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在中国的文艺领域，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关系的探讨正在热烈地进行着，而新潮的现代派和朦胧诗讨论已经渐成气候，同时“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坚决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的主流意识形态导向则笼罩在日益纷至沓来的文艺思潮之上。这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创办了一本专门以中国各个民族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期刊《民族文学研究》。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动议始于1950年代初，但是直到1960年代初才逐渐形成编写各个少数民族文学史及文学概况为工作重心的研究雏形。老舍、何其芳、马学良、毛星、王平凡等人在这个学科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早期的思路旨在发掘未被彰显的少数民族文学资料——它们大多数以口头形式存在，也有很大部分被压抑的书面文本——同时增进各个兄弟民族之间对于彼此文学情况的了解，以及从国家知识体系的角度形成某种整体性的知识框架，服务于社会主义中国总体的文学认知规划。它可以视为已经在进行中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身份识别工作在文学上齐头并进的工作。当然，尽管赢得了少数民族地区文艺工作者的热心支持，这项迅速开展起来的工作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激进化而暂时中止。 

　　随着社会主义激进试验时代的结束，作为中国文学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学得益于整个时代在思想解放和实现文学多元与自由上的努力，像其他大部分文学类型一样重新回到文学创作、批评与研究的生态中来。中国社会科学院1980年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2002年更名为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的《民族文学》于1981年创刊，专门刊发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隶属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民族文学研究》紧随其后创办。现在回过头去看文学史的这段故实，文学在改革开放时代起到了思想解放先声的作用，举凡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等思潮无不与当时的政治思想风尚紧密相关，少数民族文学于其间很受重视——《民族文学研究》甚至比《外国文学研究》要早创刊4年，不仅与诸如玛拉沁夫等人的努力有关系，更多是回应了多元化和民主化的意识形态要求。 

　　1980年代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整体上服从于国家文化规划，延续了1950、60年代的编写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思路，致力于整理发掘各民族的古代文学、民间文学材料，评介新出现的作家作品，并且做了少量的比较与译介国外相关研究的工作。这些内容反映在《民族文学研究》杂志中，就逐渐形成了直至当下的栏目格局，包括古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研究、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评论、民族民间文学论坛、理论思索与建设、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学术著作推介、国外研究之窗、学术动态等。重新发掘民族民间的文化遗产，就当代文化思潮而言，与寻根文化思潮有着莫大的关联，回响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到民间去”的文化变革、改造和创新的精神。 

　　我们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彼时的少数民族文学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学科话语，它所包含的几部分内容，简单地比附于对主流文学学科古代文学研究、现当代作家作品评论、文学理论的萧规曹随，而暗含在研究话语背后的是“民族性”和“民族特色”等如果不加严格界定就显得颇为含混的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研究没有意义，事实上1980年代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极大的扩展了既有文学研究的视野、增补的了缺失的材料、发现了新的作者与作品，更主要的它让许多族别文学的内容第一次出现在严肃的学术领域，从而奠定此后的民族文学研究大致格局。 

　　“短20世纪”的终结与后革命时代的到来，让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少数民族文学一度陷入低谷。这背后自然有来自高层设计和政治管理的直接影响，而同时在汹汹到来的市场和经济主义浪潮之下，研究主体也纷纷流散。1990年，《民族文学研究》由双月刊改为季刊，持续了二十年，直到2011年才开始恢复为双月刊。如果硬要简单的划分时代，那么1990年代之前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可以说是草创和发展期，但接下来的二十年可谓进入到了一个持续而缓慢的内部萌蘖平台期。平台期往往被视为中国文学总体上的“边缘化”处境，它的问题不仅在于整个文学生态在市场经济和大众传媒兴起的语境中需要重新谋求自身的合法性，调整文学与政治、经济及生活的关系，更主要的是文学研究需要找到自己的学术话语、知识生产与累积方式、以及再次进入历史进程的方法。对于少数民族文学而言，尤其如此。 

　　如果说草创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合法性与主体性问题由于“政治正确”似乎带来了不证自明的意义，或者至少在已经呈现出来的学术论述中被结构性地遗忘了，因为它们作为国家文化规划的组成部分，本身无须考虑这些。但是到了世纪之交的社会大转型，随着多元主义的深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陷入了一种主体性的焦虑。为了消除这种焦虑，那些坚守和新进的研究者进行了各方面的探索。因而这二十年表面波澜不惊，其实暗流涌动，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老中青几代学人麇聚在《民族文学研究》所创办的“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里，以开放性的胸怀广收博纳、生发新知，逐渐形成了“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崭新局面，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参见已经编纂成书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话语——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十年精选集》。 

　　所以我们看到，《民族文学研究》的三个十年，从草创到沉淀，再到转型，从“少数民族文学”到“多民族文学”，逐渐实现了自身的研究主体确立和新的学术话语的崛起。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三个方向的流变轨迹：其一是从资料、文学史的踵事增华，到批评与理论的自觉探索，研究者在寻求一种“独特”的话语，让“少数民族文学”得以成立而区别于主流文学研究的话语。这中间经历了借才异域的尝试，比如国外少数族裔文学批评范式的借鉴，而最为突出的是融合集体智慧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其二是得益于新世纪以来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起，发生了从书面文学范式到口头文学范式的拓延，多学科方法的介入。由民间文学分化出来最终形成了口头文学这一特定文学研究，将史诗学、神话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志、宗教学、社会学的跨学科纽结在一起，在真正意义上建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特有的内容。其三是“当代性”意识的觉醒，即意识到民族文学研究发生学意义上的政治属性，及介入性的民主与平等关怀，从而再次试图将“边缘化”语境中文学与政治的疏离关系进行缝合，借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与研究参与公共性议题的讨论，进而努力进入到当代和未来的历史建构实践之中。这种意识到的历史意识，可以让我们恢复对于“文学”本身的陌生化理解，进而刷新和开创文学研究新的局面。 

　　本论文集就是试图全面展示三十年来中国各民族文学研究各个分支部分所走过的履痕轨迹，留下历史的证言。取名为《历史的侧面》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民族文学研究》创刊以来的代表性成果展示，是文学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曾经在文学研究的整体话语权重里分量甚微，但无可否认地构成了文学研究的生动侧面；另一方面，我们不仅要认识历史、解释历史，更重要的在于改造历史、创造历史，作为文学史“侧面”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未必会成为文学史的“正面”，却是 “全面”所不可或缺的。 

　　我们总结前尘，是为了着眼未来，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文学历史与现实本身的全面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