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手中的这本书，是一部满族当代作家们的小说合集。其中的29篇作品，分别出自29位满族作家的笔下。这是经过未能尽善的工作，由数以百计的满族当代小说作者繁多的短篇创作中筛选出来的。作为当代满族作家的奉献，作为当代满族文学的奉献，谨将其呈送到各民族广大读者面前。

 

　　　　　　　　　　　　　　　　　　　一

 

满族在我国古典小说创作领域，是一个起步较早的民族。清代，在我国小说体裁还处在向封建正统文学样式发动大规模冲击的时候，满族小说家便有过卓著的建树。这与本民族历来酷爱俗文学及讲唱文学的传统很有关系，满族在清初刚刚产生自己的作家和书面文学之后未久，便把相当多的艺术精力贯注到小说创作方面，贯注到小说欣赏和小说评论方面。乾隆年间的正白旗满洲包衣人曹雪芹，令文坛十分震惊地推出了自己的长篇白话小说《红楼梦》，展现了满族文学家在小说写作方面的巨大创造力，为后世的中外文学读者矗起了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东方古典小说艺术高峰。与曹氏几乎同时代的另外两位饶有才情的满族作家，和邦额和庆兰（长白浩歌子），曾各自创作了文言小说集《夜谭随录》和《萤窗异草》，这两部书至今被民族文学界视为满族古典文言小说的双璧。而晚清满族作家文康的长篇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也堪称我国古典小说的一部重要作品，在语言运用方面尤显功力高超。在清代满族小说创作兴起与拓进的过程中，满族文学家裕瑞、弘晓、永忠、明义等人，又在小说评论方面进行了种种努力，他们或撰专著，或写诗文，为小说创作登临中国文学的“大雅之堂”呼风唤雨，为思索和阐明小说创作理论而悉心探讨，取得了诸多实绩。

中国文学进入现代发展时期以后，满族小说作家的成就仍然为人们密切瞩目。杰出的现代文学家之一老舍，带着他那独特而凝重的满族文化感，以精到的现代艺术思维，创作了《骆驼样子》、《月牙儿》、《四世同堂》等不朽的作品，向中国现代文学的殿堂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出色劳动。此外，端木蕻良、舒群、颜一烟、关沫南……也都是蜚声于现代小说界的满族作家，他们的创作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地位。

当代满族小说作者，正是在这片浸润着本民族古典作家和现代作家辛勤汗水的民族文学园地上开犁耕播的。

 

　　　　　　　　　　　　　　　　　　二

 

毋庸赘言，在我国当代文学草创阶段的17年间(1949-1966)，作家们没有能得到他们所期待的那种理想的创作氛围。满族作家的小说创作，当然也因此而未登上理应达到的艺术高度。尽管满族作家们曾经不惜劳作之苦，但让我们今天再回头去看一看，当时的优秀作品委实不很多。试想，像老舍那样一位已具有超常艺术底力且以“劳动模范”驰名的满族文学大家，尚且要被迫将刚刚开篇的一部足以传世的描写满族题材的巨著《正红旗下》怆然中断，人们又怎么可以企盼赢得满族小说创作的极致境界!

继而，是长达10年的“文革”浩劫(1966-1976)。满族文学巨子老舍带着他那文化巨人的无极悲衷，愤然弃世。所有的满族文学家在这场灾难中，尽被夺走了创作权利。满族文学与我国各民族文学一样，直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新时期文学十年(1976-1986)，是中国文学复苏进而勃兴的历史阶段，也是满族作家创作复苏进而勃兴的历史阶段。真切地感应着时代生活的脉冲，满族作家们的艺术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以小说创作为重心的满族当代文学，出现丁种种异常喜人的发展态势。

刚刚结束了“文革”那场灾难，我国的“伤痕文学”作品便以战斗姿态出现，为全社会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做出了有力的舆论准备。满族青年作家关庚寅的小说《“不称心”的姐夫》脱颖而出，成为“伤痕文学”的早期成果之一，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册上占有一席位置，并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新时期满族作家的小说创作自此迅猛崛起，持续开进。

老、中、青不同年龄的满族小说家，在当代中国的民族文苑内纵横驰驱。在近年来时常发表小说新作的满族作家中，年长者已七旬开外，年幼者刚刚十五六岁。而更多的作家则均匀地分布在各个年龄层面上。

长、中、短篇小说佳作，在当代满族作家笔下迭出不穷。长篇中的优秀作品有《曹雪芹》(作者端木蕻良)、《北国风云录》(作者马加)、《盐丁儿》(作者颜一烟)、《淮海大战》(作者寒风)、《最后一个冬天》(作者马云鹏)、《亚细亚瀑布》(作者朱春雨)、《莫测姻缘》(作者李惠文)……中篇的佼佼之作则是《金缕曲》(作者舒群)、《沙海的绿荫》(作者朱春雨)、《公主的女儿》(作者赵大年)、《雪狼和他的恋人》(作者江浩)、《河东寨》(作者赵玫)……而满族小说家们在短篇创作中取得的成果，无论就其数量还是质量而言，都较长篇和中篇创作更为突出。据了解，近十年间，满族作家共发表短篇小说逾1200篇，约2000万字；其中的一些作品曾在各级各地的文学评奖活动中获奖达七十余次。

本书，便是由这十年间满族作家的短篇小说作品选编而成。

 

　　　　　　　　　　　　　　　　　　　三

 

曾经有过一种意见，对当代满族文学的客观存在表示怀疑。其理由不外是说满族作家已用汉语文创作和满族作家笔下没有反映本民族的生活。

满族作家使用汉语文由来已久。而在当代诸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发展中，也已经有相当多的民族，已经或者正在选择汉语文作为表达工具。这一现象，是我国各民族间长期而密切的族际交流的必然结果。如若把是否运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当成界定民族文学的必需尺度，则是背离我国国情的，也是不利于民族文化发展的。

至于满族作家的创作题材问题，我们的看法是，既要看到长期以来满汉人民杂处情况比较普遍，在表现他们相互贴近的社会生活时不易注明其写作对象族籍的一面，更要看到这种现象的存在与我国民族关系上一段不很正常的历史有关。自本世纪初清王朝被历史性地否定之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偏见，曾盛行于世，满族群众心头郁结着被压抑之感，甚至有许多满人不得不隐瞒民族成份以求躲避严重的民族歧视。于是，满族作家们也只好在创作中有意地匿去人物的满族特征，就像他们的一些同胞在现实生活中所做的那样。共和国创建之后的17年间，民族政策也没有能在实际上完全落实，满族作家想要反映本民族生活的愿望也还是难以实现(老舍《正红旗下》创作的夭折是最典型的一例)。而只有在“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国家的民族政策逐渐光照各民族人民心底的时候，满族人民及其作家那深深隐埋着的向隅之感才得以一扫。于是，在近几年间，满族作家直言描写满族生活及满族人物命运的作品便有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问世：长篇小说《曹雪芹》、《盐丁儿》、《只有我还活着》(作者马云鹏)，中篇小说《公主的女儿》、《“二七八团”》(作者赵大年)、《年息格格》(作者宁昶英)、短篇小说《德布达理》、《白杜鹃》(以上两篇作者边玲玲)、《乡恋》(作者王家男)、《西三旗》(作者赵大年)、《气》(作者李惠文)、《来喜儿》、《金色的白桦树》(以上两篇作者王安)、《在满洲的山岗上》(作者傅百龄)、《天池·龙》(作者穆静)、《东家》(作者林和平)、《棒槌声声》(作者胡昭)……

完全可以断定，在今后的小说创作中，满族作家将会更自然更大量地绘制自己民族的生活画卷，以飨满族及各民族读者。当然，同样可以断定的是，满族作家文学将来仍然不会把状写满族生活作为自己的惟一使命，她将继续走极开阔的路，这才是满族文学的风度。

 

　　　　　　　　　　　　　　　　　　四

 

满族作家是用一种滚烫的情感和一种自审的目力，去接受和把握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题材的。

刚刚步入中年的女作家边玲玲，挥泪写出了她的《德布达理》。作品围绕一个满族女大学生毕业后两番深入满族聚居的偏远山区采集著名的满族民间古歌“德布达理”的过程，凸现出了新时代的满族来者着力寻觅、承继和高扬自己民族魂灵的动人主题。尽管由于历史的唐突，满族民间文化出现了令人抱恨的断裂，但女大学毕业生却终于从那里的山石草木和水土风情中，从那里世代生息着的满族儿女及其血液特质中，也从自己的心里，找到了那首不灭的歌！这首歌从远古传来，“向着文明奔去”，跃动着一个民族的“独特韵律”。也许，边玲玲写作这篇小说时曾受到文学“寻根”思潮的感召，但她与那种猎奇于民族文化表层的轻浮行动显然迥然异路，在她笔端腾跃着的，是急切呼唤民族自尊自强的生命之火。

小说《乡恋》，是又一篇展现满族精神的佳作。作者是文坛后起之秀王家男。他19岁时写下的这篇作品，深入地开凿到东北山区满族劳动者质朴而又浑厚的内心世界精神层次，读者阅毕足以触发心灵的共振。年轻的作家怀着赤诚的情意，与长白山麓满族同胞一道，去弘扬民族精神中的优质，超越民族性格中的杂质，去完成一次人生价值观的必要修正。

《在满洲的山岗上》和《棒槌声声》等作品，传播出作家对本民族健美精神与顽强意志的讴歌。这些作品的主人公所走过的素朴而又坚韧的人生道路，标志出的，恰是一个具有内在活力和远大未来的民族前行的轨迹。

由于满族自身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呈现着明显的不平衡性，当代满族的精神状态与性格养成已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化社区所能笼罩的了。作家们察觉了关内都市满族与关东乡土满族之间的这种差异，并在创作中捕捉和描摹了这种差异。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对民族精神、性格反思并再造的强烈欲望。一方面，对关东乡土满族，充分褒扬其至今保持的由先民那里传继而来的真挚、炽烈、执著、奋发的优秀品格(从上述作品中可以读到这种褒扬)，又警策这部分同胞中某些人迄今仍旧自甘封闭于文明圈之外的惰性(从林和平《空谷锤音》中可以读到这种警策)；另一方面，对关内都市满族的精神生活，则进行着更为严肃的品评。

小说《西三旗》和《来喜儿》，便是反映北京满人社会生活的文学精品。透过这两篇作品，人们可以看到受中原儒雅文化浸泡300年之久的满族人，如何达到较高的文化修养，如何以纯艺术眼光打点自己的精神生活，尽管他们仍坚持着真善美的性格本质，却又总被一种畸形的文化惯力推搡着，使自己在当代生活中常常要表现出异样的心理倾斜。《西三旗》中的佟二爷夫妇，完全是“熟透了的旗人文化”的活标本，他们置日新月异的社会历史嬗变于不顾，墨守陈年的思维方式，思古恋旧，津津乐道于自造荒唐的“新”文化怪胎而全然不计经济效益，达到了异常的可笑与可悲。作家在叙述中倾入了深沉的民族文化自我扬弃意识，通过满族式��老舍式的“笑中含泪”的艺术手段，真切地将主题表达出来。

虽然满族小说作家在状写本民族生活方面普遍起步较晚，但从他们业已发表的一批出手不凡的作品，人们完全可以明了，作为满族作家创作主体的民族文化复归意识，正在鲜明而稳固地树立起来；其作品中属于满族文学特有的文化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及审美学的价值，也将日益鲜明地被创造出来。

 

　　　　　　　　　　　　　　　　　五

 

满族作家文学历来具有包容性格。她从不愿狭隘地固定自己的外向视角。当代的满族小说作者，更乐于以开放的文学胸襟、积极的人生眼光，全方位地去观察和发现生活，并将自己确切的生命体验注入作品。

当代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巨大变革过程中，正处在千年古国向现代化文明逼近的行进中，光明在望，气象万千，问题丛生。时代的使命强有力地作用于满族作家的艺术良知。通过一些优秀的小说作品，我们看到了他们对现实的思索。《焦大轮子》(作者于德才)、《水调歌头》(作者那守箴)、《子爵号》(作者理由)、《吃客》（作者孙春平）、(黑蝴蝶》(作者王中和)、《教训》(作者李惠文)……都是作家们从这改革年代斑驳的生活中摄下的传神镜头。作品中的人物各具世相，各具心态，也都只是在这大潮涨落的时代方才有之。更可贵的是，作家们把自己的人文判定含蓄地巧妙地溶入故事讲述之中，启迪着读者。

你看那位汽车万元户焦炳和(《焦大轮子》主人公)，本是个穷庄稼汉，经过一番肉体与灵魂双重痛苦的个人奋斗，终于发迹；但物质生活的拓展与精神心理的失重同步降临，使他倍受折磨。作家并没有简单地否定他那包藏丑行的进取之路，而是站在新生活新时代的制高点，去引燃那条历史主义判断与伦理主义判断间相互矛盾的导火索……

你再看那幕发生在交响乐团一次关键演出前后的“人间喜剧”(《水调歌头》)，在章若愚戏剧性的沉浮背后，被合盘托出的，是人们何等熟视的社会现象：对人才的戕害、世俗的偏见、权威者的盲瞽，上下级的隔膜；故事结尾时达夫那番“我想试试……能不能干一件正确的事”的话，更是意味绵长。是呀，在我们这个背负着“五千年文明”的国度，要做一件推进改革的事情，有多难！时达夫干成了，他真是幸运。

《子爵号》和《吃客》，是两篇从选材到立意都截然不同的作品，但有一点也许是共同的：都写的是当代社会中人的命运。假如读者有兴趣从这一线索出发来对比着读，或许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观念形态的蜕变与人生位置的抉择，是许多现代中国人每每懒得介入的事情。而生活却总是挤压着你去接受它、完成它。在满族作家的小说世界里，读者可以体会这种生活。至真至美的童贞感情，在现代高梯级文化生活的诱导下，会轻易地被瓦解（《记忆深井里的小水珠》，作者朱春雨）；涉世之初那天真烂漫的少年意气，在常态的人际角逐中渐渐失去它的纯理想色彩，终于在青春的生命里化作奋斗与务实的混合质(《住在三楼上的助教们》，作者那耘)；在生活日新月异的发展中，依旧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缺乏对改革和开放的深刻理解和主动精神，其结果注定得被生活遗弃(《爱情躲开了总编辑》，作者中申)……

此外，满族作家涉足的创作题材还很广。《小五保》(作者礼露)、《肖丽娜》(作者丁耶)、《埋掉的不是梦》(作者尚静波)、《保温杯》(作者关庚寅)等作品，发出了对人性与人道的热切呼唤；《矮凳》（作者祁力嘉)、《坟》(作者穆静)等作品，表达了对封建主义思维范式的机敏否定。

 

　　　　　　　　　　　　　　　　　　六

 

满族作家文学的包容性格，又表现在创作手法的选择上不拘成规，勇于探索，善于借鉴，勇于创新。

近年来，我国小说创作在艺术形式上的变化和拓展，甚至比在创作内容上的变化和拓展更令人感到目不暇接和喜出望外。只允许使用单一而板滞的创作手法的时代，已经随着文学界艺术观念的大跨度更新而成为历史。

满族作家特别是满族青年作家，正以一种求新若渴、不避艰险的精神，寻找着各自的艺术个性。为了探索，他们积极放眼于人类迄今已有的有益的精神成果，包括向海外一些现代文学流派借鉴，然后再将他国或他人的成功经验化入于自我能动的创作机制之中。

江浩、赵玫、郎业成、庞天舒等作家的作品，都在这方面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江浩是近年来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坛上涌现出来的最富创作才力的青年作家之一。他在自己产量颇高的小说和电影文学作品中，反复尝试着运用各种创作手法，取得了标新立异的艺术效果。本书选入的《走出鄂博古尔沙漠》，是他的初期作品，即已展现出了一种寓细腻的心理活动于粗犷的笔法之中的独特风格。这篇小说立意新巧，把人世间的无谓纷争纠葛拿来与大自然极端的威严相比量，传递给读者一个不言自明的深刻揭示。作品无疑是以其风格个性来支持其思想立意的。

《老人湖》的作者赵玫，近年来致力于新感觉形态文学作品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在《老人湖》中，她精到地描摹出一位高龄老者的心态。故事本身可谓平淡无奇，没有什么矛盾冲突，甚至连句像样的对话也没有。但是，细细品味，那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老人相互之间的相通的情感递达，却让人感受到一种人类心灵的高度交流。女作家运用的手法，虽然与传统的文学表现方法不尽一致，却与作品的思维意向十分和谐，恬澹自然，如行云流水，了无痕迹。

《笼子里的人》也是一篇耐人寻味的小说。它显然受到了西方荒诞文学的影响。从故事本身看，确是“满纸荒唐言”，背情悖理，不合逻辑，然而读者又不难从现实中绝无的这一幕喜剧中联想到生活中清规戒律、习惯势力束缚人的那一幕幕悲剧。读者在审视作品主人公的反常变态心理演变时，定会陷入沉思，继而有所憬悟。这大约也就是这篇荒诞色彩小说的魅力所在。

 

　　　　　　　　　　　　　　　　　　七

 

我们想，当代满族小说家们的短篇创作成果，一经较为集中地展示，便有可能引起人们对现今满族创作实力的新估价。显然，在日益明朗的我国多民族的文学对话中，这个民族的声音不容忽视。

目前的趋势在于，满族作家们(不止是小说家，也包括诗人、散文家、戏剧文学家等)已不再满足于过去那种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人自为战的创作状态，他们普遍的自觉的愿望是，置自身于一面共同的醒目的旗帜��“当代满族文学”的旗帜��之下，通力组建一支本民族文学的总体创作队伍。散在的个体优势，将在本民族文化心理认同要求的导引下，集合为一种更有能量更具性格的群体优势。

当代满族文学正在为自我的更高腾飞而蓄势。既然昔日满族及满族文学的式微并非其内在发展规律使然，那么，随着当今满民族的新生，满族文学的振兴与奋进，便是天然合乎情理的了。恰如小说《德布达理》的女主人公所说：“有这个民族在，会没有他们的歌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满族作家们充满了自信。那首满族古歌“德布达理”连词带谱尽可失传，然而，一部更加深沉、更加激越、更加雄健、更加嘹亮的满族文学之歌，新时代的“德布达理”，将由众多的满族文学家再度协力谱成，她愿使自己的弦律永不失落，成为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交响合唱中最迷人的篇章之一。

让满族文学之歌唱下去吧！��我们衷心地祈祝。

　　　　　　　　　　　　　　　　　　（完稿于1986之岁末） 

大家手中的这本书，是一部满族当代作家们的小说合集。其中的29篇作品，分别出自29位满族作家的笔下。这是经过未能尽善的工作，由数以百计的满族当代小说作者繁多的短篇创作中筛选出来的。作为当代满族作家的奉献，作为当代满族文学的奉献，谨将其呈送到各民族广大读者面前。

 

　　　　　　　　　　　　　　　　　　　一

 

满族在我国古典小说创作领域，是一个起步较早的民族。清代，在我国小说体裁还处在向封建正统文学样式发动大规模冲击的时候，满族小说家便有过卓著的建树。这与本民族历来酷爱俗文学及讲唱文学的传统很有关系，满族在清初刚刚产生自己的作家和书面文学之后未久，便把相当多的艺术精力贯注到小说创作方面，贯注到小说欣赏和小说评论方面。乾隆年间的正白旗满洲包衣人曹雪芹，令文坛十分震惊地推出了自己的长篇白话小说《红楼梦》，展现了满族文学家在小说写作方面的巨大创造力，为后世的中外文学读者矗起了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东方古典小说艺术高峰。与曹氏几乎同时代的另外两位饶有才情的满族作家，和邦额和庆兰（长白浩歌子），曾各自创作了文言小说集《夜谭随录》和《萤窗异草》，这两部书至今被民族文学界视为满族古典文言小说的双璧。而晚清满族作家文康的长篇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也堪称我国古典小说的一部重要作品，在语言运用方面尤显功力高超。在清代满族小说创作兴起与拓进的过程中，满族文学家裕瑞、弘晓、永忠、明义等人，又在小说评论方面进行了种种努力，他们或撰专著，或写诗文，为小说创作登临中国文学的“大雅之堂”呼风唤雨，为思索和阐明小说创作理论而悉心探讨，取得了诸多实绩。

中国文学进入现代发展时期以后，满族小说作家的成就仍然为人们密切瞩目。杰出的现代文学家之一老舍，带着他那独特而凝重的满族文化感，以精到的现代艺术思维，创作了《骆驼样子》、《月牙儿》、《四世同堂》等不朽的作品，向中国现代文学的殿堂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出色劳动。此外，端木蕻良、舒群、颜一烟、关沫南……也都是蜚声于现代小说界的满族作家，他们的创作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地位。

当代满族小说作者，正是在这片浸润着本民族古典作家和现代作家辛勤汗水的民族文学园地上开犁耕播的。

 

　　　　　　　　　　　　　　　　　　二

 

毋庸赘言，在我国当代文学草创阶段的17年间(1949-1966)，作家们没有能得到他们所期待的那种理想的创作氛围。满族作家的小说创作，当然也因此而未登上理应达到的艺术高度。尽管满族作家们曾经不惜劳作之苦，但让我们今天再回头去看一看，当时的优秀作品委实不很多。试想，像老舍那样一位已具有超常艺术底力且以“劳动模范”驰名的满族文学大家，尚且要被迫将刚刚开篇的一部足以传世的描写满族题材的巨著《正红旗下》怆然中断，人们又怎么可以企盼赢得满族小说创作的极致境界!

继而，是长达10年的“文革”浩劫(1966-1976)。满族文学巨子老舍带着他那文化巨人的无极悲衷，愤然弃世。所有的满族文学家在这场灾难中，尽被夺走了创作权利。满族文学与我国各民族文学一样，直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新时期文学十年(1976-1986)，是中国文学复苏进而勃兴的历史阶段，也是满族作家创作复苏进而勃兴的历史阶段。真切地感应着时代生活的脉冲，满族作家们的艺术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以小说创作为重心的满族当代文学，出现丁种种异常喜人的发展态势。

刚刚结束了“文革”那场灾难，我国的“伤痕文学”作品便以战斗姿态出现，为全社会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做出了有力的舆论准备。满族青年作家关庚寅的小说《“不称心”的姐夫》脱颖而出，成为“伤痕文学”的早期成果之一，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册上占有一席位置，并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新时期满族作家的小说创作自此迅猛崛起，持续开进。

老、中、青不同年龄的满族小说家，在当代中国的民族文苑内纵横驰驱。在近年来时常发表小说新作的满族作家中，年长者已七旬开外，年幼者刚刚十五六岁。而更多的作家则均匀地分布在各个年龄层面上。

长、中、短篇小说佳作，在当代满族作家笔下迭出不穷。长篇中的优秀作品有《曹雪芹》(作者端木蕻良)、《北国风云录》(作者马加)、《盐丁儿》(作者颜一烟)、《淮海大战》(作者寒风)、《最后一个冬天》(作者马云鹏)、《亚细亚瀑布》(作者朱春雨)、《莫测姻缘》(作者李惠文)……中篇的佼佼之作则是《金缕曲》(作者舒群)、《沙海的绿荫》(作者朱春雨)、《公主的女儿》(作者赵大年)、《雪狼和他的恋人》(作者江浩)、《河东寨》(作者赵玫)……而满族小说家们在短篇创作中取得的成果，无论就其数量还是质量而言，都较长篇和中篇创作更为突出。据了解，近十年间，满族作家共发表短篇小说逾1200篇，约2000万字；其中的一些作品曾在各级各地的文学评奖活动中获奖达七十余次。

本书，便是由这十年间满族作家的短篇小说作品选编而成。

 

　　　　　　　　　　　　　　　　　　　三

 

曾经有过一种意见，对当代满族文学的客观存在表示怀疑。其理由不外是说满族作家已用汉语文创作和满族作家笔下没有反映本民族的生活。

满族作家使用汉语文由来已久。而在当代诸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发展中，也已经有相当多的民族，已经或者正在选择汉语文作为表达工具。这一现象，是我国各民族间长期而密切的族际交流的必然结果。如若把是否运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当成界定民族文学的必需尺度，则是背离我国国情的，也是不利于民族文化发展的。

至于满族作家的创作题材问题，我们的看法是，既要看到长期以来满汉人民杂处情况比较普遍，在表现他们相互贴近的社会生活时不易注明其写作对象族籍的一面，更要看到这种现象的存在与我国民族关系上一段不很正常的历史有关。自本世纪初清王朝被历史性地否定之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偏见，曾盛行于世，满族群众心头郁结着被压抑之感，甚至有许多满人不得不隐瞒民族成份以求躲避严重的民族歧视。于是，满族作家们也只好在创作中有意地匿去人物的满族特征，就像他们的一些同胞在现实生活中所做的那样。共和国创建之后的17年间，民族政策也没有能在实际上完全落实，满族作家想要反映本民族生活的愿望也还是难以实现(老舍《正红旗下》创作的夭折是最典型的一例)。而只有在“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国家的民族政策逐渐光照各民族人民心底的时候，满族人民及其作家那深深隐埋着的向隅之感才得以一扫。于是，在近几年间，满族作家直言描写满族生活及满族人物命运的作品便有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问世：长篇小说《曹雪芹》、《盐丁儿》、《只有我还活着》(作者马云鹏)，中篇小说《公主的女儿》、《“二七八团”》(作者赵大年)、《年息格格》(作者宁昶英)、短篇小说《德布达理》、《白杜鹃》(以上两篇作者边玲玲)、《乡恋》(作者王家男)、《西三旗》(作者赵大年)、《气》(作者李惠文)、《来喜儿》、《金色的白桦树》(以上两篇作者王安)、《在满洲的山岗上》(作者傅百龄)、《天池·龙》(作者穆静)、《东家》(作者林和平)、《棒槌声声》(作者胡昭)……

完全可以断定，在今后的小说创作中，满族作家将会更自然更大量地绘制自己民族的生活画卷，以飨满族及各民族读者。当然，同样可以断定的是，满族作家文学将来仍然不会把状写满族生活作为自己的惟一使命，她将继续走极开阔的路，这才是满族文学的风度。

 

　　　　　　　　　　　　　　　　　　四

 

满族作家是用一种滚烫的情感和一种自审的目力，去接受和把握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题材的。

刚刚步入中年的女作家边玲玲，挥泪写出了她的《德布达理》。作品围绕一个满族女大学生毕业后两番深入满族聚居的偏远山区采集著名的满族民间古歌“德布达理”的过程，凸现出了新时代的满族来者着力寻觅、承继和高扬自己民族魂灵的动人主题。尽管由于历史的唐突，满族民间文化出现了令人抱恨的断裂，但女大学毕业生却终于从那里的山石草木和水土风情中，从那里世代生息着的满族儿女及其血液特质中，也从自己的心里，找到了那首不灭的歌！这首歌从远古传来，“向着文明奔去”，跃动着一个民族的“独特韵律”。也许，边玲玲写作这篇小说时曾受到文学“寻根”思潮的感召，但她与那种猎奇于民族文化表层的轻浮行动显然迥然异路，在她笔端腾跃着的，是急切呼唤民族自尊自强的生命之火。

小说《乡恋》，是又一篇展现满族精神的佳作。作者是文坛后起之秀王家男。他19岁时写下的这篇作品，深入地开凿到东北山区满族劳动者质朴而又浑厚的内心世界精神层次，读者阅毕足以触发心灵的共振。年轻的作家怀着赤诚的情意，与长白山麓满族同胞一道，去弘扬民族精神中的优质，超越民族性格中的杂质，去完成一次人生价值观的必要修正。

《在满洲的山岗上》和《棒槌声声》等作品，传播出作家对本民族健美精神与顽强意志的讴歌。这些作品的主人公所走过的素朴而又坚韧的人生道路，标志出的，恰是一个具有内在活力和远大未来的民族前行的轨迹。

由于满族自身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呈现着明显的不平衡性，当代满族的精神状态与性格养成已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化社区所能笼罩的了。作家们察觉了关内都市满族与关东乡土满族之间的这种差异，并在创作中捕捉和描摹了这种差异。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对民族精神、性格反思并再造的强烈欲望。一方面，对关东乡土满族，充分褒扬其至今保持的由先民那里传继而来的真挚、炽烈、执著、奋发的优秀品格(从上述作品中可以读到这种褒扬)，又警策这部分同胞中某些人迄今仍旧自甘封闭于文明圈之外的惰性(从林和平《空谷锤音》中可以读到这种警策)；另一方面，对关内都市满族的精神生活，则进行着更为严肃的品评。

小说《西三旗》和《来喜儿》，便是反映北京满人社会生活的文学精品。透过这两篇作品，人们可以看到受中原儒雅文化浸泡300年之久的满族人，如何达到较高的文化修养，如何以纯艺术眼光打点自己的精神生活，尽管他们仍坚持着真善美的性格本质，却又总被一种畸形的文化惯力推搡着，使自己在当代生活中常常要表现出异样的心理倾斜。《西三旗》中的佟二爷夫妇，完全是“熟透了的旗人文化”的活标本，他们置日新月异的社会历史嬗变于不顾，墨守陈年的思维方式，思古恋旧，津津乐道于自造荒唐的“新”文化怪胎而全然不计经济效益，达到了异常的可笑与可悲。作家在叙述中倾入了深沉的民族文化自我扬弃意识，通过满族式��老舍式的“笑中含泪”的艺术手段，真切地将主题表达出来。

虽然满族小说作家在状写本民族生活方面普遍起步较晚，但从他们业已发表的一批出手不凡的作品，人们完全可以明了，作为满族作家创作主体的民族文化复归意识，正在鲜明而稳固地树立起来；其作品中属于满族文学特有的文化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及审美学的价值，也将日益鲜明地被创造出来。

 

　　　　　　　　　　　　　　　　　五

 

满族作家文学历来具有包容性格。她从不愿狭隘地固定自己的外向视角。当代的满族小说作者，更乐于以开放的文学胸襟、积极的人生眼光，全方位地去观察和发现生活，并将自己确切的生命体验注入作品。

当代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巨大变革过程中，正处在千年古国向现代化文明逼近的行进中，光明在望，气象万千，问题丛生。时代的使命强有力地作用于满族作家的艺术良知。通过一些优秀的小说作品，我们看到了他们对现实的思索。《焦大轮子》(作者于德才)、《水调歌头》(作者那守箴)、《子爵号》(作者理由)、《吃客》（作者孙春平）、(黑蝴蝶》(作者王中和)、《教训》(作者李惠文)……都是作家们从这改革年代斑驳的生活中摄下的传神镜头。作品中的人物各具世相，各具心态，也都只是在这大潮涨落的时代方才有之。更可贵的是，作家们把自己的人文判定含蓄地巧妙地溶入故事讲述之中，启迪着读者。

你看那位汽车万元户焦炳和(《焦大轮子》主人公)，本是个穷庄稼汉，经过一番肉体与灵魂双重痛苦的个人奋斗，终于发迹；但物质生活的拓展与精神心理的失重同步降临，使他倍受折磨。作家并没有简单地否定他那包藏丑行的进取之路，而是站在新生活新时代的制高点，去引燃那条历史主义判断与伦理主义判断间相互矛盾的导火索……

你再看那幕发生在交响乐团一次关键演出前后的“人间喜剧”(《水调歌头》)，在章若愚戏剧性的沉浮背后，被合盘托出的，是人们何等熟视的社会现象：对人才的戕害、世俗的偏见、权威者的盲瞽，上下级的隔膜；故事结尾时达夫那番“我想试试……能不能干一件正确的事”的话，更是意味绵长。是呀，在我们这个背负着“五千年文明”的国度，要做一件推进改革的事情，有多难！时达夫干成了，他真是幸运。

《子爵号》和《吃客》，是两篇从选材到立意都截然不同的作品，但有一点也许是共同的：都写的是当代社会中人的命运。假如读者有兴趣从这一线索出发来对比着读，或许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观念形态的蜕变与人生位置的抉择，是许多现代中国人每每懒得介入的事情。而生活却总是挤压着你去接受它、完成它。在满族作家的小说世界里，读者可以体会这种生活。至真至美的童贞感情，在现代高梯级文化生活的诱导下，会轻易地被瓦解（《记忆深井里的小水珠》，作者朱春雨）；涉世之初那天真烂漫的少年意气，在常态的人际角逐中渐渐失去它的纯理想色彩，终于在青春的生命里化作奋斗与务实的混合质(《住在三楼上的助教们》，作者那耘)；在生活日新月异的发展中，依旧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缺乏对改革和开放的深刻理解和主动精神，其结果注定得被生活遗弃(《爱情躲开了总编辑》，作者中申)……

此外，满族作家涉足的创作题材还很广。《小五保》(作者礼露)、《肖丽娜》(作者丁耶)、《埋掉的不是梦》(作者尚静波)、《保温杯》(作者关庚寅)等作品，发出了对人性与人道的热切呼唤；《矮凳》（作者祁力嘉)、《坟》(作者穆静)等作品，表达了对封建主义思维范式的机敏否定。

 

　　　　　　　　　　　　　　　　　　六

 

满族作家文学的包容性格，又表现在创作手法的选择上不拘成规，勇于探索，善于借鉴，勇于创新。

近年来，我国小说创作在艺术形式上的变化和拓展，甚至比在创作内容上的变化和拓展更令人感到目不暇接和喜出望外。只允许使用单一而板滞的创作手法的时代，已经随着文学界艺术观念的大跨度更新而成为历史。

满族作家特别是满族青年作家，正以一种求新若渴、不避艰险的精神，寻找着各自的艺术个性。为了探索，他们积极放眼于人类迄今已有的有益的精神成果，包括向海外一些现代文学流派借鉴，然后再将他国或他人的成功经验化入于自我能动的创作机制之中。

江浩、赵玫、郎业成、庞天舒等作家的作品，都在这方面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江浩是近年来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坛上涌现出来的最富创作才力的青年作家之一。他在自己产量颇高的小说和电影文学作品中，反复尝试着运用各种创作手法，取得了标新立异的艺术效果。本书选入的《走出鄂博古尔沙漠》，是他的初期作品，即已展现出了一种寓细腻的心理活动于粗犷的笔法之中的独特风格。这篇小说立意新巧，把人世间的无谓纷争纠葛拿来与大自然极端的威严相比量，传递给读者一个不言自明的深刻揭示。作品无疑是以其风格个性来支持其思想立意的。

《老人湖》的作者赵玫，近年来致力于新感觉形态文学作品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在《老人湖》中，她精到地描摹出一位高龄老者的心态。故事本身可谓平淡无奇，没有什么矛盾冲突，甚至连句像样的对话也没有。但是，细细品味，那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老人相互之间的相通的情感递达，却让人感受到一种人类心灵的高度交流。女作家运用的手法，虽然与传统的文学表现方法不尽一致，却与作品的思维意向十分和谐，恬澹自然，如行云流水，了无痕迹。

《笼子里的人》也是一篇耐人寻味的小说。它显然受到了西方荒诞文学的影响。从故事本身看，确是“满纸荒唐言”，背情悖理，不合逻辑，然而读者又不难从现实中绝无的这一幕喜剧中联想到生活中清规戒律、习惯势力束缚人的那一幕幕悲剧。读者在审视作品主人公的反常变态心理演变时，定会陷入沉思，继而有所憬悟。这大约也就是这篇荒诞色彩小说的魅力所在。

 

　　　　　　　　　　　　　　　　　　七

 

我们想，当代满族小说家们的短篇创作成果，一经较为集中地展示，便有可能引起人们对现今满族创作实力的新估价。显然，在日益明朗的我国多民族的文学对话中，这个民族的声音不容忽视。

目前的趋势在于，满族作家们(不止是小说家，也包括诗人、散文家、戏剧文学家等)已不再满足于过去那种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人自为战的创作状态，他们普遍的自觉的愿望是，置自身于一面共同的醒目的旗帜��“当代满族文学”的旗帜��之下，通力组建一支本民族文学的总体创作队伍。散在的个体优势，将在本民族文化心理认同要求的导引下，集合为一种更有能量更具性格的群体优势。

当代满族文学正在为自我的更高腾飞而蓄势。既然昔日满族及满族文学的式微并非其内在发展规律使然，那么，随着当今满民族的新生，满族文学的振兴与奋进，便是天然合乎情理的了。恰如小说《德布达理》的女主人公所说：“有这个民族在，会没有他们的歌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满族作家们充满了自信。那首满族古歌“德布达理”连词带谱尽可失传，然而，一部更加深沉、更加激越、更加雄健、更加嘹亮的满族文学之歌，新时代的“德布达理”，将由众多的满族文学家再度协力谱成，她愿使自己的弦律永不失落，成为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交响合唱中最迷人的篇章之一。

让满族文学之歌唱下去吧！��我们衷心地祈祝。

　　　　　　　　　　　　　　　　　　（完稿于1986之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