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蒙古学研究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积淀丰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蒙古学研究实现现代转型，进入有序发展轨道，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蒙古学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理念前沿化，研究方法多元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以丰硕的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国际蒙古学研究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后，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浪潮推动下，中国蒙古学研究一改上世纪80年代灾后复兴的激情和冲动以及90年代被边缘化后的萎靡和困顿，以更加成熟的面貌展现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态势，传统的语言、文学、历史研究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新兴学科以其新的生机活力，推动中国蒙古学研究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迎来了中国蒙古学研究创新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蒙古语言文字研究

　　(一)蒙古语言文字基础理论研究。现代蒙古语的理论研究在语音、文字、词法、词汇、句法研究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取得显著的成绩。尤其在语义研究方面，将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理论、格语法和配价理论等新方法引入现代蒙古语语义研究，出现了《现代蒙古语动词句研究》(宝·哈斯巴根)、《蒙古语语义研究》(德里格尔玛)、《蒙古语词的多义研究》(何莲喜)等著作。蒙古语方言调查和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内蒙古基础方言研究》课题支持下，在第三次对蒙古语基础方言进行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实地调查的同时，首次对蒙汉混合语现象展开调查，拿出了一些真实反映蒙古语基础方言现状的成果。其中著作《喀喇沁蒙古语研究》(曹道巴特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喀喇沁土语，填补了蒙古语喀喇沁土语研究空白，对濒危蒙古语土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所发表的论文从不同层面涉及到了蒙古语诸多方言和土语，更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青海、甘肃蒙古语方言研究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

　　蒙古语族语言比较研究及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比较研究迅速发展，在历史比较研究、描写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主要专著有：高·照日格图的《蒙古语语族语言与突厥语族语言比较研究》，力提甫·托乎提等的《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和《从短语结构到最简方案——阿尔泰语言的句法结构》，呼格吉勒图的《蒙古语族语言基本短元音比较研究》，哈斯巴特尔的《阿尔泰语系语言文化比较研究》等。其中，力提甫·托乎提的《从短语结构到最简方案——阿尔泰语言的句法结构》是运用乔姆斯基的一系列生成句法理论，描写阿尔泰语言句法结构的重要著作。

　　蒙古语文献及北方民族古文字研究，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有了新的拓展。主要成果有：双福的《古蒙古语研究》，嘎如迪的《中古蒙古语研究》，贺希格陶格陶的《蒙古文文献研究》等。八思巴字文献及阿里嘎里字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出版了照那斯图的《新编元代八思巴字文百家姓》，呼格吉勒图、萨如拉的《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汇编》，正月的《阿里嘎里字研究》等。契丹字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清格尔泰的《契丹小字释读问题》一书是代表这一领域研究水平的重要著作。

　　(二)蒙古语言文字应用研究。蒙古语文字信息处理研究在蒙古文办公自动化、网络化、机器翻译等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2007年由美国微软公司推出的Windows Vista计算机软件系统中涵盖了传统蒙古文输入法，为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研究工作提供了共享的应用平台。同时，原有的蒙古文方正排版系统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研制的蒙古文办公自动化软件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与相关部门共同承担研制的Lunix多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基础通用平台、蒙古文自动校对系统以及《汉蒙机器翻译系统》、《英—蒙机器翻译系统的研究》等国家课题顺利完成。与此同时，信息处理基础理论研究和语言资源库的建设工作也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文字、文本自动识别标注研究、专业专门信息词典、多语种数据词典、专业数据库的研制开发工作均有突破性成果。如，国家课题《蒙古语语法信息词典的建立与调试》、《蒙古语短语的自动切分和标注》、《蒙古语固定短语语法信息词典的建立及调试》和《蒙古语名词术语数据库》等项目的相继完成充分体现了该领域研究的蓬勃发展。

　　蒙古语实验语音学研究集中在蒙古语元音系统的声学分析上。近几年相继完成了喀喇沁、陈巴尔虎、鄂尔多斯、阿拉善、乌珠穆沁、布里亚特等土语和卫拉特方言以及标准音的元音系统的声学分析工作。另外，辅音和韵律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新成果。尤其是，呼和的专著《蒙古语韵律特征基础研究》是蒙古语韵律实验研究的开创性成果，为蒙古语韵律声学模型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蒙古语言文字使用现状的社会语言学调查研究进一步得到重视和加强。目前已完成二连浩特市、呼和浩特市以及东乌珠穆沁旗、科左前旗等几个旗县的调查工作并发表了相关调查报告。蒙古语文化语言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方言和区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上。

　　蒙古语语料库建设成绩斐然，成果丰硕。在书面语语料库建设方面主要作了100万词级的《现代蒙古语语料库》的修正、扩充、标注和双语语料库的建设;在自然口语语料库建设方面，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承担的《蒙古语语料库建设工程》项目已于2007年启动。本项目拟通过在国内外蒙古族聚居区进行20年的系统普查，收集大量自然口语语料，建设一个2亿词级的网络化、数字化、多媒体化的多语种综合性语料库。此项目的顺利实施对保护蒙古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具有深远的意义。

　　蒙古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与研究有突破性进展。《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颁布实施，推动了蒙古语言文字的归范化、标准化和学习使用的制度化进程。术语和正字法规范化步伐加快。先后多次召开术语和正字法规范化会议，审定新词术语的同时，由政府部门规定的《蒙古文正字法词典》的统一使用政策，得到了较好的推行。蒙古语标准音的推广与普及工作得到了加强。2002年1月由中国蒙古语标准音工作委员会制定通过《中国蒙古语标准音音位系统》，2003年正式出版《蒙古语标准音水平测试大纲》并在社会媒体、学校等相关领域具体实施。为了更好地推动蒙古语标准音的推广工作，全区各盟市及有关大专院校相继成立十几个培训测试站，举办了多期培训班。另外，学者们着力进行蒙古语方言、各方言与标准音的对比研究，推出了很多研究论著和论文。这些成果对方言研究以及学习和普及推广蒙古语标准音具有重要意义。

 

　　二、蒙古文学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蒙古文学研究蓬勃发展，呈现出令人欣喜、令人振奋的持续发展局面。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为中国蒙古文学界送来了一股清新的春风。蒙古文学界解放思想，开阔视野，勇于探索和实践，蒙古文学研究的一个崭新时代就此拉开了序幕。到80年代后期，中国蒙古文学界的学科意识日渐强化，学术品格日渐凸显，蒙古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逐渐呈现出多元态势，学科建设逐渐成为蒙古文学研究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30年过去了，以学术创新推动学科建设，以学科建设促进学术创新，已经成为蒙古文学界的共识，学科建设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的文学创作硕果累累，每年都有数百种蒙古文学书籍在出版，改革开放以来累计出版的长篇小说就达200部左右，近年来出版的著名作家全集、选集、文集已达10多套;全国有蒙古文学刊物或辟有文学栏目的期刊在20种以上，蒙古民族聚居的省区市各类学术刊物都设有蒙古文学栏目，蒙古文学极其丰富的资源得到了发掘和利用，各种版本的蒙古文学史著作就多达近20种;特别是近年来，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的现代化日渐得到重视，各种数据库、信息库、网络建设正在抓紧实施，借助于现代科学开展蒙古文学研究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都设有蒙古文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并拥有一大批致力于蒙古文学研究的专门人才，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著作数以千计;蒙古文学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整体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一大批硕士、博士陆续走上科研教学岗位，正在成为蒙古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随着文学内涵的日益丰富化、深刻化，文学研究也在走向深化，这就是更多地关注民族文化的深层次问题，更多地关切民族文化的命运和前途，更多地思考全球化语境下如何实现蒙古文学的现代化、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这是理论和实践结合，创作和研究互动，思想性、学术性并举的深化。这一切自然要反映在学术实践当中。

　　进入新世纪以来，蒙古族古近代文学研究、民间文学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视野显著拓宽，研究方法显著改善，研究水平显著提高，理论创新、学术创新正在成为蒙古文学界共同的追求。

　　学术视野的拓宽，同时也拓宽了蒙古文学的研究领域，譬如：

　　在古近代文学研究方面，历代蒙古族作家的非母语创作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历代蒙古族作家的汉文创作、藏文创作研究近年来持续升温，蒙汉文学关系、蒙藏文学关系研究正在成为蒙古文学研究的新增长点。特别是元代蒙古族作家的汉文作品研究和清代蒙古族作家的汉文、藏文作品研究，可谓是近年来蒙古文学研究中的新亮点。由此，元曲研究、宗教文学研究、文论研究都有新的发现，不但选题范围大有拓展，研究的纵深度也明显推进。这类研究既是在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研究的驱动下开展起来的，又有力推动了各民族间文化交流与传播史的科学研究。蒙古族文论研究也同样引人注目。历代蒙古文学有着丰富的文论资源，相关研究也有着比较久远的历史，但真正“热”起来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事情。在一些学科带头人的垂范和倡导下，蒙古文论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而以蒙古族诗学理论、叙事学理论研究为重点的文论研究又激发和带动了蒙古族美学遗产的研究，迄今已有不少专门探讨蒙古族历代美学思想的论文、著作乃至有比较厚重的美学史著作问世。

　　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从以往单纯的文学研究转向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相结合的综合型研究，从单纯的文本解读、阐释到对“江格尔齐”、“胡尔齐”等传承艺人的研究，这些变化应该说是十分积极而深刻的。特别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和知识的借鉴、利用，使蒙古族古代神话、英雄史诗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近年来发表、出版的一批颇有新意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这类研究开阔了学术视野，拓展了思维空间。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民间文学研究已经不是以往的纯文学研究，而成为文学与文化相交叉、相叠加的综合型研究了。明显的事例就是别开生面的口头文学研究。这类研究着眼于文学与文化互动运行的过程，把口头文学置于文化运行的整体过程之中，在分析其构造、内涵与功能的同时，揭示其发生、传承和变异的规律，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探讨同一部作品传播、变异和影响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对认识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上世纪末出现的以填补“日伪十四年”文学研究空白为出发点的现代文学研究热潮，进入新世纪以来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不但硕果累累，也带动了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入。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思潮、现象、流派研究是近年来的一大热点。文学媒体研究、文学传播学研究从无到有，并在现当代蒙古文学研究中开始占有相当的份额。应该说这是开拓性的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它表明蒙古文学界理论观念、学术观念的完善，表明如今的蒙古文学研究不但在关注文学文本和创作主体，而且把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文本以外的对象也纳入研究范围了。在文学批评方面，从社会历史视角解读文本的传统批评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代之以着重分析作家的主体意识、创作心理、艺术追求的现代型批评，全面阐释作品的思想文化蕴涵、技巧手法的努力逐渐得到加强。

　　随着蒙古文学研究的持续深入和学科意识的显著增强，蒙古文学学术史研究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出现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蒙古文学学术史的研究是在学术理论日益丰富化、研究方法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受到学者们关注的。蒙古文学研究中几乎可以找到当今世界所有有影响的学术理论的影响。同样，当今世界被广泛运用的文学研究方法几乎都在蒙古文学研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神话学、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使蒙古文学研究得到很大改观，对一些学术难题的新诠释、对一些新领域的开拓，显然得益于新理论、新方法的运用。

 

　　三、蒙古史研究

　　(一)蒙古族通史研究。进入新世纪以后，蒙古族通史的研究得到迅猛发展，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综合性、整体性的蒙古民族史、内蒙古通史、元代地区史专著。义都合希格主编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曹永年主编的四卷本《内蒙古通史》、乌云毕力格、白拉都格其主编的《蒙古史纲要》等通史著作根据丰富翔实的史料，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论述。

　　(二)蒙元史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显示了蒙元史学术界在拓展研究领域、加深研究程度与人才成长方面的新气象。

　　刘迎胜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是国内第一部专门论述察合台汗国史的著作。它的出版，填补了中亚史、蒙古史、元史研究中的空白，开创了利用多种文字资料研究蒙元史的成功范例，显示中国蒙元史学术界在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等老一辈大师之后后继有人。

　　历史人物研究方面，朱耀廷的《成吉思汗传》、李治安的《忽必烈传》，分别对蒙元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诠释和实事求是的评价。专门史研究令人欣喜，先后出版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下编》(胡小鹏)、《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史卫民)、《元代文学编年史》(杨镰)、《文明的吸纳与历史的延续——元代东南地区商业研究》(王秀丽)、《元明北京建设与粮食供应》(王培华)、《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链》(胡务)、《元代西北经济开发研究》(陈广恩)、《元代社会婚姻形态》(王晓清)、《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王福利)、《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高荣盛)、《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赵琦)、《蒙元驿站交通研究》(党宝海)、《元代江南民族重组与文化交融》(潘清)、《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篇》(瞿大风)、《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文化·教育·宗教篇》(瞿大风)等论著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或宏观或微观地研究了蒙元史的各个方面，显示了蒙元史研究扩展与深化的趋势。其中，赵、党、瞿三书均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三书的共同特点是广泛搜集方志、金石文献、现存元碑、现存元人文集，从中发掘资料，选取观察蒙元历史的新视角，据史据实立论，显示了年轻一代的蒙元史学者朴实、严谨的学风。

　　可见，蒙元史研究继续发扬中国史学界深入细致、扎实认真、不尚空谈的传统，在政治史、制度史研究继续保持强势的同时，社会史、文化史与经济史方面的研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三)明清蒙古史研究。在综合研究方面，有很多论文对明清时期蒙古族法律、民俗文化、 社会变迁、顾实汗、和硕特部、内蒙古各部的名称等专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在明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就明代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明初社会生活中蒙古人所起的作用、明代蒙古部落大批入居青海、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其影响、三娘子对明末蒙汉和平友好关系的贡献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在清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学者们围绕历史上土尔扈特人在国内外的分布状况、后金征服漠南蒙古的法律支撑、早期蒙古旗制、噶尔丹死亡问题、清代卫拉特蒙古政治地理空间观念表象史、五世达赖喇嘛对清初蒙古地区稳定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综上所述，近几年的明清蒙古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开阔，论证越来越细密。透过这些成果可以看到学者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理论功底，为后来者的进步和深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草原文化研究

　　从某种角度说，对草原民族文化的研究，可谓历史悠久，所有冠名在北方各民族名下的宗教、民俗、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组织的研究，以及兴起于20世纪末的游牧文化研究，均属于这一范畴。但将草原文化作为整体的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研究，其时间则几乎与新世纪同步。2004年，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研究工程”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标志着这一学科的正式启动。

　　作为政府组织的一项科研工程，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07年，由吴团英主编、11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撰写的多卷本《草原文化研究丛书》正式出版。丛书共11卷，包括：《草原文化概论》、《草原文化史论》、《草原物质文化研究》、《草原精神文化研究》、《草原文化区域研究》、《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华文化大系比较研究》(上下)、《草原文化与现代文明研究》、《北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研究》、《蒙古族文化研究》、《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文化研究》，共计400余万字，是国内对草原文化进行系统研究的、最完整的著述。

　　为配合“草原文化研究工程”，2006年出版普及性的三卷本《文化内蒙古》;2005～2008年编辑出版了《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四辑，收录了国内外有关草原文化研究的论文213篇。

　　在《光明日报》、《内蒙古日报》、《内蒙古社会科学》等报刊开辟“草原文化论坛”，发表了一批较高质量的论文。并通过内蒙古新闻网开设了“草原文化论坛”，发表论文500余篇。

　　举办了一系列全国性和国际性学术活动。2005年7月，与《光明日报》等单位合作，成功举办了草原文化高层论坛;2004～2008年，先后举办了五次“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论草原文化》四辑;从2005年首届“中国蒙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始，“草原文化”已成为该会独立的专题分会单元。2007年，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开始与蒙古国科学院合作，启动了“中蒙两国跨境草原文化比较研究”项目。

　　“草原文化研究工程”在理论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性和开创性的成果，围绕草原文化的概念、内涵、类型、特征、基本精神、价值体系、历史分期和区域分布等方面提出了较系统的前沿观点。关于草原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提出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三大主源，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关于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提出草原文化具有“历史传承的悠久性、区域分布的广阔性、创造主体的多元性和构建形式的复合性”的特征;关于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提出草原文化具有开拓进取精神、英雄乐观精神、自由开放精神、崇信重义精神;关于草原文化类型，提出与中原伦理型文化相比较，草原文化具有显著的以崇尚自然为根本特质的生态型文化特征;关于草原文化的建构形态，提出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游牧文化与其他多种经济文化的统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这些观点已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与此同时，进入新世纪，学术界从文化人类学或称民族学角度反思草原地区和民族的历史，审视现状、关注未来的学术成果不断问世，学者们热衷于为自己的成果冠以“文化”标题，显然我们不能将这一现象简单地视为时尚，它说明在文化学视角下的草原民族可能会显现出更多过去被人们忽略的重要问题，从而担负其他学科所不能完成的使命。而近年来陆续出版的这一类著作，的确令人感到振奋和鼓舞。《红山文化研究》、《红山诸文化研究概述》等著作，使红山文化的研究更加深入;《北方文化与匈奴文明》、《原匈奴、匈奴》两部著作，综合考古学和文献资料，有利于人们对匈奴帝国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两翼制度研究》、《北朝法制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职官制度》、《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等著作，以专题研究的方法，从制度文化层面，系统而全面地研究了草原民族的政治制度形成及变化的规律;《北朝胡姓考》是一部专门研究古代北方民族姓氏演变的力作，对研究草原文化变异史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一书对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史研究不乏启示;《草原与田园》一书，利用地理学和气象学的数据，对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该地域农牧经济数次轮回的规律;《清代蒙古族社会转型及语言教育》一书，从蒙古地区农业化研究入手，较全面地介绍了蒙古族在清代文化变迁的过程和结果;《阿拉善生态环境的恶化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一书，通过大量调查数据，介绍了阿拉善地区生态变化的历程，进而研究了当地蒙古族生产生活方式演变的内在根源。

　　更令人欣喜的是，一批近年毕业的博士、硕士已成为草原文化的生力军，他们以扎实的专业理论功底，以更加专业化的视角，从各个层面对草原文化进行了深度研究。我们可以例举如下著作：《蒙古佛教音乐文化的多元性》、《蒙古族祖先崇拜的固有特征及其文化蕴含》、《蒙古突厥史诗人生礼仪原型》、《蒙古包的祝赞词文化》、《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可可淖尔蒙古——走向边缘的历史》、《卫拉特——西蒙古文化变迁》、《融会与建构》、《蒙古族草原法的文化阐释》、《文化的变迁——一个嘎查的故事》、《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政治思想研究》等。

　　在政府的支持下，在未来的六年中，内蒙古自治区将实施“草原文化研究”第二、三期工程，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在更大的范围内吸收有志于草原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围绕草原文化学科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通过一系列拓展性研究，深入研究和展示中国北方草原民族的历史贡献，进一步确立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深入挖掘草原文化的内涵，深刻揭示草原文化的发展规律，建立草原文化理论体系;深入研究和辨析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确立草原文化的独立学科地位;全面认识和评估草原文化价值，继承和弘扬草原文化的优良传统，探索解决草原文化的当代传承问题，使草原文化成为全面提升内蒙古文化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智慧资源和精神动力。我们热切希望国内外学者积极参与“草原文化研究工程”，用我们共同的智慧和力量，推动草原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走向世界。

　　除此之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蒙古族传统哲学、经济、军事、法律、美学、伦理、宗教、科技、文化、教育、生态、民俗、医学、地方志、部族学等诸多新兴学科也都有了迅猛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充分展现出了蒙古学学科发展的新的活力。主要成果有：《东北亚的萨满教》、《蒙古佛教史》、《蒙古族宗教思想史》、《蒙古族古代战争史》、《蒙古族古代军事史》、《蒙古族土地所有制特征研究》、《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蒙古族美学史》、《蒙古族诗歌美学论纲》、《古代蒙古法制史》、《蒙古族传统美德》、《蒙古民俗学》、《蒙古族哲学思想史》、《成吉思汗哲学思想研究》、《古代蒙古文化思维》、《蒙古族传统理论思维》、《游牧文明与生态文明》、《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文化内蒙古》、《蒙古族生态文化》、《制度变迁与游牧文明》、《游牧中国》、《蒙古族音乐史》、《中国蒙古学研究概论》、《中国新时期蒙古学研究回顾与反思》等。这些学术成果不仅对新学科的确立和蒙古学学科体系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也为蒙古学研究的纵深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蒙古学文献的搜集、整理、校注、出版、研究

　　进入21世纪以后，蒙古学文献工作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INTER网的普及和考古工作的重大发现，文献种类有所增加，数量大幅度增长，质量和存贮技术手段不断提高;文献研究内容丰富多彩、不断深化，范围不断拓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

　　进入21世纪后，各级政府在注重抓经济发展的同时，进一步重视对民族优秀文献抢救、修复、整理和保护工作。2003年初，中国政府正式启动为期10年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计划到2020年初步建立起较完备的保护制度和保护体系，基本实现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网络化。2003年11月，又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会议，进一步推动了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与此同时，各级政府也投入专项资金启动相关项目工程和对蒙古文古籍进行抢救、整理和修复。如：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投资1000余万元启动建设“江格尔”文化艺术宫工程，使“江格尔”文化艺术宫成为“江格尔”传承基地。同时，也成为有关“江格尔”资料、蒙古族长调民歌和托布秀尔音乐的收藏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也成立相关机构，制订了《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实施方案》，并组织各盟市相关单位开展民间文化传承人调查、认定和命名工程,以及搜集、整理散落在民间的蒙古民歌、民谣、民间故事和民族习惯用语等等活动，开展有关项目的研究工作。如：投入专项资金启动“内蒙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数据库”和“蒙古语语料库”建设工程以及对《丹珠尔》、《甘珠尔》等文献典籍进行抢救和修复、整理和出版;编纂《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内蒙古各旗县卷;征集《内蒙古民间文化研究成果总目录(1947～2005)》;编纂出版《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各民族分卷等工程。各盟市旗县政府也加大这方面的资金投入，有力地进行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调查、搜集、整理、出版工作。

　　目前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资料中《新校勘“成吉思汗金书”》、《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大元通制条格》、《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清内秘书院蒙文档案汇编》、《清朝内阁蒙古堂档》、《蒙文甘珠尔·丹珠尔目录》、《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外藩蒙古理藩院则例》、《西域图志校注》、《全元文》、《黑城出土文书》(汉文卷)、《英藏黑水城文献》等比较典型。这些珍贵的文献为蒙古学研究的开拓与深化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与此同时，以蒙汉文翻译或转写出版了《蒙古高原行记》、《深奥的蒙古》、《最后的游牧帝国》、《蒙古地区历史文化遗迹》、《蒙古族毡绣工艺》、《西域的历史与文明》等30余部国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蒙古学著作。

　　在档案文献整理方面有：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合作出版的《清内阁蒙古堂档案》对蒙古史、西藏史、蒙藏关系史和清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莎日娜主编《蒙古学金石文编题录》较全面地收录了与蒙古学研究有关的金石目录，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而快捷地从古籍文献中查找所需金石碑刻史料的可靠检索工具。陈志明主编《土默特历史档案集萃》是对土默特历史文化的开发和传承，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从2007年开始远方出版社陆续推出了文书档案文献系列丛书——《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这套文献汇编所收文献资料内容相当广泛，是研究清代及民国时期内蒙古东西部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第一手史料。该丛书的出版对于保存文献和方便社会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摘、索引、辞典等检索工具书编辑、出版数量增多。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细化，为方便研究者快速、准确地查阅到自己所需要的文献信息，一些学者在研究大量文献的基础上，编制了有关蒙古学文摘、索引、书目提要和题录等检索工具。比较著名的有：邱树森主编的《元史辞典》、《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蒙古族卷)。此外，还有《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目录》、《国际蒙古学书目(中国卷)》、《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蒙古学金石文编题录》、《蒙古学蒙文论著索引(1991-1995)》、《蒙古学论文索引》等十几种检索工具书，这些检索工具书以其较强的实用性为研究者查阅资料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文献数字化建设。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蒙古文信息处理技术的研发和研制以及文献信息载体形式多样化，在网络环境下，大量电子文献信息涌现，使人目不暇接。这就使蒙古文献信息的数字化成为必然,为方便研究者利用蒙古学文献信息资源，有关大学、科研院所、出版单位和政府机关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文献数字化建设。近几年，蒙古学相关数据服务平台、网站和数据库纷纷建立。比较著名的网站有：中国蒙古文期刊网、蒙古学信息网、蒙古文化网、内蒙古语言文字网、蒙医药信息网、蒙古贞语言文化网、蒙古文数字图书馆网、草原雄鹰网站等100多个网站。这些网站有专门介绍和研究蒙古学的各个方面内容的，也有的是把蒙古学作为其网站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均不同程度地给浏览者提供了蒙古学的相关信息。著名的数据库有：“蒙汉文网络出版数据库”“蒙古文文献书目数据库”、“民族地方文献书目数据库”、“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数据库”、“ 中国蒙古学书目提要数据库”、“国际蒙古学学者数据库”、“蒙医药图书数据库”等十多个数据库。这些网站、数据库为蒙古学研究者提供了最新的研究动态、学术交流情况及研究成果，是蒙古学研究者快速获取信息资料的服务平台。

　　文献研究。文献研究是研究工作的先导和基础,文献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影响研究成果的质量。近年来，蒙古学文献研究成绩斐然，对传统文献典籍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同时，还对其他史料展开研究，出版发表了很多成果。

　　典籍的校勘、研究。近几年，中国蒙古学学者在搜集、刊布和研究蒙古族历史文献论著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内蒙古的学者，对蒙古编年史的各种抄本，不仅从版本学的角度进行整理、校勘，而且从文献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使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走上了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

　　《蒙古秘史》历来是学术界最广泛关注的蒙文历史文献。 内蒙古学者对《蒙古秘史》进行研究，校注合勘、还原蒙文、汉译、现代蒙文的转写等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最近几年对《蒙古秘史》进行深入研究，相继公开刊行了不少关于《蒙古秘史》的具有较高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各种论著。主要成果有无名氏《元朝秘史》、阿尔达扎布《新译集注〈蒙古秘史〉》等。其中，《新译集注〈蒙古秘史〉》，通过与突厥语系的比较考察的同时，利用现代各种方言知识，对《蒙古秘史》中历来未被解读的词汇进行了解释，是在《蒙古秘史》研究史上用蒙古语解读方面取得较大成绩的一部著作。学者们在校勘、注释《蒙古秘史》的同时，也发表关于《蒙古秘史》的诸多论文，围绕《蒙古秘史》的史学研究价值及其类型意义、英译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特·官布扎布、阿斯钢所译《蒙古秘史》(现代汉语版)，使这部传承近千年的“史乘”走出象牙塔，开始为普通人所了解和接受。

　　《蒙古源流》的研究也有了新进展。被学界认为17世纪抄本的《蒙古源流——手抄本影印版》的出版，对保存和传承蒙古文文献做出了重大贡献。高娃的博士论文 《〈蒙古源流〉蒙古文满文汉文宫廷本研究》，对《蒙古源流》的满文和汉文的精抄本进行了详细对比、比较研究，指出殿版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对其他蒙文编年史，如《白史》、《大黄史》、《黄金史纲》、罗布桑丹津《黄金史》和《阿萨拉克齐史》等的各种抄本和刊本，进行了校勘整理和分析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宝音巴特尔著《〈黄金史纲〉版本研究》一书，对《黄金史纲》展开全面深入的论述，对其版本源流进行了科学探讨，提出了蒙文历史文献版本研究类型及系统的研究方法。王梅花的博士论文《〈阿萨拉格齐史〉研究》，进一步充实了《阿萨拉格齐史》的研究。学者们在校勘、注释蒙文历史文献，发表从文献学和历史编纂学角度进行分析研究的论文的同时，还翻译出版了一些其他国家学者的文献研究成果，如日本学者吉田顺一的《〈蒙古秘史〉研究》、蒙古国学者沙日布却玛的《〈蒙古秘史〉及蒙古文献研究》等。

　　蒙古族历史文献的研究有久远的历史。我国学者对蒙古编年史不仅从文献学的角度对诸书的成书年代、作者、版本、史料价值及史学价值等进行整理和研究，而且从史学史的角度探讨了诸书在整个蒙古史学中的地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最近几年蒙古文历史文献研究发展迅速，而且研究成果显著，能反映最新成就和学术水平的学术著作不断地刊布和出版，这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蒙古族历史文献具有重要的意义。

　　史料研究。史料掌握、运用和考证是蒙古学研究的基础工作，因此，有关学者非常重视史料的搜集和研究。如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三辑)、新疆编的《伊犁文史资料••蒙古族专辑》、周良霄的《金和南宋初有关蒙古史料之考证》、巴•苏和的《中国蒙古文学史史料学》、王一丹的《伊利汗时期波斯史书创作中的蒙古影响——以拉施特的，〈史集〉为例》、张文平、张久和的《库莫奚基本史料的初步比较研究》……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蒙古学史料的成果。八思巴、托忒文史料也是蒙古学文献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方面有照那斯图的《八思巴字和蒙古文献》、呼格吉勒图的《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汇编》、宁侠的《〈译语》的史料价值探析》等重要成果。

　　文书文献和金石碑刻文献研究。在文书文献研究方面，内蒙古大学、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和日本有关专家对黑城出土的800余件文书的归类与研究较有影响。金石碑刻文献研究方面有蔡美彪的《元易州龙兴观懿旨碑译释》、照日格图的《释蒙元时期长方形圣旨牌文字》、牛汝极的《元代景教碑铭和文献及叙利亚文突厥语的语音系统》、耿世民的《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研究》等成果。这些成果补充了其他类型文献之不足，起到了补史、证史、纠史的作用，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其他文献研究。王满特嘎的《蒙古文献研究》、照日格图的《13～14世纪蒙古文文献中的突厥语成分》、孟·斯·乌力吉的《涉及蒙藏关系的藏文文献》、吉格木德的《蒙医学史与文献研究》、耿世民的《哈萨克古代文献研究——金帐汗国克普恰克——花拉子模文献》、哈斯额尔敦对《普度明太祖长卷图》回鹘蒙古文的考释等专著和论文，对不同学科的文献进行分析、研究，为各学科进一步深入的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21世纪初蒙古学文献工作，不仅对蒙古学文献信息资源进行了有序组织和整合，同时，也加快了蒙古学文献信息传播速度，为蒙古学研究者提供获取最新学术动态的信息服务平台，从而为中国蒙古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六、新世纪蒙古学研究的突出特点

　　(一)资料建设由文献搜集向民间文化普查拓展，由文本向数字化转变。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文化软实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越来越显著以及对文化建设投入力度的加大，在中国蒙古学界，各种大型资料库、数据库建设蔚然成风。如近年来启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库”;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内蒙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数据库”和“蒙古语语料库”等规模宏大的资料建设工程，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并在蒙古学研究中开始发挥作用。其中不仅囊括文献典籍，更重要的是涵盖直到目前仍在民间广泛流传，并在大众生活中还在产生影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包括文本资料，更重要的是包括了供大众共享的数字化资料。我们有理由相信，以系统性、全面性、权威性、鲜活性、先进性(因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建成，所以储存、检索都很方便)为主要特点的这些资料库，必将为中国蒙古学研究乃至国际蒙古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提供有力的支撑。

　　(二)研究工作从简单再生产向集约化经营转变。随着中国蒙古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基于个人爱好的个体化的、零散的研究逐渐向规范化、系统化的整体研究转变，蒙古学研究出现了一种大综合的趋势。内蒙古蒙古学学会组织编写的《中国蒙古学文库》、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的《草原文化研究丛书》、文精主编的《蒙古族大辞典》、内蒙古科技出版社有关人员组织编写的《蒙古族风俗百科辞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辽宁民族出版社、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内蒙古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的《蒙古文化小丛书》、《蒙古历史文献精选》、《内蒙古大学民族学研究丛书》、《蒙古文化研究丛书》、《阿尔泰学丛书》、《博士文丛》、《蒙古历史文化文库》、《格斯尔全书》、《国外蒙古学优秀论著选》、《蒙古原生态文化研究丛书》、《北方民族史博士文库》、《蒙古史研究211丛书》、《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学术著作系列》、《内蒙古旅游文化丛书》(历史文化部分)、《鄂尔多斯文化丛书》、《赤峰历史文化丛书》等等，这些蒙古学研究方面的一个个系统工程，承载和展示着中国蒙古学研究在近年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实现中国蒙古学研究的新的综合，使中国蒙古学研究逐渐步入了组织化、有序化和集约化的轨道。尤其由《蒙古学百科全书》基金会组织编写的《蒙古学百科全书》(计划出版21卷)，更是蒙古学长期以来所取得的总体成就的一次大检阅，全面展示，系统总结，同时它也将成为开拓蒙古学新纪元的一个有力支撑。

　　(三)研究方法进一步向多元化、综合化转变、延伸。很多学者紧跟信息化时代步伐，不断更新研究理念，不断拓展知识结构，积极吸收、借鉴新的理论和方法，从多角度、多层面审视自己的研究对象，为获得科学合理的结论乃至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方面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各学科学者大多都不再就事论事，而是有意识地纳入大文化视野，努力通过把研究对象置于其产生发展的广阔文化背景中予以考察分析，以期在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历史联系和逻辑关系中把握其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这样的努力使他们收获了一批文化底蕴深厚、历史穿透力较强、理论含量较高的学术成果。

　　(四)由注重纯历史性问题的研究向历史和现实并举，从注重基础研究向基础和应用并重，从注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向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并举的转变。从根本上说，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是为现实服务。进入新世纪以后，各个学科的部分学者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从历史问题研究和基础研究转向现实问题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或二者并举。他们致力于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把握其历史真相，阐发其理论内涵，总结其经验教训的同时，还积极关注现实，深切关怀蒙古族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生存状态和未来前景，通过认真细致的实地调查，撰写出很多高质量的研究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理论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这些意见建议的大部分已转化成各级政府的决策理念，在现实生活中开始发挥作用，从而蒙古学研究也实现了走出书斋，走向社会，走向生活的转变。与此同时，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蒙古学研究还实现只注重人文社会科学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举转变，形成了中国蒙古学研究作为一个综合性学科的完整的学科布局。蒙古学各种自然科学学科的形成及其代表作，如李迪的《蒙古族科学技术发展简史》,旺其格的《蒙古族天文历法史》、《蒙古族数学史》，其格琪图的《现代蒙医学》，旺钦扎布的《蒙古族正骨学》等的出版，蒙古语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多媒体化研究的成功和普及，以及各种数据库的成功建设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五)蒙古学研究各地区、单位、学科、专家间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紧密。从本质上讲，蒙古学是以蒙古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蒙古学不同学科所解决的是蒙古文化不同侧面和领域的问题，要想全面、准确地认识蒙古文化及其本质，各学科的学者必须积极主动地相互交流和协作。另外，在攻关某一学术难题或系统工程时，某个个人和单位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广泛深入的交流、合作，才能弥补这个缺陷。近年来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蒙古学百科全书》、《草原文化研究丛书》、《蒙古族辞典》、《蒙古族风俗百科辞典》等都是多学科专家打破常规、积极开拓、联合攻关的产物。

　　如上所述，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蒙古学研究经过学者们不懈的努力，虽然在整体上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离时代的要求、社会的期待以及学科自身发展的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如机构设置重复，各学科缺乏统一的中长期研究规划，学者的问题意识淡漠，各分支学科间发展不平衡，应用对策研究能力差，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缺乏深入系统的学科反思等等。但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我们坚信，通过我们不断提高研究能力，调整学科布局，充分发挥学会协会的作用，加强科际和国际对话和协作，这些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

 

　　借此机会，结合国际社会发展主题和学术文化发展趋势，向大家提几点建议：

　　一、中国蒙古学研究，要紧跟世界潮流和发展趋势，充分发挥蒙古学在当代多元文化对话中的作用，为创造和谐世界，促进当今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中国蒙古学研究，要把蒙古族文化紧紧置于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大框架内，进一步梳理蒙古族文化的发展脉络，深入挖掘蒙古族文化的丰富内涵，把握蒙古族文化的特征和规律，揭示蒙古族文化在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为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积极的贡献。

　　三、中国蒙古学研究，要紧跟学术前沿，扩大研究视野，更新研究理念，改进研究方法，加强学术前瞻性，培养学术新人，增强问题意识，探索和发现新的学术生长点，着眼于解决重大学术问题和实际问题，推动蒙古学研究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延展。

　　四、加强蒙古学研究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打造国际研究团队，形成新的国际研究优势，推动蒙古学研究的创新与发展。

　　各位专家学者，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蒙古学研究的新辉煌!

　　2008年9月21日

                 (作者简介：宝力格，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巡视员、研究员)

 

【会议背景】

中国第二届蒙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市隆重召开

来源：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2009-07-03 16:45

 

　　本报讯 2008年9月22日——25日，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第二届蒙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市隆重召开。会议主题为：“蒙古学的创新与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乌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董恒宇出席大会开幕式。“中国第二届蒙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吴团英研究员致开幕词。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乌兰发表重要讲话。国际蒙古学协会伊西道尔吉先生宣读国际蒙古学协会总秘书长蒙古国科学院院士沙·毕拉教授给大会的致辞。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巡视员宝力格研究员作研讨大会主旨报告。

　　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捷克、土耳其、匈牙利、俄罗斯、韩国、日本、蒙古国、中国及中国香港、台湾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230多人参加了本届学术研讨会。大会开幕式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马永真主持。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吴团英研究员在致词中指出：以首届蒙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契机，中国蒙古学研究与国际蒙古学界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呈现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交流与合作的新局面。中国蒙古学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不断更新研究理念，改进研究方法，推动蒙古学持续展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尤其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设立并实施的“草原文化研究工程”、“蒙古语语料库建设工程”、“内蒙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数据库”、影印《蒙古文大藏经》工程、《蒙古学百科全书》、《全元文》、《格斯尔全书》、《蒙古民族通史》、《内蒙古通史》等一系列大型学术工程和研究课题，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为新世纪蒙古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蒙古学研究事业已经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中国蒙古学界在国际蒙古学领域的地位和影响与日俱增。以“创新与发展”为主题的本届研讨会对蒙古学的开拓创新和持续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乌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内蒙古的快速发展为中国的蒙古学研究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内蒙古自治区的民族文化大区建设，又为内蒙古的蒙古学研究事业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她向本次研讨会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充分利用好“中国蒙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一平台,加强我国各地区之间,中国与各国及地区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相互促进,共享学术资源与成果,共同把蒙古学这一国际性学科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二，在继续加强优势学科的同时,重点扶持一些新兴学科和边缘交叉性学科,如蒙古族民俗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教育学、经济学、军事学、考古学、思维学、建筑学等学科,努力培育蒙古学学科发展新的增长点。要以多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蒙古学研究新成果，为国际蒙古学研究的创新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第三，把中国的蒙古学研究,尤其是内蒙古的蒙古学研究与我区的民族文化大区建设和“草原文化研究工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建设民族文化大区和“草原文化研究工程”来带动我区的蒙古学研究,以我区蒙古学研究的丰硕成果来推动民族文化大区建设,丰富草原文化研究，提升内蒙古的文化软实力和对外影响力。乌兰提出的三点建议对推进国际蒙古学研究，特别是内蒙古蒙古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很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国际蒙古学协会总秘书长、蒙古国科学院院士沙·毕拉教授在致辞中表示：“当今蒙古学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蓬勃发展，蒙古学研究队伍日益扩大，这对蒙古民族的繁荣发展，各国之间的和睦相处、携手合作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几年，蒙古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是在内蒙古自治区得以蓬勃发展”。“内蒙古专家学者的学术成果，丰富和发展了世界蒙古学宝库……国际蒙古学协会深信，中蒙两国在蒙古学方面的合作和相互支持，将会更加扩大和发展”。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巡视员宝力格研究员在大会上作了题为《21世纪：中国蒙古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新纪元》的主旨报告，他从蒙古语言文字研究、蒙古文学研究、蒙古史研究、草原文化研究、蒙古学文献的搜集、整理、校注、出版、研究和新世纪蒙古学研究的突出特点等六个方面系统总结回顾了国际蒙古学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新趋势和时代特色。他在这次研讨会上提出的当代国际蒙古学研究要为建设和谐世界服务等四点建议得到与会各国和地区专家学者的响应。

　　本次学术研讨会共收到来自蒙古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捷克、美国、匈牙利、德国、英国、土耳其和中国北京、南京、吉林、新疆、甘肃、黑龙江、内蒙古自治区的专家学者提交的论文130多篇。会议分为四个专题分会即：蒙古语言文字分会、蒙古文学分会、蒙古历史分会和草原文化与民俗分会。

　　大会闭幕式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安建洛主持。内蒙古民族大学校长王顶柱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王满特嘎教授、内蒙古大学白拉都格其教授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所所长乌恩研究员分别代表蒙古语言文字、蒙古文学、蒙古历史和草原文化与民俗分会作了分会研讨总结发言。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马永真致闭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