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学研究由来久矣。经过许多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间学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已然收获颇多。这里，我只想根据自己的感觉，就今后满学研究的某些具体方向提出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一，鉴于满族这个民族的历史，既明显地有别于中原主体民族也明显地有别于其他现存的54个少数民族，我们对满族这个民族的历史及其文化的研究，就要注意到它的特殊性。以往我们对于这一特殊性的关注是有的，但是恐怕还不大够。以至于我们都感到了这种特殊性的存在，却又都不大能说得清这个民族的特殊性在哪些地方。当然，我并不是说满族存在着完全脱离了民族学以及社会科学一般理论涵盖的特殊性，但是，也的确要看到满族的历史和文化有些地方是不好用现成的理论去笼统套用的。认识到这一点，逐渐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去接近其特殊性，去阐释其特殊性，我以为是必要的和有学术意义的。

     二，围绕17世纪中叶满洲民族入关问题的探讨。满族的特殊性大约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这中间牵扯到的较为突出的问题，大约包括着：满洲民族的诞生所涉及的民族学诠释问题（她既不同于汉民族的“雪球”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自然而然“滚”大起来的，也不同于众多民族的问世是一个无“起点”可寻的缘起）；满洲民族出现所体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诉求问题；满洲民族诞生之际其上层的政治军事策略的确定问题（难道真的简单到只是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东北地区此前为中央政权所辖制的程度、时限和有效性问题（如果这种辖制早已有之则应无“外敌入侵”之议，如此前东北确为异国则满洲入关则应肯定对中华版图的扩充有极大意义）；满洲民族入关究竟是外寇“入侵”还是古来常见的国内政权更迭（或曰一国之内异民族政权更迭）；清政权问鼎中原之初国内民族关系情状及其变化的轨迹如何；等等。

    三，八旗制度及其相关问题。这中间涉及的问题太多了，我仅从一个侧面提一点儿小问题：满洲贵族建立八旗制度包含了三个八旗，对其间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心胸和民族文化上面异乎寻常的包容性，应作何等解释？“但问旗民，不问满汉”，“只知有旗族不知有满族”，曾是相当长时期的现实状况，而我们现在关注某些历史人物的时候却一定要验看其血统的化验单，是否有悖历史也有悖科学？同时，在评说清代一大批贤官良将时，普遍隐去他们的“旗族”身份（他们多是汉军旗人或者蒙古旗人），对我们所治满学亦未必适当。清代确有“首崇满洲”政策，但只强调这一面而忽视了“旗族”是一个整体的社会存在，也是不太科学的。

    四，围绕清初满洲上层政治军事方略问题的探讨。这中间涉及的问题也很多，我也只举一例：对康熙朝收复台湾这一重大事件，到底该怎么看，满学界内似乎已有定评，却好像并没有说动史学界的许多人，前些时间围绕电视连续剧《施琅大将军》出现的不少否定性言论便很是说明问题。

    五，关于满族文化是一个浑然的整体还是区分为不同的层次或者叫作不同板块问题。满族虽然是个中国历史上问世较为晚近的民族，围绕其文化嬗变带来的，却是十分复杂的内容。甚至夸张一点儿讲，这个民族几乎是把古来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都玩儿遍了，甚至还把当时西方的文化也染指了一些。所以，我们面对满族文化研究的时候切忌大而化之。赵展教授曾对满族历史上不同的文化社区有过论述。在我感觉，东北地区的乡野满族原初文化，与北京的京旗文化，二者的差异可谓极大，二者都是满族文化，彼此虽然由一个传统相互链接着，却又显然不在一个层面。这里面的学问应当说是很大的。

    六，关于满族的精神文化走向问题。这是跟上面一点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主要是指满族身陷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之后的主动抉择与被动走失的问题，是他们在文化上头的得与失的问题。民族学有个著名的法则：当野蛮的民族用武力征服了比自己更文明的民族之后，前者总是要为后者的文明所最终征服。古今中外印证这一法则的实例不胜枚举。满族也走上了这条路，他们的文化命运看上去是注定了的。“国语”丢掉了，骑射丢掉了。不过，这个具有智力潜能和创造精神的民族也许并没有一败涂地，他们试图给中华文化填充一些新的东西，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对于这种努力规避历史法则的顽强尝试，我们的满学研究界注意到了，却还探讨得相当不够。

    七，有关怎样估价满族或者说旗族的基本形象问题。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八旗子弟”在社会上是个极其不堪的称谓，它代表着玩忽守成、坐享荫庇、坐吃山空、游手好闲、颓唐堕落、无可救药……这跟历史事实是否有差距，差距有多大，我觉得这是满学工作者应当面对的。假使对于“八旗子弟”的这种罪案成立的话，那么清代何以能为祖国作出了那么多的贡献，满民族从古至今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杰出人物、优秀人物。至于八旗子弟世代当兵吃饷却不得去做任何别的营生，究竟是他们的福份呢还是悲剧，这也许是可以讨论的。我们的满学研究者今后或许可以为这个民族多说几句公道话。这不但符合历史事实，也对当代满族找回社会自信心是有益的。

    八，关于辛亥鼎革对满族的影响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多年来满学工作者大多心头萦绕却又一直笔底罕见的问题。我想，今天我们已然获得了较先前宽松了许多的学术环境，学术良知有可能更多地体现出来。其实这方面的研究在一些学者那里始终没有放弃。这毕竟是满学研究中间一个绕也绕不开的课题。辛亥革命的伟大进步意义是不能抹煞的。但是，任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有其局限性，这也是我们早已理解得很清楚的。以往人们在谈及辛亥革命的局限性时大多只是谈到其革命的不彻底性，其实，在我看来，彻底否定了满族这个在中华历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民族，也可以说是它的又一个局限性。到了民国年间满族被彻底地妖魔化了，满族成了个一塌糊涂的概念。在许多问题上满族同胞都是有口难辩，而最让他们伤心的是本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遭到了诋毁。难怪为国捐躯的旗族烈士子弟老舍，要在他的晚年作品《茶馆》中，借满人常四爷之口，喊出“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我并不是想说满族这个民族处处都对都好，她留待后人破解的文化教训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但是，学术研究总是已经在写21世纪的文章了，假如思想还停留在100年前或者1000年前，还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还是没有一种中华国族的大历史观，不是令人遗憾么？当然，我们的学术得顾及“营建和谐社会”的前提，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在民族问题的研究上，早已具备了识大体讲分寸的基本训练。不过，有的人到今天依旧无视多民族共同缔造中华这个早已被写进了国家宪法的结论，我们是不是也该提醒他们一下要注意“和谐社会”的营建和识大体讲分寸呢。

    当然，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还有许多。以上，只是我临时想到的。

    光阴荏苒。不经意间我和我的同辈人居然也快要抵达自己人生的下一个重要驿站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该当提倡的，可是我的身体欠佳，也许不大可能再做很多的事情。我们须提醒自我的是，好好谋划一下今后的时日。我们都不耻于作沽名钓誉之徒，未曾想过用浮夸的学问来换点儿什么个人的身价。我很同意佳生所长的倡导，把我们能够留给满学领域的东西尽量多地留下一些。不过，我又没有佳生所长那种“继往开来”的大气魄，只觉得自己是满学事业中的一个匆匆过客，一个过渡角色。但是，过渡者当然地也该担当起过渡者的责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