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伟大的史诗在苍凉辽阔的大草原上流传。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主席、国际史诗研究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来自草原，草原文化对他的生活和治学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近日，朝戈金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从回忆青年时期草原生活谈到当前的治学思考。

　　草原生活影响职业取向和专业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来自草原的学人，提起草原和草原文化，您首先想到什么？草原文化对您的生活和治学有哪些影响？

　　朝戈金：我是在内蒙古大学的校园长大的，高中毕业后下乡来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布日都公社，开始了真正的草原生活。与蒙古牧民朝夕相处，我对草原文化有了切身的、直接的感受。提起草原，我首先想到的是苍凉的景色和严酷的生活。春天的风沙、秋天的萧瑟、冬天的严寒，让生活变得十分艰辛。只有夏天到处绿色，天气舒适，牲畜吃得饱，牧人们的脸上才会有灿烂的笑容。牲畜是会生病的，炭疽病有很强的传染性，兽医工作者和广大牧民用了很多年才压制住布鲁氏病的传播。那些看上去美丽的沙漠之舟双峰骆驼，会因为感染皮肤病而毛色斑驳，饱受折磨。被称作蒙古人美神的骏马，也需要格外仔细地侍弄，不然可能会生鞍疮，可能会瘸腿。更不用说挖井、清理羊圈的粪便、药浴、打马鬃、剪羊毛驼毛等，不仅工作不轻松，有时还有危险。

　　这段经历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当时下乡原本不是我的主动选择，但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才有了我现在的职业取向和专业选择。我觉得这段经历一方面锻炼了我的性格和人生态度，另一方面让我对基层社会有了更真切的了解和体会。提到性格和人生态度，我觉得这段经历培养了我的独立性和不畏困难的生活态度。那个时候信息传递十分不通畅，遇到事情都要自己决定，来不及同家人商量。严酷的环境和艰苦的生活也锻炼了我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时的从容。至于提到对基层社会、对民众的日常生活有切实的了解和体会，那是因为我不是局外人。虽然最初我是城里的学生，但不久就承担了生产队的会计工作，也直接参加各种各样的生产劳动，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我后来选择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作为我的专业方向，跟这样的草原人生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现在的学术研究中，哪些与草原文化有关？

　　朝戈金：我的学术研究与草原文化的联系很多。比如，近年来一直从事的蒙古史诗研究就和草原文化有非常多的、直接的联系。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理性思考和政策讨论，也和草原文化有一些联系，不过不是那么直接。

　　在草原生活的经验奠定了我后来从事草原文化研究的基础和底蕴。要理解草原文化，需要有这种整体性的了解，而且，对民间文化的理解和阐释是需要这种整体性眼光的。文化中所观察到的外在的、显性的现象，是同内在精神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分割。比如，在蒙古人的传统观念中存在对草原、植被小心呵护的法条，违反者会遭受严重的处罚。这就不是单单来自牧人生活经验与教训的生存智慧总结，而是背后的万物有灵论信仰体系在发挥作用。

　　推动史诗研究走向深入

　　《中国社会科学报》：谈到史诗，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草原上流传着哪些史诗。如果用一两句话来总结，蒙古史诗具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

　　朝戈金：关于草原上仍在流传着的史诗的情况，可以简要概括：千百年来生活在草原上的以游牧为生的牧人们创造并传承了数量可观的英雄史诗。从内容上说，这些史诗以婚姻和征战为两大主要主题，在情节结构上可以分为单一情节和复合情节的史诗，从篇幅上看这些史诗可以分为短篇、中篇和长篇。这些英雄史诗在地域分布上也不均衡，体现为在特定地域集中的现象。学界有前辈将其称为传承中心系统，如巴尔虎—布里亚特系统、卫拉特系统和科尔沁系统等。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如今名闻遐迩，其中“格萨（斯）尔”是蒙藏人民共享的，“江格尔”是蒙古族的大史诗，可见蒙古英雄史诗占据了半壁江山。

　　蒙古史诗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它是蒙古民众诗性智慧的结晶，是蒙古人口头艺术的高峰，是他们艺术创造才能的集中体现，也是蒙古游牧文化的百科全书。它是大型的口语艺术叙事样式，承载着人们千百年来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观念和思想、情感和艺术、价值观和伦常等。

　　我们今天正在迈入一个产生史诗的时代，以高昂的声调歌颂波澜壮阔大时代的现实需要已经出现。用英雄史诗般的语言、气度和格局，描写中华民族克服重重困难、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攀登的雄心和理想的宏伟画卷，是时代的召唤。蒙古英雄史诗的伟大精神气质和艺术魅力，将为新的艺术创造提供艺术养分和宝贵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当前这一研究领域存在哪些薄弱环节？今后应从哪些方面推进相关研究？

　　朝戈金：在中国史诗研究的阵营中，蒙古史诗的研究是走在前列的，不过与草原文化的综合性研究相比，仍有诸多不足。就蒙古史诗研究而言，从业人员短缺，研究人员的综合训练和专业素养不足，与国际学界对话不充分，都是需要大力克服的短板。虽然草原文化研究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历史、语言文字、畜牧经济、民俗文化、艺术等领域，都产生了一些重要的著作。但以更高的标准来衡量，则仍需继续努力，比如缺少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力作，体大思精的系统性、综合性力作尚未出现，把蒙古游牧文化与整个人类文明联系起来考察的作品仍未面世，宏观的整体性描摹、分析蒙古高原人们精神风貌的作品，也仍在我们的期盼之中。

　　游牧文化是人类文化谱系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将游牧文化放在人类文化的全景中进行考察十分必要。蒙古高原的文化如果不能同中亚的游牧文化、北非的游牧文化进行比较，不能同渔猎文化、农耕文化进行比较，其自身的特质就很难理清。当然进行这样的比较研究困难重重，比如蒙古人长期以来识字率不高，存世文献数量不多，田野民族志的记录、整理工作开展不充分，这些都影响到综合性研究的深入。

　　发挥草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草原文化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朝戈金：草原游牧文化是一种顺应自然环境和条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形态，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和利用十分克制。从成吉思汗时代形成的“大札撒”和后来的《卫拉特法典》中可以看到对破坏草原植被、污染水源的严厉处罚条款。这样的理念和传统守则在当下的语境中即为绿色环保文化。

　　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既要尊重传统，珍惜民众的实践经验和智慧，又要与时俱进，以科学精神来指导发展方向和步骤。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面临着在新时代下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问题。对于草原文化来说，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