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刘魁立《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一文，成功地利用共时研究法，从形态学的角度探讨了特定故事类型的内部结构与结构关系，并由此生产了一系列的结构概念和理论命题。本文在追溯形态学方法和共时研究范式的博物学源头的同时，总结了《生命树》一文的理论生产与方法论意义，试图借助索绪尔的思想以及刘魁立的实践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在民间文学界，历时研究不是我们惟一可以选择的范式。共时研究范式的兴起，不仅是合理的，也是我们现阶段研究工作所必须的，是学术史上无法逾越的一个阶段。

　　关键词 故事学　形态学　共时研究　历时研究　刘魁立

　　在中国民间文学界，传统的故事研究主要是历时研究。1920年代，顾颉刚将“历史演进法”引入故事研究，是为中国现代故事学之滥觞。稍后，以周作人、钟敬文、赵景深等人为代表的“人类学派”故事学开始盛行。英国的人类学派故事理论大约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1930-1940年代对中国的民间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此以降，中国民间文学界的故事研究或为源流考镜，或为文化分析，均于历时研究方向着力 。

　　1980年代，因西方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理论在中国故事学界得到传播，许多故事学者才在“历时的”(diachronous)研究范式之外，洞开了一片“共时的”(synchronous)学术视野。

　　可惜的是，努力于纯粹的故事本体的共时研究的学者并不多，刘魁立可谓其中凤毛麟角。

　　2001年，刘魁立在“中日民间叙事文学情节类型专题研讨会”上发表《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情节类型的形态结构分析》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在部分中青年学者中间引起了强烈共鸣，但在传统故事学界并未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甚至遭到诘难。

　　一.形态学与共时研究

　　要充分理解刘魁立的故事形态研究以及共时研究的学术史意义，我们还得先简单追溯一下博物学与分类学的历史。

　　分类学与形态研究有很深的渊源。科学哲学家几乎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分类具有双重作用，一种是科学的(或形而上学的)认识作用，另一种是实际的作用。早期学者所强调的实际作用是把分类当作检索方式，现代则更加强调把分类看作是信息贮存和信息检索系统。分类的主要任务是区分分类单位、建立等级结构，以便做出最大数量的理论概括。民间故事的类型研究兼有以上各种目的。

　　形态学最初是为了生物分类而展开的动植物机体结构形态的研究，其原意是scientific study of the form and structure of　animals and plants(动植物形态和结构的科学研究)。在生物学发生的早期，由于新的动植物以及大量生物的新的内部结构的不断发现，使生物界的无限多样性不断增长。然而博物学家也隐约地觉察到，在大量动植物变化多端的表面之下，具有一些相对固定的结构模式。许多博物学家都在试图找出这些模式，并以之为生命世界建立秩序。

　　诗人歌德为了寻求生物体中的潜在本质，试图以植物形态的区别建立一种分类体系。“歌德对他的研究工作非常认真并于1807年创用了形态学这个词。”

　　形态学在居维叶 时代盛极一时。对居维叶来说，形态描述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能为普遍性规律的呈现提供原始资料。居维叶还意识到只有通过研究结构和功能的关系才能真正了解结构，他据此提出了著名的器官互相关联规律：“身体的每个器官在功能上是和其它的每个器官互相关联着的，生物有机体的和谐协调与运转正常是由于各个器官合作的结果。正是由于功能之间的互相依赖和彼此互相提供的支援才能确立这种决定器官之间关系的规律。这些规律具有和形而上学规律、数学定律一样的必然性。” 根据这一规律，居维叶认为，只要得到化石的一部分，就能够重建完整的生物原貌。

　　居维叶的形态学研究及其功能分析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自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语言的发展和对语言研究的深入，一些语言学家最早引入形态学的概念和方法，用以研究词的内部规则及构词法则;马林诺夫斯基则据此而缔造了功能主义人类学;普罗普直接将形态学方法及功能的研究引入故事学，甚至不加修饰地套用了“形态学”、“功能”等一系列概念进行神奇故事的研究，开辟了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纪元，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20世纪初，欧洲语言学界出现了一个天才的思想家索绪尔。其语言学思想的出发点与居维叶功能研究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但他没有直接使用“功能”一词，而是借用了经济学上的“价值”概念来说明语言单位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关系。索绪尔认为，价值是由语言单位之间相互制约、相互限制的关系所规定的，“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 ，要正确认识一个语言单位，必须借助于与它相关的其它语言单位的协调与制约。

　　但是，索绪尔的思想并未止步于此，他在这些语言形态的研究工作中，天才地发展出一套人文社会科学共时研究的一般法则。

　　索绪尔把所有科学研究的对象都区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共时态，一种是历时态。他把这两种状态分别以两条互相垂直的轴线AB和CD来表示。

　　AB表示共时轴线，它涉及同时存在的事物间的关系，一切时间的干预都要从这里排除出去。CD表示连续轴线，在这条轴线上，呈现着事物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的各种演变，人们一次只能考虑一样事物。他由此而区分出两种语言学：在AB轴线上展开的研究叫做“共时语言学”、在CD轴线上展开的研究叫做“历时语言学”。他把有关语言的静态方面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称为共时态，把在时间轴线上发生的一切演化都称为历时态。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证明AB与CD互相垂直，它们互不相容、彼此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且，历时研究本身有许多自身无法克服的逻辑障碍：

　　1.对于语言学家来说，如果他置身于语言演变的历时过程，那么，他所看到的，只是一系列改变语言的事件，而这些事件是片断的、极不完备的，就像人们所说的新闻事件一样，充满了偶然性和随机性，它并不属于语言本身。历时研究只是挖掘了一些可以被抓住的偶然事件，本身没有自己的目的。

　　2.历时研究所考虑的要素不必限定在一个语言系统之内，它所考虑的语言演变只是相互有一定关联的事件的继起以及它们在空间上的传播和影响。为了证明某两个语言形式的接近，历时研究往往只要指出它们之间有一种历史上的联系就够了，而不管这种联系是多么间接，它甚至无法触动语言运动的任何本质。

　　3.所有的历时演变都是外部事件强加于语言的，它们没有任何本质的内在规定性。“所以历时事实是个别的;引起系统变动的事件不仅与系统无关，而且是孤立的，彼此不构成系统。”

　　相反，共时研究恰恰在这些方面具有历时研究所无法取代的优越性：

　　1.索绪尔对共时语言学的定义是：“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 索绪尔认为，个别语言符号的生产和变化是任意的，符号间的关系才是相对稳定的、更为本质的。

　　2.语言是言语活动的事实的规范，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它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除了它自身各项要素的暂时状态之外，并不决定于任何其它偶然的历时因素。比如一块地产的价值，它不取决于这块土地的历史价格，而是由同时代的价值系统所决定。语言作为一个系统，它的任何部分都可以而且应该从它们共时的连带关系方面去加以考虑。共时研究是价值系统内部的逻辑研究，恰恰能够用以担当这一使命。

　　3.价值系统越是复杂，组织越是严密，就越有区分轴线、顺次加以研究的必要，而不是混杂地搅成一团进行综合研究。价值系统是一种共时状态，它不存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如果我们要了解这种状态，就必须把产生这种状态的一切置之度外，坚决地撇开历时态。

　　索绪尔通过下棋的事例，反复说明历时研究在共时研究中的不必要和无意义：

　　在一盘棋里，任何一个局面都具有从它以前的局面摆脱出来的独特性，至于这局面要通过什么途径达到，那完全是无足轻重的。旁观全局的人并不比在紧要关头跑来观战的好奇者多占一点便宜。要描写某一局面，完全用不着回想十秒钟前刚发生过什么。这一切都同样适用于语言，更能表明历时态和共时态之间的根本区别。

　　4.共时研究的对象不是同时存在的一切，而只是与特定语言系统相当的全部事实。还是以下棋为例，共时研究面对的是即时状态的棋局与棋法，而不是某一个棋子在棋局中所走过的步骤。共时态中的每一个棋子，都处在互相制约和互相作用的关系之中，这是一个完整的、封闭的系统，具有自给自足的特征。

　　索绪尔使用了大量的语言事例，说明研究工作要么只能在共时轴线AB上展开，要么在历时轴线CD上展开。“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同时研究它们在时间上的关系和系统中的关系” 。

　　他反复强调说：“对研究价值的科学来说，这种区分已成了实际的需要，在某些情况下并且成了绝对的需要。在这样的领域里，我们可以向学者们提出警告，如果不考虑这两条轴线，不把从本身考虑的价值的系统和从时间考虑的这同一些价值区别开来，就无法严密组织他们的研究” 。

　　索绪尔的共时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民间文学研究。故事作为一种比语言更为完整的叙事形态，它和语言一样，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完整的价值系统与结构法则。故事的发展演变同样受到各种偶然性“事件”的随机的作用和影响，故事的传播变异与语言的传播变异都经历着相似的混沌模式。

　　借助索绪尔共时语言学的定义，我们可以把故事学的共时研究界定为：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故事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

　　按照这一要求，我们再来反观整个20世纪中国的故事研究，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许许多多的个别故事发展演变的“事件”串联。我们对于故事自身的构成法则，对于各种故事单位之间的互相制约与互相作用的逻辑关系，对于故事系统的价值构成(或功能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一筹莫展。

　　二.《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一文的方法论意义

　　刘魁立写作《民间叙事的生命树》的最初目的，是出于对民间故事类型学分类标准的学理探讨。他在主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过程中，意识到传统的AT分类法作为一种经验分类，已经远远无法囊括亚洲甚至中国现有的民间故事类型，也不能有效地对这些民间故事进行科学分析，在此基础上，编撰一种新的、比AT分类法更科学有效的类型索引已经成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刘魁立早年留学莫斯科大学，他曾坦言受到普罗普和索绪尔的深刻影响。在刘魁立的设计方案中，他试图在共时的平面上建立一个纯形态学的逻辑分类标准，努力阻止故事的历史、文化等非逻辑因素向分类标准的介入。于是，他选择了通过个案分析，来解剖类型故事的内部结构与结构关系。并且通过对这种结构及其关系的分析，来阐明其形态学的分类思想。但是，刘魁立这一工作的最终成果所显示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大大超越了类型学本身。

　　我们先从《生命树》一文的方法论意义上来进入讨论。

　　首先，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进路上，刘魁立为自己的研究工作划定了清晰的边界。

　　1.在研究对象上，严格限定了选材的标准和范围。

　　为了要解决民间故事分类的实际问题，即要把现有的浩如烟海的民间故事文本材料按某种标志加以清理和归纳，我就不能不根据这一工作任务的需要，使自己的出发点和工作准则简单化和封闭化，选定一个单一而具体的标准。

　　在个案选择这一问题上，顾颉刚是“偶然”发现了“孟姜女故事”的变异与迁流，而刘魁立之所以选择“狗耕田故事”作为自己的研究个案，则是反复权衡之后的必然选择。

　　刘魁立所要探究的主要问题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它主要由哪些材料所构成?它又靠什么因素来组织材料?在这些材料中间，哪一个是重要的?哪一个是次要的?围绕这些问题，他必须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集成中选择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而自己又比较容易操作的研究个案。而“狗耕田”这一故事类型，既能满足情节相对比较单纯的要求，又能满足异文比较丰富的要求，自然是比较理想的研究个案。

　　为了避免对异文数量的漫无边界的无限追求，他决定严格划定对象范围的界限。他采取了以地域为单位的整体抽样研究方案，从材料来源上把研究对象限定为：“仅仅考察这一类型在一个具体省区(浙江)里的所有流传文本的形态结构。” 这一限定不仅达到了抽样的目的，而且有效地把异文背景限定在了相对同质的民俗文化区域之内，使得研究成果更具逻辑合理性。

　　2.在研究进路上，严格坚守了共时研究的原则，与历时研究和文化研究划清了界线。

　　与历时研究的界线：

　　我把这里的研究仅仅限制在共时的范围内，并不期望得出关于这一类型作品历史发展过程方面的结论。(P64)

　　为了研究故事间的内在的形态关系、抽绎出决定故事类型的主要矛盾，他就必须把构成形态关系的各种因素置于同一个共时的平面上进行考察，为此，他必须保证不使历时性的思考介入研究过程。他说：“我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不断告诫自己要暂时放弃对故事生成和发展的脉络、以及这一故事类型演化过程的推断。”

　　与文化研究的界线：

　　(对于故事的)文化历史内涵的研究，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但这不是本文所要关注的问题。(P64)

　　对此，他在给稻田浩二的信中做了大意如此的解释：无论使用什么标准来进行故事分类，这种标准都必须是惟一的，而不允许是多重的。为了坚持标准的一贯性，他决定从中选择最具操作性的标准，也即结构形态的标准。这样，他就必须在研究过程努力回避关于故事文化意义和文化内涵的，或者说人类学的探讨。文化意义与文化想像一样，带有浓烈的主观色彩和偶然性，排除文化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即排除了主观性和偶然性，使得该项研究更具有逻辑一致性。

　　许多学者指责《生命树》一文未能从历史的、文化的角度进行探讨，恰恰是因为他们基于历时研究或文化研究的既有范式，不理解刘乃“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更无法理解刘魁立共时研究的科学意义。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正是无法相容的两种研究方法，坚持共时性，恰恰必须排斥历时研究和文化研究。刘魁立对此作了另一种表述：“面对分类这一课题，假如没有这种简单化和标准单一化，也就无法进行研究，也就不可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其次，刘魁立为该项课题的研究制定了严格的游戏规则，在具体操作上提供了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研究文本。

　　“狗耕田”这一类型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但一样呈现着仪态万千的异文。刘魁立从浙江寻检到33则异文。为了方便比较研究，他做了如下步骤的工作：

　　1. 把每一则异文按母题进行切分。

　　2. 每一个母题，他都用一节线段来表示。这样，每一则故事，都可以描画成一条由若干线段串联而成的线段连线。

　　3. 把一条这样的线段连线竖起来，就变得象一根“竹竿”——由许多线段(母题)前后衔接而成的、单线的竹型线段连线。

　　4. 把所有的“竹竿”立起来摆在一起，然后，“合并同类项”——把相同的母题合并在同一根线段中。

　　5. “于是，一幅奇异而有趣的图画就展现在眼前!原来一条条像竹竿或电线竿似的线条，如今则变成生长着许多枝桠的丰茂的树。”(P71)

　　这就是被刘魁立称作“民间叙事生命树”的生命树原型。“树干上有树芽，树芽长成枝，枝上再生枝，于是我们就有了一棵鲜活茂盛的树。”(P75)按照刘魁立的设想，每种类型的故事都可以以一棵生命树的形式来呈现。

　　三.“故事生命树”的理论贡献：

　　刘魁立在该论文的前期工作中，曾经画有一个巨大的狗耕田故事的母题统计表，他的“生命树”模型的构拟，正是基于这张巨大的统计表格。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生命树”的出世，是一项基于民间文学的搜集文本，以及统计学、故事形态学、故事类型学的科学发明。刘魁立该项研究的所有推论和理论术语的提出，都源自于这棵“生命树”：

　　1.在生命树上，我们发现在情节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些母题总是固定地组合在一起，呈有序的排列，但又尚不构成独立的情节，而是情节发展中的一个比较稳定的母题组合，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如：“兄弟分家，弟得牛虱——牛虱被鸡吃，弟弟得鸡——鸡被狗吃——弟弟得狗”;又比如：“兄砍伐植物——制成的器物有神异能力——弟获利——兄仿效失败受惩”。刘魁立把这样一种组合叫做“母题链” 。

　　“母题链”的发现，是对于“母题”概念的一次有益补充。事实上等于发现了一种新的单元，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从母题链的内部关系来看，一些相关母题在故事中往往呈现为相对固定的组合关系，这种组合往往具有明确的目的和方向，或者具有比较稳定的逻辑关系。

　　从母题链的外部关系来看，母题链的末端往往具有极强的链接能力，可以嫁接各种相关的新母题链。并且这种嫁接不是惟一的和单向的，而是多歧的和多向的，它可以做出多种选择。因此刘魁立认为，“母题具有极为活跃的变异性，同时具有极强的粘着性，极强的链接能力，具有组织和推进情节的机制。”

　　2.刘魁立把生命树的树干部分称做“情节基干”。所谓情节基干是该类型的所有异文都具有的母题链，类似于该类型的所有异文中关于母题链的最大公约数。

　　每棵生命树也即每种故事类型，有且必有一条情节基干。如果某组异文不能抽绎出一条情节基干，它们就不能被视为同一类型的故事。也就是说，只有具备了这一情节基干的故事，才能被算作同一类型的故事。一组故事中能否抽绎出一条共同的情节基干，应当被视作这组故事是否可以划成同一故事类型的惟一依据。

　　这一结论，是刘魁立该项课题的中心目的。他的本意即是希望通过对“狗耕田”故事类型的学理分析，摸索出一条可以用于判断故事情节类型的学理标准，并以此投入实际操作，作为中国乃至亚洲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编制标准。

　　其具体操作方案是：先将一个故事拆分为若干组母题链，然后，对相近故事的母题链进行比较，合并同类项，把最大数量的相同母题链视为某一故事类型的“情节基干”，依据这一标准，所有具备这一“情节基干”的故事即划入该类型。

　　3.生命树显示，狗耕田故事的情节基干，是由两条稳定的母题链所组成的，它们分别是以“狗耕田”和“狗坟上长出有神异能力的植物”两个母题作为内核的。刘魁立把这些充当情节基干母题链内核的母题，叫做“中心母题”。中心母题是所有同类型故事都必须具有的母题。

　　母题链、情节基干、中心母题是刘魁立“故事生命树”最基本的三个概念。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情节基干是判断一个故事集合是否同属一个类型的基本要求，情节基干由若干母题链组成，但是，母题链却不一定只存在于情节基干之中，它也可能是某些“枝干”中的组成部分。中心母题是特指情节基干中的某一条母题链的核心内容，而“枝干”中的母题链则不在刘魁立的讨论范围。在情节基干中，每一条母题链必有一中心母题，因此，该情节基干有多少条母题链，就会有同样数量的中心母题。

　　4.刘魁立从生命树上发现，33则异文的母题结构并不呈现为33个分支。事实上，依据各个文本在母题数量以及母题排列顺序上的特点，同是“狗耕田”故事类型的33则异文，可以分成9个不同的小组，组内的各个文本在母题结构上有极大的相似，同时又与其它组别有所区别。刘魁立把这样的组别(在生命树上主要体现为树枝终端的分叉)定名为“情节类型变体”。

　　这一概念的提出，无疑是对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一次细化与深化。刘魁立认为，“把中心母题、情节基干、变体这些问题理清楚了之后，我们再谈类型如何划分、一个类型和别的类型之间有是什么关系等等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至少好解决了。”

　　包括阿尔奈、汤普森在内的故事学家们过去所关注的，是对于故事分类的外部指标，他们并没有探讨特定故事类型内部的结构与逻辑。刘魁立“情节类型变体”的提出，还在于将研究的视域，从“故事”集合，移向了“类型”子集，做出了更为精细的研究。使得故事研究更趋专业化。

　　5.刘魁立在对情节基干的分析中发现，“在这个基干上，还可能‘生长出’其他一些母题链。这些母题链的含义同基干中的某一个阶段处在同一个高度上，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它们是替代情节基干的这一或那一情节步骤的。由于这一类的母题链是和情节基干中的某一个步骤等价的，所以它没有结束或发展情节的功能，我称这一类性质的母题链为‘消极母题链’。”(P73)

　　所谓消极母题链，其实是一些替代性的母题。比如说，如果在某一段情节中，某一部分母题的顺序是“A-B-C”，而某个异文中的母题顺序是“A-Xn-C”，那么，我们就把“Xn”叫做消极母题链，它在故事中的作用可能是单纯的替代，也可能是大大地丰富、发展了母题“B”。

　　6.相对于消极母题链，刘魁立把那些可能积极推进故事情节进一步发展的母题链命名为“积极母题链”。积极母题链是指那些嫁接在情节基干末梢或大的情节支干上的新母题链，它们生长出去之后，一般不会再回到情节支干上。故事从这里伸展出去之后，可能就此结尾，也可能进一步嫁接新的母题，获得新的发展或新的结尾，从而构成新的异文。

　　事实上，按照刘魁立的定义，每一个新嫁接的母题链，只要它不是替代性母题，都可以叫做积极母题链。积极母题链总是从树枝顶芽处伸展出去，它可以拥有很强的嫁接能力，理论上说，在它之后，还可不断再嫁接新的积极母题链，甚至可以整个地把别的故事类型也嫁接过来。

　　7.通过对生命树的每一枝末端母题的考察，刘魁立发现“狗耕田”故事的全部文本无一例外地都以哥哥的被惩而告终。因此他认为，“如果从深层结构的角度看，情节的核心在于二元对立。”(P75)每一次“哥哥剥夺弟弟财产——弟弟反而获利——哥哥被惩”应该视为一次循环。多次循环的结果，是以哥哥彻底失败而告终。

　　故事的结束状态，是对二元对立双方初始状态的彻底颠覆，作为正反角色类型的对立双方均回到了人们所希望的理想的状态。

　　上述理论问题，如果一味从历时的角度来考察，是永远不可能得到的。它只有在共时的考察中，更进一步说，只有在对“生命树”模型的考察中，才可能为我们所认识。这些认识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细化故事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它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批来自于统计分析和直观归纳的、合乎逻辑、值得信赖的理论工具。刘魁立对此也颇有自信，他说：

　　这种故事类型的比较研究，对于理解故事形态的组织结构，对于理解故事情节的内部机制和演进过程，或者更扩大地说，对于理解民间故事变异性的特点和机制，会提供有益的视角和思路。(P74)

　　刘魁立的“生命树”并不是对一种“现实存在”的客观“描述”，而是借助于他自己的学理眼光精心构建起来的一种虚拟模型，“它是在科学研究中对诸多现实文本进行概括和归纳的结果，它的现实性体现在一个个具体文本中。”(P74)

　　经过抽象之后的模型，是一定数量的原始文本的综合，其内在的结构与逻辑已经不再依赖于这些原始文本。生命树模型虽然是建立在33个“狗耕田”文本之上，但它的最终结果却完全脱离了具体的故事内容。该模型是否有效只依赖于文本的“量”是否充足。在量的最低要求得到满足之后，量的进一步增加与否，并不直接影响模型的结构关系，因为共时研究主要是基于逻辑结构而不是过程描述。

　　当索绪尔反复提倡共时研究的时候，他并没有排斥历时研究的存在意义，他认为认识事物必须从两方面着手，“共时真理和历时真理都同样是绝对的，无可争辩的。” 一个真理并不排斥另一个真理。

　　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是学术史上一对充满辩证意味的矛盾统一体。一方面，两者无法共存于一种研究范式之中，另一方面，正是前一种范式的困境和危机，才能刺激和促成后一种范式的兴起和发展。两者之间的继承、竞争与否定的关系，刺激着每一种方法的每一次轮回，都是“带着新的精神和新的方法回来的” 。

　　中国现代故事学在“历史演进法”和“人类学派”范式上的充分发达，产生了许多经典的成果，比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钟敬文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刘守华的系列类型故事研究等等。但是，再成功的范式经过简单重复的一再操作，也会逐渐显现出一些难以突破的瓶颈，这个时候，回过头来转向共时的故事形态研究，无疑是一条可以选择的突围之路。

　　即使我们愿意将故事的文化与历史研究当作终极目标，我们也必须把工作建立在共时研究所生产的理论基础以及它所遭遇的范式危机之上，才能进入新方法与新理论的再生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魁立的研究工作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我们现阶段研究工作所必须的，它将是中国故事学发展史上无法逾越的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