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85年8月进入《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工作，到2015年年底离开岗位，整整30年。这30年正好是民族文学学科建设、发展的30年。我有幸参与了这么一个过程，想借这个机会正好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工作体会。所以我就拟了一个题目：从自在到自觉。我主要是讲什么呢？因为大家平时听理论听得也很多了，关于民族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的理论，咱们老师在授课的时候，通过不同的课程，从不同的角度，都做过梳理；同学们做博士论文、硕士论文的时候，在学科史的梳理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我想从我的工作角度，讲一些平时从文献上见不到的东西，也就是《民族文学研究》这个刊物怎么做起来的。可能这中间能给大家提供一些信息。

　　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过程 

　　我为什么说民族文学研究存在一个所谓的“自在”的状态？指的是学科起步的时候，它是一个“自在”的状态。

　　一般来说，讲到民族文学研究的起步或者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立，标志性的事件一般例举到几个，其一是1979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的成立。学会成立之初，它的队伍包含了几个方面的人员：各个地方的民间文艺研究会——就是“民协”的前身，以各个地方从事民族民间文学资料搜集整理的一部分人为主要力量；来自各个高校的，特别民族院校的老师；以及科研机构，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是1980年成立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哲学社会科学迎来了大发展的机遇，少数民族文学所也应运而生。研究所成立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但这个工作其实之前就有很多人一直在做。主要的工作方向是《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史诗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研究所刚成立时，文学所的民间室的几位学者调过来，如老所长刘魁立、蒙古族学者仁钦道尔吉，他们都有早年留苏的学术背景。同时还在社会上公开招聘、考试、调入先后调入的，像哈焕章、降边嘉措、邓敏文、罗汉田、郎樱、杨恩洪等，这些比较老的一批学者基本都是那个时候通过考试进来的。还有中央民族学院1981、1982年毕业的一批本科生，有蒙古族、藏族、纳西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壮族等，大多是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的本科生。

　　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初，所领导贾芝、王平凡等人就在为创办《民族文学研究》杂志而努力，终于在1983年11月《民族文学研究》杂志创刊。正是在学科起步阶段，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迅速地把这个学科的力量整合了起来。现在在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有一个叫做“国家社会科学期刊”的入口，可以看到我们的刊物，从创刊开始全部都有。检索期刊的创刊之初，你会发现，前两年的文章基本上是对整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进行介绍，比如史诗是什么情况，以介绍性内容的为主，介绍我们家底有什么，展示我们非常丰富的学术资源。其实在这之前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基础，那就是上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的时候大规模、全方位的民族民间口头文学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在一些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的识别工作中，口传的资料是民族认同的重要信息。从那时开始，一些专家就开始介绍各个民族用母语创作的和用汉语翻译整理出来的资料。刊物创办之初，曾经发过史诗研究的专辑。学术期刊定期出版，在较快的时间内将学科的基本情况展现出来。

　　我1985年进入研究所工作。我一说，可能同学们会羡慕我们那个时代。我从1985年6月份硕士论文答辩完了以后开始找工作，听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在招人，就和我的一个师弟——民间文学的硕士研究生苑利先后去求职，一个月之后就去报到上班了。可以说，我也是一个自在的状态进入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我不了解这个学科，我也不知道这个研究该怎么做。到了编辑部以后，我发现当时编辑部真是实力雄厚。编辑部人最多的时候是11个人。老一辈学者有锡伯族的哈焕章（哈拜）老师，他做的是哈萨克阿拜研究，蒙古族的娜仁高娃老师，壮族的罗汉田老师等。关纪新老师是1984年从中央民大调过来的，比我早一年进入编辑部。我和苑利一起进去的，由于我学的专业是古代文论，所以进入编辑部以后主要负责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这一块。苑利负责民间文学。关老师负责当代文学和民族文学理论。1986年朝戈金老师从内大毕业以后也来到编辑部工作。

　　编辑部的编辑队伍还是比较整齐的。我们这些新来的编辑如何做民族文学研究，刊物如何发展，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前面的问题。少数民族的史诗研究，以及民间文学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作者队伍也比较稳定，稿件质量比较整齐，虽然研究方法还有待改进。但是当代文学、当代文学批评怎么做？

　　当时少数民族文坛非常活跃，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家。他们中见有些人是1977、1978级的大学生，接受了现代大学教育以后，开始用汉语写作，写作家的家乡、民族。也有一些少数民族作者，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入手，这些人有一些文学才能，做了大量文学搜集以后，诱发了创作激情，于是他们也开始写作。

　　当代文学创作评论一直是关纪新老师在负责，关老师一直非常主动地跟踪这些作家。同时我们也组织了大量的活动。这一阶段刊物刊发一些评论稿件，好多都是关老师积极主动的约稿。关老师与这些评论家和作家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当时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很活跃，我们刊物的当代作家作品评论的栏目也做的风生水起。

　　关纪新老师和朝戈金老师负责现当代作家作品的评论，他们很关注民族文学的理论建设。1985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编辑部曾经和《民族文学》编辑部——当时是玛拉沁夫担任主编——在国家民委招待所召开了一个关于民族文学理论建设的研讨会。事后研讨会的成果用两刊评论员的名义发了一篇文章，在我们刊物1986年初刊登。那个时候关老师的一些学术思想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篇文章正是关老师执笔。这个会议完了以后，关老师就启动了他的一个项目——《多重选择的世界》那本书。他和朝老师合作。我参与了一些讨论，没有参与写作。这个时候，在当代文学批评方面，我们这些编辑还是有想法的，而且做了很有效的工作。1987年3月份的时候，研究所开过一个张承志的作品研讨会，张承志到场。而且后来根据张承志的发言整理了一个他的民族观。

　　编辑部一共开过三个作家研讨会，一个是张承志的，一个是满族作家赵玫，还有一个就是阿来。实际上这个时候当代文学批评也开始关注我们。

　　在我负责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学这一领域，收到的稿件，基本是高校或民族院校的老师在讲古代文学课的时候，开始有意地去搜集、介绍古代少数民族的汉语创作情况。这类来稿有点像教案，以介绍性的为主，基本上是有什么作家，这些作家的生平是怎么样，然后按照传统的分析方法，介绍他的社会背景、主要创作的内容。但是后来做了一段时间，我也觉得，其实有必要，因为别人都不知道，咱们起码最开始得介绍清楚。但这是起步阶段。另外，从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有大批珍贵的民族文学资料开始被发现。比如大家知道的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福乐智慧》真正被发现的时间很晚，它是19世纪末抄本才被发现，20世纪的50年代才逐渐被介绍到中国，对《福乐智慧》的较为系统的研究也是从80年代才开始的。另外，上世纪80年代后期，大约1986年、1987年，《彝族诗文论》，以及《傣族诗文论》等一批珍贵的少数民族文论资料被发现以后，一些民族地区的院校、科研机构的教师、学者就开始从事“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研究。比如贵州社会科学院的何积全老师与贵州民族学院的彝族老师一起整理《彝族诗文论》，他们将彝文手抄本请康健等彝族学者和汉族学者一起对译。先将彝文的内容翻译成汉语，再用彝语的三段诗、五言的形式整理出来。我们编辑看到有价值的稿件，了解了研究工作的进展，及时刊发他们的研究成果。我跟好多作者也都是十几年以后才见的面，因为那会儿学术活动也少，不像现在经费这么多，那会儿想开个会可难了。少数民族古代文学研究，开始时对历代的汉语创作比较关注，特别是诗歌。中南民族学院中文系的祝注先老师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虽然现在看是很薄的一个小册子，但做得非常不容易。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觉得这个学科进入了一个较为扎实的起步阶段。它的特点是，起步非常快，迅速地“跑马占地”，全面铺开。当然我还要讲问题，全面铺开还有全面铺开的问题。但应该说是把握了一个很好的机遇。这个学科非常迅速地，而且很健康地发展。

　　古代文学方面，除了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以外，我们开始关注北方民族政权时期的古代文学情况。刊发过张晶老师研究辽金文学的文章。金代文学的创作者不一定都是少数民族，但它是女真人建立的政权。像这样一些领域，我们从研究的起步阶段就开始关注，捕捉它的学术生长点。再如我们推出了“民族融合和与文学的发展”的专栏，刊发过人民大学李炳海老师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研究古代神话的文章。 

　　同时，族别文学史的编写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族别文学史的编写始于上世纪50年代。这个项目是由所长刘魁立老师在主持，关纪新老师、邓敏文老师参与了这个课题。所以后来你会发现，关老师掌握文学史的编写动态，因为他们经常到各地审稿，一部一部地读。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应该是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吧，我们这个学科，起码说我们编辑部应该是一个比较整齐的队伍。编辑部的人员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还是挺重要的。我们的高度其实决定了这个学科的高度。

　　当时的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也有一个话题比较前沿，那个时候就已经关注民间文化的口头传承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刊发过杨恩洪老师介绍土族的格萨尔的传承人和刘守华老师关于故事研究方面的文章。

　　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已经出现了向民俗学研究靠拢的转向。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刊物上发表了朝戈金翻译的德国史诗学家赖歇尔教授关于南斯拉夫和突厥史诗的平行式研究的文章。

　　刊物创办这么多年，最初是双月刊，从1990年变成季刊，直到2011年才恢复双月刊。期间，为什么变成了季刊？这跟我们学科从90年代起变得比较沉寂有关。在最初的热闹期过去了，需要扎扎实实展开研究的时候，下海大潮开始了。好多人转向了，走了。那个时候发现，作者一下少了！不像现在，稿子多得看不过来。那会儿，有时候都“稿荒”了，因为来的稿件不一定都能用；加之办刊经费紧张，只好改成了季刊，季刊的压力小一点。

　　1991年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会议，一个是5月份，少数民族文学协会、民间文艺家协会和湖南作协联合在湘西召开了“民族文学、民间文学暨沈从文学术研讨会”，100多人参加，很热闹。我们第一次去凤凰县。凤凰县那时还没有被开发，保留了很好的文化生态。开会期间，正巧赶上苗族过四月八，我们还去参加了一个四月八的仪式。在那个会议上沈从文研究就已经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后来湘西的吉首大学启动了沈从文研究，还成立了沈从文研究中心。另外一个是8月的时候，我们在内蒙古草原锡林格勒召开了“首届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讨会”。这之后的学术活动就不是太多了。

　　如果你回过头去看上世纪90年代的研究，虽然没那么热闹，但它是扎扎实实往前走的。因为这个时候开始有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加入到民族文学研究的队伍中。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经过了比较专业、系统的训练。比方后来在暨南大学任教的蒙古族学者魏中林，对清代蒙古族诗人的诗词创作做过系统研究。关注少数民族经典作家的研究，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具有良好专业素养背景的学者来做这样的研究，刊发的文章学术水平明显提高。例如扎拉嘎老师做的关于尹湛纳希的研究，张菊玲老师做的满族的清代宗室诗人以及满族小说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越来越专业化。同时，当代文学的理论也一直同步在做。一些比较好的评论家，像东北、云南、湖北、湖南以及中国作协的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1995年的时候，刊物刊登了阿库乌雾和栗原小荻的文章。所以你会看到，在大家逐渐沉寂下来以后，在各个领域都有人精心地踏踏实实地做。

　　与此同时，学科渐渐形成了交叉的、跨学科的研究态势，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慢慢拓展开来。比如1993年的时候，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学会在中央民大召开的成立会。那次会上乐黛云先生、陈惇先生等都参加了。

　　民间文学这个时候开始向民俗学转向。有一个机遇。就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所的几位青年学者先后进入哈佛大学的燕京学社学习。最开始是尹虎彬老师，他首先开始写文章，介绍口头诗学理论。朝戈金老师也在第二年又去了哈佛。尹虎彬老师后来翻译了《故事歌手》；朝戈金老师翻译了弗里的“口头程式理论”。

　　朝戈金老师在1998年的时候发表过一篇文章，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概念、对象和范畴。他再次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在90年代初的时候，有过一个很简单的、词条式的介绍。同时，他们也在做口头诗学理论。

　　在1998年的时候，首次实现了和文学人类学的对接。最开始是夏敏老师在刊物上发了一篇文章，介绍1997年文学人类学的第一次会议。后来文学人类学的历届会议编辑部都有人参加。

　　到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整个上世纪90年代，我们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的作者团队。虽然稿子不是太多，但是稿子的质量明显提高。扎实、深入的专题探讨也开始了。

　　1999年民族文学研究所网站开通，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件。这个时期，朝戈金老师从美国回来以后引入了口头诗学理论和口头文学资料库的建设的理念，之后我们就开始建立少数民族文学资料库。资料库是从2000年开始立项，是中国社科院的重大项目。

　　直到这个时候民族文学研究才算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中、在国家的学术格局中站稳了脚跟。在这期间，民族文学研究所有好几次差点被合并掉，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是跟文学所合署办公，两个所同一个书记，同一个所长，同一个党委，但好在保留了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的刊物，还有最关键的民文所仍是一个独立核算的二级单位，经费是自己的。

　　21世纪，是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发展非常好的一个时期，回过头来想，我们做得比较好的就是及时把握住了这个时机，勇于应对这个挑战。2000年的时候，朝戈金老师已经调离编辑部了，当时我们也觉得美国的口头诗学理论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怎么来介绍？朝戈金老师和我就商量出一个增刊，以专刊的形式集中介绍口头诗学理论。这个增刊做的不是太长，也就90多页。当时刊物一期也就90多页，薄薄的一个小册子。朝戈金老师担任英文方面组稿和校对。当出版增刊必须向主管部门申请，申请时要把出版内容、文章所有的目录都报上去。报上去之后，其中的一篇文章就卡了很长时间。那篇文章讲的是布道，即布道中的口头传统。大家都知道口头传统最开始就是研究口头传播的，从传播学的角度怎样去传播信息这样的一个角度展开的。布道是非常重要的方式，国外的那些牧师，他的一些言论，包括肢体语言的运用等等，它是一整套的理论。这篇文章讲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后来还是做了说明，才获得了出版许可。主要是这个学科的很多内容别人不太了解。

　　21世纪初的学术史的回顾热潮，也为我们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照。那个时期提出的“重写文学史”话题，促使我们这个不成熟的学科，边反思边发展。代表性文章可以看吕微老师写的《国家学术与现代民族国家方案》，它实际上是讲少数民族文学史的。文章很长，最后用两期进行连发。

　　另外这个时期我们在介绍史诗新理论（口头诗学）理论时，研究所同时还出版了一套“史诗研究丛书”，这套丛书实际上是老学者用传统的学术方法对三大史诗做的研究。当时一共有五本，包括郎樱老师的“玛纳斯”研究，仁钦道尔吉老师的“江格尔”研究，降边嘉措老师的“格萨尔”研究，杨恩洪老师的"格萨尔”艺人研究，刘亚虎老师的南方史诗研究。民族文学研究所在我刚进所的时候还组织出版了“史诗研究译丛”，翻译了德国、俄国、日本的史诗研究和民间文学研究著作，大多是作为内部资料本。此后的对国外学者的研究著作的翻译，像尹虎彬老师进行的《故事歌手》的翻译，朝戈金老师进行的《口头程式理论》的翻译，还有后来巴莫曲布嫫老师做的《荷马问题》的翻译等。他们每个人都把这些影响比较大的理论进行了翻译，翻译过来以后，对史诗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古代文学的研究重点就转向辽金文学，元代文学，《民族文学研究》是这个研究领域的重要平台，所以我一直在参与他们的学术研究活动。

　　这个时候还启动了由郎樱和扎拉嘎、关纪新负责的“中国各民族文学的贡献与关系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其实是分为三部分，古代部分分为先秦到唐宋时期，由郎樱负责，元明清部分由扎拉嘎负责，现当代部分(后来改为20世纪）由关纪新负责。这样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全面铺开了。

　　口头诗学－口头传统的研究引发了民俗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推荐大家看刘宗迪写的一篇文章叫做《从书面范式到口头范式：民间文艺学的范式转换与学科独立》。现在学界对民族民间文学与文化研究要注重口头传统，已经成为共识，但在以往的很长时间内，大家还是注重文本轻视口头的。

　　这个期间，随着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复苏和发展，编辑部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态，实际上2000—2003年是刊物最难的时期，就基本上没人了，人最少的时候就剩下我和关纪新老师在“看摊”。2003年出现转机，刘大先和高荷红硕士毕业进入编辑部，周翔也从南方室调到编辑部。经过几年的打磨，2004年首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的在四川大学开幕式时，刘大先等青年编辑的才华已经显露，尽管他们的发言都还有些青涩。

　　在第一届论坛之后，2005年我们就围绕会议讨论的问题刊发了一组文章，其中就有曹顺庆院长的那篇关于“三重话语霸权”对民族文学发展的影响，这篇文章发了以后，我们院期刊审读组的专家审读后对这个提法有不同意见，我们还就这个问题从本学科的角度专门做了解释。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民族文学研究与主流学界对话渠道的不通畅，学科理念的转换，也需要一个过程。这一期还登了徐新建老师的《国家地理和族群写作》。

　　通过“多民族文学论坛”的主办，刊物更好的发挥了学术平台的组织作用。每次论坛的参与者，包括论坛的骨干，大多是通过投稿、编辑稿件所建立的学术联系，特别邀请来的。有时需要多次的电话、邮件联系，才能落实。现在有的老师、同学担心《民族文学研究》的投稿是不是有什么门槛儿，其实刊物的稿件大多是自由投稿，硕士生也可以，从来都没有设置界限。当然编辑会更注重寻找有学术价值的稿件；通过自由来稿，发现讨论相同话题的，也会组成一组稿子。

　　到了21世纪，民族文学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且通过和相关学科的交叉，开始对相关学科产生辐射。我们的一些学术理念，被其他学科接受，比如古典文学学科，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民族融合或作家作品的民族属性。比如我们和安徽师大古典文学专业有很好的合作，他们在金代文学研究方面很有成就，余恕诚教授对唐代的民族融合和唐诗的发展关系的研究，他和研究生一起做的诗歌、唐代出使吐蕃使者诗歌的研究等，从新的视角打开了唐诗研究的空间。另外民族文学研究的一些方法，比方说我们比较关注口头传承的文本，关注民间文学的一些形态，如戏曲等，关注口头文本和书面文本的关系等，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也有影响。

　　我觉得这个学科的转向，整体来说是“从外到里”——从用人家的理论、方法来研究本土的资料，慢慢到“由里到外”——我们主动出去跟别人对话。我们用自己的研究成果，用自己独特的文学经验，用自己独特的文学样式，与相关领域对话。

　　值得一提的是，民族文学研究一直很注重国际性视野。因为一开始，比如蒙古学、突厥学本来就是国际性学科，具有国际对话的基础。民文所的国际史诗讲习班，已经成为社科院文哲学部的品牌。这样的活动也越来越多。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资源丰富，比如史诗、叙事诗、神话等，吸引了许多研究者的注意。我们学科的研究理念和方法逐渐影响到更多的人。另外，少数民族文学资料库的建设对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整理提供了很多经验。同时学科也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非遗保护。非遗保护是本世纪一下子热起来的话题。许多学者从专业的角度、理论的角度开始介入到非遗保护的领域，直接参与到了国家的文化建设工作。所以我感觉这个学科在发展的时候，这些学者都是很有学术激情的，他们很善于捕捉机会。《民族文学研究》在2011年恢复成双月刊，并成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刊物，这样经费也有了保障。曾经，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在争取了作者的谅解之后，停发过稿费。

　　现在，在日趋活跃的学术氛围中，我们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目前我们主要关注教学一线和研究一线的最新学术动态。每年的社科基金立项和教育部资助项目的立项，我们会在网站上搜索、追踪，主动与青年作者、教师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样把作者队伍不断巩固和培养起来，另外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新的学术话题。同时，我们也非常关注跨学科的研究。这样整个学术氛围就非常“活”。参加过多民族文学论坛的老师或同学可能会有这种体会，论坛上讨论的问题不一定那么地深入，但其中的思想火花很多，会不断有新的“点”出来。

　　学科面临的几大问题 

　　 1、基础研究薄弱

　　民族文学研究学科面临的问题也比较多。资料问题：文献太庞杂，口头的、书面的等等，很多书面的——我们叫“古籍资料”——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文献。大家知道中国古代文学文献有很长的传统，经过长年的校勘、注解工作。我们用的很多基本上就是原材料，甚至就是记录稿，那怎么来做研究？而且很多资料，用人类学的话语来说，大多数是“他者”的，比方说西方传教士记录的资料，还有汉族的古代文献中作为“夷”文化的记录。但是作为文化持有者的“自己”怎么说？另外，各个民族发展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藏族，拥有非常丰厚的古典文学传统，但这是与宗教和贵族紧密联系的，老百姓不掌握这些东西。在贵族和老百姓中间缺少一个知识分子的阶层，那么现在普通的人去研究他们的古代文学时，实际上需要一个跨越。维吾尔族也有同样的情况。

    2、“话语霸权”造成的高门槛

　　另外一个问题，我将其归纳为“话语霸权造成的高门槛”。进入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研究其实是很难的。很多少数民族学者非常着急。因为他首先要学汉语，还要学外语，也就是说他接受的理论资源，本身就有一个转换。同时，如果他要研究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他要回过头去重新学。很多少数民族的古代文字跟现在的文字系统不一样，而他们在义务教育阶段是不接触这些东西的。所以要培养一个学者是非常困难的，成长起来也不容易。

    3、不同知识体系的对接缺少有效渠道

　　第三点就是不同知识体系的对接缺少有效渠道。比如藏族文学，它有自己的范畴、独特的表述、分类，那怎么与公共的学术话语对接?这之间就需要沟通。这种沟通很必要，但现在做得很差。因为中国的民族文学太丰富了。南北方差异太大，各个民族间的情况各异。但现在全部用汉语的固定的文学理论去套，或者他们要努力往这儿靠。

　　第四是少数民族学者自身的局限。有的学者研究本民族的文学，就不太关心其他民族文学的情况。各个民族都是跟汉族对接，与其他少数民族彼此之间相互不了解。我们缺少一种整体意识，也缺少一种文化自信。所以跟人对话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另外，有些少数民族学者还缺少一些社会担当。回过头去看上世纪50年代也好，甚至30年代也好，一些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他们其实没有得到什么个人的东西，但他们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他们对于自己文化的真心投入、传播，为民族文化主动进入社会洪流做出了大量的奉献。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有些少数民族精英拥有很好的条件，代表他的民族，享受了整个民族的荣誉，但他没有足够的对民族文化的担当。

　　第五，这个学科更多地讲“跨学科研究”，但大家的“跨学科研究”的知识储备是不足的。比如说有的研究徐新建老师可以做，叶舒宪老师、彭兆荣老师也可以做，但让学生做起来就难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的“三剑客”本来就是文学出身，有很好的文学修养，他们之前的文学研究的知识基础和系统的训练是很好的，他们再做人类学研究，两方面的知识都有。然而同学们进来学习，文学没学好，起码书读的不够，这是一个现状。那么在你做跨学科研究的时候很可能每一个学科的知识准备都是不够的。因此同学们要注意。 

　　三十年工作感悟 

　　民族文学研究是一个很广阔的空间，我从事编辑工作30年，受益匪浅。对我的学术也很有好处，虽然我也没什么学术著作，本身身为编辑，写的东西也少，读的东西多，但这也不是全无好处，至少没那么多局限。因为我没有一个自己的特别专的方向，所以我不会说这个东西只有我能做，别人都不行。因为做编辑的看文章，尤其看民族文学的文章，我需要从他的文章中找亮点，最开始接触的一些作者，基础较差，需要从他的文章中去挖掘，去寻找他的学术点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会比较宽容。虽然在参加学术会议时，别人发言时我们会点评说你这不行那不行，但看文章不能这样，看文章需要看你这篇文章哪儿好，还需要怎么改，与作者进行交流。编辑是一个协调性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就跟编辑部的年轻人讲，一定是互相配合，绝对不能互相拆台。大家接触过就知道我们的编辑部一直是非常融合的。他们自己的成长也非常快。所以这个是互惠的，互动的，你的付出和你的回报是相等的。

　　因此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我又有幸走了这么多地方，结识了这么多的各个民族的朋友。看到像刘大先、粱昭等一批年轻人迅速的成长起来，真的非常高兴。所以到了退休年龄就非常心安理得的赶紧退了。然而有一些学术工作还是可以做。惭愧的是，这些年也没有非常系统的理论方面的建树。因为很多事情没有时间做，很多问题都是想，想了以后大家交流一下就完了。但回过头来，我要跟大家说，还是要动笔写，很多东西其实写了就留下了，不写可能就消失了。所以博士也好，硕士也好，这个学习阶段最好的就是你集中一段时间去做一件事情，学会了怎么做一个专题研究，无论你以后做什么工作都是会收益的。尤其是大家又进入川大这么好的学术环境中，这个学术团队最好的就是它的前沿性，另一个就是它的交流性。大家彼此的交流，这个很少，真的很少见，所以我也很高兴在这里拉拉杂杂地跟大家介绍一些信息。相关的文章你们都有能力找来看，评价可能比我评的还好。你们都会有自己的学术立场。

　　做民族文学研究，刚开始可能很多同学对这个学科都不了解，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怎么做。不要害怕，它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很有生命力的这样一个学术空间。我记得我读研时候，去找导师，我记得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咱们这个专业现在都在地平线以下，你只要做了，就是地平线以上。所以说需要大家来开拓，都是有价值的，每一个人的文学实践，研究的每一个文学现象都是有价值的。对于学科也好，对于自身也好，它的价值就在于做的怎么样。所以大家要有信心，在学习的过程中做到扬长补短，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能够在某一点上有所收获就不错了。欢迎大家以后有兴趣，有机会做这方面的研究，大家还是继续做，如果没有机缘也没关系。我觉得这样一段学习对于你的人生经历也是一个很好的启发。好吧，就说这么多。

　　（录音整理：庄馥榕）

　　（本文刊于《文化遗产研究》2017年总第8辑。本文系汤晓青研究员2016年5 月20日给四川大学师生做学术讲座的录音整理稿，并经汤晓青本人修订。） 

　　作者简介 

　　汤晓青，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曾任《民族文学研究》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