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新世纪的蒙古学：回顾与展望——北京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2004“面向新世纪的蒙古学：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编]，吴新英、陈岗龙[主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ii+iv+iii+iii+499页，￥65.00。

 

包括蒙古学在内的东方学的各个分支，是西方近代科技革命和海外殖民的直接产物之一；可也正是通过这种渠道，才建立起了东方国家本不具备的缜密科研机制，从而得以进一步挖掘、整理乃至发展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民族风格的本土文化资源。随着现当代东西方文明融合趋势的加深，进入西方文明话语主导轨道的东方国家，也逐步将这种原本带有很强殖民色彩的人文综合性学科纳入凸显本土文化品位、抵御欧美殖民文化的系统中来；这就使得原本浩繁淹博、包罗万象的东方学逐渐分解为以地名或以族名命名的多个分支学科，而这些学科分支则又因各自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而呈现出迥然有别的发展趋势来。

蒙古学作为这种学科分支之一，在东方学的浩瀚领域内较早得到凸显，则与近古时代（以公元12—13世纪为典型）对欧亚诸文明的强烈冲击密不可分；以鞑靼为代称的蒙古铁骑对近东和欧洲的伊斯兰—基督教国家而言，长期以来就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基于此，探究蒙古民族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则是近代以降科学体系化以后西方在人文科学方面的一个亮点，其间又多以曾经直接经历蒙古兵戈的国家为最。

与西方传统的古典学（Classics，专指古代希腊、罗马研究）研究旨趣一脉相承，蒙古学以及其它东方学分支学科的缘起都是建立在以本族语文献编纂和解读为基础的传统语文学（philology）之上的。因而，侧重书面性质语言（包括对无文字语种或方言调查研究中侧重记录歌谣、故事等语料）的深入研讨和重大历史事件以及相关人物的全面考察成为研究的主流，这方面的杰出成果体现在法国以伯希和为核心的学者群（鄂法兰1998：26—27，韩百诗2001：38—40，德尼2001：58）和俄国多位学者（鲍培2004：94—96、101—108）的研究之中。而历史比较语言学科的确立加上结构主义方法论的蔓延，则是国际蒙古学学科体系发展至今方兴未艾的势头；这在蒙古国独立后作为蒙古学发展的国家依托力量、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有专门机构配合研究以来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乌兰察夫2000：44）。不过，由于这样一个主体依托力量的形成，加之同属东方民族群体的日本、中国等国家在这方面投入力量的不断增强，而俄罗斯在相关方面的研究殖民化色彩逐渐淡化，这些条件都使得民族本位意识的主导化将成为蒙古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动摇的发展方向。

中国本是蒙古族聚居大国之一，又是目前惟一坚持使用蒙古族传统文字的国家，还是蒙古民族传统意识形态内影响最为深刻的藏学之家（吉田顺一2000：47—48，萨仁高娃2001：56）；在蒙古学的研究方面既有丰富的资源，也有多个民族院校和民族自治区域内相关机构多年的学术积累。而今，作为中国综合性高校代表的北京大学，藉助蒙古学研究中心成立之际推出作为该中心《蒙古学论丛》首卷的这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则是基于北大原有蒙古史研究雄厚实力之上的一种全方位扩展，故而成为蒙古学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体现（巴?苏和2004：119）。

这本论文集以“面向新世纪的蒙古学：回顾与展望”为主题，体现出北大蒙古学研究中心的目标明确和意趣高远。而为此所要做的工作首先就是充分整理前贤的研究成果以及梳理自身的研究条件。故而书中有关蒙古学多个领域内的学术史整理就成为这本论文集的一大看点。

就国家和院校蒙古学的整体特征而言，北京大学历史系党宝海博士的《20世纪德国的蒙古学研究——一个简要的回顾》从一个中国蒙元史学者的视角对具有悠久东方学研究传统、擅长以文（语文学材料）证史的德国蒙古学派（伊什道尔吉2004：101）进行亲历之后的学术总结，尤便于缺乏中亚及西方语文学功底的中国学者参阅；内蒙古大学周边国家研究所娜琳教授的《蒙古国历届国际蒙古学家大会概况及中国学者参与情况》则从专业性学术会议角度介绍了国外研究的相关经验。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院长白音门德教授的《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及北京大学历史系余大钧教授等的《北京大学蒙古史研究、教学的回顾与展望》就国内相关研究重点单位蒙古学研究的学术积累多有整理，意味深长。

在蒙古学之下的学科分支研究总结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仁钦道尔吉研究员的《国外学者研究蒙古古代文学概要》、中央民族大学满都呼教授的《20世纪中国蒙古民间文学研究》从各个角度概括了蒙古文学的研究历程，在中国学者特别关注的文学领域颇具特色。而在蒙古史及文献研究方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M?乌兰副教授的《托忒文历史文献研究学术历程的回顾和展望》、北京大学历史系张帆副教授的《元典章整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其木德道尔吉教授的《内蒙古大学清代蒙古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和内蒙古大学郝维民教授的《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就主要体现出中国学者在汉籍蒙元史研究和蒙古语文学相结合所取得的诸多成果来。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斯钦朝克图研究员的《蒙古文化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展望》、内蒙古大学呼日勒沙教授的《蒙古民俗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北京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刘迪南的《蒙古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则是三篇专题性的学术总结论文，着重揭示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各项新兴研究手段之于蒙古学而开拓出的另一面。

蒙古学研究方法论的探讨集中体现在蒙古国科学院策仁索德诺姆院士的《蒙古本子故事及其研究方法问题》以及中央民族大学贺希格陶克陶教授的《论蒙古文文献研究方法》这两篇论文之上，同时也透露出蒙古学所关注的传统“老三门”研究——历史、语言和文学（乌兰察夫2000：45），实际上可以归结为用蒙古文记录的文献语言学的研究（吉田顺一2000：46）。而本论文集在这方面确也还有不少可圈可点的佳作展现。

譬如，匈牙利布达佩斯罗兰大学Apatóczky ákos Bertalan 教授的《关于蒙古语主语标记问题》（On the problem of the subject markers of the Mongolian language）是现代语言学理论诉诸蒙古语研究的一个有益尝试，这里他提出了蒙古语“主题标记小品词”的论断，如果考虑到韩语和日语中已有的主题标记助词，而满—通古斯语方面至少在满语判断句中也已有类似的考察（唐均2005：30），因而蒙古语中的这一发现就更具语言地理类型学上的价值了（桥本万太郎1985）。此外，蒙古国特木尔陶高院士的《aleph和蒙古文字“字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照那斯图研究员的《八思巴字研究的近况和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哈斯额尔敦教授的《〈普度明太祖长卷图〉第一段回鹘蒙古文的考释》则是传统蒙古语文学研究的自然延伸，既有理论性的总结，也不乏新材料的开发——考虑到后两位中国学者在蒙古学研究领域的资深地位，我们尤其应当对此致以敬意。

蒙古历史研究自蒙古学诞生以来就一直是一个研讨热点分支，本论文集在这方面最大的看点，当属北京大学王一丹副教授的《伊利汗时期波斯史书创作中的蒙古影响——以拉施都丁的〈史集〉为例》——这篇论文因为作者的伊朗学背景而特别强调了波斯文文献史料之于蒙古史研究的重大意义，从而值得蒙古学学者多加关注。不过该文中提及《世界征服者史》中首次使用的蒙古—突厥语词举例中的“札撒（Yāsā或Yāsāq）”（该书91页），这种表述法容易使人误以为见诸汉文史籍的“札撒”一词直接对应波斯语词Yāsā(q)——实际上，这里引述的汉语词和波斯化蒙古—突厥语词都是同一蒙古语词方言分歧反应的表现，其间却无直接的对译关系 。

蒙古文学在国外学者研究视野中通常都未曾独立出来，而是结合文献学、语文学乃至史学、民俗学“附带”研究的，中国学者往往将其独立进行研究，这就有助于该学科分支的精微化考察；北京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王浩博士的《曾?达木丁苏伦建构的蒙古文学史体系——关于文学史编写体例的回顾与反思》、内蒙古大学孟克吉雅教授的《蒙古族文学研究的深入与其研究视域》、内蒙古师范大学满全教授的《蒙古族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几种重要主题》等论文就充分反映出这样一种学术特色来。相比之下，综合性的相关研究如蒙古国立大学副教授嘎勒巴雅尔博士的《蒙古现代文学的发展趋势》、内蒙古师范大学特木尔巴根教授的《汉族古代文学在蒙古地区传播之文献考证》、内蒙古民族大学巴?苏和教授的《中国蒙古文学史史料学》、内蒙古大学苏尤格教授的《对蒙古族现当代文学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的构想》等文章仍然是基于蒙古文献而加以建构，则是回归传统研究模式的一种新型表现。

基于文献传统、引进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是如今发展势头看好的蒙古民俗与文化研究的立身之本和强身之道。北京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陈岗龙副教授的《蒙古民俗学的现代转型与民俗志写作的反思》、中央民族大学萨仁格日勒教授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蒙古族民俗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是站在理论建构的立场上对蒙古民俗文化所进行的概括和思考；而蒙古国立大学杜拉姆教授的《言辞与声音的象征》、蒙古国立大学教师南丁毕力格博士的《作为医学技术歌谣的蒙古民间咒语》、内蒙古大学塔亚博士的《史诗〈江格尔〉演唱民俗中的时间禁忌》则从几个具体角度对蒙古民俗学进行了专题性的探讨。如果再联系本论文集中对博物馆资料和网络资讯的介绍、以及部分针对蒙古国的专题介绍，就可以发现：北大蒙古学研究中心的学术旨趣，符合北大一以贯之的学术风格：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纵观整本论文集，编者追求带给读者会议讨论的现场感，所以文集所用的语言是汉、蒙、英三体俱备，而论文的次序就不再追求专题性或时段性的人为分割了——这其实比较符合读者使用论文集的一贯初衷：在一种学术探讨的氛围内选择自己所关注的焦点发言进行细致推敲。不过这把文集编纂的双刃剑同时就带来不可避免的编辑难度：文集58页“克里维兹（W. Cleaves）”指的显然就是美国著名蒙古学大家柯立甫／柯立夫，同页书名《入菩提行经释》似有更通行的名称《入菩提行经论》；文集94页“法国东方学家卡特麦尔（堙拉é. Quatremère）”显然有一个字符转换舛误。不过瑕不掩瑜，对于这样一部内容纷繁的文集而言，我们仍然钦服于编者的心血，也感谢他们为蒙古学研究领域又添一块厚实的铺路砖石。这里限于笔者学识所囿，未能对文集所有资源进行面面俱到的评介，但仅仅是窥豹一斑，也足见文集本身的特点和价值了。

这本论文集，是北京大学在少数民族语文分割出去近半个世纪之后重建整个东方学体系的一个标志性举措，它对于北大原有的蒙元史和现代蒙古语教学研究而言不啻一个相互打通的整合步骤，同时亦可藉助北大固有的学术资源和声誉，为蒙古学在蒙古族传统至今绵延不绝的中华大家庭更进一步的建设做出良性推动，相信一定有助于国际蒙古学研究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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