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第•卡法罗夫译注《元朝秘史》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7-02-08 作者：佚名
《元朝秘史》，本名《蒙古秘史》。著者不明，著作年代亦不明。但它在蒙古历史和文化研究领域却备受青睐。原因很简单，正如苏联蒙古历史学家Б.Я.弗拉基米尔佐夫所说：“《元朝秘史》给我们讲述了成吉思汗的氏族之源，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而随心所欲的草原生活的画面，给判定十二——十三世纪蒙古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了极为丰富多彩的资料。···如果说在中世纪没有一个民族像蒙古那样吸引史学家们的注意，那么，就应该指出，没有一个游牧民族留存像《元朝秘史》那样形象，详尽刻画其真实生活的文献”[1]。也就是说，《元朝秘史》是蒙古族最早的历史和文学经典。就史而言，是实录信史；就文学而言，是古典名著。这样，自然就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可惜，按蒙古人的历史传统，这类宫廷历史记载，只能秘藏内廷，不准外人接触，《秘史》称呼即源于此，是以流传不广。在中国，最先由明朝的翰林发现并刊印，但是目的不是历史研究，而是用作蒙汉转译的教材。直到满清，才开始有学者注意其历史文献价值。最早是孙承泽[2]（1593-1675），稍后是钱大昕（1728-1804）和鲍廷博（1728-1814）。至于，该书的外译，巴拉第·卡发罗夫（Плладия Кафаров，1817 -1878）无疑是始作俑者。1866年他不畏艰难，率先将此重要著作翻译成俄文出版。这是《秘史》研究史上一件划时代的盛事，自此以降，西方人才始知此重要历史文献。下面，我们分几个小问题，来探讨一下巴拉第·卡发罗夫译著《元朝秘史》于中俄文字之交的历史意义。
一 巴拉第·卡法罗夫所接触的《元朝秘史》版本问题
关于巴拉第·卡发罗夫所接触的《元朝秘史》版本问题，自从著名学者陈垣教授于1933年发表了《元秘史译音用词考》一文之后，已成定论，几无可置一词。当时，针对1933年春“法国伯希和教授来游，以苏俄国家科学院所藏元秘史影印本十五卷六册赠北平图书馆” [3]，陈先生旋即对之进行了考证，结论“此本盖鲍廷博从永乐大典抄出，复从刻本补写，后归韩氏，1872年，为驻华东正教会帕莱狄斯主教所得者也”[4]。首先应该指出，陈先生乃一代名师，他的结论确实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仔细研究，这其中还有很多细节不是太清楚。
1．由这位法国东方学家善意馈赠的“苏俄国家科学院所藏元秘史影印本十五卷六册”版本是否就是巴拉第·卡法罗夫据以翻译成俄文的那个版本？如果不是，那么这两个版本之间有何异处？
2．“元秘史影印本十五卷六册”版本是如何为“苏俄国家科学院所藏”的？以及该版本是否为“苏俄国家科学院所藏”？巴拉第·卡法罗夫对这个版本作了些什么？
首先谈“十二卷本”《元朝秘史》的版本流传。按陈垣先生的考释，十二卷本《元朝秘史》于明洪武年间刻印，分正集十卷和续集二卷共十二卷，最先通过张祥云之手面世。张祥云，号鞠园，嘉庆年间晋江太守。1804年，著名校勘学家顾广圻（字千里，1776-1835）“授徒庐州府。晋江张太守许见所收影元椠旧钞本，通体完善”。1805年，顾广圻“至扬州，遂怂恿古余先生，借来影抄此部。仍见命校勘，乃知异于钱少詹本者。”[8]这就是所谓“顾校本”。是顾广圻从张太守处借来十二卷本，与后面要提到的钱大昕的十五卷本进行校勘后的版本。这个版本的手稿，曾为怡亲王胤祥的明善堂所收藏，后来辗转而归国子监祭酒盛昱（1850-1900）所有[9]。也就是后来商务版《四部丛刊三编》所采用的版本（其中还附有1933年发现的41页明洪武刻本残页）。光绪十一年，由这个版本又衍生出另两个抄本：李文田（1834-1895）抄本和文廷式（1856-1904）抄本[10]。李文田受盛昱的影响而研究蒙古历史，取得很大成就。首先得到张太守收藏的《元朝秘史》善本，后又从盛昱处得到顾本《元朝秘史》。然后以此为基础，校勘张穆刊行的《连筠簃丛书》本[11]。这就是相对错误最少的渐西村舍丛刻本《元秘史注》。至于文廷式抄本则又衍生出叶德辉刻本[12]，并于1908年出版[13]。文廷式是进步团体“强学会”的成员，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戊戌变法失败，他流亡日本。应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的请求，归国后将所藏《元朝秘史》手抄一份，于1902年[14]邮寄东京“成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藏书[15]”。1907年，由著名学者那珂通世（1851-1908）译成日文出版，题名《成吉思汗实录》[16]。比巴拉第·卡法罗夫的俄文译本要迟整整四十年。
再就是“十五卷本”《元朝秘史》的流传。根据《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讲火源洁等编类《华夷译语》···复取《元秘史》参考”[17]。由于要和漠北蒙古残余势力打交道，需要培养懂蒙语的人才，所以编辑蒙汉词典《华夷译语》。同时，为方便学习，又将蒙文《元秘史》译成汉语，以作为蒙语诵读的教材。这个版本共分十五卷，后来收入《永乐大典》。到满清嘉庆年间，先后衍生出两种版本，即钱大昕（1728-1804）本[18]和鲍廷博（1728-1814）本[19]。他们都从《永乐大典》抄出《元朝秘史》。所不同的是，钱氏抄出后，没有亲见十二卷刻本，只“闻桐乡金主事德舆，有残元椠本，分卷不同”[20]而已。而鲍廷博则自称“嘉庆乙丑二月十一日，从抄本补写”[21]。嘉庆乙丑即1805年。此处“刻本”，陈垣先生疑“即张祥云本。因当时以十五卷本为大典本，十二卷本为刻本也”[22]。如果陈垣先生的猜测对，那么，鲍廷博就亲眼见过十二卷本。后来，这个鲍本辗转归韩泰华。韩泰华，何许人？陈先生只诙谐地提了一句“韩泰华者，尝在西安景教碑侧，刻有大字，云咸丰已未武林韩泰华来观云云，即此人也”[23]。估计陈先生并不清楚更多的情况。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苏联蒙古学者Б.И.潘克拉托夫教授正在准备出版《元朝秘史》的新俄译本，也苦于不知道韩泰华其人的情况。后来，得到中国人包正谷（Бао Чжэн-гу音译）教授（于1957-1959年在列宁格勒大学进修）的帮助，才知道韩泰华的一些情况。根据这位包先生的口述，卷首朱文“玉雨堂印” “这个印属于藏书家韩文琦所有。他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生活在杭州”。至于十五卷12页的白文“韩泰华印”，朱文“小亭”之韩泰华，“则是上文提到的藏书家韩文琦的孙子。于十九世纪中叶在陕西做过一段时间的官，是个知识非常渊博的人，尤其对蒙古历史感兴趣，几乎所有当时有关蒙古历史的著作他都收集齐全了”[24]。也就是说，“玉雨堂印”是“韩文琦”印，而非“韩泰华印”。韩泰华既然是韩文琦的孙子，那么韩文琦收藏的《元朝秘史》就完全有可能为韩泰华所继承。加之他在陕西作过官，去景教碑看看并顺便留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可惜，我们不知道这位包教授为何许人，这样，他的口述也就无从落实。后来，张穆编《连筠簃丛书》，就把该版本《元朝秘史》也编进去了。据他校跋中所说：“右元朝秘史译文十五卷，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从永乐大典十二先元字韵中写出。二十七年复从仁和韩氏借得影抄原本校对无讹，二十八年刻入丛书，六月十三日校毕”[25]。但张氏刊行的这个版本有很多错误。
以上就是两种《元朝秘史》版本的流传线索。可知，所谓十五卷大典本，虽然卷数和十二卷刻本有异，但它们经过历代学者们的校勘，内容已基本接近，无大出入。在这里，要补充的是有关十二卷刻本《秘史》的情况。根据巴拉第·卡法罗夫的考证，最早接触并注意《元朝秘史》的是明清之交的学者孙承泽（1593-1675）。他说“在《四库全书总目》里，提到元史研究专家孙承泽的文集。文集的末尾，附有《元朝秘史》。但是，这个文集，包括附录，至今仍是手稿，存放在帝国公共图书馆里，没有正式出版”[26]。根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孙承泽的这个文集就是《元朝典故编年考》，它在巴拉第·卡法罗夫时代是否出版，我们不得而知，相对来说显得也不是很重要，而重要的是“其第九卷为《元朝秘史》···小序谓元有秘史十卷，续秘史二卷”。接着《四库全书提要》大发议论“考其所引，并载《永乐大典》元字韵中，互相检勘，一一相同。疑本元时秘册，明初修书者，或尝录副以出，流传在外，故承泽得而见之耳”[27]。这番议论，巴拉第·卡法罗夫也许认为不足取，所以略过并无议论，但却引起近人余嘉锡的批判。他说“元朝秘史，向无单行本，钱大昕始自《永乐大典》内录出，作十五卷，与承泽所见本作十卷，续二卷者不同，则承泽所见本未必是明初修书者所录副。考《千顷堂书目》有此书，作十二卷，明《文渊阁书目》亦有《秘史》一部五册，又《秘史续编》一部一册，与承泽本并合。是此书外间实别有传本，与收入《大典》者卷数迥殊，不得如提要之说，并为一谈也。···其后张敦仁（即张祥云）得元椠影抄本重刻之，其分卷亦与承泽本合，疑同出一源。···阮元《研经堂外集·四库未收书目》，乃为《元朝秘史》作提要一首，顾广圻作《秘史跋》，李文田作《秘史注》，亦无一字涉及《四库提要》此条。盖均不见此书已全收入承泽所著《元朝典故编年考》中”。殊不知，当余先生慨叹“诸人该博洽冠一时，而皆不免失之眉睫之前如此，则甚矣考据之难也”[28]时，俄罗斯的汉学家巴拉第·卡法罗夫却早在1866年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事实。巴拉第·卡法罗夫的汉学功底之深厚，也由此可见一斑。由于巴拉第·卡法罗夫的博学多识，我们又多知道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十二卷本《元朝秘史》的版本信息不是始自满清中晚期的张太守，而是始自明之末清之初的孙承泽。
现在回到问题本身。从巴拉第·卡法罗夫译注的《元朝秘史》序言看，他所依据的《元朝秘史》版本不是1872年所得后为“苏俄国家科学院所藏元秘史影印本十五卷六册”版本。而是1866年前所得的《连筠簃丛书》本。这个《连筠簃丛书》本《元朝秘史》是著名学者张穆和何秋涛所共同校定。据巴拉第·卡法罗夫的考订：原本是一个姓杨的富商，也就是杨墨林，因贩盐而致富。知道出版珍稀典籍可以带来荣誉，于是决定出资编辑出版《连筠簃丛书》。但他自己不是学者，于是，“邀请了两个著名的学者，张石州即张穆和何秋涛以帮助编辑这套丛书。这套丛书的第一种，就是《元朝秘史》。据张穆在其跋中说，1841 年，他认识了一位在翰林院工作的图书管理员，允许他进去观看其中的珍藏古籍。他凭着极大的耐心，得以亲笔从《永乐大典》残本中抄录出几种珍本秘籍，其中就包括《元朝秘史》。之后，他把这个抄本和另一种由一位姓韩的人保存的原稿影印抄本进行了校勘。1848年，由张穆和何秋涛的共同编辑的《元朝秘史》正式列入丛书出版。不过，这个版本和徐松手里的版本有些区别”[29]。巴拉第·卡法罗夫的这些考订，透露了许多重要信息：
1．此前，关于《连筠簃丛书》的刊布者杨墨林的事迹，除了“灵石杨氏”一语外，更多的史料我们已经很难知道了。《清史》无传，一般资料上也查无实证，就算在《连筠簃丛书》里，也没有相关的介绍。通过巴拉第·卡法罗夫的考订，我们终于知道了这位刊印者的基本情况。比如他是一个富有的盐商；对保存珍稀典籍很热衷；倡导编辑并刊印《连筠簃丛书》等等。接下来，巴拉第·卡法罗夫还谈到“很遗憾，杨的事业并没有完全完成。1853年，起义者威胁北京，杨通过理智地考虑，离开了北京，回到他的山西（Шань си——音译）老家（即灵石）。为了继续出版这套丛书，他把印刷刻版也随身带回了老家。现在听说他已经出世了。”由此，我们知道杨墨林是山西灵石人，大约在1866年前出世。这部《连筠簃丛书》，就本身来说，保存了很多种珍本古籍，具有不朽的文化意义，尤其对巴拉第·卡法罗夫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对于他刊布的《连筠簃丛书》，巴拉第·卡法罗夫进行了褒扬：“除了《元朝秘史》，丛书还刊布了有限的一些珍本。其中特别有意义的是《长春真人西游记》，我已经翻译了。还有沈子敦的有关历史著作”[30]。溢美之意，流于词表。
2．有关张穆自《永乐大典》内抄出的事实，巴拉第·卡法罗夫能有如此生动具体的考证，可见其汉学功底的深厚和做学问的严谨态度。翻捡道光二十七年《连筠簃丛书》刻本《元朝秘史》，凡卷数奇，都由张穆校订，卷数偶都由何秋涛校订。尽管校订的两位学者都是大家，也参考了仁和韩氏保存的鲍本，算是和十二卷刻本间接发生了联系，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比如不懂蒙古语），这个版本不但存在许多错误，而且仅仅保留了纯粹的汉语译本。至于蒙古语的汉语音译韵文却缺失了。这种失误，使巴拉第·卡法罗夫也就只能简单地据此意译成俄文，也就使得巴拉第·卡法罗夫迟至1872年才得以见到蒙文汉语音译韵文本。这样的阴错阳差，导致了一系列学术研究的后果。关于这点，我后面还会谈到。
不过，巴拉第·卡法罗夫在译注序言里还谈到当时的著名学者徐松，说他手里也有一册《元朝秘史》副本，但是和《连筠簃丛书》丛书本略有不同。可以推知，徐本也和十二卷本脱不了干系。
由上可知，巴拉第·卡法罗夫据以翻译成俄文的版本根本不是“苏俄国家科学院所藏元秘史影印本十五卷六册”版本，而是《连筠簃丛书》丛书本。这就发生了一些问题。举其要有二：
1．1872年，巴拉第·卡法罗夫所得到的后来为“苏俄国家科学院所藏元秘史影印本十五卷六册”版本是怎样弄到俄罗斯去的？
首先，关于汉译《元朝秘史》有意译和音译，巴拉第·卡法罗夫是知道的。他说“《元朝秘史》由三部分组成：用畏兀儿字母写成的蒙古文内容；用特定的汉字音译蒙文发音的韵文；汉语意译”[31]。但这是他在对《元朝秘史》汉译本形成过程的考证后得出的天才推测。实际上当时他还没有亲眼见过全本《元朝秘史》，也因此，他没有提到所谓“旁译”和“总译”及其区别。所以，后来俄罗斯一位研究人员Н.Ц.蒙库耶夫就说“《元朝秘史》于1848年由学者张穆编辑出版在《连筠簃丛书》中，···根据这个版本，巴拉第·卡法罗夫将之翻译成了俄文。巴拉第·卡法罗夫研究《元朝秘史》，大概还使用了徐松对这本书所作的注解。因为，在序言和注解中多次提到他。尽管巴拉第·卡法罗夫的俄译本根据的是《元朝秘史》的汉译简本，但他肯定知道还有一个完全的版本，即不仅有汉语意译，还有汉语音译。这个全本他于1872年得到···”[32]。具体是从什么人手里得到的？不太清楚。只知道巴拉第·卡法罗夫获得的这个宝贝，并没有引起俄国政府的重视，但引起另外一个俄国汉学家И.В.巴德里的注意。1874年，巴拉第·卡法罗夫在一封写给奥斯汀—萨克恩的信里说：“我在这里发现了《元朝秘史》的蒙文本，汉文本我已经翻译了，之后我写信将这件事情告诉了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但杳无音信。勤恳的工作人员巴德里希望把这本蒙古文古代文献还原，但不在北京进行这项工作”[33]。至于巴拉第·卡法罗夫是如何把获得的这个版本弄回俄罗斯的？据Б.И. 潘克拉托夫教授的记叙：“1878年，大司祭巴拉第把这个《元朝秘史》版本转托当时赶到北京的А.М.波兹涅耶夫带回了圣彼得堡”[34]。这个А.М.波兹涅耶夫（1851-1920），就是那位有名的В.П瓦西里耶夫（王西里，1818-1900）院士的学生。1876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后来成了俄国有名的蒙古学家，满学家，是符拉迪沃斯托克远东东方学院的创始人，第一任院长[35]。并确定其办学宗旨为“培养熟悉东方行政事务和工商贸易方面的人才”[36]，从而使俄国东方学带有越来越浓厚的实用色彩。1878年А.М.波兹涅耶夫赴北京出差。由于他对蒙古学很感兴趣，因此，自然乐意将《元朝秘史》这么重要的文献携归俄罗斯。据说А.М.波兹涅耶夫将这个《元朝秘史》版本带回俄国之后，“就将它给了圣彼得堡大学的图书馆。现在收藏在列宁格勒大学高尔基科学图书馆东方部（第十六分类号，1264/波兹涅耶夫，№152）”[37]，而不是收藏在“苏俄科学院”。关于这点贝勒士奈德也是这么说的[38]。有关这个汉译全本《元朝秘史》的基本情况，Б.И. 潘克拉托夫教授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这个版本共分十五卷，可以断定是曾归钱大昕所有的副本。它有六大册，尺寸为18.5х28.5cm；用黑墨楷书在毛边纸上写就。第一册50页；第二册62页；第三册42页；第四册41页；第五册46页；第六册52页。在卷十一第十二页上，贴了一张纸条，在纸条上，巴拉第 ·卡法罗夫亲笔写道‘在这页的末尾存在一个缺失，单独补上’。这页没有编号的插页就位于这个因抄写者而遗漏的那节”。在这个版本里“凡是用汉语音译的蒙古部族和民族的名称下面，都画上了黄色线，位于汉字音译词组的右边；地理名称则用绿线标志，而其余的内容则用红线标志。整个文献共分282小节。在每一节的前面都有汉字音译的蒙古文，紧挨其后则是相对应的汉语意译”[39]。
2．巴拉第·卡法罗夫根据《连筠簃丛书》丛书本，将《元朝秘史》翻译成了俄文，那么，他对这个新得到的版本作了什么？根据Б.И. 潘克拉托夫教授的考释，巴拉第·卡法罗夫除了根据《连筠簃丛书》丛书本，把《元朝秘史》意译成了俄文。另外，在1872年得见汉译《元朝秘史》全本之后，巴拉第·卡法罗夫对之进行了俄语音译。他“用俄语字母音译那些由汉字拚出的蒙古文。并且，把每个汉字所表达的蒙文意思又用俄语翻译出来。大司祭巴拉第并不曾掌握蒙古语，很显然，他的这个工作是供那些不懂蒙语的俄国蒙古学家使用的。这个用俄语字母进行逐字音译的手稿，现在保存在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东方博物馆里。”[40]。保存在“苏联科学院”的这个成果是手稿，一直没有出版，我怀疑这也许就是前述“苏俄国家科学院所藏元秘史影印本十五卷六册”结论的由来。值得一提的是，巴拉第·卡法罗夫在音译的过程中，还对这个汉译版本的错误进行了很多订正。例如“重抄的这个手稿有很多遗漏。除了上面指出过的237小节的遗漏外，还有第 194小节（卷8，12页反面）在第二行之后，应该插入从13页反面到14页反面的内容”。“在272小节（卷14）第十页反面第三行‘客延’这个词的后面，存在非常严重的缺失，应该补充11页正面，11页反面和12页正面直到‘你鲁温’这个词的内容。所有这些都是大司祭巴拉第发现的，凡是这些错误在手稿中都用括号括起了。奇怪的是，无论是鲍廷博，还是黄丕烈，对他们手里这个版本的抄写错误，谁也没有注意到”[41]。由此可知，巴拉第·卡法罗夫运用其深厚的汉学功底，尽可能地纠正了一些连中国校勘学家都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实属难能可贵。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尽管这个版本经过了大行家巴拉第·卡法罗夫的纠错，但仍然是现存所有《元朝秘史》版本中错误最多的版本[42]。主要是当初的抄写者马虎所至；再加上巴拉第·卡法罗夫当时没有看到其他较优的版本如顾本等，无法进行顺利的校勘，以致没有注意到复杂的版本问题。当然，这也和当时中国藏书的私人隐秘状况有一定关联。所以这个版本的错误账不能简单地算在巴拉第·卡法罗夫头上。
二 巴拉第·卡法罗夫对《元朝秘史》汉译本缘起的详细考证
对于《元朝秘史》的汉译本的产生过程，和中国若干史籍的干巴巴的叙述相比，巴拉第·卡法罗夫则进行了丰富而生动的考释。他认为“第一次提到《元朝秘史》是在蒙古人被赶出中国，明朝统治中国之初”[43]，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在元朝，《元朝秘史》是不允许公开，让宫廷外的人阅读的，所以才叫《秘史》。接着，就引用了《明太祖实录》中的一段话： “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讲火原洁等编类《华夷译语》。上以前元素无文字，发号施令，但借高昌书，制蒙古字，行天下，乃命原洁，与编修马懿赤黑等，以华言译其语。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用，靡不具载。复取《元秘史》参考，纽切其字，谐其声音。即成，诏刊布。自是使臣往来朔漠，皆能得其情”[44]。陈垣教授说过“汉译《秘史》，与《华夷译语》本伯仲之书，其用均在习蒙古语，故研究《秘史》，不可不参以《华夷译语》”[45]。而前此70多年的巴拉第·卡发罗夫似乎有先见之明。接下来他就专门谈到了《华夷译语》。“有关这些信息的其他细节记载在一个私人图书馆里。其中写道《华夷译语》（《汉蒙词典》）第一册。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当著作已经完成了时），翰林学士火原洁把蒙语翻译成汉语，同时把所有上述内容编辑成册，按照不同特征组合，并附上意译的译文。这本词典出版了。皇上令学者刘三吾作序。最后，还附上了一些现成的蒙语，以备中国朝廷和元朝后裔互通消息和公文往来之需”[46]。顺便说一句，这里巴拉第·卡发罗夫所指“私人图书馆”说的是清钱曾的故事。钱曾，字遵王，江苏常熟人。家富藏书，善为目录学，曾著有《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和《读书敏求记》[47]。巴拉第·卡发罗夫这里所引用的内容就来自《读书敏求记》[48]。
一般中国学者，都知道《元朝秘史》（主要指十五卷本）出自《永乐大典》。但是，在叙述《元朝秘史》的流传史时，却往往忽略了和《永乐大典》命运相关的一些细节。而巴拉第·卡发罗夫，也许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外国人，也许是因为作为一个造诣很高的汉学家，却不曾忽略这些细节。据巴拉第·卡发罗夫考释，因编《华夷译语》而附带翻译的《元朝秘史》，最初保存在南京图书馆。他说“收藏在南京图书馆里的《元朝秘史》，遭到了和图书馆相同的命运。1406 年，永乐皇帝把自己的侄子从皇位上赶下来，旋即把首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还下令把南京图书馆里的一些副本和存书运到了北京。这些书多达100多箱，自此，北京宫廷图书馆的目录已扩展至20000种。在这些永乐藏书中，包括了很多元代的典籍。永乐皇帝为此编辑了一部参考书——就是著名的《永乐大典》。专门委员会把这些书分类整理，很多书都被分类成卷，分订成册，按照中国的方法，根据韵脚安列书名，不是按书名编排，而是按卷，或者章节编排。原本没有分卷的《元朝秘史》也被分成了十五卷，八册。位于《永乐大典目录》之第十二‘先’字部，第43‘元’，第24个‘元’字。中国的作家们发现，著名的北京图书馆后来也不止一次地发生灾难，特别是1644年的动荡，满清统治中国后，书被部分人偷走了一些，上述的珍本古籍遗失了十分之一。毫无疑问，作为图书馆藏书的组成部分，《永乐大典》也减损了不少。好在《元朝秘史》却得以保存。上个世纪中叶，从《永乐大典》中选出了各种文集八十卷，用活字印刷出版；但此‘聚珍版’中，据我所知，没有《元朝秘史》”[49]。补充说一句，巴拉第·卡发罗夫这里引用的主要参考书是《永乐大典目录》。所谓“永乐皇帝为此编辑了一部参考书——就是著名的《永乐大典》”，于此语境，应该是《永乐大典目录》。不用评说，巴拉第·卡发罗夫在此所作的考释不但必要，而且细节上也很生动丰富。
那么，《永乐大典》以外，还有哪些书提到了《元朝秘史》？巴拉第·卡发罗夫又继续考证。他说“我们发现，在前朝和本朝的许多文集中都提到了《元朝秘史》。顺便说一句，在晚明文集《三才图说》的事物历史沿革部分和族谱《万姓统谱》里，对《元朝秘史》有一些简短而不全的摘录。已故东方学家克拉普拉特在他的···书里翻译了这些摘录”[50]。所谓《三才图说》是明代王圻编辑的文集，搜罗很广，但有芜杂之失。《四库全书总目》作《三才图会》[51]；《万姓统谱》，是明朝凌迪知编。“其书以古今姓氏分韵编次，略仿林宝《元和姓纂》···名为姓谱，实则和谱牒传记而共成一类事之书也”[52]。这些史料，如果不是巴拉第·卡发罗夫挖掘出来，我们很难知道。因为，直到目前，在所有中国人有关《元朝秘史》的著述里没有看见谁提到过这些。当然，这些史料巴拉第·卡发罗夫究竟是通过克拉普拉特的著作知晓的，还是凭借过硬的目录学功夫知晓的，我们还不得而知。但事实上我们终归是通过巴拉第·卡发罗夫才知道这些细节的。接下来，巴拉第·卡发罗夫就提到《四库全书总目》。说“上世纪，编者们在乾隆时代编辑了一部很详尽的目录《四库全书总目》。其中就提到《元朝秘史》。并指出，其内容实际上和萨囊彻辰有关蒙古的文集，当时已翻译成汉语的《蒙古源流》内容实际上是一样的。”[53]如果说在许多方面巴拉第·卡发罗夫都给了我们惊喜地话，那么，我们也毫不客气地要指出，他在这里的叙述却出现了失误。因为，查《四库全书总目》，在有关《元朝秘史》的简介中，并没有看到他上面所说的内容[54]。而查《蒙古源流》条，也没有这个内容[55]。之后，就提到孙承泽。接下来，巴拉第·卡发罗夫还提到了学者万光泰。说“1748年，一个叫万光泰的学者，对《元朝秘史》进行了特别的关注。他有机会阅读它，并对之进行删削，写了《元秘史略》，重新安排了正文的布局，分为两卷。这部缩写本的手稿保存在扬州府的一个私人图书馆里，它就是在中国学术界名声赫赫的‘知不足斋’。刊行了20卷《昭代丛书》的杨复吉，把这个缩写本钞了一份附件，收在其1847年出版的文集第五卷里。”[56]。按：万光泰，秀水人，乾隆庚午即1750年举人。1748年，他曾选录过一部十卷加续集二卷的《元朝秘史》总译部分，成《元秘史略》两卷。该书曾为杭州（非扬州）鲍廷博“知不足斋”所藏。该书有短序，说“《元秘史》十卷，续二卷···《元史》至大二年冬十一月庚辰，始号圣武皇帝，庙为太祖。是书成吉思合罕间译作太祖，知非定，宪二宗以前书也。文用蒙古语一行，译语一行，每次节后，又用总译一段，连贯其语，每行当别有蒙古字，今不存矣”[57]需要纠正的是，查《元史》，可知“始号圣武皇帝”是在元世祖至元三年冬十月；而“庙为太祖”则才是武宗至大二年冬十一月的事。这段话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万光泰认为《元朝秘史》的汉译本早在元武宗至大二年后就存在了。这是一种新看法。但是否是事实，则尚需进一步论证，聊备一家之说而已。
除此之外，巴拉第·卡发罗夫还特意提到钱大昕，认为他是满清最先公正对待《元朝秘史》的学者；也提到徐松；但是，却没有提到鲍廷博，顾广圻等学者。这说明，巴拉第·卡发罗夫当时没有注意到《元朝秘史》复杂的版本问题，不知道其中有好坏之别。这也许是后来俄罗斯所收藏《元朝秘史》版本错误最多的原因之一。
总之，经过巴拉第·卡发罗夫的挖掘，汉文本《元朝秘史》于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在中国的流传轨迹就算是一清二楚了。
三 巴拉第·卡法罗夫为译注《元朝秘史》而涉猎的各种文献资料
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涉及到了。这里，之所以特别列出来谈，主要原因是这个问题对我们了解和评价巴拉第·卡发罗夫的汉学造诣非常有价值。 巴拉第·卡发罗夫为了译著《元朝秘史》，翻阅和研读了大量文献资料，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正史类
毫无疑问，巴拉第·卡发罗夫在译著《元朝秘史》的过程中，使用频率最多的正史还是明初修成的《元史》。仅于简短的序言中，就阅读参考了《元史》卷4，卷5，卷7，卷8，卷14，卷15，卷21，卷35，卷137；而注54“合答安太子”参考了《元史·诸子》。按：当是“诸王”之误；注66 “太祖”，参考了《元史》本纪“太祖”；注89“英枪”，参考了《元史》卷139；注115“贼”，参考了《元史·博尔术传》；注173“女婿”，参考了《元史》卷118；注189“驭马”，参考了《元史》卷107；注230“刊沐涟”，参考了《元史》卷123；注270“烧饭”说“参见《元史》有关古代礼仪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元史·礼乐志》，刮卷67—71；注276“桑昆”参考了《元史》卷120；注289“咱”，参考《元史·伯颜传》；注291 “卯温都儿”，参考《元史·哈剌哈孙传》；注335“汪古惕”，参考《元史》卷118和卷121；注337“客鲁涟河”，参考《元史》卷120和122和《本纪》；注340“做伴来”，参考《元史》卷130；注397“势愈穷蹙”，参考《元史》卷121；注403“美女，好马”，参考《元史》卷31；注 431“九脚白旄纛”，参考《元史》卷119；注436“九次犯罪”，参考《元史》卷138；注446“你”，参考《元史》卷119，补注为“木华黎和博尔术两人”；注448“古温豁阿”，参考《元史》卷119；注464“别乞官”时，说“在《元史》中，别乞，写得不准确”[58]。可见，肯定参阅了《元史》，只是卷数不明；注467“白衣”，参考了《元史·舆服》；注490“阿儿思阑”，参考了《元史》卷133；注491“穷绝了回来”，参考《元史》卷121，122；注492“古出鲁克”，曾引《元史》卷120补正并发疑问；注493“阿革阿勒屯”，提示可以参考《元史》卷 122，124，125，130，133和134；注498“万乞儿吉思”，参考了《元史》卷128；注500“自失必儿等种以南”，参考《元史》卷 132；注501“汪古”，引证《元史》卷118，119；注507“哈撒儿”，引证《元史》卷118；注509“别勒古台”，参考《元史》，卷数不明；注536“征金国”，引证《元史》卷119和卷1；注576“太祖说···”，引证《元史》卷115，136；注594“十一部落”，引证《元史·速不台传》，《曷思麦里传》及《阿沙不花传》。另参考卷128，130，136；注600“秃剌河”，两处引用《元史》，一处不明卷数，一处卷119；注618 “崩”，参考了《元史》卷33，35；注639“托雷代死”，参考《元史》卷115；注641“探马赤”，参考《元史》卷123；注646“答鲁合臣”，参考《元史》卷6，7。共48条，几乎把210卷《元史》通读了一遍。就算是元史专家，通读了《元史》也算了不起，何况巴拉第·卡发罗夫是个俄罗斯人，从严格学术意义上讲，他还不算是“元史专家”。实际上，他只是个宏观意义上的汉学家。他通读《元史》，完全是为了译著《元朝秘史》。而且，他对这部明初编辑的《元史》的态度和中国学术界的评价如出一辙[59]，也持批评态度。他在序言中说“这部210卷的史书是在蒙古人刚刚被赶出中国后用一年多时间编写而成的。由于编写匆忙，再加上元朝历史资料缺乏，而且说法不一，《元史》中纰漏很多，缺失和前后矛盾处处可见”[60]。对前辈史学家的批评，一点也不留情。由此可见其实证学术精神之所在，不由得你不佩服。
此外，对于和“蒙古人”有关的正史《辽史》和《金史》也间或引证。不过，相对来说，引证要少得多，尤其是《宋史》，就完全没有参考。因为在他看来“宋朝作家们很少有关于蒙古国的著述，得非常仔细才能找到。其内容也大多是根据由金人流传到南宋的传闻所写。其中最可靠的内容也要批判地对待”[61]。只在注47“鞑靼”，两次提到《辽史》，未标明卷数[62]；在注536“征金国”，谈到中国有关这次征战的文件时，特意指明“包括···《金史》”[63]。
此外，还涉及了薛居正监修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私撰的《新五代史》。注47“鞑靼”，在谈到“鞑靼栖息在现今山西省的北部地区，长城以内”[64]时，引证《旧五代史》，但没有标明卷数；在谈到“靺鞨”时，还引证了欧阳修私修的《新五代史》，也没有标明卷数。
同时，巴拉第·卡发罗夫还十分重视有关中国史学家对正史的考证著作。在序言里，特意提到满清汪辉祖（1731-1807）的《元史本证》。说“汪辉祖把《元史》的各种异说和遗漏总编成一整卷，但收效甚微”[65]。《元史本证》。是当时一部很重要的元史研究著述。但从评语来看，巴拉第·卡发罗夫对这本书的价值并不看好。
（二）别史类史书
别史，是相对正史而言的一类史书。“正史”一词由梁朝阮孝绪提出，只有纪传体而又经历代政府命令规定的史书，才可以叫“正史”。其余都归入别史类。到南宋陈振孙著《直斋书录题解》，就正式创立“别史”类。包括编年史，典制史，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实录体，专史等。内容和正史无甚区别，都是信史。
巴拉第·卡发罗夫非常熟悉中国的史书。在译著《元朝秘史》的过程中，大量引证有关别史类史书。首先是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在序言中，专程谈到这部重要的史书。但认为“其中有关蒙古人征服初期的历史，是晚些时候编者们所为，不值得特别重视”[66]，所以，巴拉第·卡发罗夫虽然提到了《资治通鉴》，但并没有引用它。注47“鞑靼”，在提到一个十世纪的作家宋白时，曾指出“来自他文集里的摘录被用于注解司马光《通鉴》的正文”[67]。这点很能说明问题。宋白（936-1012），北宋初年著名学者，曾参加编辑《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胡三省在注解《资治通鉴》时，多引用他的著作。巴拉第·卡发罗夫这里所说事实，见于《资治通鉴》卷266[68]。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如果巴拉第·卡发罗夫对《资治通鉴》不熟悉，没有认真研读这部不朽历史著作，那么，他无从知道胡三省在这个地方引用宋白的文章来作注解。此外，在序言里，他还提到了《通鉴纲目》。
在注47“鞑靼”中，提到“白契丹，汪古，或者沃皋忒，实际上是突厥族，来自沙坨突厥，即沙漠的突厥，唐时移居阴山”[69]时，注明“引自《文献通考·沙坨突厥》”。
在序言里，巴拉第·卡发罗夫提到了明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
注47“鞑靼”，提到纪事本末体史书、宋徐梦莘编辑的《三朝北盟会编》。他说“历史文集《三朝北盟会编》，在谈到有关宋，金关系时，透露了一些有关蒙古人本身的信息”。接着就引证了该书卷9，21，137，230和243。注54“金”，也谈到该书，但没有标明卷数；注252“车辖”，指出要参看该书；注464“别乞官”，明确说“《北盟会编》里提到了一些相关的信息”[70]，接着列举了卷18和卷20有关“别乞”的事实；注511“巫”，谈到“女真人，还在十二世纪时就信仰萨满教”[71]时，就标明可参考《北盟会编》卷3;注543“女真”，注明史料来自该书，但未标明卷数。按：这里所谓《北盟会编》，就是《三朝北盟会编》。
为了考证《元朝秘史》的缘起，巴拉第·卡发罗夫在序言里特意引证了《明太祖实录》卷141中一段有关洪武皇帝命令翰林火原洁及马沙懿黑共同编辑汉蒙词典，并顺便翻译《元朝秘史》的记录[72]。
此外，在序言里，还提到了邵远平的《元史类编》。注184“号成吉思”，在谈到“同时发现，忽必烈称（在太庙里）金太祖为成吉思，而金太祖的儿子则称太祖为也克那颜（忽必烈的父亲托雷也叫这个名字）。有关这个情况是在元史的缩编《元史类编》里提到的；但我不知道该书是从哪里得到这个事实的”[73]。
在注 47“鞑靼”中，提到厉太鸿的《辽史拾遗》，但没有标明卷数。
巴拉第·卡发罗夫提得较多的别史是萨囊撤辰的《蒙古源流》。注11“独眼”，指明参见《蒙古源流》；注21“四子”，注22“朵儿边”，注 35曾引用该书的一段话以为佐证；注56“斡勒忽纳”，注58，注71“乞颜氏”，注72“后妃”，注74“孛儿帖”，注93“谚语”，注115“贼”，注115“贼”，注117“纳忽伯颜”，注127“王罕”，注128“客列亦惕”，注296“（于桑昆处）立了”等都引证了《蒙古源流》，可见巴拉第·卡法罗夫很熟悉《蒙古源流》一书的内容。前面提到，巴拉第·卡法罗夫在序言中曾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元朝秘史》和《蒙古源流》的内容一致，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却没有这些内容，现在看来，巴拉第·卡法罗夫的这个结论一定来自于自己对《蒙古源流》一书的研究。
注47“鞑靼”，引证《蒙鞑备录》有关鞑靼的三个部族的内容；
注66，注163“交换物”，注206“在外拿马”，提到《亲征录》；注218“招讨官”，指出要和《亲征录》比较；注230“刊·沐涟” 亦作如是；注256“巴儿忽真·脱窟木”，注269“散归的告天雀儿”，注291“卯温都儿”，注318，注331，注350，注354“桑昆”，注 442“土城”，注516“征金国”都引证《亲征录》，也就是《圣武亲征录》。
注250“四种奥鲁”引证《经世大典》序言；注498“万乞儿吉斯”注明引自《皇朝经世大典》。这应该就是元文宗时大学士虞集所主编的《经世大典》[74]。据后来俄使馆医生贝勒士奈德的记载，他在当时俄罗斯教团北京图书馆里，看到过出自这本书的一幅西北中国地图的副本。是大司祭巴拉第·卡法罗夫介绍给他的，还指明得自满清翰林院图书馆[75]。丁谦曾著有《元经世大典图地理考证》一卷。
在序言和注576还提到《元朝典章》。但没有提到撰人，应该就是《大元圣政国朝典章》，钱大昕曾为之作跋[76]。
同时，巴拉第·卡发罗夫还参考了当时几种重要的目录学著述。首先是《永乐大典目录》，注47“鞑靼”引证该书；其次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简明目录》；再次是清钱曾的《读书敏求记》。
（三） 杂史类史书
在序言里，提到了由朱彝尊的《日下旧闻》增补而成的《日下旧闻考》；
在序言里，提到清陈允锡的《史纬》；
在考察中国历史上有关《元朝秘史》的痕迹时，巴拉第·卡发罗夫还提到明王圻《三才图会》和明凌迪知《万姓统谱》。他说书里面引用了一些《元朝秘史》的片断，说明巴拉第·卡发罗夫翻看了这两种书；
注47“鞑靼”，指明参考公元674年编的字典《玉篇》；
注47“鞑靼”，指明参考公元997年编的字典《龙龛手鉴》。辽僧行均编辑，录于《书目答问补正》卷一；
注47“鞑靼”，指明参考西夏王元昊递交给宋朝的国书，未指明出处；
注47“鞑靼”，指明参考《古代西夏疆域图志》，未详何书；
注106“床”，引证王鸣鹤《登坛必究》。
注144“马奶子酒”，在谈到蒙古人穿着习俗的变化时，引证《草木子》。说“据《草木子》作者的意见，蒙古人进入钟过后就接受了汉服，但保留了他们自己的帽子和腰带，不过要隘比原来略宽些罢了”[77]；注619“崩”，注646“答鲁合臣”，亦引证该书。
注619“崩”还引证了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注144“马奶子酒”，引证元虞集的《道园类稿》，未标明卷数。
注157“鶿老鸟”，指明参看《顺天府志》；注340“做伴来”，参考《顺天府志》传记部分。
注67“髀石”，注165“狍子”，引证《本草纲目》。
注243“合申”，两处引证青浦吴广成《西夏书事》；注244“合剌乞塔”末引证该书；注354“桑昆”，标出参考该书卷38；注600“秃剌河”，注602“唐兀惕”，亦引该书为证。但都未标明卷数。
注551“被金家阻挡了”，引证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24中一段话；
注563“旧营”，引证明代朝鲜人（不著撰人）史书《东国史略》（又名《朝鲜史略》）卷4；
另外多处引证历史地理学家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注6“不儿罕”，注12“统格黎”，注32“知道也者”，注34“臭了”，注51“乌尔什乌”，注54“合答安太子”，注66，注111“乞冰儿合”，注112“桑古儿河”，注113“青海子”，注123，注144“马奶子酒”，“”，注 199“亦乞列思”，注211“王京臣相”，注230“刊沐涟”，注273“四杰”，注291“卯温都儿”，注302“浯勒灰湿鲁格勒”，注310“翁吉剌”，注337“客鲁涟河”，注348“（有这）恩”，都引证徐松的著作；注490“阿儿思阑”则明确指出“根据徐松引自中国一份穆斯林文献的摘录，阿儿思阑于1211年在客鲁伦河出现在成吉思汗面前”[78]，但没有指明何书何卷；注495“松林中”，引证徐松著作；
注43“阿塔儿乞歹”，注44“哈卜秃儿合思”，注87“明石”，注90“邀下了”，注109，注168，注186“带了弓箭”，注199 “亦乞列思”，注207，注214“夹攻”，注227“十一部落”，注231“等三人”，注241“秃别干”，注251“阿勒坛”，注282“乃蛮塔阳”，注291“卯温都儿”，注296“（于桑昆处）立了”，注353，注337，注390，注396，注418，注435“开国”，注436“九次犯罪”，注448“古温豁河”，注452，注500“自失必儿等种以南”，注515“事未可知”，注521，注579“回回”，注594“十一部落”，注618，注626，注643“三种”，注644，注645“阿速惕”等都提到了要参考万光泰的《元秘史略》。
注12“统格黎”，引钱大昕观点，又称为“统格黎 霍洛汗，河流”[79]；注42“大···小···”，引证钱大昕的文章，说是“也客和乌丘干”[80]，但未注明出处；注48“哈不勒皇帝”，注405等参考了钱大昕的著述。何种著述，却没有明言；
注213“不从他命”，507“哈撒儿”，引证沈尧著作，惜未指明何书何卷；
注244“合剌乞塔”，曾引证《西域图志》；
注337“客鲁涟河”还提到《长春真人西游记》，以为旁证；
注338“撒帐”，甚至引证《元诗选》，以诗证史；还有注467“白衣”，注576亦如此。
注416“羱羊”指出要参看《后出塞录》第15页。但不知道此为何书，何人所作。
在译著该书过程中，巴拉第·卡发罗夫还接触了《永乐大典》，《连筠簃丛书》，《昭代丛书》，《四库全书》等丛书和类书。
（四）有关西语书籍
这里要特别提到波斯蒙古史学家拉施特的《史集》。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Rashid al-din Fadl Allah,1247-1318），他所写的历史著作《史集》“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世界通史，是当之无愧的当时亚欧历史的百科全书”。“其中以第一篇《蒙古史》最有价值”[81]。“从研究蒙古历史，元史的角度看，···都包含有不少为《蒙古秘史》和汉籍上所没有的重要资料或不同记载。”[82]所以，研究蒙古历史，除《元朝秘史》外，最重要的就是拉施特的《史集》。由贝勒津主持翻译的《史集》俄译本，从1858-1888年，陆续出版，这也应该是该书首次译成外文。有这样的学术背景，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巴拉第·卡发罗夫在译著《元朝秘史》过程中，首先得以参考该书，而且，他对《史集》的评价很高，说“毫无疑问，由我国著名东方学家贝勒津翻译成俄文的拉施特的《史集》，完成并远远超出了此前所保存下来的传说和历史”。而且，巴拉第·卡发罗夫在译著《元朝秘史》的过程中，还曾经把波斯史学家的著述和汉译《元朝秘史》的内容进行了对比研究。他说“我想，现今的蒙古族传说，对了解波斯史学家作品的某些细节，不会没有帮助。无论如何，可以从中借用许多真实可靠的史料。至于其他史料，校对时值得注意的，我还没有发现”[83]。他以这样的态度和方法来译著《元朝秘史》，自然能写就永世闪光的著作来。在注497“其它诸种”里，巴拉第·卡发罗夫注明“这些种族，应该就是拉施特书中所提到的那些种族”[84]。
在序言和注7“巴塔赤罕”，都提到克拉普洛特在其著作《论亚洲：对东方民族历史、地理、哲学的研究》一书中所引用中国史料中的有关内容[85]。克拉普洛特，是德国东方学泰斗。他在前述这本著作里，有一部分专门批评施密特的翻译作品，名“施密特蒙古汗史摘要的鉴定和回应”[86]。巴拉第·卡发罗夫所指的就是这一节内容。同时，于同注中还参考了近代俄国蒙古学家，旅游家伊·科瓦列夫斯基的《中国游记》；
注47“鞑靼”，引证辽南《闪族语言的历史》第291页；
注65“迭里温·孛勒答黑”，为了确定这座山的位置，巴拉第·卡发罗夫引证了已故学者班扎罗夫发表在《北方蜜蜂》杂志上的文章[87]；
注278“向南”，引证《马可·波罗游记》。注明是引自该书63节第62页；
注457“心安”，引证米勒的《西伯利亚史》，第四页。注498“万乞儿吉思”，注明“此参考《西伯利亚史》，有关列米佐夫的叙说，见该书第30-31页”；
综合地看，巴拉第·卡发罗夫为了译著《元朝秘史》，他参考了约五十多种汉，西语著述。涉及到正史，别史，杂史等各种史学体裁。大致把那个时代所有和《元朝秘史》有关联的学术著作囊括干净。在俄罗斯汉学家群里，巴拉第·卡法罗夫以材料收集齐全而著称。这种学风一直影响到现在。当我们研究一个问题时，穷尽有关前贤的著述和各种材料，无疑是唯一的捷径。实际上这反映了巴拉第·卡发罗夫治学的严谨态度，以及其作为汉学大家的渊博。
四 巴拉第·卡法罗夫对《元朝秘史》的注释问题
前面说过了，俄罗斯汉学家，尤其是早期俄罗斯汉学家们，他们所从事的汉学研究，主要以翻译和实地考察为主。而注释自然就成了他们汉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因此，在这里，我们完全有必要来探讨一下巴拉第·卡发罗夫对《元朝秘史》的注释问题。
总体上来说，巴拉第·卡发罗夫所译《元朝秘史》的注释特点首先是数量多，达660条；而且后人评价也很高，学术性很强。所以，三十年代，法国的伯希和教授就说“巴拉第的调查，好的很多”[88]。而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将《元朝秘史》翻译成外国文字的学者，他的注释可以说是独创性的。因为，此前就算在中国，也没有哪个中国学者专门系统注解过此书（虽然徐松曾注解过此书，却不但是手稿，而且为未完稿）。这很不容易。
从内容上来讲，注释可分为如下四类，即释史，释词，释地及释名物。为了节省篇幅，我们把这些注释从俄文还原为汉语，并用表格进行归类统计如下：
| （一）释史。解释有关蒙古族早期历史的人名，族名，官职名号，年代以及历史风俗。 | 元朝的人祖；巴塔赤罕；塔马察；合儿出；部落；山的主人；朵儿边；兀良哈；帝王；扎八赤儿惕；扎木合；孛儿赤斤；祭祀时；阿塔儿乞歹；哈卜秃儿合思；砍太祖弟；塔剌儿罕；达达（注153重复）；哈不勒皇帝；俺巴孩；塔塔尔；大金；合答安太子；斡勒忽纳；牵着车子；忽图剌；达达族；生了太祖；铁木真做妻；德·薛禅；乞颜氏；后妃；女儿便看她颜色；孛儿帖；“岂多遍索了与呵，便重；少遍索了与呵，便轻”；也速该死；那年；祭祀祖宗；祖宗；塔儿忽台·乞邻秃黑，脱朵延·吉儿帖；别克帖儿；除影儿外无伴当，除尾子外无鞭子；阿阑；4月16日；纳忽伯颜；孛斡儿出；孛儿帖·兀真；搠坛直送他的女儿到铁木真家里；也速该；王罕；客列亦惕；诃额仑母亲；帖木哥·斡惕赤斤；扎木合兄弟；王罕哥哥；铁木真安答（注196重复）；巴儿忽真；篾儿乞惕达达；脱忽剌温兄弟；斡哥连；扎木合并俺的祖；万户；撒察别歹；你若做皇帝；号成吉思；斡哥来；亦乞列思；赤那思地面有的大王每；忽余勒塔儿和主儿扯歹；豁里真，忽兀儿臣；失乞兀儿；捏坤太子；大金；王京臣相；塔塔儿，篾古真·薛兀勒图等；扎兀惕·忽里；王；招讨官；合不勒；巴儿合；鸡儿年；十一部落；君；桑昆（注271重复）；兀乞牙；塔儿忽台·乞邻勒秃；扎合敢丕；秃别干，董合；古儿罕；合申；合剌乞塔；畏兀，唐兀； 回回；秃兀；四种奥鲁；阿勒坛；别勒古台；答阿里台；也遂；称王罕为皇帝；四杰； 孛斡儿出等四杰；护助知也者；猪儿年；阿勒坛；乃蛮塔阳；脱阿邻勒；大中军；斡阔台；合答安·答勒都儿罕；帖儿格；翁吉剌；乞塔；捏坤太子；撒察，台出；脱斡邻；脱黑脱阿师翁； 必勒格·别乞，脱朵延；回回阿三；汪古惕；阿三；莎儿合黑塔泥；汪豁真；侍卫；长生天；古儿别速行法度严峻；东边有些达达；斡惕赤斤；牌子头；扯儿必；散班；护卫；白身；鼠儿年；委兀，合儿鲁；合剌乞塔；康里，钦察；牛儿年；虎儿年；九脚白旄纛；做皇帝；国王；开国；九次犯罪；清册；做万户管者；古温豁阿；亦巴哈；四杰；四狗；敞失兀惕；达达体例；别乞官；中军万户；者别和速别额台；剌卜剌合；护卫散班；宿卫（注485重复）；大中军；福神；征合儿鲁兀惕种；太祖以女子赐他；将忽秃等穷绝了回来；将古出鲁克穷绝了回来；阿勒阿勒屯；兔儿年；林木众百姓；万斡亦剌；诸种；万乞儿吉思；自失必儿种以南林木中百姓；拙赤都收捕了；汪古；豁里秃马惕；孛罗兀勒；斡惕赤斤；斡歌歹；托雷；哈撒儿；阿勒赤歹；别勒古台；巫；帖卜·滕格里；神；一次教；九等言语；多如太祖处；羊儿年；征金国；女真； 被金家阻挡了；狗儿年；忽剌安迭格列；女真；旧营；孛儿帖；阔阔搠思；兔儿年；若斡歌歹的子孙每都不才呵，我的子孙每，岂都不生一个好的；回回；木合里；西蕃狗；合里伯；巴黑塔惕种；欣都思；阿鲁；十一部落；鸡儿年；唐兀惕；西凉；夏；因种；失都儿忽；猪儿年；也速夫人；崩；鼠儿年；巴秃；···等十一种；不里；古余克；兔儿年；金国山川之神；其缘故那般；小厮；探马赤；三种；斡鲁思；答鲁合臣；斡赤斤；大聚会着；鼠儿年； | |
| （二）释词。 从语 文学 的角 度解 释有 关语 词，语句，俗语。 | 天生；苍色的；山前；独眼；前头；嫁人呵；地面；官人；自伙里；上头；四子；房亲兄弟；么道；腊羊；19节“一支箭易折，五支箭难折”比喻；自天窗额明处；去时节；日月的光；知道也者；山岩；臭了；但见西北风起时，鹅，鸭的翎毛似雪般刮将来，想必在那里住；头口；有来；大···小···；十指；好生；做纪念；山岗；不曾忍饿；应了我的梦；老在家里的理无；你识者；长不大么道；大的每的肉胙分了；论来呵；收的；英枪；邀下了；咱每；帐幔；黑夜里；带枷；龙多儿；床；断送；烟消火灭；不生驹的骡马；不曾与他火镰；贼；男子；圈子；说立住了；搠坛的女孛儿帖·兀真，行上见公姑的礼物，将一个黑貂鼠袄子有来；你离了的百姓，我与你收拾，散漫了的百姓，我与你完聚。我心下好生记着；打铁的；从马；一伙军；回家里；椎胸；小性命；向日；挂；马奶子酒；二万；右手；安答；不兀剌·客额儿；咱达达；收集士卒；天地（注177重复）；人事；交换物；亲爱咱；有角；咱每如今挨着山下，放马的得账房住，挨着涧下，放羊的，放羔儿的喉咙里得吃的；所以（依着不曾下···）；来自···种；做女婿；神明；下桩；商量着；快活；听我；带了弓箭；车辆；一处带刀；驭马；远箭，近箭；收拾；长着；吉庆的；说着，都委付了；您达达；马群；马尾上；七个子；在外拿马；拿住；弟兄每休恶了；往来；不从他命；夹攻；助我；跟脚；你以前与我说什么来？；将主儿勤百姓起了；性命送了；折腰；等三人；说话了；有酪一桶；出气力；深水可以横断，坚石可以冲碎； 籍背；位子；外面；二子；地面；穷蹙；散归的告天雀儿；烧饭；桑昆，亦如无有；向北；向南；落后了；长的梢头，深的水底；有口有舌的；老了；自的行；自知者；咱；恐做真话；我这军马；不能敌；伯父；于桑昆处立了；既胜了；自后；罢；往卯温都儿山；离了他妻子；可惜；可再教冲咱；反出；抬举；去说；嗔怪；家业；将女子；科敛着；嫉妒了；费多少； 教你做皇帝；在上辈；唤你做弟；差两个人来；好杀人的老子；回回羊尾子；无有疑惑；下营；做伴来；饮酒时；尽他要者；大位子；有这恩；妇人是狗面皮；可；他妻赏赐；将阔阔出杀了；动着乐器祭祀；箭筒；日月；两个主人；歹气息；宿卫的；带弓箭的；厨子；房子；守门的；抬汤时；祭了旗纛；疑兵；不曾出外；那妇人；更衣处；比作妇人；可惜···老了；气运；于马上打；另出了；从马；乃蛮军马；下等；有刀，枪的男子；大弓，小弓；教对成吉思汗说；势愈穷蹙；遂纳了；乱了；问了；号令他；若皇帝恩赐啊，天命父母生得皮肤全有，问我皮肤便了；美女，好马；委付；妻；老营；在老营内反了；战胜；发言语；谁的儿子将羱羊杀了烧吃；五个伴当将他拿了，送与成吉思；必不差了；又有七十三匹骟马；说长话；我死后如你子孙行，永远护助也者；不出血；可学的人；占卜，不入；缘故；你；特地谋反；仍以厚礼葬了； 整治；做耳目；大凡你的言语，任谁都不许违了；盗贼诈伪；可杀的杀，可罚的罚；几乎陷入深水大火去了；在角上坐；有义气；我与塔塔儿于答阑捏木格思地面相抗着宿时，正遇着霖雨； 林木内百姓；镇守；天门与门户；所以乃蛮、篾儿乞种不能与咱对阵，溃散了；你用计将他拿住，方虏了他百姓；我不是嫌你无性行，无颜色，亦不曾说你身体不洁，教在夫人次序内列着；如今你二人骑马着，于多人处散茶饭者；大酒局；出去；女子每行赏赐咱；骑白马；白衣；好年月；议论了；敬重者；弟；原定例；只依前例；四百；亲人；一千；在外；内里；我不许他出征；委付了；事未可知；骨肉；怕也怕了，羞也羞了；早老了；令于后面跪了；乱麻；小的，歹的；由你；嗅了；左边；平常；塞着；围着火盆；连他身命都将去了；齐等；将他，送了；因在先说定，免你死有来吧；气势；头哨；山嘴；六宿；牵从马一匹；天地气运；把住关；归；责让；主；日后；大指砍去；指望你；海般深；敦厚；教训；鉴戒；中也者；各教一人管；我的位子里叫一个子管；右手；不能移动；九九；恶心了；父母子孙；回来；右手；在内；未完的；城池百姓；出征；老营；自这里；他；失音；财宝；···可以事神；醒时；福荫；有合宜不合宜处；百姓羊群里；做汤羊；聚会；站赤；不许沿百姓处经过；自这里；自那里；内辅； | |
| （三）释地。解释 有关 地名， 山名， 河名， 湖名。 | 滕吉思的水；不儿罕（注139重复）；统格黎；捕鱼儿和阔连；兀儿失温；豁儿豁纳；迭里温· 孛勒答黑；乞冰儿合；桑古儿河；青海子；兀剌里啜勒；不儿吉；土兀剌河；黑林；斡儿洹和薛凉格；土兀剌河的黑林；额而古涅；刊·沐涟；彻克彻列；巴儿忽真 ·脱窟木；兀鲁黑·塔黑；阿勒台；兀泷古；乞湿勒巴什；帖列格秃口子；卯温都儿； 浯勒灰湿鲁格勒只帖；忽剌阿纳屼； 客鲁涟；涅坤；川勒（注652重复）；康孩；金山；塔米尔河；斡儿豁；于额儿的失不黑地面根源行；傥鲁山；土城；抚州；野狐岭；宣德府；居庸关；龙虎台；北平；东昌；守关；失剌客额儿；浯剌，纳浯；讨浯儿河；篾力克王城；申河；子母；阿姆；兀笼格赤城；亦鲁；兀都剌儿；亦的勒；扎牙黑；乞瓦绵；客儿绵；秃剌河黑林；阿儿不合；霍兰山；兀剌孩；灵州；雪山；岭北；阿速惕； | |
| （四） 释名 物。 解释 有关 动植物 名号。 | 塔亦儿，孛罗；髀石；明石；狮子；蟒蛇；风驼；鸳鸯；豺狼；酸马奶；土拨鼠；风匣；猪鬃；鹚{老鸟}；水貂鼠；狍子；柏木；[羊古][羊历]；舂碓；车辖；白翎雀；青钟；撒帐；昂忽阿；羱羊； | |
由上表可以统计出，巴拉第·卡发罗夫在注释《元朝秘史》时，在注释内容的安排上是有所偏重的。概而言之，释史条目共243条，占整个注释的36.8%；释词条目共322条，占整个注释的48.8%；释地条目共71条，占整个注释的 10.8%；释名物条目共24条，占整个注释的3.6%。可见，以语词类注释比重最大；次则历史类；至于地理类和蒙古名物等只占极少数。这实际上和巴拉第 ·卡发罗夫对此书的整体看法密切联系。从他较长的序言可以看出，他引经据典，认为汉译《元朝秘史》是明洪武十五年为外交服务而编辑的词典《华夷译语》的附件。也就是说，如果当时不编辑《华夷译语》，也就不可能汉译《元朝秘史》。汉译《元朝秘史》就是为了配合《华夷译语》的出版，作为练习蒙语的课本。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前面已经谈到了。所以，从用途讲，《元朝秘史》首先是作为明朝外交官练习蒙古语的范本。明永乐年间，为了保存珍本古籍，被糊里糊涂编入《永乐大典》里。直到明末清初，才有孙承泽率先注意到其历史著作的特性。所以，汉译《元朝秘史》经历了一个由汉蒙语文学课本到蒙古族历史学著作的角色演变过程。明洪武三年，编定《元史》，但可惜当时还没有翻译《元朝秘史》，它鬼使神差失去了成为历史著作的机遇。要等到清末民初柯劭忞编《新元史》时，《元朝秘史》才成为最重要的原始历史材料。由于巴拉第·卡发罗夫首先认为该书是汉人学习蒙语的练习课本，然后才是蒙古历史著作，所以，他在注解此书时，注释比重的重点也就首先放在语文学语词方面，次则历史词语。
其次，还与巴拉第·卡发罗夫对该书的文学价值的理解和隐隐肯定有关系。虽然他说“对《元朝秘史》译文文笔的独特性，我们不能保持沉默。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它被人遗忘和忽视的原因所在。这种文笔，被中国学者视为晦涩难懂，粗糙俚俗的文笔。有机会阅读到这本蒙汉文学作品样本的人，很多都以鄙视和讥笑的态度对待它，而其他所谓更明智的人，则报以惊讶和惋惜。而自己号称公正对待《元朝秘史》的钱大昕，也不得不叹息，没有技艺高超的手笔来对该重要文献的拙劣文笔进行修订。对于有学问的中国人来说，文章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文笔。实际上，《元朝秘史》的文笔比中国戏剧剧本，传奇和神话的口头语文笔还要差”[89]。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巴拉第·卡发罗夫本人对此表示理解。在此之前，他就说“需要指出的是，《元朝秘史》简单而朴素的文笔也证实了，那时蒙古人还未摆脱其独特的游牧习俗”，这是一种理解式的语言。他认为“作为古代蒙古的作品，它显得简单素朴”[90]。还认为，文笔差的原因和翻译有密切关系。这种对《元朝秘史》文学价值的理解式描述，发展到后来俄罗斯的蒙古学家那里，就演变成了大张旗鼓地歌颂。苏联著名的蒙古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就直接说“《秘史》较荷马的诗更富于散文性，更接近于‘史诗’型”[91]。稍后的科津更是勤奋，据他统计，一部《元朝秘史》光收集的诗歌就达122首，几乎每两节就收集了一首。他还对其进行了分类，如史诗，赞歌，训诫，礼仪歌，讽刺歌，游牧歌，悲歌，颂歌等，完全是用文学手段来叙述历史，说它是一部文学经典，也毫不为过[92]。心中肯定其文学价值，把《元朝秘史》看作是文学著作，是史诗，无疑也是巴拉第·卡发罗夫注释重语词的原因。
同时，我认为这也与巴拉第·卡发罗夫本人汉学研究的特点分不开。他和俄罗斯其他汉学家不同，他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最久，达三十一年。而且，他一生主要学术活动，都在中国经历。从1839年他22岁开始，直到1878年，其间仅仅于1860-1864年约四年呆在罗马教堂里，几乎整个一生都呆在中国，对中国学术史的了解无疑很透。因此，他的汉学研究受中国学者的思维影响特别大，至少比一般俄罗斯汉学家大。相对来说，他的汉学研究较少带有俄罗斯味，在他身上，中国味更浓。实际上，从整个俄罗斯汉学历史来说，他以中国为舞台继承了比丘林开创的汉学研究特色，属继往开来的人物。他的特色是既受欧洲近代先进学术思想的影响，又深受传统中国学术思想特别是乾嘉学派考据学的影响。所以，他特别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他对《元朝秘史》的整体看法就受中国学者如钱大昕等人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巴拉第·卡发罗夫对《元朝秘史》的注释就内容方面就表现出重语词（所谓“小学功夫”），重历史考证，而轻地理及名物闲学。
同时，虽然注释内容有所偏重，但范围仍然很宽泛，涉及到了各个方面。本质上还是兼有百科全书式特点。这是巴拉第·卡发罗夫突出于那个时代俄罗斯汉学家的特点。
仔细分析，释语词包括词语，俗语及部分语句含义的补充解释。巴拉第·卡发罗夫在解释词语时，大都比较详尽。引经据典，而且比较准确。举例来说：
注89“英枪”一词，巴拉第·卡发罗夫解释道：
“饰有缨络的杆子，大概是用于辨识的一种标志。根据《元史》（卷139）的记载，在成吉思汗的军队里，所有的万夫长，千夫长，百夫长都随身携带有这种杆，或矛。这些杆上所饰缨络数量不同，等级就不同”[93]。
这里的“英枪”，按余大钧教授在其《蒙古秘史》里的看法，其实就是“大纛”。
“《秘史》原文作‘秃黑’。为用牛尾或马尾系在旗杆上部的军旗”[94]。
再看额尔登泰等著的《<蒙古秘史>词汇选释》里的注释：
“即九尾或九旌白纛。‘成吉思汗之仪卫建达纯白旗以为识认，外次并无他旌幢’（《蒙笺》军器装备条）。《源流》记载成吉思汗除了有九只脚的白纛外，同时还建一种有四只脚的皂纛。元代和明代的封建主们，除用白纛外，还兼用皂纛（《元史》作‘如秃’）”[95]。
综合以上多家注释可知，所谓“英枪”就是“纛”。含义有三：首先是杆（或军旗）；其次，外形则是旗杆上饰以缨络（或动物尾巴）；三是除了有等级差别外，还有黑白之别。查《元史》“白纛”一般写作“白旗”。“元年丙寅，帝大会诸王群臣，建九旌白旗继帝位于斡难河之源”[96]。又“皂纛建缨于素漆杆”[97]。
而在下面，注431“九脚白旄纛”里，巴拉第·卡发罗夫说得更清楚
“九只脚的白色悬旗。脚，支脚，一定数量的支脚，可能是紧紧附在杆上。在《北盟会编》里，按中国人的习惯，已经出现把它作为旗的组成部分来运用的例子；旄，悬挂在旗上的缨络、流苏，或者马尾与羊尾；万光泰改写成九节，即九段，和九旒同义，即九个缨络或九尾，自上而下一个接一个悬在旗杆上。《元史》记载，成吉思汗赏赐给木华黎九旒王旗，并且命令，当木华黎升起受赏的旗帜的时候，所有统帅都要服从他的命令，就像服从皇帝一样（见《元史》卷 119，4）。白，众所周知，蒙古人崇拜白色。九数是最高爵位的标志。这种旗帜，据我所知，曾为匈奴和突厥的可汗所用”[98]。
为此，70多年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也做过讨论：
“成吉思汗的旗帜，不是‘一个九个白尾的旗帜’，而是‘一个九尾白旗’。脚，汉语对称作尾，盖即旗旁的九旄。我曾看见波斯德哥尔摩小画像，其中有蒙古的旗帜，又见着中国画，上绘有蒙古人以前之游牧部落得旗帜，所以作此解”[99]。
比较的结果，不用多说，巴拉第·卡发罗夫的注解相对来说还算准确，但内容更生动丰富。
释史则包括历史年代，部族名称，历史人物及官职，历史风俗等内容，非常丰富。比较分析，引经据典，大部分解释准确，我们以年代为例来作说明。
种种年代问题一直是《元朝秘史》学界很重要的问题。我这里只谈一下“年代与《元朝秘史》的编年史性质”问题。巴拉第·卡发罗夫对《元朝秘史》里出现的年代非常重视，除个别外，对所有出现的年代都进行了注释。《元朝秘史》里的年代都用“十二生肖”制。如鸡儿年，狗儿年等等。巴拉第·卡发罗夫把这些年代都换算成为西历年代。而且，除个别年代有误外，其余都非常正确。应该说，他是历史上首位将《元朝秘史》年代换算成西历年代的外国人。关键在于，他也是第一个据此提出《元朝秘史》具有编年史性质的学者。他在注解226“鸡儿年”时，就说“该年为1201年。从此《元朝秘史》开始了生肖纪年”[100]。如果把以后出现的年代进行统计，就可以看出，年代和内容基本对应，完全初具编年史的规模。
| 鸡儿年（注226） | 西历1201年 | 辖141-152节内容 |
| 狗儿年（漏注） | 西历1202年 | 辖153-165节内容 |
| 猪儿年（注280） | 西历1203年（误为1202年） | 辖166-192节内容 |
| 鼠儿年（注374） | 西历1204年 | 辖193-197节内容 |
| 牛儿年（注413） | 西历1205年 | 辖198-201节内容 |
| 虎儿年（注430） | 西历1206年 | 辖202-238节内容 |
| 兔儿年（注494） | 西历1207年 | 辖239-246节内容 |
| 羊儿年（注535） | 西历1211年 | 辖247-250节内容 |
| 狗儿年（注552） | 西历1214年 | 辖251-256节内容 |
| 兔儿年（注578） | 西历1219年 | 辖257-263节内容 |
| 鸡儿年（注599） | 西历1225年 | 辖264节内容 |
| 狗儿年（注601） | 西历1226年 | 辖266-268节内容 |
| 鼠儿年（注620） | 西历1228年 | 辖269-271节内容 |
| 兔儿年（注632） | 西历1231年 | 辖272-281节内容 |
| 鼠儿年（注660） | 西历1240年 | 辖282节内容 |
由上表可以看出，除了漏注狗儿年、即1202年，误判猪儿年、即1203为1202年外，其余都非常正确，基本上勾画出来一部编年史的轮廓。后来，这还成了苏联科学院院士、蒙古学家雅·弗拉基米尔佐夫充分肯定《元朝秘史》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书而具有伟大史料价值的一个理由[101]。
至于注47“鞑靼”，光篇幅就占了五页多（从１６９－１７４页）。光为了注解而引用的各种语言的史籍就达十六种之多，简直就是一篇独立的学术论文，可以叫做《鞑靼论》。
还有注441“青册”，引证《元史》，开头就说“是一种黑色的册子；一般指通常的《户口青册》，用于登记居民户口。有时候也用作登记来自国君的赏赐的花名册···”[102]。对于这样的解释，后来有许多学者都不以为然。最著名的是70多年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作长篇评论，叫《阔阔迭卜帖木儿及户口青册》，明确表示“青册”就是《元朝秘史》里蒙文“阔阔迭卜帖木儿”意译，不指一般户口册，而专指“登记分配户口于蒙古诸王的册子”[103]。这里，我们不想代元史专家来做专业评论，只想说一点，那就是这恰恰说明了巴拉第·卡法罗夫的注解，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对东西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同时代俄国著名东方学家，时任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历史教授的В.格里戈里耶夫才评论，认为其注释“除了解释含糊不清之处和各种各样的经文语句外，注释还包含了大量的古代蒙古历史的新信息，这些新信息都是通过可敬的译者从中国典籍里获得的，是欧洲学者在作同一课题研究时还不知道的。这就赋予注释以独立著作的意义，在目前状况下，它是我们有关蒙古知识方面最杰出的著作。”[104]
最后，还有两个问题想提出来讨论一下。
1．近代学术研究方法的运用。巴拉第·卡发罗夫在注解中，很娴熟地运用了近代科学研究的方法。首先是注重史料的分析比较。如注318“嫉妒了”，注明要求 “与《亲征录》所记有关成吉思汗使者的话对比”；注338“撒帐”说“参见带有注释的《元诗选》里有关描述在施尔汗国举行宴会的诗”，这已经具有以诗证史的味道了。更多的注解是运用多种史料进行分析比较，以求真知。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俯拾即是。如注198“亦乞列思”，不但引用《元史》佐证，还与《元朝秘史》本文的其他有关记载进行对比分析。其二，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绝不含混作注。如注168“咱每如今挨着山下，放马的得账房住，挨着涧下，放羊的，放羔儿的喉咙里得吃”。这句话的意思，按原文记载，当事人铁木真也不懂，只好去问母亲。对此，巴拉第·卡发罗夫也不是很明白，就实事求是，注曰“这种预言性的话很难明白其意”。然后，引证万光泰的话，聊备一说。“根据万光泰的记载，扎木合在这里给成吉思汗出了个谜语。他认为扎木合的话另有所指，意思是‘如果在山边牧马，那么，牧马人就可以住在帐篷和茅房里；如果在山涧边牧羊，那么，牧羊人就有羊和羊羔吃。明白？朋友’。但这里不允许把这句话看做是迂喻法。成吉思汗也不明白扎木合的意思”[105]。而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迂喻法语言。扎木合的意思是说，山上牧马，涧边牧羊，各有适合的环境，暗喻成吉思汗应该和他分开。随后，成吉思汗的母亲就明白了扎木合的用心，于是，成吉思汗赶紧离开了扎木合。这说明，巴拉第·卡发罗夫没有完全弄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可贵的是，它能坦然承认自己的疑惑，而不妄加猜测。又如注331“回回羊尾子”一句，就说“可能是俗语”，而不说肯定，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而这正是俄国近代汉学学派——瓦西里耶夫学派治学的精髓[106]。所以，我坚持说，巴拉第·卡发罗夫对俄罗斯近代汉学学派的形成是作了重大贡献的，至少是这个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只不过，他一直呆在中国而已。
2．毫不讳言，巴拉第·卡发罗夫的注解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概言之，一者许多注释的准确性值得商榷。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注释《元朝秘史》的外国学者，偶然有些错误，在所难免，这也完全符合学术的发展逻辑。如注322“捏坤太子”“是也速该的长兄；他的儿子忽察儿，拥有比成吉思汗更大的权力”[107]。这里，卡法罗夫根本没有注意“太子”一词的蒙语意义，不是汉语里的“皇位继承人”，而是一种官位“太师”[108]，这不能不说是大疏忽。又如注注609“因种”“同种的；同胞，犹言‘族人’，王族的亲属，数量不低于30000人”[109]。实际上，这个注释就显得简略。因为，在《元朝秘史》里，这是个不小的问题。“因种”就是“乣人”“主因亦儿坚”。近人王国维曾为此和日本人大打笔墨官司，特写有长文《<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以辩证[110]。但在当时，以卡法罗夫的渊博学识，也无法预计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另外，就是许多注释引证其他史籍，都未标明史籍的名称。这也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凡是引证钱大昕，徐松，万光泰，沈尧等中国学者的观点，都没有标明出处。像他接触很多，最为佩服的学者徐松，与《元朝秘史》有关系的史地考证著作就有《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识略》等。根据他自己所说，徐松还专门为《元朝秘史》作注，但为未完成的手稿。可是，凡是引证他的观点的地方，都没有注明出处。这就容易使人头昏。同时，许多出处就算标明了，也经不起推敲。像前面所引例子注89“英枪”，其中明确注明信息来自《元史》卷139，可是，核查该卷根本没有这样的记载。当然，这样凭记忆而不核对原文所带来的疏忽，也许不仅仅是巴拉第·卡发罗夫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近代俄国汉学，乃至世界汉学研究中的共同问题，但终归是缺陷。
尽管巴拉第·卡发罗夫译著《元朝秘史》存在种种问题，但是，这些都不可能使其译注《元朝秘史》的巨大成就有丝毫逊色。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东方学家阿 ·雅库博夫斯基这样评价其著作“根据专家们的推断，巴拉第·卡法罗夫的译注是很出色的，虽然这个译注不是直接来自蒙语文献，但是即使在阿·科津院士出版了新译注之后，它仍然不失其意义。像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巴拉第·卡法罗夫在蒙古学的发展过程中，甚至在蒙古人的历史文献学的发展过程中，都起着独一无二的作用。八十年来，他培育了和正在培育我们的历史学家，他和拉施特丁的著作，还有汉语著作（如高孟，孟洪或赵洪及其他人的著作）一块，提供一流的材料，特别是蒙古的材料，使我们完全有可能全面弄清有关蒙古帝国的建立情况。在这方面，巴拉第·卡法罗夫的贡献是不可限量的”[111]。这样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正因为学者们都有双雪亮的眼睛，所以，法国蒙古学家雷·格鲁塞在他1941年出版的《蒙古帝国史》里，就大量引用巴拉第·卡法罗夫译注的俄文《元朝秘史》，而很少引用海涅什的法文《元朝秘史》。
部分第7页。《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скова,1979г.часть Ⅱ,ст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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