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多元文化论是在人类面临诸多生存威胁的语境中逐步得到特别强调的，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走向和命运，乃是多元文化格局的一个重要部分。如今，保护民族文化已经成为中国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共识，因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它不仅是文学建设问题，而且是关涉到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在保护和研究民族文学和文化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当警觉和尽力消除文化偏见和文化歧视。

　　关键词：多元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偏见

　　分类号： I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 - 8233 (2009) 02 - 0040 - 04


　　2001 年1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其中有这样的表述：“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这一《宣言》的通过，标志着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同时反映了文化多样性在世界市场全球化突飞猛进的大背景下受到的威胁和挑战。

　　在国际人文学术界大力宣传保护文化多样性之时，如何看待多元格局中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如何保护中国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及凸显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成为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

　　多元文化论的倡导不是我们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一种期许，一个“愿景”，而是从历史走到今天、还会持续走下去的大势。就今天而言，文化多样性还是不容规避的现实存在———全球有超过200 个国家，讲着6 000 种语言，分属超过5 000 个族群;全球有一半的国家拥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为少数族群。在国际性大都会的人口构成上，特别能看出这种多元特色：加拿大多伦多有超过44 %的人口出生于外国。但是，不可否认，在世界工业化、信息化潮流的冲击下，以及文化同化作用下，这6 000 种语言，其中20 %～50 %已经失传。有的科学家预言，到2100 年，可能将有90 %～95 %的语种消亡或趋于消亡。美国阿拉斯加费尔班克阿拉斯加本土语言中心负责人M ·克劳斯指出：“按保守的推测，在下个世纪里，平均每年将有20 种语言消亡”。[1] 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语种消亡甚至比物种灭绝速度更快。语言减少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减少一种语言，就意味着减少了一种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

　　倡导多元文化论的第二个原因是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国家内部的冲突比国家之间的冲突要更普遍。在非洲中部、巴尔干半岛和苏俄地区，这类冲突大多发生在“民族地区”。不过，在另外一些地方，在也是民族杂处、文化多元的国家中，局势并没有紧张和走向恶化。这也说明，多样性并不是紧张的根源，而不当的政策和操作才是问题的根源。

　　倡导多元文化论的第三个原因是：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全球化趋势，以及文化整合效应，已经导致许多传统文化的消亡，导致许多文明形态的边缘化。以某些大国为代表的强势文化的统摄力和冲击力，引起了全球许多国家的高度警觉。这两年来，关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国家“文化安全”的讨论也不绝于耳。

　　正是为了防御外来强势文化的入侵及维护自身的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不少国家纷纷大力提倡文化的多样性理念。

　　从文学层面看，有史以来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学就是在相互交流、互相融合中发展的，也因此形成了中国文学的多民族性和丰富性。这种多元文化的格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文化多样性宣言》之前，就已经得到中国学界和社会各界的讨论，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费孝通先生于1987 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1990 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社会和谐观点，1995 年提出“文化自觉”的思想，都强调了世间各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对话与文化包容，这是具有相当思想高度的“中国经验”的总结。当下，如何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观念和“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念，与构建和谐社会结合起来，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伟大复兴结合起来，是摆在民族文学研究界面前的深具挑战意味的问题，它策动于文学文化层面，但最终应当对国家层面的文化政策制定和操作，发挥影响力。

　　要“美人之美”，首先要学会尊重和欣赏不同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学会理解其文化特质和要素。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抛弃习焉不察的“文化眼镜”中形成的偏见。《2004 年人类发展报告：当今多样化世界中的文化自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总结出针对文化多样性政策的五大偏见，这些偏见，笔者在其它场合发表过一点议论，这里就不深入讨论了。概括地说，就是：

　　第一，人们的民族身份是与他们对国家的归属感相冲突的，因此承认多样性和统一国家之间存在取舍关系;第二，各民族群体在价值观碰撞中很可能产生暴力冲突，因此在尊重多样性和维持和平之间存在取舍关系;第三，文化自由(自主权) 要求扞卫传统习俗，因此，承认文化多样性与发展进程、民主和人权进步等其他人类发展的优先事项之间存在取舍关系;第四，民族多样性的国家较难发展，因此在尊重多样性和促进发展之间存在取舍关系;第五，有些文化比起另外一些文化来，更有利于推动发展，有些文化拥有固有的民主价值而其它文化则不然，所以在文化包容和促进发展之间存在取舍关系。这五条所谓的“担忧”乃是彻头彻尾的谬论。从已有的经验教训看，凡是族群之间缺少尊重、缺少交流、缺少理解的地方，往往也是冲突频仍、矛盾激烈、关系紧张的地方。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文学往往又能起到增进交流和理解，进而增进相互包容，乃至相互欣赏的巨大作用。所以，中国境内各个族群文学的发展和进步，一方面会成为多元文化政策的一个良性结果，另一方面，又会反过来促进多元文化建设。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实现，从理想的层面讲，应当是这样一种局面，就是所有人都有条件并按照自身的意愿行使文化自主权。一个社会的文化多样性不能理解为只是针对特定群体而施与优惠，它也应当为该社会的所有成员提供享有文化选择权的机会。多样性因此不能理解为多数人或者占据优势地位的人群对少数人或者处于劣势地位的人群的“居高临下”的施舍或赠与。这样一种认识，对于多民族国家中的政策制订和操作尤为重要。我们无须担心随着多元文化政策的推进，会导致灾难性的地方主义和分离倾向，会导致冲突的加剧和不同人群之间关系的紧张。现实情况是，在人们适应他人的生活方式并理智地朝这个方面发展的情况下，较充分实行文化自主权和多元文化政策推行得比较好的地方，文化原教旨主义倾向、地方主义倾向和民族沙文主义倾向不是大大增强了，而是大大削弱了。对社会稳定和经济文化进步，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反之，在那些今天冲突频仍的地区，往往是历史上采用了强制异己者同化、歧视和剥夺少数族群、压制对平等和公正的诉求，以及暴力征服和大规模屠杀等做法的地方。从人类社会的经验来看，这些旧的文化同化手段，不仅不会带来好的效果，反而会导致问题积累和加剧，从更长时段考察，着手解决的代价十分巨大。

　　保护和发展各民族的文学，在当今语境下，就不仅是扶持和发展各民族自己的优秀作家和杰出作品，而且也包括各民族的源远流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历史极为悠久的口头文学传统。与有形遗产相比，无形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面临着更严峻的保护形势。总体而言，从20 世纪下半叶开始，全球化趋势在迅速增强，文化标准化、地区冲突、旅游业、工业化和城镇化、农牧业区缩减、移民和环境恶化，以及现代传媒的影响力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量消亡，特别是在那些传统文化的秉持者人数较少的地方，在从语言到经济生活方面都处于强势文化冲击下的族群当中，这种情况尤为严重。那些本属于人类共同财富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其中的口头遗产，正处于消亡的危境中。例如《格萨尔》演述传统，近年来，随着一批批老歌手相继去世，说唱艺术的传承已经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再以新疆卫拉特地区为例，根据田野观察所提供的资料来看，在整个20 世纪的前半叶，史诗《江格尔》的演唱，还比较兴盛。当时传唱的诗章数量也多，而且经常有大型的演唱《江格尔》的活动。但是到了20 世纪末，情况就急转直下了———如今《江格尔》演述高手已经是寥若晨星。可见，口头文学传统的濒危现状更堪忧，保护任务更紧迫。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 中国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共同遗产;它们所呈现出来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魅力的源泉之一，是中华各民族创造力和艺术表现力的源泉，是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也是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宝贵资源。

　　在强调文化多样性之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与人们美好愿望背道而驰的现象。其中一个特别应当警惕的现象，就是打着保护传统文化的旗号，为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张目的言论和做法。近些年来，以“保卫××”为题目的口号，以及随之掀起的媒体炒作和网民激辩，实质上都反映出人们对多元文化缺乏正确的理解。多样性应该建立在认可他文化以及开展对话的基础上，以便相互了解、欣赏和尊重。有的学者热衷于高谈传统的保护乃至“捍卫”，而闭口不谈文化的选择权和自主权，这是极端片面的;还有学者从狭隘的目的出发，要求自己的研究对象维持现状，作他们的“活标本”，以满足他们追寻“文化原型”和“传统本真”的理念，这样的诉求很难说是以人为本的。不过，更深一步讲，文化多样性固然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但多样性本身并不是终极目标，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在面对许多抉择时的“优先事项”。所以说，对于所有人，特别是对于少数的、处于弱势的人群而言，他们自己的文化自主和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

　　文化多样性的落实，需要几个方面的合力：首先是政府的决策制定和政策实施。政府在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过程中是起着主导性作用的。由于其作用力很大，就需要慎重和反复论证，否则一旦出现偏差，后果会很严重。于是，学界的介入就变得十分必要。

　　通过科学的跟踪调查、抽样分析和前景预测，提供可行的实施方略，推动多元文化政策朝着健康方向发展。学界也可以通过学术成果的宣传，普及文化多样性的理论知识，提高政府官员、社会各界以及民众对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再者，要确保民众参与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权利，这是能够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最重要因素。各民族的文化都是由自己民族的群众创造和传承的，当然也是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中发展的，他们对自己的文化享有不容挑战的处置权利和解释的权利。在任何保护与开发民族文化的活动中，都必须以各民族的民众为主体，让他们全方位、全过程参与，不能允许将其排除在外的所谓开发得逞。通过参与而获得应有的利益，民众既能乐于保护他们的文化传统，又能享受到开发带来的好处。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华文化大花园中的一簇奇葩，近年来从创作到研究，从保护到复兴，在诸多领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笔者在此先谈几个倾向性的问题，成绩则留待其它场合去总结。

　　问题一：如何在族群文学之间进行平等的对话，这还是一个远远没有解决的问题。许多人不经深思熟虑就武断地认为，汉族文学是强势的“大传统”，而各个少数民族只是诸多“小传统”。这就是一个如何理解汉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关系的问题。从中华文学的整体进程而言，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历史上长期相互影响的。迄今为止的研究，强调“大传统”对众多“小传统”施以影响的多，谈论大传统所接受的各种“小传统”影响的少。

　　其实，太阳底下没有永恒的事物，没有一成不变的对应关系，所谓大和小，本身就是相对的，而且也会发生这样那样的转化。另外，即便是“小”，也不表明一定就分量轻，重要性低。一个民族文学的分量，不是简单地以这种传统的秉持者人数多寡、传播区域大小而论，而应该更多地考量这种文学在这个民族，乃至人类的文明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就发展到今天的人类文学历程来看，许多伟大的文明和文学成就，往往都是一些并不大的国度和民族所创造的。希腊在欧洲，无论其人口还是其地域，都不过是小国家。希腊的神话和荷马史诗，却是西方文学的滥觞。何况，在对待不同族群的文学关系时，我们应当具有在人类文明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伦理原则：这些原则就包括对异文化的充分尊重、宽容和理解。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就可以说，汉族文学与诸多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处理为以一对多的关系，而是充分强调其多层面交织的、叠加互渗的关系。台湾诗人席慕容曾经说过，不应当简单地把汉族文学传统与少数民族文学传统看成是一个汉族对应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关系，而要将这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的每个一，都拿来与汉族的这个一对等。所谓民族间平等，当然应当体现为文化和文学上的平等。以地域的、族群的、方言区的，以及其它特定文化标尺划分出来的文化传统，都各有内在的生命运动轨迹，都应当得到足够的尊重和平等的对待。

　　问题二：是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二元对立。口头传播技术和书写技术在诸多环节上确实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但是它们之间也并非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民族志诗学”和“口头传统”研究的热潮的推动下，人们逐渐抛弃了原来一直坚信的两者截然对立的观念，转而强调两者的关系是一种类似“谱系”式的关系———在谱系的两端，是较纯粹形态的文人书面创作和文盲艺人的口头创作，在两端之间，还有大量中间形态的、或曰过渡形态的现象。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中，这种口头和书写互动互渗，即各类中间形态的现象屡见不鲜。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演唱传统中当代最着名的演唱大师居素甫·玛玛依就是介乎一个典型的例子。蒙古族的格斯尔艺人金巴扎木苏受过学校教育，他的演唱风格吸收了书面文学的内容，使用程式与文盲歌手冉皮勒相比，更具有灵活性。

　　同样也可以看到汉族的书面文学传入少数民族地区转换成口头演述的文学，例如，蒙古族“乌力格尔”说书艺术，东蒙古地区广为流传的“故事本子”等等，不一而足。简而言之，将口头文学传统与文人的书面创作，看作是一个复杂互动的、彼此交融的谱系关系，对于深刻理解人类精神文化现象，理解人类艺术创造力的潜质和规律，都将有很大的帮助。

　　问题三：学术立场问题。在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时，眼光不能局限在民族文学内部，应当在对“地方性知识”的表述中，建立“学术共同体”和“地方性知识”体系平等对话的机制。“地方性知识”体系有助于深入了解特定文化传统的机制、特质与核心理念“， 学术共同体”则是超越具体经验的一般理论总结，是在汪洋大海般的无数人类经验中抽绎出的一般法则和规律。总之一句话，要有本土经验，又要超越本土经验，才能避免鼠目寸光，自说自话，才能在更广泛的对话和交流中形成学术创见。另一方面，也应该强调“以传统为本”，强调“站在民众的立场上”。研究的视角，无论是来自内部还是来自外部，都首先要摒弃居高临下的心态，摒弃文化上的偏见———小到对特定风俗习惯的歧视，大到种族歧视问题等。再者，要坚决反对文化上的狭隘心态，反对民族文化上的“原教旨主义”。那种唯我独尊的心态，那种不懂得尊重他人的心态，是注定不配得到他人的尊重的。

　　参考文献：

　　[1] 见《大学生》1997 年第11 期第24 页。

　　[2] 胡锦涛.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 ] . 云南日报，2005 - 06- 27.

　　收稿日期：2009 - 03 - 30 作者简介：朝戈金(1958～ ) ，男，蒙古族，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CIPSH) 副主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长，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原载《百色学院学报》2009 年第2 期 责任编辑：吕嵩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