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学者们以往的田野调查资料以及笔者的田野调查，梳理了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史诗演唱传统的历史变迁，并从史诗演唱传统的文化空间背景、艺人和听众等五个方面分析、研究了使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史诗走向衰微的具体原因，得出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史诗传统虽然还没有完全消失，但正处于消亡的危境中的结论。
In this paper, a simple review about the historical variance of Altay Oryanghy tribe epic was done based on the fieldwork of penman and some other scholars related, combining with the materials related. And the decadent cause of Altay Oryanghy tribe epic was analyzed and studied from five aspects.
【日 期】2010-12-13
【关 键 词】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史诗传统/衰危/原因Altay Dryanghy tribe/epic/endanger

中图分类号：I2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1)02-0044-04

        阿尔泰乌梁海部族是蒙古各部族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主要分布在蒙古国科布多省的杜特、蒙和海尔汗、布尔干、巴彦乌列盖省的阿尔泰、布彦、布尔干等苏木以及我国新疆阿尔泰地区的阿尔泰市清河县、康布铁堡乡、布尔津县禾木哈纳斯乡以及哈巴河县白哈巴村等地。阿尔泰乌梁海部族文化传统基本上都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保存并发展和传播的。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地处偏远山区，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小的原因，阿尔泰乌梁海部族人民较好地保存了其口头文化传统。他们具有历史悠久而灿烂的民间口头文化传统，其中英雄史诗传统尤为突出。
        1966年，原苏联学者B·Y·符拉基米尔佐夫在其《蒙古卫拉特英雄史诗》书中指出，蒙古英雄史诗有三大中心，即伊尔库茨克和贝尔加湖附近的布里亚特，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包括18世纪从俄罗斯迁徙到准格尔、天山的卡尔梅克)和西蒙古卫拉特(包括与突厥部落有血缘关系的蒙古部落)。随后，蒙古国院士伯·仁钦通过调查分析得出蒙古英雄史诗除了上述三个流传中心以外有第四个流传中心，即喀尔喀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古英雄史诗研究专家仁钦道尔吉先生根据我国史诗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蒙古历史、各蒙古部落的迁徙史以及蒙古英雄史诗的特征，把现有蒙古英雄史诗归纳为布里亚特体系、卫拉特体系、喀尔喀——巴尔虎等三大体系，并在以往学者们提出的四个蒙古英雄史诗流传中心的基础上，划分出我国境内的新疆地区卫拉特、巴尔虎和扎鲁特——科尔沁等三个流传中心。虽然蒙古英雄史诗是一个整体，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发展的规律，但是各国、各部族、各地区的史诗有所不同，都具有一定的部族特征和地域特征。

        如果我们把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史诗按照仁钦道尔吉先生提出的蒙古英雄史诗的分布区域特征来划分的话，它则属于卫拉特体系。

        一、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史诗演唱传统

        在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当中，曾流传过或当今还在流传的英雄史诗有《塔拉音·哈日·宝东》、《嘎拉珠·哈日·胡和勒》、《博赫·阿拉坦·诺多日玛》、《阿尔嘎拉·查干·鄂布根》、《额真·乌兰·宝东》、《巴颜·查干·鄂布根》、《那仁·汗·克布恩》、《汗·策辰·珠尔海奇》《赫楚·勃尔赫》、《珠拉·阿拉达·汗》、《胡日勒·阿拉坦·图什》、《阿拉坦哈日陶布奇》、《阿拉坦·胡布奇》等10多部英雄史诗。这些史诗作品通过世代史诗演唱艺人的反复表演和创编流传至今，并且这些史诗作品从头到尾都是以韵文演唱。从田野调查所提供的资料来看，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或20世纪末)阿尔泰乌梁海部族中间，有经常性的史诗演唱活动，艺人也较多，史诗内容较为丰富，史诗演唱活动极为盛行，史诗传统得到了空前发展。这一时期，在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当中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极富创造力的史诗演唱艺人。他们是哈穆巴、达莱查干、傻纳木、巴珠纳格、霍格纳格、达穆丁、沙比查干、阿其勒泰、杜赫、巴里古勒、S·巴勒丹、查干淖海、B·达希、J·吉勒克尔、G·希仁德布、G·巴托尔、J·奥日勒玛、Y·曼吉、Sh·宝彦、S·朝依苏荣、J·仁岑、D·朝依日格、B·乌尔图纳森、B·阿毕尔米德、塔宾泰等20几位著名史诗演唱艺人(由于史诗产生、传播的时代久远，并且阿尔泰乌梁海部族文化长期以来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承，再加上民间史诗演唱艺人地位不高等原因，文献资料当中有关史诗演唱艺人及其演唱篇目的记载很少)，这些技艺超群的演唱艺人都是民众中有才华的代表，也是阿尔泰乌梁海部族文化的主要传承者，是掌握了本部族的历史、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哲学、医学以及天文学等一切知识的本土学者，是一部活着的百科全书。其中，S·朝依苏荣、B·乌尔图纳森、B·阿毕尔米德三位演唱艺人是20世纪下半叶最为杰出的史诗演唱艺人，其中，B·阿毕尔米德1984年被授予“人民的陶兀里奇(史诗演唱艺人)”的光荣称号，1991年获国家最高奖赏。

        从以往学者的田野调查资料及笔者的实地调研情况看，如今会唱几部阿尔泰乌梁海史诗(或片段)以及《阿尔泰颂》的演唱艺人只有H·斯斯尔、A·多尔吉帕勒玛、A·巴勒登多尔吉、尼杜格西、巴图巴雅尔等。据蒙古国社会科学院史诗研究学者T·巴依斯胡楞讲，H·斯斯尔说自己会演唱3-4部史诗、A·多尔吉帕勒玛说自己会演唱4部史诗、A·巴勒登多尔吉说自己会演唱4部史诗，但是问他们具体会演唱哪些史诗时得不到具体的答案，总之，他们会演唱《阿尔嘎拉查干·鄂布根》、《那仁·汗·克布恩》、《塔拉音·哈日·宝东》、《那仁·汗·克布恩》、《道本·哈日·布赫》等四部史诗的全部内容。①据本人的田野调查，尼杜格西和巴图巴雅尔只会演唱《阿尔泰颂》。并且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些艺人的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从这层意义上说，虽说史诗传统如今仍在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当中有所遗存，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大量涌现的文化标准化、旅游业、城镇化、牧业区域缩减、移民以及环境恶化等等现象对传统文化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并且这种威胁从语言渗透到了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使史诗演唱活动的神圣性逐渐减弱。另外，随着演唱艺人的年迈多病、年轻听众的日渐减少，史诗正处于消亡的危境中。

        二、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史诗传统走向衰微的原因

        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史诗演唱活动衰落的原因，主要是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合力所造成的。在此，拟从五个主要方面入手，探讨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史诗濒临消亡的具体原因。

        (一)史诗演唱的文化空间背景的变化

        长久以来，阿尔泰乌梁海部族文化传统基本上都是以口头形式保存、传承和发展的。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历史和地里环境的原因，阿尔泰乌梁海部族长期生活在较为封闭的环境之中，交通不便，受外来影响较小，他们较好地保存了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口头传统文化的精华——英雄史诗。史诗的表演作为阿尔泰乌梁海部族群众生活的一种传统形式，必须要在一个特定的空间举行。因为史诗演唱活动是他们民间生活文化的一部分，史诗的演唱已经与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了。乌梁海部族群众把史诗英雄和关于英雄的叙事神圣化，认为史诗英雄以及史诗内容，甚至是演唱史诗的艺人都具有一种神秘的超自然属性，能够对听众发生作用。当时人们对于人本身以及人以外的自然界还处于蒙昧状态，便赋予大自然以人格化，产生了万物有灵及人与自然存在着某种神秘联系的错误观念，幻想人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达到影响自然以及其他人的目的，于是有了祭神的仪式、歌舞。[1]

        现如今，随着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变革(牧区区域改革，牧民由游牧到定居)、人们与外界的联系日益增多、大众传媒手段的不断普及使人们的传统观念发生巨大变化，使得阿尔泰乌梁海部族群众对于史诗的依赖日益减弱，民间传统文化不断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史诗赖以保存、传承的文化空间背景日益缩小，最终导致了阿尔泰乌梁海部族群众民间生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诗，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就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所说的那样：“如果人们的生活方式为故事提供了话题，而且提供了讲述故事的机会，那么这种艺术将得到促进，换句话说，如果书写得以推广，并开始使用于与口头讲述诗歌相同的目的，当它用来讲述故事，而且非常普及，并找到足够的能够阅读的读者时，这些读者宁愿从书本里，而不是从活形态的歌手的歌中得到娱乐或指导，那么这种古老的艺术便会逐渐消失。”[2]

        (二)史诗逐渐失去其原有的文化功能

        具有史诗传统的各个民族群众认为史诗是至高无上的、神圣的，他们会把史诗当成“真实的历史”来讲述，他们还认为史诗具有神力。这种史诗神力的崇拜在蒙古各部族的史诗传统中均有体现。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当中并不是每家每户都适合演唱所有史诗，也并不是每个歌手都适合演唱所有史诗，在不同场合需要限定演唱内容。据笔者的田野资料和相关学者的研究来看，阿尔泰乌梁海人认为邀请歌手演唱《塔拉因·哈拉·宝东》、《布金·达瓦·汗》两部史诗能够驱走邪恶和不幸，给人们带来吉祥；无子女的家庭邀请歌手演唱《阿日格勒·查干·鄂布根》史诗能够孕育子嗣；遇到干旱、暴风雪等自然灾害时演唱《阿尔泰颂》就能消除自然界的各种灾害；人们上山打猎或出门远行时演唱《阿尔泰颂》能使猎人有丰厚的收获或使远行者路途平安等等。据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史诗演唱艺人H·斯斯尔和A·巴勒登多尔吉讲“2007年夏天韩国KBS电视台派人邀请我们上山演唱《阿尔泰颂》，他们拍摄了演唱《阿尔泰颂》的全部过程。那一次我们在山顶上煨上槡，开始演唱《阿尔泰颂》不到十分的时间，不知从哪儿飘来了几朵云彩，开始下了一场雨”[3]。针对这一习俗，史诗演唱艺人A·巴勒登多尔吉回忆说“他多次在演唱《阿尔泰颂》的时候周围下了雨的情景。”[4]因此，阿尔泰乌梁海部族群众认为在遇到干旱、暴风雪等自然灾害时邀请史诗演唱艺人演唱《阿尔泰颂》就能消除自然界的各种灾害。有关这些习俗，史诗演唱艺人H·斯斯尔说“2007年冬天蒙古国总统恩和巴依尔乘坐直升机来到阿尔泰五峰，史诗演唱艺人H·斯斯尔跟总统一同爬了两天的阿尔泰五峰，就那次突然下暴风雪。这时H·斯斯尔在陶布舒尔琴的伴奏下高声演唱了《阿尔泰颂》，奇迹出现了，暴雪停止，灾消难祛”[5]。阿尔泰乌梁海部群众把史诗和关于史诗英雄的叙事神圣化，认为史诗内容具有超自然的属性，能够对歌手和听众发生作用。他们认为演唱史诗是为了驱邪祈福，通过演唱史诗使病人能够脱离病魔恢复健康，使盲人能够复明，使猎人得到猎物等等。

        但是，如今由于科学知识的普及以及各种文化的冲击，人们的观念已然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相信或者不是那么相信史诗或者史诗英雄会有那么大的威力。因此，史诗慢慢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壤——语境。也就是说伴随着文化的转型，其原有的文化功能逐渐消减。

        (三)会演唱史诗的史诗演唱艺人越来越少

        在整个史诗传统中，史诗演唱艺人既是传统的携带者，又是独创性的艺术家。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史诗在民间经久不衰地传承下来的主要原因除了它赖以生存、发展的“适当的条件”以外，还有两个决定性因素，那就是民间史诗演唱艺人——陶兀里奇和史诗听众。“史诗即在民间艺人和牧民之间，以说唱的形式，在两者感情达到互相交流、互相理解、互相默契的情况下存在，没有民间艺人的说唱就没有史诗，而民间艺人也离不开听众——人民群众。”[6]史诗演唱艺人在史诗演唱活动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既是史诗的主要保存者和传播者，又是史诗的主要创造者和发展的动力。那些史诗演唱艺人不仅具有普通人所不能具备的聪明才智和艺术才华，还具有超人的记忆和出色的表演能力。他们在具体的演唱过程中，运用其超群的技艺将记忆中的史诗生动地表达出来。

        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传统艺术不断遭到来自外部社会的种种影响，随着一些现代化的、强势文化的冲击，随着人们的生活状况、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和发展，会演唱史诗的艺人越来越少，会演唱的史诗内容越来越少。19世纪末、整个二十世纪，阿尔泰乌梁海部族还拥有30多位著名的史诗演唱艺人，其中S·朝依苏荣、B·阿毕尔米德、B·乌尔图纳森等几位著名的史诗演唱艺人直到20世纪末离开人世为止都在演唱史诗，他们会演唱多部史诗，还经常被邀请到牧民家演唱史诗。据D·宝力德老人回忆，当时阿尔泰乌梁海部族群众的大部分人都熟悉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当中流传的史诗，甚至很多人都会演唱其全部内容或一些内容。如今那些会演唱史诗的老艺人们相继去世，年轻人对史诗不怎么感兴趣，所以会演唱史诗的人越来越少，爱听史诗演唱的人也越来越少，甚至好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史诗为何物了。这种史诗传承人的断代问题，史诗演唱传统遭到现代文明冲击而日渐走向衰微也是客观事实。如今，据本人及相关学者的田野调查情况来看，在整个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当中会演唱史诗或《阿尔泰颂》的人只有六七人，并且最多只能演唱五六部史诗(有些只是片段)。尽管客观或主观的种种原因造成了史诗演唱传统的衰退，真正的、著名的史诗演唱艺人目前已基本消失，但是现今在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居住的某个角落还会有机会看到口头史诗传统的活形态传承状况。为此，我们现在就得出史诗活形态的传播方式基本消失的结论为时尚早，只能说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史诗演唱传统正面临着消亡的危机。

        (四)史诗的听众面急剧缩小

        在整个史诗演唱传统当中，史诗听众是史诗得以传承的生命，如果没有听众，口头史诗的传承难以持久。如果“没有那真诚执着的赞叹的目光的激励，好的史诗作品是产生不了的。在调查中发现不少艺人可以在发挥自己特长的同时，充分调动听众的注意力及兴趣，当听众的情绪达到激昂的状态时，艺人更加进入角色，几乎达到忘我的地步。此时，说唱的史诗不但流畅，且妙语连珠，竟使艺人事后回想起来也十分惊叹。艺人和听众之间产生的高度共鸣，是产生好的史诗异文作品的前提，而这种效果对一个优秀的艺人来说是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的。”[7]由此，不难看出，听众在史诗演唱活动当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们无法想象没有听众的史诗演唱，如果没有听众或者听众的关注度不是很高的话，显然会直接影响到史诗的传承和传播，群众不仅是听众，而且也成了史诗得以保存的那种社会环境。就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所观察到的那样：“史诗演唱艺人所演唱的史诗的长度最受听众持续的兴趣的影响。史诗演唱艺人开始演唱史诗，假如他是幸运的，他会发现自己能够不受观众干扰而一气唱到底，直到歌手唱累了为止。休息之后他会继续演唱，当然这还要看他的听众是否愿意。这可能一直延续到他将歌唱完，假如他的听众很慈悲，歌手的情绪随着观众的情绪而高涨，歌手可能拉长他的故事，细细品味每一个叙事段落。但是演唱的结果往往是这样的，在演唱的场合不太理想时，歌手会很快了解到他的听众不太接受，因此他会缩短他的歌，以便使自己能在有限的时间内结束演唱，并确信在这段时间内听众是靠得住的。”[8]此时，我们暂时撇开史诗演唱艺人的才气高低这一要素，仅从听众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史诗的长度取决于听众。所以，在整个史诗演唱活动当中听众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但是，当今由于旅游业、城镇化、牧业区域改革、移民以及环境恶化等等现象对传统文化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还有现代化传播手段的推广等等因素，影响到了阿尔泰乌梁海部族群众意识形态领域，使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史诗繁衍生息的土壤——特定语境发生了变化，人们对于史诗的神圣性的理解慢慢淡化，史诗慢慢失去了其忠实的听众。人们不再认为史诗具有何等的魅力，也不会通宵达旦地聆听史诗，更不会认为它会具备其他民间文学题材所不能具备的神圣性。

        (五)“史诗语言”的丢失对于史诗传统的影响

        语言是人类表达情感、传达意志或理解思想的行为。对于史诗传统而言，语言就是史诗得以表演、创作、传承的主要载体。在史诗的创作和表演过程中，“史诗的歌手和听众同样都是史诗的创作者。他们共享着大量的内部知识，而且还存在着大量的极为复杂的交流和互动过程。史诗所用语言，是与日常生活所用语言有一定的差异的‘特殊化’了的语言。因而史诗演唱是有着在长期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特定‘语域’的。”[9]为此，“方言、词汇、语言学、社会以及政治历史的不同，都将反映在主题材料和程式之中”。[10]史诗如果离开其载体——语言，就无法存在。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史诗是用阿尔泰乌梁海部族群众所用的本土语言(隶属于蒙古语的卫拉特方言，但是与其他地域或部族有所差别)来讲述的，如果人们失去了世代交流、使用的本土语言，那么用它来表演、创作的史诗也会面临困境。

        近三十多年来，由于国内蒙古族居住区域的中小学胡德木蒙古文教材的普及(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已退休研究员贾木查讲托忒蒙古文是记录卫拉特方言最理想的文字。当然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还有很多。通过本人近七年的田野调查来看，用胡德木蒙古文记录卫拉特方言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蒙古国境内喀尔喀方言的普及以及人们与外界的交往不断扩大等原因使阿尔泰乌梁海部族“本土语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从而使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史诗的传播与传承也受到了的很大的影响。因为，受到外来语言及文化的影响，本土语言会发生变化，年轻人更容易学会或适应新的变化，导致传统的本土语言会被忽略，它的使用、适用范围会越来越缩小，因而时间长了有些词会被人们所遗忘。最终，导致年轻人不再听得懂那些词，更不用说用那些词来演唱史诗。据史诗演唱艺人A·多尔吉帕勒玛所讲：“阿尔泰乌梁海史诗不能用喀尔喀方言来演唱，因为这两种方言有很大的区别。在具体的史诗演唱过程中，偶尔会想不起来一两个词，这时如果用喀尔喀方言来代替就会让人很别扭，总之它们俩是截然不同的。”[11]有关这一问题，原苏联蒙古学家B·Y·符拉基米尔佐夫在其《蒙古卫拉特英雄史诗》中还写道：“整个西蒙古地区都具有卫拉特史诗传统，并且这些史诗不是用平常的语言来讲述的，而是用一种特殊的语言来讲述的。能听懂西蒙古各部族方言的人听到史诗演唱时不难发现该史诗不是用部族自己的方言来讲述的，而是用另一个部族甚至是其他某种语言来讲述的现象，并且这些史诗语言与卫拉特方言或其他蒙古各部族方言甚至跟文学语言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特殊语言经常被使用在文学作品、民歌、民间故事、谚语等各种题材的作品里，其中使用量最大的是英雄史诗。为此，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特殊的民间文学语言。”[12]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在史诗传统当中，保护和学习“特殊的民间文学语言”或者说“史诗语言”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如果失去它，史诗就会失去其载体，史诗传统也会随之面临巨大的挑战。

        综上分析，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史诗传统虽然还没有完全消失，但是正处于消亡的危境中。近几十年来，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例如旅游业、城镇化、牧区改革、移民以及环境恶化等现象，对传统文化产生了严重威胁。这种强势文化的冲击包括语言、经济生活甚至是精神生活以及精神领域。为此，史诗演唱传统高度依赖的语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一旦语境丧失，口头史诗传统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缺失了，史诗慢慢失去了其文化功能、演唱史诗的艺人也越来越少，听众也逐渐减少，最终导致了史诗传统的衰退。

注释：
①笔者在蒙古国的田野访谈记录，2009年第9-10月。

【英文标题】On the Endangered Epic of Altay Oryanghy Tribe

【作者简介】海英(1978-)，女，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蒙古族民俗与民间文学研究，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