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艺学领域出现一个突出的群体——解放区学者，他们对于民间文艺的研究围绕“为人民大众的文艺”展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周扬。周扬民间文艺学的核心思想是“人民的文艺”，在民间文艺的研究中具体表现为：强调对民间文学形式和功能的利用、民间文学内容的人民性和尊重历史的原则。解放区学者重视和研究民间文学是为他们的政治追求服务，是构建新中国人民文艺的具体实施，他们的思想对于20世纪下半叶民间文艺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解放区学者  周扬   民间文艺学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艺学领域一个突出的群体就是解放区[1]学者，他们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影响下，形成了对民间文艺新的见解。《讲话》的核心思想就是文艺与群众的关系，即文艺从群众来，必须到群众中去，“他的更大贡献是在最正确最完全地解决了文艺如何到群众中去的问题。”[2]这一思想成为文艺（包含民间文艺）研究的指导和核心，解放区的学人纷纷以新的思想关注和介入民间文艺，掀起了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又一个高潮，但与前代截然不同。 

　　一 

　　解放区学者对民间文学的研究，主要围绕《讲话》中“为人民大众的文艺”一语展开，具体而言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   对于人民的语言，特别是工农兵语言的重视。 

　　文艺大众化运动就曾把语言当作中心问题，也曾进行过大众语运动，但当时的目标只是 

　　“读出来可以懂得”，而忽略了民众语言可以使得“语言本身更丰富、更生动、更富于表现力”。[3]这样运用民众语言就不仅仅是为了启蒙和发动民众，而成为新文艺的一个根本问题，因此就要懂得民众的语言，并且收集它，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和创作。同时，《讲话》明晰了大众的范围，“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4]这就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艺学的主要思想和工作方向。首先就是重视对民间文艺的收集和整理，主要是学习他们的语言，在研究中强调民间文艺的语言特色，希望其能为新的人民文艺的创作提供可借鉴之新形式，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已经进行过具体的实践，成功的范例有李季、赵树理等，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后来成为新中国民间文艺学领域的主要人物之一的贾芝，当时他运用劳动人民语言创作，先后在《文艺战线》、《诗刊》、《中国文化》、《解放日报》等刊物和报纸发表诗歌多首；这成为“建国以后我所以参加了民间文学工作以至坚持至今的最初起点。”[5]20世纪50年代民间文艺领域研究者重视和强调民众的创作，将其作为学习创作的一个基础。1950年成立管理新中国民间文艺工作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成立大会上周扬讲话进一步强调了它，“今后通过对中国民间文艺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为新中国新文化创作出更优秀的更丰富的民间文艺作品来。……不仅让对民间文艺有素养的文艺工作者来参加，还让那些只爱好民间文艺并非文艺工作者来参加。我们的民间文艺专家要和广大的民间文艺采集者紧密结合。”[6]这种思想当然对民间文艺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古今中外也有先例，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其意义和价值不可低估。但将其推至民间文艺学的核心问题就违背了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和历程，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民间文艺学只能作为作家文艺的附属或者原始阶段，独立性和学术界限不明晰，它的研究只能是作家文艺学的移植和延续，这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研究的一个痼疾，影响一直持续到当前。其次，“民间”具体化为人民，特别是工农兵。所谓“民间”，顾名思义即“民之间”，表达的似乎是一种空间概念，但又不同于哲学意义上的自然空间，它只是一种文化空间，表达的是文化地域概念。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说“时间和空间是社会生活‘环境’（environment）。这一观点在某些方面帮助加强了学科的划分。因而时间可能受到历史学家们的极大关注，空间可能受到地理学家们的关注，而社会科学的其他部分则极大地忽略了这些方面。我认为时间和空间对于社会科学是极为基本的问题。”[7]的确如此，到20世纪“民间”成为学术界一个重要的学术名词。“民间”这种文化的空间是无法脱离它的构成基础“民”的，而“民”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民”的成分不同导致“民间”的非稳固性或者说流动性。从《讲话》开始，民间成为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这一理念会影响到民间文艺的研究，但它并不是民间文艺学自相关的问题；就民间文艺本身而言，由于过于沉湎于民间的研究，而忽略了对“文艺”的强调，直到20世纪末，民间文艺领域的学者仍然纠缠于“民间”的界定上。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工农兵文艺的批评，民间文艺领域自然也进行了对工农兵民间文艺的反省，然而它只是作家文学一个注脚，补充和促进了作家文学的研究。 

　　2.      强调民间文艺的政治性和艺术性。 

　　《讲话》提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解放区的学者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从事文艺研究，民间文艺也不例外。何其芳以这两个标准作为民歌编选的尺度，在《陕北民歌选·凡例》中明确指出：“我们选择的标准是要求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或多或少有一些可取之处。因此，从一千余首陕北民歌中，我们只选了这样一册。”[8]周扬1949年7月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中，提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参加文艺活动，给解放区文艺灌注了新的血液，新的生命。解放区文艺是由专业文艺工作者的活动与工农兵群众业余的文艺活动两个方面构成的。工农兵群众不但接受了新文艺，而且直接参加了新文艺创造的事业。工农群众蕴藏的革命精力，一经发挥出来，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同样地，他们在艺术创造上也能发挥出无穷的精力和才能。发动群众创作的积极性，就成为了普及工作的最重要的条件。”[9]他强调民间文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的贡献，他的具体观念和思想在第二部分展开论述。 

　　在民间文艺研究领域，思想性和艺术性成为民间文艺之所以能进入文艺领域的主要切入点，更是它对文艺具有特殊意义之处，以至于文艺研究领域出现欲将民间文学作为文学主流的观点，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政治性与艺术性成为民间文艺学的核心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研究对民间文艺本身进行了一次裁剪，只有思想性符合要求的才能归属到研究对象；同时又促使采集者对原始民间文学材料的艺术加工；而对于涉及到文学本身的研究则一直处于《讲话》和苏联口号式理论的直接引用，没有具体深入，这或许与当时的研究者为不同领域学者有关系，尽管他们都对新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出现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深入研究者极其少，情形与20世纪初期民俗学的研究有着惊人的相似，再加上当时的民间文艺研究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而不是学术本身，对于民间文艺的重视与否显示了文艺研究与解放区文艺，特别是新体制的融合程度，因为解放区文艺的一个特点“就是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10]这些直接导致了下一个时期对民间文艺的整理和改编的思想，它的影响直到当前依然存在，研究者搜集民间文学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进行整理和改编，特别是随意剪裁、改写原始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政治体制中，逐步推广和确立新的民间文艺学思想，解放区的学者处于主流，掌握了话语权，他们的学术思想更多地与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周扬。 

　　二   

　　走向民间和面向大众具有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大背景。在近代以来从欧洲到亚洲的历次社会革命中,大众和民间问题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不管他的革命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性质的，走向民间与大众都势在必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充分认识到了民间的意义，所以“大众化”道路就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普遍方向。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开始之际，走向民间和大众化问题就被提出，伴随着新文学运动出现了民间文学运动，但他们“提倡‘平民文学’是为了启蒙，而不是为了俯就”。[11]他们运用欧化的语言来表现民间和大众的生存状态。在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进步的文学知识分子认识到,要动员和组织民众参与革命,必须使用民众自己的语言，用他们所熟悉的文艺形式来表达启蒙思想。尤其是在30年代这样一个红色革命的时代，政治革命的发展迫切需要广大民众的参与，大众问题成为最重要的议程。文艺界在30年代初期掀起了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周扬就是在这个时期登上文坛，并积极参与了讨论，这一讨论持续到延安召开文艺界座谈会。1942年，毛泽东发表《讲话》，确立了工农兵服务方向，广大人民得到了尊重，文学上的民间化问题和大众化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周扬作为文艺工作的领导者，参与了全部的讨论；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其特殊的领导地位，对民间文艺更是积极倡导。周扬本人对于民间形式和文学大众化理论长期关注，也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科学的论述，本文主要关注前者。作为一名文艺理论家，周扬通过探讨具体的文艺问题来完成民间文艺建设的任务。 

　　1.强调对民间文学形式和功能的利用。 

　　利用民间的形式，走大众化的道路，是许多激进的文艺工作者动员群众、参与社会革命的一种最重要的表达方式，周扬对民间文艺的关注也是从大众化入手。“文学大众化首先就是要创造大众看得懂的作品。这样，‘文字’就成了先决问题。‘之乎也者’的文言，‘五四式’的白话，都不是劳苦大众所看得懂的，因为前者是封建的残骸，后者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专利。”[12]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如小调、唱本、说书等，成为可资利用的形式，“对于从事语言艺术的文艺工作者，要与群众打成一片，首先要学习群众的语言。”[13]他在解放区文艺报告中强调“解放区文艺作品的重要特色之一是它的语言做到了相当大众化的程度。”[14]它能迅速地组织和鼓动大众，同时要提高大众的教育和文化水准。当然他对民间形式的利用，并没有完全反对新文学。 

　　除了强调利用民间形式外，周扬还论述了对民间文学功能的利用，即作家文学模仿和达到民间文学的作用。他从《关于文学的大众化》开始就指出：“文学大众化不仅是要创造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的作品，而且，最要紧即是要在大众中发展新的作家。关于这个，工农通信运动是当前的迫切任务，……工农通信员的活动是和重大的政治的任务相联系的。这些任务不一定带着文学的性质，但是普罗列塔利亚特的创造力，经过工农通信这个练习期之后，是会达到文学的领域的。”[15]这一工作建国后，民间文学领域非常重视，特别是负责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贾芝，他“坚持对工农来信每信必复的原则”[16]。可见，周扬意识到只有民间文艺可以将政治运动全面推行到民众中间。他在《关于政策与艺术》一文中，指出：“艺术无论甚么时候都必须是生活之真实的描写。离开形象就没有艺术。一切公式主义都是要不得的。文艺工作者对于政策决不能只是一种概念上的、甚至条文式的了解，他们必须熟悉人民的实际生活情况，政策本身就是从实际生活出发，并给实际生活以决定影响的；必须熟悉各种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人们对于这些政策的种种心理反应，懂得政策的成功在哪里，执行中的困难、缺点又在哪里，文艺工作者本人最好就是这些政策之实际执行者。这样，政策思想才会通过他的亲身经验而具体化丰富化，变成有血有肉的东西。”[17] 

　　民间文艺更重要的是文学背后的那种隐形权利，周扬从文艺理论家的眼光，意识到这一独特之处，他强调作家文学要起到民间文学的功能。新中国成立后作家文学逐步向民间文学的功能迈进。20世纪80年代后，作家文学要摆脱政治掌控，回复到文学自身，但是民间文学的道路则不能完全模仿与跟随。 

2．强调民间文学内容的人民性。 

　　 “追求人民性是文学走向民间和大众化的最初动因，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主题。”[18]周扬在民间文学的理念中，认为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并重，强调民间文学内容的人民性。“任何艺术形式，只要它能够反映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和斗争与历史的革命内容的，都应该让其存在，促其发展。艺术上各种形式的同时并存，或互相交替，决定于社会条件，群众的需要；最后的判断者是群众，是历史。我们的任务，只是将各种艺术形式引用到一个共同正确的方向，而同时使之互相配合，各尽其长。”[19]当然，他强调民间文学、文化的人民性是为现实服务的，指出：“过去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作家，特别是他们中间的优秀的部分，也学过老百姓的语言，但是他们都是从他们的立场来学的。语言是表达一定思想的，因此他们的学习就不能彻底，他们不会在根本上接受群众的思想，他们甚至只是拿群众的语言来作他们作品的装饰。我们学习群众的语言，却正是为了学习群众对于事物的看法，文艺工作者并且在文艺中来表现这种看法。学习群众的情感，也是如此。”[20] 

　　但是他从艺术的角度，对民间戏剧中存在的优秀的，并非完全符合人民性要求之剧目，给予高度的赞扬。“这方面（注：爱情）产生了非常优美的文学我看过一篇旧秧歌剧，叫做《杨二舍化缘》，那里面对于爱情的描写的细腻和大胆，简直可以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媲美，使人不得不惊叹于中国民间艺术的伟大和丰富。”[21]另外从科学的和尊重历史的角度出发,对那些反人民的糟粕性的民间文学周扬也有所注意。他并不主张对那些过时的堕落的民间资源实行简单的抛弃，而是将之作为一种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形态予以留存。他说：“所有民间戏剧的原本要留一份，最好印几份，如果没有纸，土纸印也好,把民歌、民间剧本,凡是你们地方上的都印，保留原始面貌。既然流传下来了，无妨印它五百份留在苏州图书馆，全国各省送它一份，北京送几十份，让大家都知道。”[22]这是1958年周扬在苏州的一次讲话。很显然保留的目的要么是研究之用，要么是文化的积累。由此可以看出周扬在文化问题上的历史感和前瞻性。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理解周扬的观点。 

3.强调尊重历史的原则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23]周扬继承了这一观点并有所发展。他在很多场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阐发。 

　　1950年，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开幕词中，他认为“成立民间文艺研究会是为了接受中国过去的民间文艺遗产。”[24]他的这一思想成为建国后民间文艺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解放区民间文艺思想的承继和发展，50年代民间文艺的研究除了注重民间文学的文学意义外，非常重视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并且成为那个时期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突出成就。他认为轻视民族文学艺术传统,轻视民间形式,轻视群众的爱好和趣味,是失掉民族自信心的一种表现。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不能为了照顾群众的情绪而歪曲了历史。他说：“无论表现现代的或历史的生活,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历史的真实不容许歪曲、掩盖或粉饰。反历史主义者……他们以为为了主观的宣传革命的目的,可以不顾历史的客观真实而任意杜撰和捏造历史”。“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是应当加以歌颂的。但历史上的任何英雄都不能不受他们所处的时代的条件的一定限制……而反历史主义者却总是尽量想把古代英雄人物描写成和现代的英雄人物一样；他们甚至把历史上并不是什么英雄的人物也都描写成英雄了。”[25]在1958年开展的新民歌运动中，他虽然鼓励和积极提倡新民歌的搜集、整理，指出“今天的民歌，是新的农民、工人、士兵的作品，它们已经不完全是口头创作，有的作者是很有文化的，因此新民歌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风格上也与旧民歌有所不同了，它们保持了民歌的格调，同时又更多地承继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吸取了新诗的长处。……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诗人之间的界限将会逐渐消泯。……我们的文学艺术需要一个大革新、大解放，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来实现这个大革新、大解放，现在正是时候了。”但他还强调“中国不但是一个具有丰富革命传统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具有长期灿烂文化传统的国家，这种文化传统的精华有许多还保留在人民中间。因此，除了大力搜集革命民歌外，还必须有计划地搜集和整理旧时代传下的民歌及一切民间文学艺术和民间戏曲。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的宝藏是特别丰富的，应该积极地加以挖掘和整理。长篇叙事诗“阿诗玛”、“阿细人之歌”等作品已经进入了世界的文库。”[26]在新民歌运动中，他的这一思想具有历史进步性，由于他当时在文艺界的地位，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以及研究事业受到了他的影响，使得那个时期民间文学研究，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工作具有了一定的科学意义。在谈到写历史剧的问题时，他说：“历史剧、历史小说有虚构的人物,但主要人物是真的……不要把那个时代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写进去,那是反历史主义。”[27]考虑到当时中国的政治语境，周扬的这些阐述是相当深刻的。我们常常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那么尊重历史也就是尊重了创造历史的人民。反历史主义所带来的问题不仅是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感，而且是失去了对民众的正确认识。 

　　周扬重视民间文学问题是为他的政治追求服务的,这不仅表现在周扬一个人身上,而且也是那个过去的革命时代的特征。他们对民间文学和文学大众化的追求,说到底是追求人民主权和社会主义在文学上的反映，即构建新中国人民的文艺的具体实施，但也不能因此忽视他们在民间文学领域学术性的思想与观点，特别是要将其回复到具体历史情境中分析与思考。 

　　文本原载2012年《台湾民间文学年刊》。 

　　The Art and Literature for the Mass——Literal Criticism in Folklore in the Liberated Area  

　　                      MAO, Qiaohui 

　　（Institute of Ethnic Literatur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ssociate Researcher）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in 1949, there emerged a striking group in the folk literature——scholars from the liberated area. Their researches focus on “Art and Literature for the Mass”. The preventative of this group is Zhang Yang. The core of Zhou Yang’s literal criticism is “People’s Art”. The manifestation of this group’s research emphasizes the utility of the literal forms and functions of the folk literature, and the literal creations to serve for the mass and respect of the history. Their focus on folk literature demonstrates their political pursuit, and they have constructed the specific polities of the new people’s art and literature of the new China. This group’s thought has exerted a very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literal creations of the folklo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Key words: scholars from the liberated area, Zhou Yang, Literal criticism in folkl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