、立场鲜明等个性。“别人拿斧头 劈不动的柴，他用手掰下就掰开了。可就是不能让他出门，一出门就惹祸。因为他看不惯人的行为，人有时欺软怕硬，打女人，打孩子，这些事可都不能让他看见；一看见就要管，一管还非依着他不可。” 突出了库尔班对于国王以及恶魔的斗争与反抗。杨柳、杜皋翰搜集整理的羌族童话《一碗水》则凸显了羌族阳雀为给开火地的乡亲带水，被士官打伤、伤害的情节，后智斗龙王，为羌族找回水的故事。阳雀在回答山神的要求时，他提到“我只爱羌族勤劳朴实的姑娘。我永远要和寨上的穷人在一起，这个条件办不到。”彝族童话《阿果斗智》 在延续机智人物故事的基础上，丰富了穷人与富人（娃子和黑彝）的阶级对立。其他如保安族《三邻舍》、朝鲜族《千两黄金买了个老人》等童话亦在邻里团结、爱老敬老等民间故事主题基础上，丰富和突出了地主或头人对穷人的压榨以及穷人的阶级立场等。

　　这些童话文本中有大量的人物对话与书面性的描述词汇，同时大量文本中都有“地主与农民”“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等对立阶层的形象，其“民间性”遭到质疑，但根据麦克斯•吕蒂的推测，童话最初可能源于个人的创作，后在众人的参与中共同完成与塑造。 而且故事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在交流中保存并不断发展的“开放性的结构系统”，故事文本的形成，本身也是故事活动的一部分，故事活动具有超越时空的特性，同时又可分为“自然发生”与“组织发生”两种方式。“十七年”时期的童话文本可视为“组织发生”之文本。这些“组织发生”的文本可看出教育价值论的意义，即通过童话将新的社会主义伦理价值扩散到全国各地域、各民族，加速“社会主义新儿童”的塑造。

　　三

　　“十七年”时初期除了从教育价值（伦理价值）层面（向度）对童话文本及“本文” 进行重构外，这一时期童话的理论话语也进行了重构 。晚清仁人志士已经较为关注童话的翻译与创作，但是最初对于童话，学者并未有准确界定，只是将其视为“儿童的故事”，“寓言、述事、科学”皆涵括其中。鲁迅翻译了一些俄国的童话，如《表》《俄罗斯的童话》，他认为童话是国民生活相的描述，蕴含了方言土话的历史，即强调童话是相对于作家或“文言”的另一种生活相与历史表述。但是他这一将童话视为民族生活与历史书写之思想在当时并未引起学界共鸣。童话的理论话语建构主要以周作人、赵景深为中心。

　　周作人、赵景深1922年在《晨报》副刊对童话概念进行了讨论，周作人对于童话的界定，主要是民俗学意义的阐释，他认为童话所表述的世界就是“上古，野蛮，文明国的乡民与儿童社会”，“神话是元人之宗教，世说者其历史，而童话则其文学也。”他的文化观借鉴了西方的文化进化论，将童话视为“野蛮”“远古”“乡民”之文学样式，从民俗学视野对童话的阐释遵循了西方所建立的“秩序观”。张梓生与赵景深也讨论童话之内涵，明确表明其概念界定的人类学立场。 总之，从20世纪10年代至40年代，童话的话语表述是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理论视域的阐释，她与“野蛮”、“原始”等之间划等号，野蛮人、原始人就像人类的童年时期，他们的文学就是“人类童年的文学”。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文化秩序论被抛弃，“文化的他者”思想发生了改变，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其文学艺术样式有了新的规划。在新的文学话语体系中，民间文艺不仅获得一席之地，并且成为“新的文学话语的接驳场域与动力源”。“人民的文学”“人民口头创作”“口头文学”等理论话语的变迁恰是民间文学纳入文学体系的过程。在这一学术语境中，童话以及民间故事也渐趋脱离了人类学、民俗学视域的意义阐释。

　　1954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社论后，各大报刊与文学读物都开始关注童话（儿童文学），将其列为国家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重要内容。《读书月报》1955年第2期重新刊发了《人民日报》社论，并紧接其后发布了“给孩子们更多的好书”专栏，叶圣陶、严文井、高士其、谢冰心、陈伯吹、秦兆阳等参与讨论，他们探讨的共同核心就是“推陈出新”，创作适应新中国儿童的作品。创作中关注点除了前一部分提到的“教育价值”外，就是对儿童文学艺术特性的探讨。无论作家还是评论家，都关注到了儿童读物艺术表现的特殊性，在众人的讨论中，“幻想”逐渐凝铸为“核心话语”。

　　20世纪初至40年代，童话的“原始性”与“童心”等为其艺术性之根本。50年代初期，外在受到苏联童话观以及儿童文学思想的影响，内在则是国家新的文艺体制之建构，童话面临理论话语的转向。1954年9月底，钟敬文在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组做了《略谈民间故事》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他在新的语境中，结合苏联口头文学理论对民间故事进行了阐释与分类，其中“幻想”成为分类的标准。“苏联的口头文学研究家，大都从内容出发，把它分做两大类：（一）幻想占绝对优势的；（二）幻想的因素较少的”，童话（文中称为“魔法故事”）就属于前者。陈伯吹认为“如果也把童话看作一种精神的‘物质构造’，那么童话也可能有一个‘核’，这个‘核’就是幻想。”在创作中，作家对童话的“幻想”也进行了阐释，严文井在《中国的未来在要求我们》一文中，专门提及对童话创作中“幻想”的看法，他虽然从批判的角度谈论，但从中亦可见到当时“幻想”话语对于童话的意义。他认为：“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少年儿童文学作品可以容许许多的幻想成份存在，因为从事少年儿童文学，特别是童话的写作，就无需乎去体验生活。”50年代童话创作的黄金时期，这一艺术特性得到各民族作家及民间文学研究、搜集者的普遍认可，逐渐成为童话的“核心话语”。

　　如袁丁整理的维吾尔族童话《太子爱赫山》中“会飞的毯子”、“大鹏鸟”“魔王”，刁孝忠、刁世德整理、童玮翻译的傣族童话《双头凤》中“双头凤凰”等以及张天翼创作的《神秘的宝葫芦》中“宝葫芦”的魔法等。但是随着60年代童话研究及其创作的消沉，它也开始受到责难，当然这一批评更多是非学理化的，但其实当时也给这一话语辨析提供了学术发展的空间，只是随着“文革”开始，这一反思被中断。到了80年代“幻想”的艺术特色依然是童话研究的重要话题，但是这种单一维度的建构与阐释忽略了童话中所蕴含的文化、仪式内涵以及“地方性知识”。另一方面这种阐释标准也将童话简单化与单一化，走向极端后，就是童话的艺术性渐趋降低。

　　总之，1949-1966年童话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黄金时期，“从整个童话领域看，50 年代童话注意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童话并存和竞争，大致做到童话创作自身的生态平衡。”只是到60年代中期开始消沉。对于这一时期童话的教育价值以及她在“政治与传统”之间的重构亦有学者关注，但是对其理论建构过程以及她在中国文学史、民间故事学术史上的独特意义反思者甚少；对其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所形成的讲述“中国故事”之经验总结与阐释者更是鲜见。希冀在今后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中，学者能从民间故事价值论、文学性特质等层面对其予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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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毛巧晖，女，文艺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民俗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的理论建构（1949-1966）”（编号：13CZW090）。

　　因篇幅有限，本文注释已删除，如有需要，请详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