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探讨两者的关系对我们了解民间文学、作家文学本身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马五哥与尕豆妹》和《王贵与李香香》两部作品作为范本，从叙事学即叙事模式、审美文化叙事的角度和民俗学的视角对两者进行分析，在做文本对比的同时，探究二者的异同，并探求产生这种异同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民间文学 作家文学 叙事模式 审美文化叙事 民俗事象

　　文学有两种形态，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它们共同处在民族文化的统一体中，是各民族文学现象的两种表现形态，彼此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间文学先于作家文学而产生，是文人、作家创作出现以前唯一的创作形式。对作家而言，民间文学是他们艺术生命的源泉，作家借鉴吸收民间文学的营养进行创作，同时作家文学反作用于民间文学。作家对民间文学的吸收和借鉴表现在多方面，要了解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需要从具体作品入手进行分析，对流传于西北地区的民歌《马五哥与尕豆妹》(以下简称《马》)和《王贵与李香香》(以下简称《王》)进行分析就有助于对二者关系的梳理。

　　花儿是流传在中国甘肃、青海、宁夏部分地区以爱情为主要内容的民歌形式，《马》是一首在西北地区广为流传的花儿。《王》是作家李季仿陕北信天游形式创作的一首民歌。从产生的地域范围看二者非常接近，那么考察二者的关系无疑对我们理解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有重要意义，下面本文就从叙事模式、审美文化叙事、民俗事象角度对二者进行逐层深入的对比分析，以期从中梳理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内在关联。

　　一 《马五哥与尕豆妹》和《王贵与李香香》叙事模式对比

　　在叙事作品中，“叙事模式”是指叙事体故事中故事传达者运用什么方法叙述他要讲的故事，可以分为第一人称主观参与模式、第三人称客观叙述模式等。[1]第三人称叙事模式中，叙述者不是行动的人，仅是故事的传达者。他不表明自己的主观态度、价值判断，只起到呈现作用。同时叙事作品还具有自身独特的交流过程，1978年，美国学者查特曼(S·Chatman)就以符号学的交际模式来说明叙述本文的交流过程，他列出图表：

　　叙述文本

　　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隐含读者】……真实读者

　　这个图表列出六个参与者，但是两个参与者是被放在叙述文本之外的，即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2]在叙述文本内部的四个参与者中，隐含作者是布斯在1961年《小说修辞学》中提出来的 [3]。布斯称隐含作者为作者的第二自我，作者的一个“隐含的替身”，作者在写作时，不是在创造一个理想的、非个性的“一般人”，而是一个“他自己”的隐含的替身。

　　按照这一理论，《马》是民众集体创作，它的作者是民众，因此作为第三人称客观叙述的声音所代表的是民众的“隐含叙述”，它所传达的思想是“隐含作者”即作者的第二自我所认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而《王》是作家李季依照陕北信天游形式创造的民歌，它所传达的“隐含作者”的思想即有作家对民众思想的吸收借鉴，又有作家自身的思维烙印。

　　在叙述文本中，隐含作是受隐含读者制约。隐含读者的审美品位、价值倾向、道德观念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隐含作者的叙述，即真实作者的创作是受到读者制约的，作者在创作时既有自己的个性表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度。隐含读者对隐含作者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叙事话语、叙事情节、人物刻画。

　　从叙事话语来看，叙事理论认为叙事实质上是叙述者所传达的一个话语系统，而叙事者讲述的内容则是由隐含作者控制的，由于考虑到隐含读者的接受度，因此隐含作者的话语风格就受到隐含读者的制约，下面我们就从话语风格出发对《马》和《王》做一对比分析。

　　A、河州城里九道街，

　　莫尼沟出了一对好人材。

　　阳洼山上羊吃草，

　　马五哥好象杨宗保。

　　天上的星宿星对星，

　　尕豆妹赛过穆桂英。

　　大夏河水儿四季青，

　　少年里马五哥是英雄。——《马五哥与尕豆妹·初恋》

　　B、 山丹丹开花红姣姣，

　　香香人材长得好。

　　一对大眼水汪汪，

　　就像那露水珠在草上淌。

　　二道糜子碾三遍，

　　香香自小就爱庄稼汉。

　　地头上沙柳绿蓁蓁，

　　王贵是个好后生。

　　身高五尺浑身都是劲，

　　庄稼地里顶两人。——《王贵与李香香·掏苦菜》

　　通过两者比较不难看出，李季的创作在语言风格上力求接近民间。在两段的开头无论是民间作品《马》还是作家的创作《王》都以比兴开头，无论是“河州城里九道街”还是“山丹丹开花”都是民众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在措词用语上《马》所使用的“羊吃草”、“星对星”、“四季青”等都是民众口语化的语言。与之类似《王》所使用的“红姣姣”、“长的好”、“水汪汪”等也都是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没有文人作品用语所具有的“阻拒性”。通过两者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在语言风格上李季的《王》虽然是作家个人创作但是作品本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民间文学的营养，在语言风格上受到“隐含读者”即民众的制约，它的用语质朴、亲切，在语言风格上很大程度上具有民间文学的痕迹。

　　所谓叙事结构是指讲述故事的叙事者先讲述什么，然后讲述什么。[4]在这一方面，隐含读者对隐含作者的制约，主要体现在叙事情节和故事结局的处理和表现上。从叙事情节看《马》与《王》有共同的叙事线索，都有相恋、逼婚、反抗的情节，如《马》中“马五哥你站下，你的模样我看下”、“ 给尕西木娶亲是哄人的，马七五想霸占这一朵花”、 “哪怕它钢刀拿来头割者去 ，要和马五哥成夫妻”。《王》中的“大路畔上灵芝草，谁也没有妹妹好”、“马里头挑马四银蹄，人里头挑人就数哥哥你”、“井绳断了桶掉到井里头，终久脱不过我的手”、“香香哭的像泪人，越想亲人越伤心”、“有朝一日遂了我心愿，小刀子扎你没深浅”。在故事结局的处理上《马》采取了悲剧式的结局即“尕豆妹和马五哥实可怜，一搭儿杀在了华林山。马五和尕豆杀下了，俩人的血水淌在一搭了”，而《王》则采取了大团圆的结局即“两人见面手拉着手，难说难笑难开口;一肚子话儿说不出来，好比一条手巾把嘴塞。挣扎半天才说了一句话：“咱们闹革命，革命也是为了咱!””。之所以产生这两种不同结局方式，从隐含读者对隐含作者的制约上看主要是因为《马》是民众集体创作，为自发产生的民间文学作品，它面对的读者群主要是民众，而民众面对这样的事件除了悲叹之外在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其它解决方法的。《王》是作家李季在1945年仿民间文学作品创作的，此文创作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它的读者群显然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工农兵，那么工农兵是民众但是又不同于一般的民众，他们有自身朴素的一面，同时也有意识形态下特殊的一面，因此就决定了它的结局是要通过革命来使个人或者更确切的说工农兵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进而推向这样一个命题——即整个社会问题都要通过革命来解决。

　　在人物刻画上隐含读者对隐含作者的制约作用尤其大，从人物性格来看，《马》和《王》的主人翁无论男女都具有勇敢、爱憎分明、热爱劳动、感情专一等特点，如：“川里的牡丹开不败， 只有尕豆妹惹人爱。”“你把我疼来我把你爱，指甲连肉分不开!”“对着胡大把咒发： “活不分手， 死一搭!”(《马五哥与尕豆妹·序曲》)　“叫一声哥哥快来救救我，来的迟了命难活;”“我要死了你莫伤心，死活都是你的人。”“马高镫短扯首长，魂灵儿跟在你身旁。”(《王贵与李香香·崔二爷回来了》)这些都是民众所推崇的优良品质。同时在人物的出身上都是限定在穷苦人的范畴，无论男主人翁马五哥、王贵还是女主人翁尕豆妹、李香香，他们都出身贫苦，也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符合隐含读者的要求，才会具有和隐含读者同样的美好品质。但是作家作品《王》由于设定的隐含读者不是一般的民众，而是一般民众出身，可是又具有了较高觉悟的工农兵，因此在人物出身的描写上就增加了一段崔二爷逼死王贵父亲的情节。这样也更能迎合工农兵这种特殊民众(隐含读者)的要求。

　　二 《马五哥与尕豆妹》和《王贵与李香香》的审美文化叙事对比

　　在叙事理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它所具有的某些理论已经成为它发展的桎梏。反思以前的理论，学人们开始强调叙事作品与外在于它的社会、人际关系等的不可分性，实际上是要破除叙事学画地为牢地将自己的研究仅仅限制在本文之内的这种局限，将它的批评视野加以扩充。在这种理论趋向下，文学研究出现了某些转变，从强调对作品内在文本的研究转变为不仅仅关注对文本内在的研究，同时也关注对文本与其外在关联的研究。这种研究转向，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叙事学研究形成了所谓后经典叙事学。

　　与传统叙事学不同，这种研究力图使自己具有历史的观念和历史的意义，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形式。学人越来越关注叙事与文化、审美的密切关系。在女性主义叙事学、社会叙事学、电子网络叙事学等等新理论之中，学人们在一个新的方向和范畴内提出一个叙事学分支的构想，即审美文化叙事学。从大范围说来，审美文化叙事学仍然属于叙事学框架之内，更确切的讲，它属于赫尔曼所说的在适应大量的方法之后，叙事理论所经历的“变形”。也就是说它不是叙事理论的重构，而是在此基础上的一种发展和适应性的变化。就研究范围而言，审美文化叙事学将超过传统纯粹意义上的叙事作品或叙述本文，而将其范围延伸至文化意义上的叙事作品，无论这种叙事作品的形式是什么。

　　在文学作品中涉及到价值的、审美的、心理的这样一些文化因素，脱离这些因素，文学作品的魅力将会丧失，它也不再是文学作品。研究这两首民歌时就要避免对作品的片面、机械的分析，有意识地研究探索叙事本文中存在的这种审美价值意义，即透过形式表现的诸如心理的、意识的、思想的、社会的多方面意义。《马》和《王》都产生在三边地区，延边、靖边等三边地区位于我国西北部，是多民族交汇、融合的地方。当时西北地区荒凉、贫苦，自然环境复杂多变，另外三边地区战争、民族融合、社会变迁等情况十分频繁，就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产生了花儿和信天游两种民歌形式。黄土文化属于地域性文化，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黄土地的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更是有自己的特点。

　　历史上统治阶级对黄土地上的人民进行了异常残暴、野蛮的压迫，激起各族人民不断的反抗。沉痛的经历造就了三边人民对统治阶级异常仇恨、极富反抗精神的性格。在爱情描写中，也体现了当地人民的这种性格。

　　A、“马五哥割出了五尺身，

　　要救尕豆妹妹的身。”

　　“大老爷把我头割下，

　　尕豆的身子你嫑糟蹋。”

　　“你把尕豆放给者回，

　　天大的死罪我一人背!”

　　“我俩一搭来了一搭回，

　　死了是这辈子不后悔!”

　　“我和尕豆一搭里走，

　　胡大的跟前诉冤走!” ——《马五哥与尕豆妹·错断》

　　B、 唐僧取经过了七十二个洞，

　　他们俩受的折磨数不清。

　　千难万难心不变，

　　患难夫妻实在甜。

　　俊鸟投窝叫喳喳，

　　香香进洞房泪如麻。

　　清泉里淌水水不断，

　　滴湿了王贵的新布衫。

　　“半夜里就等着公鸡叫，

　　为这个日子把人盼死了。”

　　香香想哭又想笑，

　　不知道怎么说着好。

　　王贵笑的说不出来话，

　　看着香香还想她! ——《王贵与李香香·自由结婚》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到作品的主人翁都是勇于追求爱情，敢于蔑视封建礼教，敢于与为富不仁的财主做斗争的。而且作品中主人翁的思想是大胆而坚定不移的，在黄土地这种生态环境之下产生这种思想是十分自然的。作家李季就很好的抓住了民间文学审美叙事的特点，象民间文学的这种审美叙事特点学习，写出了黄土地人民的心声。但是作家在象民间汲取营养的同时也有自身的特点。

　　A、华林山上青青草，

　　可惜了一对干散人。

　　这事编成曲儿了，

　　各州府县里唱遍了。

　　唱曲的人们泪不干，

　　听下的人们心常酸。

　　人人讲来个个论，

　　恨只恨这世道太不平! ——《马五哥与尕豆妹·尾声>>

　　B、两人见面手拉着手，

　　难说难笑难开口;

　　一肚子话儿说不出来，

　　好比一条手巾把嘴塞。

　　挣扎半天王贵才说了一句话：

　　“咱们闹革命，革命也是为了咱!” ——《王贵与李香香·团圆>>

　　从以上两段文字对比可以看到作为原生态民间文学的《马>>和做为作家“创造”的民间文学《王>>在审美叙事上的显著差异。首先，从创作内容反映的时间上来看，<<马>>反映的是清光绪七年的事情，而作家作品<<王>>则反映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情。其次，<<马>>反映的社会政治状况是清朝封建统治制度之下的，而作家作品<<王>>反映的则是中国共产党与反动统治者进行斗争的时期。基于以上两点， <<马>>整个是一种威武悲怆的基调，结尾是悲剧，展现一种面对现实既愤慨又无奈的悲剧美;而<<王>>由于反映的历史时期不同，再加上它是为响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做，它显示的是一种激昂的基调，最后的结尾也是在革命的指引下主人翁获得了幸福生活，它展示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光明的精神，是一种喜剧美。可见作家文学在借鉴民间文学创作经验的同时也会加入自己的独特审美叙事，而且它在作品中非常重要。  

　　三 《马五哥与尕豆妹》和《王贵与李香香》反映的民俗事象对比

　　从叙事学角度对《马》和《王》进行对比分析之后，有必要进一步从其本体，即民俗的角度对其进行对比分析。这两首民歌反映了丰富的民俗事象，既有日常生活中的民俗事象，也有民俗事件中的民俗事象，同时也反映了日常语言民俗和特殊用语民俗。对它们的这种分析在文化上来讲更进一层，因此也更有利于对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关系的理解和把握。

　　首先从日常生活民俗来讲，《马》和《王》都反映了大量的日常生活民俗，这些民俗事象的描写并非毫无意义与作用，它概括地反映了民歌所反映内容之所以出现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因此对民俗事象的研究实质上是在对《马》和《王》做深层次的文化研究，是探询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关系的一把金钥匙。

　　1.生产劳动民俗。这两首民歌里都反映了主人翁生产劳动的场景，因此有大量的反映生产劳动的民俗事象，如：反映黄土地上人们特有的劳动场面、放羊等。在《马》中这样写：马五哥放羊者高山坡，而在作家“创作”的民间文学作品《王》中是如此描述： 冬天王贵去放羊，上没有好衣裳;另外还有许多其它关于生产劳动民俗的描写，如:挑水,收庄稼等。所不同的是作家作品《王》为了突出阶级压迫，在描写生产劳动民俗时注重突出了人物受压迫的形象,如： 秋天收庄稼一张镰，破了手心还说慢。

　　2.物质生活民俗。在作品中有许多反映当地起居饮食等生活民俗的描写。如：《王》中有“初一饺子下满锅,王贵还啃糠窝窝。”“穿了冬衣没夏衣，六月天翻穿老羊皮。”《马》中 “花花的枕头我两人枕, 女婿娃枕给个木墩墩。”“花花的被儿我俩人盖, 女婿娃盖给个破口袋。”虽然都是反映生活民俗，但是二者的侧重点不同，作家的写作在描写民俗事象的同时是要展示阶级和社会的不平等，唤起人们的斗争意识。而原生态民间文学作品则是要表现两个主人翁的甜蜜爱情。

　　3.自然风貌描写。自然风貌是民众日常生活中现实存在的事象，因此也可以归为日常生活民俗。《马》和《王》都反映了三边地区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如： 《马》中“两个缘法就这么巧，清水的泉边里碰上了”。《王贵与李香香》中“掏完了苦菜上树梢，地上不见绿苗苗。”“三十里草地二十里沙，哪一群牛羊不属他家?”在原生态民间文学作品中自然生态的描写是无意识的，仅仅起到说明地点和烘托气氛的作用;而在作家作品中自然风貌的描写确成为有意识的，其通过突出人物的生存环境，表现人物生活的困苦，揭示阶级压迫的残酷。

　　除了日常生活民俗，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民俗事件中的民俗事象。民俗事件是民俗活动综合展演的舞台，最能突出民间文化的特色和内涵，因此有必要对《马》和《王》反映的民俗事件进行分析。由于它们都是反映爱情的作品，因此婚俗在其中占有很大分量.。《马》中 “三岁的马驹儿点个头，我和马五哥换记首。”《王》中“碟子八碗摆酒席，下的日子腊月二十一。”在这里《马》中描写的是男女互送定情物的习俗，为了突出表现男女主人翁的爱情。《王》中作家主要表现的是强迫婚姻，这里的婚俗描写主要是推动情节发展，顺延叙事的作用。

　　文学作品中，语言是它的材料，因此分析作品的语言就显得非常重要，尤其是民间文学作品，它的语言来自民间有自己独特之处。笔者从两个部分进行分析，即日常语言民俗和特殊用语民俗。

　　《马》和《王》中所使用的民众日常语言非常有特色。《马》中“ 阳洼山上羊吃草， 马五哥好象杨宗保。 天上的星宿星对星， 尕豆妹赛过穆桂英。 马五阿哥是麻子哥，麻是麻在皮外哩，心肠好着人爱哩。没换个记首没搭个话，个人心里照洋蜡。”这几句话中提到的，杨宗保、穆桂英，还有麻子在皮外，心肠好等，不仅在用语上通俗易懂，源于生活，而且反映了民众不同于上层社会的审美观，强调健康的美，不注重外表，注重内心，这些都是民众在长期的生活斗争中总结的经验和形成的朴素审美观。这种语言的使用对表达作品的思想很重要。《王》中“一九二九年雨水少，庄稼就像炭火烤。瞎子摸黑路难上难,穷汉就怕闹荒年。荒年怕尾不怕头，第二年的春荒人人愁。掏完了苦菜上树梢，遍不见绿苗苗。百草吃尽吃树杆，捣碎树杆磨面面。”当然作家在这里学习了民间语言，所使用的都是民间口头惯用语，他用民间语言生动形象的表现出了民众的痛苦和生活的艰辛，从而彰显了民众需要革命。作家对于这种语言的使用不同于民众的无意识，他是有意识的模仿，希望通过模仿来使自己的作品能够顺利为民众接受，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

　　在《马》和《王》中，除了使用民众日常口头用语之外，还有许多特殊的民间语言，可以看做是特殊用语民俗。对独特民俗事象展示的特殊用语：讨吃子住在关爷庙，心想拔柴放火烤，雪下的柴儿点不着了。大年初一饺子下满锅，王贵还啃糠窝窝。(《王贵与李香香·王贵揽工》)。 马五哥把尕豆妹看上了，打发的媒人来回跑。(《马五哥与尕豆妹》)。这些从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用独特的民间语言进行故事叙事。 “一朵花”、“麻子哥”( 《马五哥与尕豆妹》)，“水汪汪”、“糯米牙” (《王贵与李香香》)等都是民众利用自己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对人物特点进行的比喻，这些也是民众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表达自己审美观的特殊语言。

　　结 语

　　通过对《马五哥与尕豆妹》这首原生态民歌和《王贵与李香香》这首作家“创作”的民歌进行的叙事学和民俗学对比，可以明晰地看到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之间深密的关系。二者水乳交融，相互影响，主要体现在作家文学对民间文学的借鉴、学习和营养的吸收，同时这种借鉴和学习又不是完全照搬，他在对民间文学进行借鉴的同时也在对它进行改造，以达到自己创作的要求和实现自己创作的目的。

　　民间文学是作家文学的营养源泉。作家在创作作品时需要借鉴和利用民间文学，这种借鉴和利用有时是显性的，有时则是隐性的。对于前者，这种借鉴主要体现在作家文学对民间文学语言风格，描写内容等的模仿上;后者则主要体现在作家文学对民间文学创作精神，对民间文学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品格上的继承。文中所使用的《马》和《王》总体说来是既有对民间形式如语言、民俗描写等的继承，也有对民间文学精神的继承，如勇于反抗等。是作家向民间学习，进行创作的典范。

　　作家在学习民间文学进行创作时并不是完全照搬，它的内核还是发生了极大变化，作家在吸收借鉴的同时加入自己的思想和观念，这种添加有时候会有助于对民间文学在思想和其他方面进行提升，但有时却会损害民间文学本身的价值，扭曲民间文化的本意。我国历史上借鉴民间文学创作出来的作家作品很多，这些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民间文化的弘扬和继承，但是也有一部分却损害了民间文学的形象。对于这两者要进行区分，这也是探讨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关系的目的之一。本文所探讨的《马》和《王》，从这个角度看，作家是很好的吸收和提升了民间文学的文化价值，它将民间文学刚健质朴的创作风格进行了完美吸收，同时又在民间文学基础上提升了自己作品的思想价值，即展示了革命对民众的必要性，奏出了时代的强音。

　　作家文学对民间文学的借鉴除了作家个人因素之外，还受到时代、历史背景、政治环境等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往往在社会剧变的特殊时期，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的影响显得尤为深刻，如中国近现代的几次民间文学思潮，五四时期、延安时期等就明显体现出这个特征。究其原因只有归结到在社会变更的重大历史时期，作家更需要吸收民间文学的营养来表达自己对时代的看法，表述社会变革的需求，其实在本质上是对民间文学特殊社会功能的借鉴、利用。《王》就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号召，为了唤起民众斗争，而结合时代进行的创作。它即吸收了民间文学作品勇于反抗、蔑视统治者的文化精神，又对它进行提升，也就是结合时代和政治的要求为这种反抗提供了出路——革命。可以说在这个作家“创作”的民歌里时代的烙印非常清晰，同样时代对它的要求也是我们在研究作家文学、民间文学关系时需要特别关注的。

　　民间文学的传播和扩布有它自身的特点，它一般是没有文本，要靠民众在生活中口口相传，这一点是作家作品所不具备的，也是二者的一个重要区别。但是在这一点上现实情况有时候还是会发生变化的，比如，有的民间文学作品被收集、整理之后也可以进入书面传播的领域，而有些作家作品，借鉴民间文学之后也会为民众逐渐接受，进而在民众中口口相传。《王贵与李香香》就是在作家创作之后由于贴近民众生活、风格接近民众语言，因此在民众中也有较为广泛的流传，关于这一点本文不做更具体的探讨。

　　[1]参见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2] Seymour Chatman，Story and Discourse :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P.151.

　　[3] (美)布斯，华明 胡晓苏 周宪译：《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0—81页。

　　[4] 王春林：《赵树理小说的叙述模式》，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第11页。

 

本文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