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年, 《民族文学研究》第2 期设立“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笔谈”栏目, 关纪新有感于少数民族文学在主流文学史叙述中的时常缺席情况, 在该栏目上率先提出并论述了“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这一重大学术命题, 此命题随后成为中华多民族文学研究的热点, 不少民族文学研究学者如徐新建、姚新勇、郎樱、李晓峰等积极撰文进行讨论, 《民族文学研究》之外的其他学术刊物，如《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也为此讨论提供平台。在2007年11月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 这一命题也成为一年一度的“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的中心议题。经过深入讨论，许多民族文学研究者对“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达成基本共识。2008年9月, 在“第五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 与会学者继续就这一议题进行理论务虚, 认为这一文学史观的实践问题已成当务之急, 中华多民族文学研究者应当在学术研究中, 自觉以“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为指导, 努力实践这一科学的文学史观, 推出代表性成果。它可在两方面进行：一是打破传统的“杂拌儿”文学史, 编写真正意义上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二是在中华多民族文学研究中贯彻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在它的指导下展开多民族文学研究。

　　就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编写来说, 目前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张炯等人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 , 该著述虽然对少数民族文学予以高度重视, 但还没有贯彻“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念, 因而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由于种种原因, 人们似乎较难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实践问题构成有效回答。这一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中华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之中。那么, 中华多民族文学研究者如何在学术研究中,解决好“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实践问题, 显现该史观指导下的实绩呢? 关纪新的学术新著《老舍与满族文化》通过老舍这一典型个案的研究, 令人信服地宣告了老舍民族文化意义上的满族作家身份, 将老舍的文学作品视作满族文学的代表以及少数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 从而对上述问题做出了个案回应, 也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实践提供了一些有益启示。

　　老舍无疑是20 世纪中国多民族文学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作家, 选择他作为实践“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研究个案具有典型性。老舍出生于满族，植根于满族文化的肥沃土壤并从中不断汲取营养，他具有鲜明的满人文化性格，在满族文学的发展史上，是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一道至关重要的桥梁，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与沈从文并驾齐驱的最为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老舍的典型性还体现在他对满族文化有着自觉的自我反思和理性批判, 在接受母族文化的影响时具有主体性。他的《四世同堂》、《猫城记》等作品的优势价值就在于对民族文化的审视和批判,《二马》的针砭矛头虽然不排除中华文化, 但首要的是满族文化这一子系统。在民族文学的经典作品《正红旗下》中，老舍更有对满族文化的忧思与自省, “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 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 也忘了自励。”更重要的是, 老舍虽然从民族文化的沃土中不断汲取营养, 但他并不局限于此, 而是超出满族的狭隘眼光, 自觉接受汉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如关纪新指出的那样, 老舍对汉文化、西方文化都有借鉴和吸收,他与满族传统文化的关系是“植根本源-文化交融”型, 是横跨满族-汉族-西方现代民族这多重文化系统且登上人类文学的高梯级的典型。因此, 关纪新的老舍研究是从典型个案研究出发来实践“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学术行动。以“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为指导, 关纪新在对老舍这一典型个案进行研究时, 有意对过去研究得较多的“人民作家”与“平民作家”老舍进行补充, 为老舍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如他所言:“确立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研究家, 在从事学术工作的时候, 会自觉地在诸多的文学研究对象中间, 去寻觅探讨其不同的文化和文学意蕴。” 在《老舍与满族文化》中, 关纪新以老舍与满族文化的关系研究为轴心, 从满族文化视角出发去认识和理解老舍, 揭示出老舍所受的满族文化影响及其创作的满族文化质素, 将由于缺失“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所导致的对老舍民族因子的遮蔽进行了去蔽和还原, 用学术个案实证了中华文学史是中华多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学史。因此,《老舍与满族文化》给了研究者以启示, 可以通过寻找一些典型的个案, 诸如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沈从文、张承志以及新时期以来的乌热尔图、扎西达娃、吉狄马加等等, 来进行研究, 通过若干典型个案的具体研究, 来建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范畴, 寻找到其中的研究方法与规律, 进而在整体研究中有效实践“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作为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个案研究实践,《老舍与满族文化》同时也启示中华多民族文学研究者在这一文学史观指导下, 在对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认识、理解和研究中, 须回到研究对象自身的母族文化之中去, 唯其如此, 才能准确深入地把握作家独特的个性和艺术品格, 厘定其民族文学的性质。关纪新老舍研究的突出特点, 是有意识地强调老舍与满族文化的关系, 注重从满族和多民族文化互动的角度来研究老舍。他在此前写作的《老舍评传》中, 这一研究视角就曾得到运用并获得了学术界的肯定。《老舍与满族文化》也延续了这种研究视角和思路, 且将其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作者并没有因为老舍身为满族, 就将作为满族作家的老舍视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 反而从“满族”二字对于作家老舍的先在民族身份规定出发, 对满族文化给予老舍的影响, 老舍其人其文的满族质素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考究。他全面细致地考察了老舍的文化人格、知识谱系、文艺资源与创作个性。作者发现, 囿于特定的时代, 虽然老舍对所受本民族文化传统影响的情形在生前多守口如瓶, 不像20世纪后半期中国境内的诸多少数民族作家那样大谈自己如何受到本民族文化的影响, 但事实上,生于满族这样一个生活艺术化的民族, 满族文化对老舍的影响既有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塑造更有个体层面上显在的蚀刻。关纪新从京师旗族出身对老舍的人文模塑、20 世纪满族社会变迁对老舍民族心理的制约、满族伦理观念赋予老舍的精神烙印、满族文化艺术沃土给予老舍的文艺创作所提供的营养及他的京师旗人情结等专题展开分析论述。论者从文本分析出发, 主要通过对典型文本的细读, 时而从大处如老舍作品的整体文学调式, 时而从小处如笔下人物的民族心理与人格、情节语言及细节等着眼, 解析满族文化艺术与老舍创作的关系。他发现老舍作品中的“幽默”特征作为老舍独特艺术个性的标识之一, 其实是满族文化的烙印, 满人的幽默以及满族文学传统中的幽默, 在老舍的文学创作中得以集大成。老舍文学创作的雅俗共赏, 也与满族文艺诸如“子弟书”和“八角鼓”曲艺传统息息相通。此外, 老舍对白话文辞情有独钟, 用北京方言写作, 也有本民族语言传统的影响, 老舍实际上是一个从满族语言传统中走来的作家。正是在这种条分缕析中, 得出了老舍创作“跟满族文学的各种基本特征, 都存在着彼此的‘酷似’”,“老舍在中国文坛上展现的种种‘特质’ , 回到满族文坛上, 抑或并不算是那样‘奇特无朋’的东西”的结论。文学创作之外, 关纪新还仔细分析了老舍的道德观、价值观、审美观所具有的鲜明满人特征, 从而揭示出了老舍其人其文的满族质素, 探讨了老舍之所以为老舍的独特人格与艺术个性,使人们对老舍的满族作家身份有了具体深切的认识, 而不只是停顿在出身于满族这一表层化却又极为空泛的判断上, 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对作为满族作家的老舍进行了文化还原。对此, 如果我们再以沈从文研究为例来考察, 会进一步得到印证。众所周知, 沈从文具有苗族血统, 事实上苗族文化对沈从文的个体人格与思想精神、对沈从文艺术创作的内容与思维具有多重影响, 要真正认识和理解沈从文, 就应当回到苗族文化本身去把握苗族文化与沈从文的关系, 对于沈从文及其创作的民族文化质素有一个具体深入的把握。在过去的沈从文研究中, 尽管已有凌宇比较注意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苗文化对沈从文其人其文的影响并作出了相应的学术努力, 但总体上来说, 对其人其文苗文化质素的阐述仍嫌不够, 以至有研究者认为沈从文对苗族文化的认知态度和视角是外在的, 他的创作也不能全部归入苗族文化的范畴, 因而对沈从文创作的民族文学性质持某种怀疑态度,这其实是一种缺失“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偏颇论断。如果以这一文学史观来审视, 从苗文化出发去研究沈从文, 不仅会很好还原作为苗族作家的沈从文, 而且对其创作也会有新的认识。以《阿丽思中国游记》为例, 小说第七章写八哥博士的欢迎会, 会上麻雀、乌鸦各种动物纷纷发言, 一般人认为这是沈从文充满艺术想象力的一种寓言笔法。而如果考察湘西苗文化, 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种笔法技巧, 而是一种写实。据湘西苗族博物馆解说员的介绍, 苗民开会时, 往往是以动物指代人, 如姓吴的被称为“乌鸦”、姓麻的被称为“麻雀”, 主持会议的人如果要问吴姓的人有没有来开会, 就会发问:“乌鸦来了没有?”以此对照沈从文在《阿丽思中国游记》中有关百鸟会的创作, 不难发现小说表现的正是苗文化中的实际情形, 因而也就不会产生误读了。

　　《老舍与满族文化》作为在典型个案研究中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成功实践, 同时还启示研究者要特别注重用事实和史料说话,使这一实践具有实证性和学理性。关纪新也具有满族身份且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满族文学与文化的研究, 他的老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的体验互渗与情感共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关纪新从满族文化视角出发的老舍研究具有其他人无法相比的优势, 这是历史选择与个体承担的结果。但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的情感零距离, 也可能因距离过近而导致研究的趋于情感化甚至是情绪化, 进而影响到理性的认识与判断。关纪新对此显然有充分的意识, 他在论述老舍与满族文化的关系、认定老舍其人其文中的满族质素时, 特别注意征引丰富翔实的史料作论据, 着重用事实和史料说话, 显现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实践中的实证性和学理性。在各专题论述中, 关纪新广泛调动自己的知识积累, 尤其是作为一名满学研究者的知识积累, 大量运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北京地方史、满族社会史、满族民族史、满族文艺史、满族语言学、老舍个人的家族史与生平等史料, 其中一些还是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来实证老舍所受到的满族文化影响及其创作的满族文学性质。例如对被史笔忽略的辛亥革命后排满的社会事实材料的征引, 对启功、常书鸿、唐圭璋、关向应、关肃霜等满族文化名人民族心理表现的事实描绘, 对祥子出身于满族的细致论证, 对满汉语言互动与北京方言的形成的众多例说, 以及对满族文艺特别是民间文艺对老舍影响的诸多考察等等, 都以翔实的史料实证了老舍所受的满族文化影响, 从而有效实现了少数民族学者在本民族文学研究中情感与理性的统一。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呼唤真正的多民族文学史的出现, 中华多民族文学研究者业已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实践具有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 而在具体研究中, 从中华多民族文学特殊多样的文学现象和文化形态实际出发, 借助典型个案研究来摆脱传统中华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局限, 探索其自身的规律, 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实践的有效方式, 它具有自身的学术范式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