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

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颦颦宝玉两情痴，儿女闺房语笑私。

     三寸柔毫能写尽，欲呼才鬼一中之！

 

     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

     混沌一时七窍凿，争教天不赋穷愁。

 

这一组诗，题为《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作者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宗室[i]诗人爱新觉罗永忠。依文学实绩而言，永忠在清代文学与满族文学的历史上，似当占有一席并非太次要的位置；然而，多少年来，除了红学研究者之外，对他的名字却不甚了了。即便是在红学界，也多是在证实小说《红楼梦》的巨大成就时，才偶而得以引述以上三首诗作，进而提及作者。这位诗人的生平和创作，还远未能够成为独立的题目，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

本文，拟以这样的次序撰写：永忠其人，他读曹雪芹《红楼梦》后凭吊作者的诗作，以及他所处的生活氛围与《红楼梦》创作的关系。当然，这样尝试，目的还是想评价一下这位需要为人们了解的诗人。

 

                             一

 

清帝国是中华漫长封建社会的最末一代。由于内外矛盾的错综复杂,这个时代的众多课题，引起了学术界的不同认识和纷繁评议。对若干文学现象的看法，也不例外。

大抵说去，清政权在前期主要面对三大矛盾，即社会矛盾、国内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三者交加呈现，无时或已。在满洲[ii]最上层，尤其是爱新觉罗家族中，围绕皇位争夺和权利分配的苦斗，迭起于由太祖（努尔哈赤）到太宗（皇太极）、由太宗到世祖（福临，年号顺治）的交接过程。但是此阶段，清政权承受的社会矛盾和国内民族矛盾的压力很大，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便不得不让位于统治集团共同的利害得失，故而内部争斗还多能归结于一定的妥协。到了康熙年间，情况变了，社会矛盾和国内民族茅盾趋向和缓，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反倒白热化了。

谈永忠，就得从康熙朝诸皇子夺嫡之争说起。玄烨在位61年，排了行的皇子就有24个。因为清代皇位递补不承认长子继承权，所以皇子们窥视神器的明争暗斗，此起彼伏，绵延了三四十年。经过长久而苦恼的抉择，晚年的康熙曾对14子允禵寄以厚望，而这位封授了“抚远大将军”印信并代父西征厄鲁特蒙古叛乱的“十四阿哥[iii]”，不是别人，就是永忠的祖父。岂料康熙猝崩，允禵的同母兄、皇四阿哥胤禛出示“遗诏”登上大宝，允禵的帝位期待便永告东逝。犹不仅此，作了雍正皇帝的胤禛，对诸位手足扳起铁青的面孔大加伐戮。[iv]允禵虽然幸免一死，却奉旨长期谪守皇陵，失去自由，形同囚犯。他久居囹圄，伶仃厮熬，直捱到雍正十三年胤禛暴亡，弘历即位，才在次年（乾隆元年）获释。此时的允禵，年过半百，万念俱灰，早已蜕去了先前雄姿英发、胆气超人的风采。其政敌，皇八子允禩和皇九子允禟，备受凌辱，先后丧生。

恰在雍正死去这一年，公元1734年，永忠降生。允禵为了让人看出他对新皇上的感戴之意，亲自给这个新生的孙儿以“永忠”命名。

 

 

 

 

 

 

 

 

 

 

 

 

 

 

 

既然三人交好若此，就给我们了解永忠提供了便利。永忠，一生都处在睽睽众目之下，稍有闪失，也可能惹出飞来横祸。所以，他须时刻打点些谦谦唯唯，不肯轻越雷池半步。永〇（上为“奎”，下为“心”）、书諴则不然，他们还够不上为当局重点控制的“危险分子”，当然用不着那么郑重其事地装出敦厚和平之态。与永忠不同，他们的作品，讽喻时事，锋芒外向，抒发郁闷，性灵毕现——当然，也还得在“文字狱”容忍的范围之内。

笔者于是想到，可以借助永〇（上为“奎”，下为“心”）、书諴的笔墨，为我们折射出永忠灵魂之屏的真实影像来。书諴在他的诗中说：“长安车马如水流，出门泥土增烦忧”[xxii]；又说：“骄阳炙地气腾火，百计娱心无一可”[xxiii]；还说：“世间万事无如酒，醉眼看花花尽丑。惟有梅花恶独醒？直使《离骚》不能取”[xxiv]。不难看出，其胸中块垒是层叠沉积的。

为着什么呢?

永〇（上为“奎”，下为“心”）的诗句，更直截了当。他喊出了：“呜呼大地为高丘，蚁穴纷纷争王侯……贤愚到头无复别，人生扰扰何时休!”[xxv]又喝问道：“君不见伏波晚岁心犹壮，明珠犀玉遭谗谤?又不见淮阴一日大功成，狡兔未尽狗即烹?”[xxvi]

这就清楚多了。他们的一腔愤懑，是冲着薄情寡恩的同宗掌权人去的，是冲着尔虞我诈的列位王霸者去的，是冲着崎崛险巇的肮脏官场去的。这种不可扼止的情绪，在他们，既是切肤铭胸的，也是彼此与共的。永忠显然不会例外。

永忠诗中不是有不少“白鸟[xxvii]潜缘幔，青虫暗扑窗”[xxviii]，“飞蚊更结羽，竟夕振雷音”[xxix]之类的费解句子么，在这里，注脚被发现了。

为了逃避炎势，消极抗拒他们深恶痛绝的封建弊政，永忠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正是他们协调行动的一部分。

一曰各自谢世读书。永〇（上为“奎”，下为“心”）之侄昭裢在《神清室稿跋》中，记载了叔父常年“独处一斗室中”读书吟诗的情形。书諴的一首《题臞仙云阴欲雪图》诗，也为我们描摹了永忠的一帧自绘像：

 

前山后山云垂垂，大木小木长风吹。

欲雪不雪尽如晦，湖影吞空静游滁。

水阔凭空随人指，此公读书声未已。

彼美盈盈间一水，臞仙自画琨林子 (引者注：“琨林子”亦永忠号)。

 

二曰相约互邀，对酒当歌，唱予和汝。此种题材的篇什，在三位诗人的集子里，都占有可观的比重。他们的眼里，世上万物不足道，只有你我他之间的理解与情谊，才是最真挚的，最富吸引力的：“风雨初涤天日朗，潇洒襟怀气逾爽。剩有黄花三两枝，人约东篱欣共赏。下车不解叙寒温，触目琳琅歌慨慷。”)[xxx]“九月十日风物清，登高已罢心未平。陶公篱菊正烂漫，折简招我偕酒兵。”[xxxi]他们不聚则已，每聚必醉。酒酣耳熟之际，便慷慨狂歌，是以为哭，以阮籍、刘伶自况，以太白、长吉互喻。这样的“诗酒唱和”，远远突破了旧时文人间的空虚礼酬，呈现出一抹抹强烈的政治色调。

三曰浪迹山水，吟风赋月，陶冶情志。他们对归隐山林，种过几天西畴田亩的陶渊明，羡慕得很。可是八旗制度限定，满人无论何等身份，都不许擅离旗地。宗室人士，更不得私出京城。结果他们对祖国的名山大川向往了一辈子，到底也没有福份成游。于是，他们把自己的足迹，洒遍了京郊的每片山水。书諴有诗云：“住山固无缘，游山遂无度。屈指惜秋残，趋之若公务。”[xxxii]只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他们才感到一洗平素的躁虑，心赏目悦。

    永忠还同他的挚友，在自己选定的理想之岸 —— 政治漩涡冲刷不到的地方，构筑起广泛的生活情趣。琴棋书画，无所不操，无所不通。永忠儿时即善抚琴，能弹奏《平砂》、《静观》等曲目。[xxxiii]他刚成年的书法，便得晋入骨力，为士人们推崇，友人见其“片纸只字，辄夺去藏蓄。”[xxxiv]他和书諴，都是绘画高手，均长于画梅，风格各呈千秋：“臞仙写梅梅似火，道人游戏朱门可；樗仙写梅梅似冰，心已成灰身未果。”[xxxv]其他，习射、酿酒、种蔬、养花、植竹、蓄砚，也都是他们生活中的快事。人们说，满人多才多艺。应该看到，这是在清代这个满洲人地位特别的历史时期渐渐形成的。悠久而浓烈的汉族古代文化习尚，濡染着满洲上层有闲子弟。而永忠这一类闲散的士大夫，与强权政治相互排斥，格格不入，在诸多技艺方面反倒苦心孤诣地追索，又怎能不一展才华?从清初，到永忠那个时代，满洲人大都是以昂扬进取的姿态介入社会生活的，其中得势者，注定要将其有为的一面，发挥在政治上；而许多失势者，不甘人下，也顽强地选择施展自我的方向。所以，永忠这些人在各门技艺上的成就，内里包孕着一派蓬勃生机。(至于清后期，越来越多的满洲旗人走上艺术之路，又有些别的原因。那是后话。)

以永忠为轴心，以严酷生活下的共同体验为思想纽带的这个宗室文人集团，虽都秉性清高，却也不是完全封闭的。大浪淘金，社会政治生活的洪涛，不停地往他们眼前推出些志同道合者。乾隆三十年之后，又有几位新人物走到了他们中间来；敦诚(敬亭)、敦敏(懋斋)、额尔赫宜(墨香)、幻翁(沙城狂叟)、成桂(雪田)、兆勋(牧亭)……有趣的是，他们不但个个锦襟绣口，才华飘溢，而且大多是有一番潦落家世的爱新觉罗！

人多了，圈大了，但他们的生活志好，交往方式，以及情谊的递达，却依然沿着永忠、永〇（上为“奎”，下为“心”）、书諴一并铺开的那条既定轨道伸展。敦诚、额尔赫宜和成桂，在这些人中，与永忠更亲近些。敦诚，是努尔哈赤之子阿济格的五世孙，额尔赫宜是敦诚的幼叔。自打阿济格于顺治朝被难之后，他们这支已经沦为了宗室平民，“不辞种莱身兼仆，无力延师自课孙。”[xxxvi]到后来虽然略见转机，可也早与当朝执政结下了蒂固根深的宿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敦诚刚刚结识永忠，便对这位“貌臞心自冷”的宗弟很是倾心；而永忠，“耳熟敬亭有年”，一朝邂逅，相见恨迟，自有说不尽的心头话。额尔赫宜，乃是一位风流倜傥的青年武士，偏爱浏览情诗情文，遇上了永忠这个“情种”，也属求之不得，他俩频繁交换各自欣赏的文学作品。永忠在把自己写的“情诗”传寄给他时，居然再三叮咛：“再无副本，人亦未见，幸速见还，若致遗失，性命所关也！”[xxxvii]可见他们心神相昭的是何内容了。

    成桂也许是这个文人集团中处境尤告可怜的一位。他隶属爱新觉罗的哪一支，已于正曲无考。只知他文墨在胸却一贫如洗，多年靠永忠收留赡养。他们的关系也可见一斑了。

    毫无疑问，人们未曾领略过无缘故的爱和恨。在一一认识了永忠知已们的时候，面向永忠的镜头焦距，就被调节得更加准确而清晰了。

于是，谈谈永忠读小说《红楼梦》及其挥泪悲悼曹雪芹的诗，便是十分自然的了。

 

                                 三

 

    这件事，在诗人59岁的整个生命里，尽管只是留下百十字的痕迹，却是如此赫然地引入瞩目。

    34岁的永忠，从他的密友额尔赫宜手中，借到一部手抄秘本的《红楼梦》。按说，他们之间传阅文学作品，已成习惯。而这回却不然，一阅之后，却给永忠的精神世界带来了石破天惊的震动。

    一部小说，把他多年固守的韬光养晦的防线崩塌了，思浪情涛破堤奔流，诗人再不能自已，笔纵龙蛇，一气挥成七绝三首。这便是本文开篇处所引录的那些动人灵台的诗句。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身世，近代以来业经专家们多方考得，众所周知，而在当初，曹氏却是个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永忠在展读小说之前，是否会得知他的凄楚身世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敦诚与永忠相识之先，已与雪芹深交经年，直至雪芹逝世。雪芹给他的印象是那么深，永忠与他的友谊是那么真，他不会不把雪芹讲与永忠听。

    永忠了解雪芹之遭逢，不无意义。二人的家道，原来就有非同一般的连络。永忠祖父允禵，乃康熙帝极钟爱之子，雪芹祖父曹寅，亦为康熙帝得力的内务府大员。永忠一家于雍正朝之前，还称得上得天独厚的“天潢骄子”；雪芹家截止康熙朝，也是钟鸣鼎食的百年望族。永忠的祖父允禵，惨败在雍正帝之手；雪芹父曹頫，也是在雍正年间被缉办的。允禵因争帝位而遭荼毒，曹頫又为何而倒运呢?红学界的结论之一，就是说曹頫的姐姐(雪芹的姑母)，上嫁作了平郡王讷尔苏的王妃，而讷尔苏在允禵代父西征时，又恰恰是允禵的左膀右臂！在雍正皇上心目中，治允禵，必得株连讷尔苏；治讷尔苏，必得株连曹頫，因为他们是一党。连锁反应就这么出现了。《红楼梦》第四回那个葫芦僧门子，曾指出贾、史、王、薛四家，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读到此处，永忠必然要把小说的艺术加工，还原成为一幕幕生活中本来就发生过的难忘场景，与小说作者同病相怜而频嗟叹叹!

    自己与雪芹，相似何其多。这是永忠在读《红楼梦》时一再发觉和感慨尤烈的。家世，仅是其中之一。更多的，更重要的，在思想感情方面。

    雪芹在其如椽笔下详描尽绘的封建“末世”万千气象，对永忠来说，是熟稔的，是在生活中时刻寓目感心的。小说中展现的人世间枯荣悲欢、生合死离、衰兴败成、暖冷炎凉，在今日读者眼里，即已是准确逼真、生动形象的了；那么，在彼时彼境的永忠看去，简直就是咄咄逼人、动魄惊魂的了。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xxxviii]永忠和雪芹，都是罪囚之后，昔日前人所逢“烈火烹油之盛”，像过眼烟云般地飘散了，给他们留下的，只是一缕缕冥冥虚幻的感念罢了！“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xxxix]，“叹人世，终难定”[xl]。他们面临凶险四布、转瞬沧桑的人生，痛感无以自主，总觉得有股不可驾御的谜也似的力量，在无情地玩弄着他们的命运之筹。于是，渐渐惑于因果，遁入虚无，或趋向老庄，或近乎佛禅，以找寻薄团自守的途径。在《红楼梦》里，作者最终为宝玉设计的，差不多就是这么一条道路，而永忠先辈为他划定，并由他自己凭据全身的，亦此准则。

    雪芹在自己的作品中，公然展示了封建社会千疮百孔的肌体和已入膏肓的痼疾。因为，他确实品遍了世上的甜酸苦辣，认惯了世人的眼色与本性。永忠又何尝没有同样的体会！他们对上上下下“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怀有切齿的憎恶，对一整个时代失望绝决，却又与现存的封建制度和封建阶级，有着程度不同的相依关系。他们的精神，痛苦地徘徊在“出世”与“入世”的隘口处，熬煎于“折台”与“补天”的犹移间。

    “木石前盟”的宝黛爱情故事，撞击着“情种”永忠的心。他肯定不会是个色盲——在小说男女主人公性格的浓重的叛逆色彩面前，他是把“颦颦宝玉两情痴”，作为自己的意中形象来讴歌的。挣脱精神锁钥的桎梏，争取个性解放，这种思想基础，永忠是有的，早在题《西厢记》诗作中，便有表述。而颦颦和宝玉，更有反抗伪善礼教，蔑视利禄功名的共同抗争，想必也是永忠可以心领神会并寄以支持的。

    令永忠啧叹不已的，正是雪芹笔下的凡此种种，激愤澎湃的诅咒，脉脉流情的挽歌，尽为永忠心底所有而笔下所无。永忠惊异了：在自己难得的几位挚友之外，还会有雪芹这样一位更其高妙和卓越的知已！抱憾哪，这位知己，只能由其作品去相识了，他已在五年前，就告别了人间……言念及此，痛感至深，千怨交迸，涕泗倾流，几回掩卷，恸哭曹侯！他恨不能邀得九泉之下的这位“才鬼”，来自己的延芬斗室，对酒述怀，一醉方休。

    感情上的共鸣，思想上的认同，使永忠在自己的诗歌创作活动中，走出了有生之间最远的一步。雪芹在小说缘起处，怆然以诗发问：“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投桃报李，永忠的三首诗，正是给雪芹哀魂的一个极为确切的回答，证实了在同时代的读者中，他是对雪芹书的“其中味”体会最深刻的人。雪芹逝世时，他的友好敦诚、敦敏、张宜泉，都写过真情宛然的凭吊诗章、对雪芹其人其事有清醒的认识及高度的评鉴；但对雪芹的书，则还不曾写过见地精到的读后感。在《红楼梦》成书的同时，进行该书批评的那位最早的“红学家”——脂砚，虽曾对作者的创作甘苦及作品的故事设计，作过若干有益的揭示，但在认识小说写作宗旨时，他(她?)所提供的意见，又的确与作者的意图时有偏离。与永忠同时或稍后，另外也有部分的欣赏者，有幸读到《红楼梦》，甚至也有其中少数人，为小说的强烈文学功力所折服，写过些题咏诗。但这些诗，都拘泥于对作品的艺术性和情节的泛泛夸赞，离小说笔端饱蘸的深刻含意，还差着万里之遥。乾隆年间的宗室诗人明义(我斋)，写了20首读红诗[xli]，是乾嘉时期同类诗词中最突出的，其实际，也没有突破这个樊篱。而打破这种局面的，永忠是第一人！他无愧于这个“第一人”，置可能发生的追查法办于不顾，毅然将这三首诗，誊入自己的《延芬室诗集》。他那位道貌岸然的叔父弘旿，见此十分胆怯，竟在诗集中作出眉批，声明自己对小说《红楼梦》“闻之久矣，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xlii]恰恰从旁衬托出永忠此举之胆识不凡。

    另一方面，永忠本人的艺术修养，使他又得以在文学成就方面较好地欣赏《红楼梦》。永忠本人虽然一生中多创作诗歌，也写过少量散文，没有写过小说或戏剧，但他的文学兴致却远远超过自己笔下的文学样式。他最大的喜好是藏书，“臞仙少年心冰清，身无长物书满籝”[xliii]；而且把更大的兴趣放在看杂书上：“常不衫不履，散步市衢，遇奇书异籍，必买之归，虽典衣绝食所不怨也”[xliv]。“奇书异籍”，显然是指封建文学正统所鄙薄的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因而，他能成为明清之际较早认清小说创作意义和创作规律的有眼光的文人之一。他发现，《红楼梦》的创作出于作者亲身体验，却远不仅限于一家的生活素材，而是让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都来眼底复心头”的珍贵艺术结晶，是“辛苦才人用意搜”的文学劳动产物；他品味出，惟有匠心独运的大手笔，才“三寸柔毫能写尽”那么一个斑驳陆离的大千世界；他断言，文笔这样“传神”，便是足以千秋不朽的佳作了。这些精辟的诗句，与我们今天所持的文学观念，与我们今天对《红楼梦》小说的估价，是何等地相类相投!

    自然，我们亦不必溢美永忠，把他说得同雪芹一般伟大。永忠毕竟还是永忠。他对封建皇朝的痛绝和对新理想的追求，较之雪芹，都不可同日而语。易言之，永忠还不能像今人那样比较彻底地辨析雪芹思想的全部内涵。这倒不是囿于永忠的才力不济，而是因为他与雪芹社会经历互异。雪芹出生于锦衣花簇的家道“盛世”，享受过极顶的荣华，又亲自承受了“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的家境暴跌，被命运一举逐入社会底层，时常窘困到“日望西山餐暮霞”[xlv]的地步，他的感慨与愤激，当然是火山喷射般的强烈。而永忠，出生之前，家庭早已运交华盖，他并没有尝过一天“盛世”的丰美滋味。而终其一生，又不曾再遭到新的冲击，尽管与当朝异梦日久，而高出小康状的生活，却让他还能苟且下去。此其一。其二，雪芹早年生活在江南经济发达地域，对当时已在中国大地上崭露头角的资本主义因素，有幸目睹，其民主新精神也应运萌生。他天南地北地飘泊，人世间的苦痛忧患，对他时有启迪，其思想演进，也就可能达到时代的前列水准。而永忠却一辈子给关在京师这个死水一潭的封建堡垒里，胸间愁城难能吹进新鲜的时代气息。他又是冠以爱新觉罗“神圣”姓氏的宗室子弟，封建宗法陈规对他不会没有一点约束力。与雪芹相比，他在政治准则上与现行制度间的差距，更小些，思想感情上与世间百姓的差距，则更大些。

    但是有一点，至少有一点，永忠极接近雪芹，那就是，面对冰冷无情的社会，他们绝不甘心熄灭生命之火，而是奋发自砺，使之燃烧得更加炽烈。

    笔者希望能借助上述文字，恢复永忠这位饶有业绩的清代满族诗人的大致轮廓。他是不该为文学史忽略和忘却的。

    在重新把永忠作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课题的时候，有个进一步的联想随之产生。《红楼梦》在古典小说史册上，是一部雄视百代的现实主义巨制。对这部书的产生，专家们已做出极为艰苦的钻研，累积了诸多成就。然而，在研究曹雪芹赖以创作的生活基础时，似乎尚有疏漏之处。笔者认为，推进对永忠以及永〇（上为“奎”，下为“心”）、书諴、敦诚、敦敏等宗室文人及其集团的探讨，理当作为“红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因为，雪芹这位辛苦才人着意搜求的，除本人经历外，大都是这类宗室、贵族人士家世、际遇、情绪、习性、心理等方面的材料。永忠不是也写过题“十二钗”的诗么?永〇（上为“奎”，下为“心”）不是也写过题为“访菊”、“对菊”、“梦菊”、“簪菊”、“问菊”的诗么?雪芹小说中出现的这些诗题，绝不会是相互间的偶然巧合。作为满洲内务府包衣旗人的曹氏虽非宗室，却在兴衰各阶段都与宗室成员保持着紧密联系。就整个社会而言，他们的生活，本来就处在一个共同的微观氛围之内。进一步认识永忠及其所属的宗室文人集团，肯定会有助于对雪芹和他的作品的进一步研究。有一种意见，把离开《红楼梦》作品本身的探讨，一概划定为无须注目的“红外线”，恐怕失当了。而另—种方法，撇开雪芹同时代的大量史料不予关心，而潜意追求于对曹氏十八代祖宗的考证，也不足取。只有很具体地认清作家的现实生活基础，才会更确切地认准作家的思想幽微。如果仅仅把曹雪芹的生活条件，大而化之地说成“封建末世”，便难免在研究中出现雾里看花和概念化的倾向。当然，严格地说，这里附加提出来的问题，已是本文的几句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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