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先生在《音调未定的传统》一书中一开始就追问“传统”是什么——它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它是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方式?它是某种文化的心理积淀？它是比习惯势力更加顽强而持久的旧意识？它是集合人性丑陋面的酱缸？它是家庭族类赖以延续的道德枢轴？它是真善美与假恶丑共存共荣的智慧树？还是别的什么？

　　说起来“传统”，一个民族的语言与文字无疑是最根本的载体，文化就是附着在语言文字这层“皮”之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近期有新闻报道，韩国多名前总理联名上书，敦促小学实施汉字教育，说明韩国高层开始重新重视汉语和汉字对传承其民族文化的作用，这是个意味深长的事件。

　　从历史上看，现代的中国周边国家，比如日本、韩国和越南作为“中华朝贡体系”的成员，都属于“汉字文化圈”。古时候，这些地区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最开始都借用汉字作为自己的文字。在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建立的过程中，它们陆续经历了一个创造民族文字、摆脱汉语影响的过程，日韩朝出现了表音文字结合象形表意文字使用的情况，而越南则采用了拉丁化的国语喃字。

　　这些语文改革的成败与否尚未成定论，不过在民族主义的驱动力下，朝韩在“去汉化”的道路上走得比较远。朝鲜于1949年推行完全使用“朝鲜文”的方针，废弃汉字，韩国1970年企图废除学校的汉字教育，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朝鲜1968年又恢复了部分汉字教育，韩国仅仅两年后就又恢复中学生学习汉字的措施。近期韩国的“汉字重兴”呼声，显然也是在经历了语文改革的历史教训之后的明智之举。因为事实上，汉语文承载了绝大部分韩国历史文化，如果将其“博物馆化”，那它的历史也就僵死了。

　　汉字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发明，人类的历史上，比汉字更早的文字有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圣书文字，但是它们早已灭绝，而汉字则是目前最古老的文字。“书同文”之后，汉语具有了它超方言及超语言特性。仅从汉语而论，中国各地至少可以分为北方方言、客家话、湘语、粤语、吴语、闽语、赣方言七大区域。而全国有55个少数民族，共使用超过100种语言，这些语言又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和印欧语系5个语系。汉字可以说是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和团结感召力的基础，因为汉字就像数学符号一样，只表意，不表音，所以它甚至具有超越国界的性质，上述的越朝韩就是例子。从20世纪上半期就开始的近半个世纪的拉丁化运动的失败就可见汉字的强大力量。

　　但是涉及到中国少数民族，我们不免又要产生如斯的疑问：由于很多少数民族典籍是用民族文字记载的，而在日益发达的交流之中，汉语的强大优势已经极大地挤压了民族语文的生存空间。毋庸讳言，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同胞已在学习汉语文中忘掉了本民族语言，因此就面临着无法解码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危险。这样一来，民族文化的断层和遗失的可能自然会引起一些人的忧心如焚。

　　不过，这其实是两个问题。换个角度来看，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将如此众多的族群凝结为一个整体，自然有其深层次不可分割的原因：各个民族文化之间总是充满了你来我往的交流，因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有效的历史总是各民族共同构建的“大传统”，而各种族群性、地方性、区域性的“小传统”也并行不悖，两者并不矛盾，反而形成了互补共生。

　　这又回到开头的“传统”问题，从尼采发端的“效果历史”被阐释学发扬，到当代的中国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统”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这整个时间性中的一种过程，而不是在过去就已经凝结成型的一种“实体”。传统乃是“尚未被规定的东西”，它永远处在制作之中，创造之中，永远向“未来”敞开着无穷的可能性。一部分语言文字的消亡是避免不了的历史现实，这恰是民族语文与时俱进的表现。因此我们可以说，部分语文的“博物馆化”，成为文化遗产势在必然，活着的“小传统”不会消逝，而有效的历史将奋然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